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对中日文化异同进行比较，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着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在研究日本文化时既要注意两者间的相似之处，更不能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异。
　　纵观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既有源渊联系又有着发展过程中的差异。仅以用餐为例，吃米饭时，中国人端起碗来吃，日本人把碗放在桌面上，用手扶着碗吃。中国人吃面条用筷子就行，日本人除用筷子外，还用调羹来吃。中国人吃面时也会“吸面”，但尽量不发出太响的声音，日本人却旁若无人地大声“吸面”。中国人喝汤时，无论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场合大都用调羹一口一口地喝，日本人则端起碗咕嘟咕嘟地喝下去，一般不会去使用调羹。从吃饭的工具看，同样也有差异。中国的筷子大都是圆头，日本的筷子是尖头;摆放时，中国的筷子朝前直放，而日本的筷子横放。筷子的圆头与尖头，体现的是大陆民族与海洋民族的饮食习惯，大陆民族多食肉，而海洋民族多食鱼。筷子的直放与横放与饮食文化有关，因为中国盛行的是共餐制，而日本流行的是分餐制。同样是调羹，日本的调羹把手的背面有个细小的缺口，目的在于调羹被搁置到较大的碗里时缺口与碗沿相合，不滑落到碗里。日本的碗常会有一个凹口，这是为了吃东西时嘴巴可以放在那个凹口上，吃起来更方便。考察这些共性中隐藏的差异，可以发现日本制作餐具的第一标准似乎是实用性，他们的实用主义体现为餐具就是餐具，作为艺术品那是其次的事。所以，我们从中也能体会到两个民族心理意识上、餐饮文化上的不同。
　　餐饮文化，只是我们观察到的直观侧面。倘若要寻找中日文化和谐发展的一些根源，我们可以追溯中日两国的历史与文化交流的渊源背景。
　　中日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有人从地理角度根据地壳移动学说推断，认为日本是从大陆分离出去的。另一观点，中日文化交流始于秦始皇时代徐福率领五百童男童女寻找蓬莱，最后到达日本，开了中日文化交流之先河。其实，中日文化交流，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文字的桥梁与沟通作用，汉字传入日本，日本人开始使用汉字，学习中国文化，并根据汉字草书逐渐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由最初的语言文字，进而发展到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准则等各个领域，直至深入到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从文字记载来考察，真正的文化交流应当在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之后。初级阶段两国文化传播的中心内容，应该和儒家思想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应神十五年（公元284年），天皇命使臣去百济聘请王仁博士，王仁到日本后，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于是皇太子从学焉。大约过了两个世纪后，百济又派遣五经博士段扬尔、汉安茂东渡日本，带去了《礼》、《乐》、《书》、《论语》和《孝经》五种儒家经典。圣德太子摄政后的30年间（公元593～622年），曾致力于移植中国当时的封建制度，目的在于刷新日本政治，改革日本社会体制。他曾经拜高丽僧惠慈学习内典，又拜博士为师学习外典，力求融会贯通儒学与佛学的精髓，并从中探索出改革政治、改革社会制度的途径。在他的头脑中，不但中国文化被深入吸纳，也使之与印度文化相融会，形成合流。在他摄政的十几年间，作出了许多致力于提高国人道德品质和革新政治体制的努力。公元603年颁布了冠位授予制度，废除世袭氏姓制度，制定出“冠位十二阶”，包括“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十二阶。不仅如此，他还在公元604年正式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其内容依然浮现出儒家、佛家思想交汇影响下的显著痕迹。其中所涉及的内容，诸如“以和为贵”、“承诏必谨”、“以礼为本”、“每事有信”、“使民以时”等观点，均来自于儒家的思想观点体系。显然这是受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的影响，是根据儒家“五伦”思想制定的制度，圣德太子受中国儒家学说影响之深，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制度层面的影响与渗透，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645年，孝德天皇首次建立了政权，并创建了“大化”年号。次年颁布诏书，开始进行改革，史称“大化革新”。新政府颁发的《改新诏》有以下四条：“一、废除皇族、豪族个人支配土地和人民的体制，改为公地、公民，对豪族由政府发给的食封（指定一定数量的民户，将其贡租给予豪族）;二、规定地方行政区，整顿军事、交通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体制;三、建立户籍和账簿，实行班田收授法;四、根据租庸调制，实行统一的新税制。”“大化革新”过程中的一系列改革，都是由中国归来的留学生促进并实现的，在这样的条件和背景下，“大化革新”无论在政权建制方面，还是在土地分配、赋税征收、选任免职、学校设置等众多方面，很大程度上是仿唐制的产物，是儒家思想在日本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选择了德川家族，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朱子学被推上了至尊的地位，成为了一种“官学”，在思想文化方面主宰了德川时代265年的历史。如果要从当时众多的朱子学家中挑选出最具有代表性人物的话，毫无疑问此人当属林罗山。他侍奉家康、秀忠、家光三代将军，他的思想是德川初期时代思潮的集中体现。林罗山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此五者，自古至今存于天地之间。此道正乃为达道。举凡人类之关系，不逾此五者也。”并强调五伦包括了人类社会关系的一切，同时它又是永远不易的。认为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妇的“上下贵贱之义”，是“天对于地、阳对于阴的支配关系这种自然界的原理所提供的基础。”德川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都与当时的中国相仿，这也是儒学得以发展振兴的前提条件。但是，我们不应当单方面地认为德川社会是单纯受了儒学的影响而变革了其原有的社会模式，适应与被适应是相对的，也是同时进行的。应当看到，从表面上来看德川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由于儒学的影响而发生巨变，但这一巨变发生的真正前提，是儒学在此以前已经根据日本社会的需要进行了自身的调整，达到一个最大的适应度。
　　儒学在中国表现为“仁”和“中庸”，是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和封建统治的需要。它在日本则表现为“忠”，同样也是当时日本社会的需要。美国学者贝拉指出：“忠诚——德川时代重要的中心价值，由于受到上述所讲的有關权力普遍化方面的制约，仍然残留着某些模糊不清的东西。这一模糊性衍生于对谁忠诚的问题。关于忠诚的道德说教通常讲的是对自己主君的忠诚，而主君一词在其意义内容上并无特殊性。”
　　儒学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根基、前提，也是两国文化传播的主流，另一方面透过儒学的传播历史，我们也可以寻找和观察到文化传播的一些现象和规律。两种文化要实现交流、融会，必须有一个普遍的意识形态基础，必须找到一种有弹性的思想体系，它既能植根于这个社会，也能植根于那个社会。文化一旦具备了这种弹性，它就能够实现跨社会的存在。制碗、制筷的工艺可以传播，是因为这种工艺在不同的国土上可以满足不同的实用需要，不同的审美观。中日文化交流有着牢固的历史和思想基础，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同时它们又有着自己的社会、民族与文化背景。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