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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在过去10多年里的飞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校外教育的诟病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全民参与”校外培训，给学生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加剧了教育不公；其次，校外培训给学生带来沉重不堪的学业负担；第三，补习机构野蛮生长，对全日制学校的教学秩序造成了冲击。
尽管学界对校外培训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校外培训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游离于各项教育治理和改革政策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校外培训的参与情况、提供者、培训内容和形式、培训效果等都缺少全面、深入的了解。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首次使用全国代表性样本——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培训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有哪些？校外培训的主要教学形式是什么？校外培训给学生学业负担带来怎样的影响？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入户调查，2017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合作，进行了第一轮调查。调查范围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29个省份，共363个县，涉及40 011户的127 012个家庭成员。其中，中小学在校生1.3万多名。
经济困难家庭学生获得校外培训资源的机会显著低于富裕家庭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提高，学科补习参与率和兴趣拓展参与率不断提高。家庭支出最低5%的學生的学科补习参与率和兴趣拓展参与率分别是7.5%和0.8%，而家庭支出最高5%的学生则高达54.3%和45.7%。可见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获得校外培训资源的机会显著低于富裕家庭。
此外，从校外培训费用占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来看，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提高，校外培训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是下降的。家庭支出最低5%的学生的校外培训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9.3%；而在家庭支出最高5%的学生群体中，这一比例降低到7.3%。这个结果意味着校外培训对经济困难家庭的确造成了较大的经济负担。
课题组建议，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免费的学科补习，有可能降低由校外培训带来的教育不公。特别是后5%的家庭，应该是相关补助政策的主要目标人群。
“个体户”是校外培训服务的大头
对于校外培训的提供者，过去的研究较少涉及。课题组把校外培训提供者简单地分为两类：一是个人，如在校大学生等兼职或全职从事校外培训的“个体户”；二是机构，包括在教育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培训学校和大量的仅进行了工商注册的公司。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表明，只参与了由机构提供的校外培训的学生不到20%。其中，小学阶段为17.5%，初中18.4%，高中16.2%。
另一方面，在占市场份额60%～70%的个人提供者中，在职教师是一个特殊群体。自教育部2015年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以来，仍时有媒体报道个别教师上课不教，却鼓励学生参与自己课后提供的校外培训的情况。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表明，截至2017年年中，在职教师给本校学生提供校外培训的情况仍然存在，且在不同的地区，严重程度不同。中部地区比例较高，达40.7%，东北部也超过了30%；城乡差异显著，农村地区高达44.6%。
课题组分析，这些地区差异一方面可能是各地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结合机构的地区分布来看，也可能是因为部分地区校外培训的资源较少，在职教师仍然是满足家长和学生校外学习需求的最佳选择。
在教育部近期出台的文件中，再一次明令禁止在职教师为学生补课，以期降低校外培训对正常教学秩序的负面影响。
平均年培训费用：培训机构的价格是“个体户”的两到三倍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从费用来看，小学阶段，全部购买由机构提供的培训服务的学生，平均培训费用为7 410元/年；而购买全部由个人或部分由个人提供培训服务的学生，平均培训费用为3 310元/年。初中阶段，购买由机构提供的培训服务的学生，平均培训费用为8 739元/年；而购买由个人提供培训服务的学生，平均费用为4 610元/年。高中阶段，购买由机构和个人提供培训服务的费用分别是14 042元/年和4 904元/年。
由此可见，在中小学阶段，购买由机构提供服务的家庭，在校外培训上的花费是作出其他选择的家庭的两倍多。课题组分析，这有可能是由于机构服务的单位定价更高，但也有可能是机构为学生提供的培训时间更长。
根据参与率和费用，课题组粗略地估计出培训机构占整个市场份额的30%～40%。尽管培训机构在整个行业的占比并未过半，但是因其资本力量雄厚、扩张势头迅猛，造成的社会反响巨大，因此近期很多监管政策都旨在规范机构的运作。
家庭背景影响学生选择培训机构还是“个体户”
此外，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还显示，校外培训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在东部地区，选择机构服务的学生占参与校外培训学生的21.8%，而在补习率最高的东北部，这一比例则仅为7.5%。培训机构分布的城乡差异明显，城市学生选择机构的比例为19.7%，农村仅占7.3%。不同类型的城市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一线城市的机构占36.2%，显著高于二、三线城市的29.7%和10.9%。
