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国民政府时期，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中，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投身于西北建设，曾济宽便是其中之一。曾济宽在筹办国立西北农林技艺专科学校并任校长期间，针对西北地区特别是甘肃省的实际经济状况，提出了诸多开发主张，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其有关交通建设、恢复农村经济、推广近代科学技术和提倡植树造林等方面的思想和主张，希望能为今天的西部开发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曾济宽；开发西北；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1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4-0154-04
曾济宽(1883—1950)，字慕樵、慕侨，四川丰都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林业教育家、农业经济学家。早年留学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归国后，在国立广东大学农科教授。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国立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在筹备委员会农科代表。1930年代，先后任教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等高等院校。1939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任在兰州创办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并任校长。在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开发思想大潮中，曾济宽的思想主张并不引人注意。但是，以他到西北为分界线，在其西北开发思想中出现的某些变化，却代表了在此前后随着人们对西北认识的逐渐深入，从而在开发思想上逐渐走向务实与成熟的趋势。
一、西北开发首在建设交通
曾济宽发展西北交通的思想深受前人的影响。早在辛亥革命前夕，陕西留日学生就在《关陇》、《夏声》等杂志上发表了《论铁路与西北的关系》、《兴办西北实业要论》等文章，提出“专恃黄河以输文明”之不足，“故为西北计，铁道实维新第一政策。铁路一通，不惟可以补地理之缺点，且与西北之边防、文化、生产，皆有密切之关系”，况且“西北者，中国之屏障也。欲保存中国，必先充实西北；欲充实西北，不可不敷设铁路”，因而建议新疆、甘肃、陕西“急宜建设铁路，联三者为一气，以利于发展西北，保卫西北”。孙中山也极为重视西北铁路网的建设。他认为，交通是国民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开发、建设西北经济的战略重点和第一步骤就是要发展交通运输业。在其《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计划在西北诸省，按先易后难的顺序，建设铁路多条，分别纳入西北铁路系统、中央铁路系统和高原铁路系统中。通过这些铁路系统不仅可以使西北各省之间相互联系起来，而且还可以使西北地区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西北铁路系统“实居支配世界之重要位置，盖将为欧亚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结。由太平洋岸前往欧洲者，以经此路线为最近，而由伊犁发出之支线，将与未来之印度、欧洲线路联络，成一连锁。将来由吾人所计划之港，可以直达好望角域”。
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孙中山建设西北铁路系统的思想对曾济宽影响很大。因而，当1932年时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曾济宽，为西北籍学生力谋家乡建设的热忱所打动，初次表现出对西北开发的兴趣时，就指出：“开发西北如果先注重甘肃农业建设，首须解决的就是交通运输机关完备与否的问题。因为一切产业的发展程度，与交通便利否大有关系……必恃交通机关发达而发达……”不过这一时期，曾济宽的西北开发思想还处在酝酿和初创阶段，还不可能对西北交通建设的重要性进行深刻的说明。
到达西北以后，在这块大舞台上的活动，使曾济宽对西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时，他对孙中山发展西北交通的思想有了更全面的把握，对发展西北交通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造成西北地区落后的原因是西北地区地处内陆的地理位置、恶劣的地形条件以及由此引起的交通落后局面。他指出：“西北各省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景象，完全关系他的地理位置，假使西北地区不位于内陆而位于沿海，则西北必非今日之状况。”因而，发展西北首先在建设交通。而且建设西北铁路网，使陇海、兰新路与苏联之中亚铁路相联，“乃成为远东与西欧二大据点之间最短交通捷径，故目前西北虽为交通阻隔之区，但将来必成为欧亚间陆空交通之康庄大道”。西北铁路网建设不仅会促进西北经济对内外的联系，为西北开发提供基础条件和必要保障；还必将促进西北边防建设，尤其“在抗战今日的西北，犹属国际交通之咽喉，而为购求国防建设所不可忽之据点”。
