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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韩伟被授予三枚一级勋章。其中1955年获得两枚。那枚最珍贵的一级八一勋章是1957年获得的。
从1985年到1988年，在总参谋部军务部工作的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二次授衔的准备工作。为了完成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一重大步骤，中央军委部署三总部和军事科学院的有关部门，对第一次授勋、授衔进行了回顾，对第二次授衔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运筹。由于工作关系，我们这些参谋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外军军衔制资料。我也带着疑问搞清了1955年我军授勋、授衔的情况，其中包括父亲为什么1957年才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
我軍195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可以认为始于1950年9月，那年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简称总干部部），该部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被并称为“四总部”。从秋收起义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前身——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罗荣桓兼任第一任部长（罗荣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和徐立清分任第一、第二副部长。
总干部部下设5个处，其中就有掌管军衔和奖励工作的专门机构：军衔奖励处。1951年底该处调整名称为军衔奖励局，1952年8月又调整为军衔奖励部。
1951年2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这可以被认为是解放军的军衔评定工作正式开始了。1952年全军官兵首先按9等21级的标准，评定了级别。
评定军衔是一项全面复杂的系统工程，1955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正式决定我军实行“军衔制”“兵役制”和“薪金制”，史称“三大制度”。而这时，许多在革命战争年代指挥千军万马，出生入死的革命军人却因为国家、民族的需要，已经转业做其他工作，不再在军队中任职。因此，也不会再为他们评定军衔，但他们的功勋应该铭记。鉴于此，1955年2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并颁布实行。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授予朱德等131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117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级解放勋章》的决定，同时通过的还有《授予朱德等1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定。
1955年9月27日下午，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授勋仪式在首都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那一天的盛况大家在纪录影片中都能看到。今天，人们把1965年以前的将军们称为“共和国将军”或“开国将军”，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和今天的将军不一样吗？确实不一样，他们的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是毛主席亲手把勋章授予他们的。
记得母亲生前曾向我描述过那一天盛况，她说，授勋授衔仪式后，在京参加典礼的元帅、将军们和毛主席、周总理、刘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来到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一群元帅、将军的配偶们。周总理十分细致，让这些与将帅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向他们的爱人祝贺。记得妈妈说，她十分惊讶地看到爸爸的礼服上只佩挂了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正要发问，又看到杨成武伯伯也是只佩挂了这两枚一级勋章，他们应该得到的那枚一级八一勋章哪儿去了？
原来，授予勋章的工作比授予军衔的工作更加细致、复杂。按照授勋条例规定：一级八一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师级以上干部。
在那个久远的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初创时期，一切制度都是在探索中建立和完善。特别是长征中恶劣的环境，使得党和军队散失了大量历史资料。到全国解放后，只能靠自己的回忆、战友的证明来确定有幸存活下来并被授予勋章和军衔的将领任职情况了。
父亲在1932年曾担任福建军区独立第八师师长兼杭、永、岩、武、新指挥分部指挥官（类似今天的龙岩军分区司令员），下辖4个团。据一批闽西籍的老将军回忆，每个团其实只有4～5个连，连队有大有小，总之一个团也只有200人左右，算下来，全师只有1000人左右。这一点也不奇怪，红四军1929年3月在长汀整编时只有3000人，1930年的福建红20军只有1200人左右。这样的师只能算“小师”，即小的作战师。按授勋前的规定，“小师”和“教导师”“补充师”的师长只按团职干部计。但上世纪50年代在机关工作的同志却不知道红军中曾有一支番号仅存在了3个月的红19军。
红19军是1933年3月，由福建军区独立第7、第8、第9、第10四个师整编并经扩红组建的，归东南战区指挥。军长由叶剑英兼任，政委由杨尚昆兼任，全军6000余人。红19军辖55、56师（一说辖56、57师），父亲担任了55师（一说57师）师长，陈树湘伯伯担任56师师长，每师3000人左右，在当时这就是“大师”了。红19军在1933年6月的红一方面军大整编中缩编为红34师。这个红34师就是长征时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全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红一方面军史》）的那支部队。父亲当时任红34师100团团长，完成任务后带领几个同志跳崖后幸存，成为极少数活下来的红军中的一员。