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选择机构服务的比例高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家庭总支出最高5%的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中，选择机构服务的比例达26.9%，而在家庭总支出最低5%的学生中，仅7.7%的学生选择机构服务。
课题组认为，如果机构提供的服务在应试准备方面的效果整体上优于由个人提供的服务，那么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较少会选择购买机构服务，教育公平就可能受到更大的挑战。 班级为主的面授仍然是校外培训的主流
在校外培训中，比较常见的授课形式包括以班级为单位面授课、一对一面授课和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在线授课。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85%左右的学生参加的校外培训仍然是线下的班级面授课。参与一对一面授课的学生的比例在13%左右。
不同科目之间，校外培训的授课形式没有太大的差异，均以班级面授课为主。不同学段之间则略有差异。具体来说，随着学段上升，学生选择班级面授课的比重逐渐降低，而选择一对一授课的比重不断上升。课题组分析，这有可能是因为随着学习难度的提高，以及学生个人的学习基础、学习方式等差异变大，学生对个性化学习的需求不断增强，一对一授课能给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辅导。
此外，课题组还发现，家庭经济背景好的学生选择一对一授课的比例更高，城市学生选择一对一授课的比例更高。课题组认为，这可能和一对一授课成本较高、价格较为昂贵有关。
在线课程虽然关注度高，但实际上参加在线校外培训的学生不到总量的1%。课题组认为，这种更加便捷、相对低成本的在线教育还有待未来的发展。
小学生学期中的校外培训时间最长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学期中，中小学生校外培训的平均时长为5.9小时/周；而暑假期间，花在校外培训上的总时间平均长达15小时/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学期中，东北部地区的平均培训时长为7.6小时/周，远远超过其他3个地区；城乡差异则不显著。暑假期间，东北部的学生校外培训时间为17.4小时/周，也高于其他地区。
有趣的是，农村学生在暑期的平均校外培训时间为19.2小时/周，高于城市学生的14.2小时/周。课题组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城市学生在暑期有更多可选择的活动，如旅行等。
此外，分学段来看，在学期中，小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时长为6.4小时/周，初中生为5.4小时/周，高中生为5.2小时/周。随着学段的提升，上学期间的培训时长相应减少。在暑假期间，小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时长为14.7小时/周，初中生为16小时/周，高中生为14.6小时/周。课题组认为，由此可见，我国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时间较长，尤其是对小学生来说，在学期中的校外培训时间可能过长。
课题组分析，仅从这些数据还不能把学生学业负担重直接归因为校外培训的存在，而是需要再深入地分析学生大量补习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制定改进正规教育体系的政策，并引导学生和家长作出理性的选择。此外，学业负担也不能只从时间维度来分析。在合理的时间长度内，学生参与一些寓教于乐或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校外培训，可以对在全日制学校学习形成有益补充。
关于校外培训的五点建议
课题组综合总结“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中校外培训的相关结果，给出五点建议：
第一，校外培训市场规模庞大，且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东部和東北部体量远大于中西部。因此，课题组建议在制定相关的治理政策时，可能需要因地制宜，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
第二，学科补习占整个市场的近3/4，东北部的参与率最高。未来，课题组认为，有必要深入地研究在学科补习参与率最高的地区，导致部分学生非理性补习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究竟是全日制学校课程难度过高或教学质量不佳，还是招生考试制度存在弊病，又或者是学校教师鼓励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情况较为严重，抑或是同伴压力（或称“剧场效应”）？并针对不同的原因，设计不同的政策，为非理性补习“降温”。
第三，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参与率和培训费用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家庭经济状况越富裕，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比例越高，花费的金额也越高。对经济困难家庭来说，校外培训的确会造成较大的负担。因此，课题组建议：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免费的学科补习或补习津贴，降低校外培训对教育公平的负面影响。
第四，参与培训的学生，培训时间普遍较长。尤其是对小学生来说，每周接近6个半小时的校外培训，可能给孩子带来过重的学习负担。课题组建议：需要进一步分析小学生大量补习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制定相应的改进正规教育体系的政策，同时有效地引导学生和家长作出理性的选择。
第五，校外培训的授课形式仍然以传统的班级授课为主。课题组建议，政府可以引导行业，利用雄厚的资本，在教育创新方面作出更多探索，为整个教育的发展作出贡献。