二、恢复农村经济为开发西北之急务
发展西北交通，只能够为西北地区融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提供有利的条件，便利西北地区产品的商品化。但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饱受兵燹之苦，屡受自然灾害摧残的西北地区来说，首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恢复生产，解决民生的问题。因而，1932年曾济宽提出，开发西北应以恢复农村经济为急务，“而恢复农村经济的最切要问题，又莫如应用最新的农业科学方法，从事于实际农业建设”。这也说明，曾济宽发展农村经济的思想已经在某种成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理论与方法，但此时这些思想对他来说，还只是一些感性的认识。
到西北之后，所见所闻对曾济宽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开发西北农村经济的思想日益成熟和完善。1939年10月，曾济宽发表《西北土地利用问题》一文，指出：“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受到两种限制，第一是天然的限制，第二是人为的限制。”天然的限制，就是指温度、湿度等气候条件的限制，这是人们难以改变的。人为的限制，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是劳动人民爱吸大烟，人民吸了大烟事业破产再无力维持生活，焉能谈到增加生产。第二是人民捐税太繁，太重。第三是高利贷，高利贷促成农村经济破产也为阻碍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即是经济学上所讲的生活对生产的压迫。此后，曾济宽关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论述，基本上是都是以他对土地利用问题的认识为基点的。
在西北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关系上，曾济宽认为，受土地利用天然的限制，西北地区应该把发展畜牧业作为农村经济开发的重点。他指出：“我国西北地区，直接源于地形，间接因于气候，转成一种广大的草原沙漠地带。在此种地理属性的经济环境中自是宜于动物生产，而不宜于植物的生长、生产。”所以，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农业生产虽可以有人为的条件发展到一种相当的程度，但到达其极限以后，即有非人事所能为力者。此种环境固宜于畜类的繁殖，所以畜牧生产，在人为的条件下，其发展程度，远较农业为大，因此吾人在西北各地从事生产工作，首当以改进畜牧事业为增加土地生产之重要据点”，且“如加以科学方法的改良繁殖，则可成为亚洲一大羊毛，皮革及肉类市场，前途未可限量”。
如何解决土地利用中的人为限制因素，是曾济宽探讨西北农村经济开发的中心问题，他曾多次著文，对此发表看法。1939年，他在《西北土地利用问题》一文中指出：“农业天然限制虽不能完全解除，而人为的限制，究属社会的产物，必须从种种方面为求解除，并须应用科学之方法以谋求农业生产改进提高。”1940年，他在《如何发展西北农业生产》一文中，更加全面地分析了造成西北地区农业生产衰退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发展西北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改良耕作方法；2.防除虫病害；3.奖励农产品加工；4.实施运销合作；5.实施品种的改良；6.改良土地，增进利用；7.实行集团经营；8.培植农业生产技术人才。1941年，他又在《甘肃农村建设》中，提出甘肃农村经济建设的基本途径主要有：1.积极推进农业产销合作；2.革新产业生产技术；3.确实扩大农贷目标；4.继续发展农田水利；5.加紧训练农业技术人员。这些措施毫无疑问对西北农业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应用近代科学技术思想的提出，为西北由传统生产方式向近代生产方式的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论据。
曾济宽十分注重农村合作社和农贷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把这两者作为推动农村金融，刺激农业生产发展，开发西北农业的一项基本政策和措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推行农贷与合作化运动作为自己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道路，这对于资本匮乏无力购买生产资料的西北农民来说“实在值得可喜可幸之事”。但是，由于西北各地农民知识浅陋，缺乏组织和经济能力，各地的合作社大都掌握在地方士绅手中，银行与合作社办理借贷业务，自然无法与真正贫穷的农民解除，结果导致农贷资金往往“辗转入于不肖分子，提高利息贷出，贫农仍得不到利益”。曾济宽对此极为痛心，他认为，要使农贷真正达到“增加农业生产与改善农民生活”的基本目标，就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社的关键作用：“农贷如以农民个人为直接对象，似有不当，因为此种方式，只有地主与富农得有贷放资格，而且在贷放技术上，亦将发生困难”；如果农民组织以合作社形式为主体，“所以扩大农贷，亦可谓扩大合作事业”，通过改进合作社的组织方式，在“每保一社每户一社员原则下”，使贫农也有加入合作社的机会，方得贷款“排除中间渔利及少数包办之一切弊病”；同时，为了保证这种银行一合作社一农民模式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有效运作，达到恢复与增加生产的目的，还“必须对组成分子——农民多施宣传训练，使人民本身有合作的知识能力自动地起来组织合作社，以解决他们切身关系的经济问题”。