经过近两年的调研，包括咨询了刘伯承、叶剑英、杨尚昆伯伯，四总部有关部门最终认定了父亲应授予一级八一勋章。
近两年的时间里，父亲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已经无从知晓。我在上世纪80年代父亲被中央军委批准按大军区正职待遇离休时曾询问过妈妈：爸爸那两年里不觉得委屈吗？妈妈告诉我，她从未听见过爸爸提起授勋的事。倒是妈妈在他面前问起何时补发勋章时，他平静地回答妈妈：这不是个人该操心的事，要相信组织。
1986年，父亲如约完成了他泣血写就的回忆文章《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长征卷，回忆史料第一辑）。当我读完这篇文章，我似乎感悟到了父亲的心思。他在文中这样写到：……52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在湘江战役中为革命献身的师长、政委、挚友和亲人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这个红34师的幸存者，有责任将红34师这段悲壮的史绩写出来，除了寄托我对先烈们的深深怀念和哀思外，也希望对我们年轻和不那么年轻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啊！
幸存者，仅仅是幸存者！这是父亲对自己征战一生的评价。在父亲心里，“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陈树湘、程翠林、蔡中以及侯中辉、彭竹峰、梅林、吕官印，还有红34师那6000没有留下姓名的闽西子弟兵们，他们才是真正的功臣。
父亲1992年去世后，中央军委批复的生平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湘江战役中他率部顽强阻击三天四夜，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的任务，创立了历史功勋。直到这时我才真正领悟到，为什么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诬陷和迫害时总是说要“相信组织”。他心里每每想起牺牲的战友们，怎么可能还会向组织伸手呢。
1957年6月18日，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授勋命令，给杨成武（包括韩伟）等47人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给黄永胜等196人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给王建安等421人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在总部和驻京部队联合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宣读了毛主席的授勋命令，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代表毛主席把勋章授予394位将军，其中就有杨成武、韩伟等47位获得一级八一勋章的共和国将军。
这一年年底，在妈妈的提议下，爸爸穿上礼服，佩上三枚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勋章，全家到中国照相馆照了张全家福。那年，我5岁。
从1985年到1988年，在总参谋部军务部工作的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第二次授衔的准备工作。为了完成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一重大步骤，中央军委部署三总部和军事科学院的有关部门，对第一次授勋、授衔进行了回顾，对第二次授衔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运筹。由于工作关系，我们这些参谋人员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外军军衔制资料。我也带着疑问搞清了1955年我军授勋、授衔的情况，其中包括父亲为什么1957年才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
我軍195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准备工作可以认为始于1950年9月，那年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简称总干部部），该部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被并称为“四总部”。从秋收起义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前身——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罗荣桓兼任第一任部长（罗荣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和徐立清分任第一、第二副部长。
总干部部下设5个处，其中就有掌管军衔和奖励工作的专门机构：军衔奖励处。1951年底该处调整名称为军衔奖励局，1952年8月又调整为军衔奖励部。
1951年2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这可以被认为是解放军的军衔评定工作正式开始了。1952年全军官兵首先按9等21级的标准，评定了级别。
评定军衔是一项全面复杂的系统工程，1955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正式决定我军实行“军衔制”“兵役制”和“薪金制”，史称“三大制度”。而这时，许多在革命战争年代指挥千军万马，出生入死的革命军人却因为国家、民族的需要，已经转业做其他工作，不再在军队中任职。因此，也不会再为他们评定军衔，但他们的功勋应该铭记。鉴于此，1955年2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决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并颁布实行。
1955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授予朱德等131人以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117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授予朱德等570人以一级解放勋章》的决定，同时通过的还有《授予朱德等1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定。