前不久，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等文件的发布，表明了政府治理校外培训行业的坚定决心。课题组建议，未来，还可以继续通过更精准的政策设计，降低和消除校外培训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我国未来教育的发展必须整合全社会的教育资源，激发全社会的教育活力，为教育创新寻找新的可能。
尽管学界对校外培训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校外培训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游离于各项教育治理和改革政策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校外培训的参与情况、提供者、培训内容和形式、培训效果等都缺少全面、深入的了解。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首次使用全国代表性样本——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尝试回答以下问题：培训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有哪些？校外培训的主要教学形式是什么？校外培训给学生学业负担带来怎样的影响？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是国内首个专门针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大型入户调查，2017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合作，进行了第一轮调查。调查范围覆盖除西藏、新疆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29个省份，共363个县，涉及40 011户的127 012个家庭成员。其中，中小学在校生1.3万多名。
经济困难家庭学生获得校外培训资源的机会显著低于富裕家庭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显示，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提高，学科补习参与率和兴趣拓展参与率不断提高。家庭支出最低5%的學生的学科补习参与率和兴趣拓展参与率分别是7.5%和0.8%，而家庭支出最高5%的学生则高达54.3%和45.7%。可见经济困难家庭的学生获得校外培训资源的机会显著低于富裕家庭。
此外，从校外培训费用占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来看，随着家庭经济实力的提高，校外培训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是下降的。家庭支出最低5%的学生的校外培训费用占家庭总支出的9.3%；而在家庭支出最高5%的学生群体中，这一比例降低到7.3%。这个结果意味着校外培训对经济困难家庭的确造成了较大的经济负担。
课题组建议，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免费的学科补习，有可能降低由校外培训带来的教育不公。特别是后5%的家庭，应该是相关补助政策的主要目标人群。
“个体户”是校外培训服务的大头
对于校外培训的提供者，过去的研究较少涉及。课题组把校外培训提供者简单地分为两类：一是个人，如在校大学生等兼职或全职从事校外培训的“个体户”；二是机构，包括在教育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培训学校和大量的仅进行了工商注册的公司。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表明，只参与了由机构提供的校外培训的学生不到20%。其中，小学阶段为17.5%，初中18.4%，高中16.2%。
另一方面，在占市场份额60%～70%的个人提供者中，在职教师是一个特殊群体。自教育部2015年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以来，仍时有媒体报道个别教师上课不教，却鼓励学生参与自己课后提供的校外培训的情况。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表明，截至2017年年中，在职教师给本校学生提供校外培训的情况仍然存在，且在不同的地区，严重程度不同。中部地区比例较高，达40.7%，东北部也超过了30%；城乡差异显著，农村地区高达44.6%。
课题组分析，这些地区差异一方面可能是各地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不同的结果；另一方面，结合机构的地区分布来看，也可能是因为部分地区校外培训的资源较少，在职教师仍然是满足家长和学生校外学习需求的最佳选择。
在教育部近期出台的文件中，再一次明令禁止在职教师为学生补课，以期降低校外培训对正常教学秩序的负面影响。
平均年培训费用：培训机构的价格是“个体户”的两到三倍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从费用来看，小学阶段，全部购买由机构提供的培训服务的学生，平均培训费用为7 410元/年；而购买全部由个人或部分由个人提供培训服务的学生，平均培训费用为3 310元/年。初中阶段，购买由机构提供的培训服务的学生，平均培训费用为8 739元/年；而购买由个人提供培训服务的学生，平均费用为4 610元/年。高中阶段，购买由机构和个人提供培训服务的费用分别是14 042元/年和4 904元/年。
由此可见，在中小学阶段，购买由机构提供服务的家庭，在校外培训上的花费是作出其他选择的家庭的两倍多。课题组分析，这有可能是由于机构服务的单位定价更高，但也有可能是机构为学生提供的培训时间更长。
根据参与率和费用，课题组粗略地估计出培训机构占整个市场份额的30%～40%。尽管培训机构在整个行业的占比并未过半，但是因其资本力量雄厚、扩张势头迅猛，造成的社会反响巨大，因此近期很多监管政策都旨在规范机构的运作。
家庭背景影响学生选择培训机构还是“个体户”
此外，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还显示，校外培训机构主要集中在东部。在东部地区，选择机构服务的学生占参与校外培训学生的21.8%，而在补习率最高的东北部，这一比例则仅为7.5%。培训机构分布的城乡差异明显，城市学生选择机构的比例为19.7%，农村仅占7.3%。不同类型的城市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一线城市的机构占36.2%，显著高于二、三线城市的29.7%和10.9%。