曾济宽还认为要更好地推进农贷，避免地主和富农对贫农的剥削，就必须向土地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这三种阻碍生产增加和农民福利的势力进攻。其中高利贷资本最脆弱，商业资本比较难克服，土地资本最为顽强，“农贷事业应由弱而强，依次克服，然后可得到农业增产与农民乐业之效果”。具体方法为：1.普遍肃清高利贷资本，使农民生产有利可图；2.使主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运销摆脱商业资本的束缚；限制土地资本的过分收益，执行“公平地租”，援助自耕农。
三、近代科学技术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
曾济宽的西北农村经济开发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兴修水利、移民垦殖等传统的西北开发层面上，而是更加强调培养科技人才和推广农业技术的重要性。
近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即在传统农业中引进近代农业技术，并加以推广，主要包括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增施肥料和使用新式肥料、改良农具、改进耕作方法等内容。所有这些又需要大量的专门技术人才，而西北各省专门人才的缺乏“为世人所公认”特别是在甘肃等省“一面因交通困难，生活习惯较异，人员调剂不易，同时省内技术专科教育尚欠发达，一时难以供给大量的技术人才”在此种情况下，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便成为当时迫切的要求。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曾济宽总结为：1.改良耕作方法；2.防除病虫害；3.医疗兽医及注射兽疫血清；4.经营造林，垦殖荒地；5.兴办水利；6.指导组织农村合作社；7.改善农民生活；8.灌输农业知识。为解决这种人才短缺和需求量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曾济宽提出的解决办法是：1.由省府当局每年考选优秀青年，就近报送农林专科以上学校，授以农林畜牧合作专门知识，毕业后，分配各县主持农林合作推广指导事业；2.为适合各部门需要，当委托当地农林专科以上学校或者会同农林改进机关，举办短期训练，例如农林推广人员训练，合作指导人员训练，畜牧兽医技术人员训练，地政人员训练等，经严格考绩合格后分发各县，负责实际推广指导之责。
1944年，他在《西北建设工作的重点和据点》中，对现代科学技术人才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以及科学技术在畜牧业应用中的主要方向，进行了比较集中的阐述。他指出：“西北经济环境，因受气候的限制，故其生产仍滞留于原始的、幼稚的、非资本式的、粗放的阶段，所以今后西北经济环境的目标”，就是要“使西北出因袭传统的经济，进而入于集约的资本经营的区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西北必须将“国民教育之普及，生产技术人才之训练与培养”作为建设的重点与据点。由此可见，不论是恢复农村经济，还是发展农村经济，在曾济宽那里，基本的思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做法——科学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各项措施的基本内核——他的思想发展趋势是以建立近代经济模式为依归的。
曾济宽不只是在理论上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还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培养他心目中理想的西北开发人才的实践之中。1939年，曾济宽在兰州创办国立西北农林技艺专科学校时，强调：“开宗明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本校以培养农工技术专门人才，开发西北生产为宗旨”。在曾济宽的主持下，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成了当时西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几所培养农林技术人才的高等学府之一，在推动西北各省尤其是甘肃省的农业改良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根据1944年夏《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各科学生毕业纪念册》的统计，是年应届毕业生，三年制农艺科、森林科、畜牧兽医科、农业经济科、农田水利科，陕西籍16人，新疆籍，1人；五年制农艺科、森林科、蓄牧兽医科，甘肃籍44人，青海籍5人，宁夏籍4人，陕西籍1人。西北五省学生数所占比例为63.3％。在校学生中，三年制农业经济科、农田水利科，甘肃籍8人，陕西籍24人，青海籍、宁夏籍各1人；五年制农艺科、森林科、畜牧科，甘肃籍55人，陕西籍12人，青海籍6人，宁夏籍1人。西北五省学生数所占比例为47.2％。由此可知该校学生主要来自西北地区。同时，在曾济宽看来，农业技术人才不仅要具备过硬的专门技术，还要有动手的实践能力和极强的责任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学校培养的人才能不畏西北生活条件的艰苦，扎根西北，为西北所用。因而，他强调指出：“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今年开办农业，畜牧，兽医，农林经济等科，即为适应此时代而设，使学生在训练期间，授以与西北有关之农业各项知识，并注重学习，俾可与学理相印证，将来能自行操作，养成其责任心，判断力，纯正之思想，与吃苦耐劳之精神。”