1955年9月27日下午，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授勋仪式在首都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那一天的盛况大家在纪录影片中都能看到。今天，人们把1965年以前的将军们称为“共和国将军”或“开国将军”，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和今天的将军不一样吗？确实不一样，他们的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是毛主席亲手把勋章授予他们的。
记得母亲生前曾向我描述过那一天盛况，她说，授勋授衔仪式后，在京参加典礼的元帅、将军们和毛主席、周总理、刘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来到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一群元帅、将军的配偶们。周总理十分细致，让这些与将帅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向他们的爱人祝贺。记得妈妈说，她十分惊讶地看到爸爸的礼服上只佩挂了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正要发问，又看到杨成武伯伯也是只佩挂了这两枚一级勋章，他们应该得到的那枚一级八一勋章哪儿去了？
原来，授予勋章的工作比授予军衔的工作更加细致、复杂。按照授勋条例规定：一级八一勋章授予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师级以上干部。
在那个久远的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初创时期，一切制度都是在探索中建立和完善。特别是长征中恶劣的环境，使得党和军队散失了大量历史资料。到全国解放后，只能靠自己的回忆、战友的证明来确定有幸存活下来并被授予勋章和军衔的将领任职情况了。
父亲在1932年曾担任福建军区独立第八师师长兼杭、永、岩、武、新指挥分部指挥官（类似今天的龙岩军分区司令员），下辖4个团。据一批闽西籍的老将军回忆，每个团其实只有4～5个连，连队有大有小，总之一个团也只有200人左右，算下来，全师只有1000人左右。这一点也不奇怪，红四军1929年3月在长汀整编时只有3000人，1930年的福建红20军只有1200人左右。这样的师只能算“小师”，即小的作战师。按授勋前的规定，“小师”和“教导师”“补充师”的师长只按团职干部计。但上世纪50年代在机关工作的同志却不知道红军中曾有一支番号仅存在了3个月的红19军。
红19军是1933年3月，由福建军区独立第7、第8、第9、第10四个师整编并经扩红组建的，归东南战区指挥。军长由叶剑英兼任，政委由杨尚昆兼任，全军6000余人。红19军辖55、56师（一说辖56、57师），父亲担任了55师（一说57师）师长，陈树湘伯伯担任56师师长，每师3000人左右，在当时这就是“大师”了。红19军在1933年6月的红一方面军大整编中缩编为红34师。这个红34师就是长征时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在湘江战役中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全师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红一方面军史》）的那支部队。父亲当时任红34师100团团长，完成任务后带领几个同志跳崖后幸存，成为极少数活下来的红军中的一员。
经过近两年的调研，包括咨询了刘伯承、叶剑英、杨尚昆伯伯，四总部有关部门最终认定了父亲应授予一级八一勋章。
近两年的时间里，父亲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已经无从知晓。我在上世纪80年代父亲被中央军委批准按大军区正职待遇离休时曾询问过妈妈：爸爸那两年里不觉得委屈吗？妈妈告诉我，她从未听见过爸爸提起授勋的事。倒是妈妈在他面前问起何时补发勋章时，他平静地回答妈妈：这不是个人该操心的事，要相信组织。
1986年，父亲如约完成了他泣血写就的回忆文章《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长征卷，回忆史料第一辑）。当我读完这篇文章，我似乎感悟到了父亲的心思。他在文中这样写到：……52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在湘江战役中为革命献身的师长、政委、挚友和亲人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这个红34师的幸存者，有责任将红34师这段悲壮的史绩写出来，除了寄托我对先烈们的深深怀念和哀思外，也希望对我们年轻和不那么年轻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革命成果来之不易啊！
幸存者，仅仅是幸存者！这是父亲对自己征战一生的评价。在父亲心里，“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陈树湘、程翠林、蔡中以及侯中辉、彭竹峰、梅林、吕官印，还有红34师那6000没有留下姓名的闽西子弟兵们，他们才是真正的功臣。
父亲1992年去世后，中央军委批复的生平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湘江战役中他率部顽强阻击三天四夜，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的任务，创立了历史功勋。直到这时我才真正领悟到，为什么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诬陷和迫害时总是说要“相信组织”。他心里每每想起牺牲的战友们，怎么可能还会向组织伸手呢。
1957年6月18日，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授勋命令，给杨成武（包括韩伟）等47人授予一级八一勋章，给黄永胜等196人授予一级独立自由勋章，给王建安等421人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前夕，在总部和驻京部队联合举行的授勋仪式上，国防部副部长李达上将宣读了毛主席的授勋命令，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代表毛主席把勋章授予394位将军，其中就有杨成武、韩伟等47位获得一级八一勋章的共和国将军。
这一年年底，在妈妈的提议下，爸爸穿上礼服，佩上三枚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勋章，全家到中国照相馆照了张全家福。那年，我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