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选择机构服务的比例高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家庭总支出最高5%的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中，选择机构服务的比例达26.9%，而在家庭总支出最低5%的学生中，仅7.7%的学生选择机构服务。
课题组认为，如果机构提供的服务在应试准备方面的效果整体上优于由个人提供的服务，那么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较少会选择购买机构服务，教育公平就可能受到更大的挑战。 班级为主的面授仍然是校外培训的主流
在校外培训中，比较常见的授课形式包括以班级为单位面授课、一对一面授课和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在线授课。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85%左右的学生参加的校外培训仍然是线下的班级面授课。参与一对一面授课的学生的比例在13%左右。
不同科目之间，校外培训的授课形式没有太大的差异，均以班级面授课为主。不同学段之间则略有差异。具体来说，随着学段上升，学生选择班级面授课的比重逐渐降低，而选择一对一授课的比重不断上升。课题组分析，这有可能是因为随着学习难度的提高，以及学生个人的学习基础、学习方式等差异变大，学生对个性化学习的需求不断增强，一对一授课能给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辅导。
此外，课题组还发现，家庭经济背景好的学生选择一对一授课的比例更高，城市学生选择一对一授课的比例更高。课题组认为，这可能和一对一授课成本较高、价格较为昂贵有关。
在线课程虽然关注度高，但实际上参加在线校外培训的学生不到总量的1%。课题组认为，这种更加便捷、相对低成本的在线教育还有待未来的发展。
小学生学期中的校外培训时间最长
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在学期中，中小学生校外培训的平均时长为5.9小时/周；而暑假期间，花在校外培训上的总时间平均长达15小时/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学期中，东北部地区的平均培训时长为7.6小时/周，远远超过其他3个地区；城乡差异则不显著。暑假期间，东北部的学生校外培训时间为17.4小时/周，也高于其他地区。
有趣的是，农村学生在暑期的平均校外培训时间为19.2小时/周，高于城市学生的14.2小时/周。课题组认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城市学生在暑期有更多可选择的活动，如旅行等。
此外，分学段来看，在学期中，小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时长为6.4小时/周，初中生为5.4小时/周，高中生为5.2小时/周。随着学段的提升，上学期间的培训时长相应减少。在暑假期间，小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时长为14.7小时/周，初中生为16小时/周，高中生为14.6小时/周。课题组认为，由此可见，我国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时间较长，尤其是对小学生来说，在学期中的校外培训时间可能过长。
课题组分析，仅从这些数据还不能把学生学业负担重直接归因为校外培训的存在，而是需要再深入地分析学生大量补习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制定改进正规教育体系的政策，并引导学生和家长作出理性的选择。此外，学业负担也不能只从时间维度来分析。在合理的时间长度内，学生参与一些寓教于乐或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校外培训，可以对在全日制学校学习形成有益补充。
关于校外培训的五点建议
课题组综合总结“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报告”中校外培训的相关结果，给出五点建议：
第一，校外培训市场规模庞大，且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东部和東北部体量远大于中西部。因此，课题组建议在制定相关的治理政策时，可能需要因地制宜，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
第二，学科补习占整个市场的近3/4，东北部的参与率最高。未来，课题组认为，有必要深入地研究在学科补习参与率最高的地区，导致部分学生非理性补习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究竟是全日制学校课程难度过高或教学质量不佳，还是招生考试制度存在弊病，又或者是学校教师鼓励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情况较为严重，抑或是同伴压力（或称“剧场效应”）？并针对不同的原因，设计不同的政策，为非理性补习“降温”。
第三，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在参与率和培训费用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家庭经济状况越富裕，学生参与校外培训的比例越高，花费的金额也越高。对经济困难家庭来说，校外培训的确会造成较大的负担。因此，课题组建议：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免费的学科补习或补习津贴，降低校外培训对教育公平的负面影响。
第四，参与培训的学生，培训时间普遍较长。尤其是对小学生来说，每周接近6个半小时的校外培训，可能给孩子带来过重的学习负担。课题组建议：需要进一步分析小学生大量补习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制定相应的改进正规教育体系的政策，同时有效地引导学生和家长作出理性的选择。
第五，校外培训的授课形式仍然以传统的班级授课为主。课题组建议，政府可以引导行业，利用雄厚的资本，在教育创新方面作出更多探索，为整个教育的发展作出贡献。
前不久，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等文件的发布，表明了政府治理校外培训行业的坚定决心。课题组建议，未来，还可以继续通过更精准的政策设计，降低和消除校外培训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我国未来教育的发展必须整合全社会的教育资源，激发全社会的教育活力，为教育创新寻找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