曾济宽还把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的科系设置和科研的方向与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改进和提高以及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配合起来。曾济宽认为，“因西北人民有许多还摆脱不了畜牧生活，故此项工作与防治兽疫工作非常重要”，建校之初，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即设立了畜牧、兽医科，俾“将来选择省内之优良家畜，即 可努力从事育种繁殖”。他看到西北地区“水利兴修后，作物栽培面积必大扩展”，故又设立农艺和农业经济等科，意为西北地区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培养专门人才，并强调指出“今后该校农科对稻麦等改良育种，亦须特别注意”。“又在甘肃看到有些地方小孩没有衣，缺乏棉布”，曾济宽即强调“今后甘肃境内研究植棉，培育耐碱耐旱成熟期短的棉种，推广种植，亦属刻不容缓之图”，并将培育和推广优良棉种作为该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为了改变西北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提倡植树造林，该校还创设了森林一科。1941年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增设农田水利科，1942年又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将畜牧、兽医两科合并为一科。此诚如曾济宽所言：“本校所设立之各科无不适切西北地方的需要。”
四、植树造林、保护生态
由于长期以来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采与开发，到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土地沙化、水源枯竭现象已极为严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伟大的、特殊的、冷酷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曾济宽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森林荒废的结果，土壤被侵蚀，经年累月地面土沙被冲刷，不能储存水源；一是“西北农民穷困，只向他的土地上尽量掠夺，致地方耗尽，土地荒废，不能种植”，这样循环往复，生态环境自是每况愈下。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方法就是植树造林，保护西北脆弱的生态环境。
曾济宽认为，要开发西北就必须“彻底明了西北经济环境的自然条件”，因为“纵今日昌明的科学可能改变其一部，但终难脱其怀抱与约束；只有适应，而与之调和，始能促进人类社会之发展”，“欲把握西北建设问题的中心，更须就其地理的条件，换言之，即须就其位置，地形，地质，气候诸点，加以有力的剖析”。所以，他认为，在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开发生产之唯一要图，似无有更急于保存西北地方，防止森林荒废者，吾人以为复兴西北，当自复兴西北森林始，故在西北各省实行大规模之造林，使能保土蓄水，改进农业生产，又为确切不移之理”。
可见，曾济宽的西北开发思想已经具有了朦胧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路，即：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相辅而行，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生态环境改善的基础上。
在《西北地方应积极提倡的森林副业》一文中，曾济宽不仅对森林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论述，还把生态保护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他指出：“森林之效用，除生产木材，燃料及其他附产物，直接供吾人之利用外，更因树木生长期间，发生种种的理化作用，而且间接可以防止水源之涸竭，土沙之侵蚀，水旱灾害之发生。并能增进地方之风景，有益于人类之卫生，森林之面积愈广而效用愈大，反之，森林愈废者，其祸害尤为剧烈，故观察一地森林之有无，即可以推知当地农村经济之盛衰，故察一国森林之兴废，即可以决定其国家命运之隆替。”在当时西北开发思潮中，提倡植树造林固为有识之士之一般言论，但极少有人像曾济宽这样将森林之兴废与“农村经济之盛衰”和“国家命运之隆替”紧密联系起来。这也是曾济宽开发西北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并没有盲从当时西北开发热潮中一些急功近利的观点，而是从长远利益出发，将复兴西北、开发生产建立在“复兴西北森林”的基础上，将农业、水利和造林三者定为“辅车相依”的关系：“水利建设较急于农业建设，而大规模的森林建设尤重于局部的水利建设。我甚愿今日谈甘肃农业建设问题者，万勿忽视这三者的关系。”这一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今西部开发的思想中都是弥足珍贵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
曾济宽留下的关于西北开发的著述不多，但是，这些著述涉及西北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铁路、水利、森林、农村经济、科学技术等，它们不是简单的论述，而是曾济宽通过实地考察或是详实分析提出的积极适应西北地方实际需要的开发思想。譬如，他关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诸多思想则超越了前人传统的理路和方法，提倡“科技兴农”，倡导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以彻底改造西北地区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面貌。曾济宽的西北开发思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改造西北、建设西北与造福民生的满腔热忱。他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西北开发的一些思想，并把这些思想进一步与西北的现实相结合而形成了他自己西北开发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将西北经济开发建立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并将保护生态环境纳入其中，从而使之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今都有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魏贤玲(1965-)，女，江苏邳州市人，民族学博士，兰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1-07-01
责编：董积生； 校对：正融
关键词：曾济宽；开发西北；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1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4-0154-04
曾济宽(1883—1950)，字慕樵、慕侨，四川丰都人，我国近代著名的林业教育家、农业经济学家。早年留学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归国后，在国立广东大学农科教授。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国立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在筹备委员会农科代表。1930年代，先后任教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等高等院校。1939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任在兰州创办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并任校长。在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开发思想大潮中，曾济宽的思想主张并不引人注意。但是，以他到西北为分界线，在其西北开发思想中出现的某些变化，却代表了在此前后随着人们对西北认识的逐渐深入，从而在开发思想上逐渐走向务实与成熟的趋势。
一、西北开发首在建设交通
曾济宽发展西北交通的思想深受前人的影响。早在辛亥革命前夕，陕西留日学生就在《关陇》、《夏声》等杂志上发表了《论铁路与西北的关系》、《兴办西北实业要论》等文章，提出“专恃黄河以输文明”之不足，“故为西北计，铁道实维新第一政策。铁路一通，不惟可以补地理之缺点，且与西北之边防、文化、生产，皆有密切之关系”，况且“西北者，中国之屏障也。欲保存中国，必先充实西北；欲充实西北，不可不敷设铁路”，因而建议新疆、甘肃、陕西“急宜建设铁路，联三者为一气，以利于发展西北，保卫西北”。孙中山也极为重视西北铁路网的建设。他认为，交通是国民经济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开发、建设西北经济的战略重点和第一步骤就是要发展交通运输业。在其《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计划在西北诸省，按先易后难的顺序，建设铁路多条，分别纳入西北铁路系统、中央铁路系统和高原铁路系统中。通过这些铁路系统不仅可以使西北各省之间相互联系起来，而且还可以使西北地区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西北铁路系统“实居支配世界之重要位置，盖将为欧亚两陆人口之中心，因以联结。由太平洋岸前往欧洲者，以经此路线为最近，而由伊犁发出之支线，将与未来之印度、欧洲线路联络，成一连锁。将来由吾人所计划之港，可以直达好望角域”。
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孙中山建设西北铁路系统的思想对曾济宽影响很大。因而，当1932年时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的曾济宽，为西北籍学生力谋家乡建设的热忱所打动，初次表现出对西北开发的兴趣时，就指出：“开发西北如果先注重甘肃农业建设，首须解决的就是交通运输机关完备与否的问题。因为一切产业的发展程度，与交通便利否大有关系……必恃交通机关发达而发达……”不过这一时期，曾济宽的西北开发思想还处在酝酿和初创阶段，还不可能对西北交通建设的重要性进行深刻的说明。
到达西北以后，在这块大舞台上的活动，使曾济宽对西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时，他对孙中山发展西北交通的思想有了更全面的把握，对发展西北交通的重要性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造成西北地区落后的原因是西北地区地处内陆的地理位置、恶劣的地形条件以及由此引起的交通落后局面。他指出：“西北各省之所以成为今日的景象，完全关系他的地理位置，假使西北地区不位于内陆而位于沿海，则西北必非今日之状况。”因而，发展西北首先在建设交通。而且建设西北铁路网，使陇海、兰新路与苏联之中亚铁路相联，“乃成为远东与西欧二大据点之间最短交通捷径，故目前西北虽为交通阻隔之区，但将来必成为欧亚间陆空交通之康庄大道”。西北铁路网建设不仅会促进西北经济对内外的联系，为西北开发提供基础条件和必要保障；还必将促进西北边防建设，尤其“在抗战今日的西北，犹属国际交通之咽喉，而为购求国防建设所不可忽之据点”。
二、恢复农村经济为开发西北之急务
发展西北交通，只能够为西北地区融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提供有利的条件，便利西北地区产品的商品化。但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饱受兵燹之苦，屡受自然灾害摧残的西北地区来说，首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恢复生产，解决民生的问题。因而，1932年曾济宽提出，开发西北应以恢复农村经济为急务，“而恢复农村经济的最切要问题，又莫如应用最新的农业科学方法，从事于实际农业建设”。这也说明，曾济宽发展农村经济的思想已经在某种成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理论与方法，但此时这些思想对他来说，还只是一些感性的认识。
到西北之后，所见所闻对曾济宽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开发西北农村经济的思想日益成熟和完善。1939年10月，曾济宽发表《西北土地利用问题》一文，指出：“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受到两种限制，第一是天然的限制，第二是人为的限制。”天然的限制，就是指温度、湿度等气候条件的限制，这是人们难以改变的。人为的限制，主要有三方面内容：“第一是劳动人民爱吸大烟，人民吸了大烟事业破产再无力维持生活，焉能谈到增加生产。第二是人民捐税太繁，太重。第三是高利贷，高利贷促成农村经济破产也为阻碍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即是经济学上所讲的生活对生产的压迫。此后，曾济宽关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论述，基本上是都是以他对土地利用问题的认识为基点的。
在西北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关系上，曾济宽认为，受土地利用天然的限制，西北地区应该把发展畜牧业作为农村经济开发的重点。他指出：“我国西北地区，直接源于地形，间接因于气候，转成一种广大的草原沙漠地带。在此种地理属性的经济环境中自是宜于动物生产，而不宜于植物的生长、生产。”所以，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农业生产虽可以有人为的条件发展到一种相当的程度，但到达其极限以后，即有非人事所能为力者。此种环境固宜于畜类的繁殖，所以畜牧生产，在人为的条件下，其发展程度，远较农业为大，因此吾人在西北各地从事生产工作，首当以改进畜牧事业为增加土地生产之重要据点”，且“如加以科学方法的改良繁殖，则可成为亚洲一大羊毛，皮革及肉类市场，前途未可限量”。
如何解决土地利用中的人为限制因素，是曾济宽探讨西北农村经济开发的中心问题，他曾多次著文，对此发表看法。1939年，他在《西北土地利用问题》一文中指出：“农业天然限制虽不能完全解除，而人为的限制，究属社会的产物，必须从种种方面为求解除，并须应用科学之方法以谋求农业生产改进提高。”1940年，他在《如何发展西北农业生产》一文中，更加全面地分析了造成西北地区农业生产衰退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发展西北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改良耕作方法；2.防除虫病害；3.奖励农产品加工；4.实施运销合作；5.实施品种的改良；6.改良土地，增进利用；7.实行集团经营；8.培植农业生产技术人才。1941年，他又在《甘肃农村建设》中，提出甘肃农村经济建设的基本途径主要有：1.积极推进农业产销合作；2.革新产业生产技术；3.确实扩大农贷目标；4.继续发展农田水利；5.加紧训练农业技术人员。这些措施毫无疑问对西北农业来说，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应用近代科学技术思想的提出，为西北由传统生产方式向近代生产方式的转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论据。
曾济宽十分注重农村合作社和农贷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把这两者作为推动农村金融，刺激农业生产发展，开发西北农业的一项基本政策和措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推行农贷与合作化运动作为自己发展农村经济的主要道路，这对于资本匮乏无力购买生产资料的西北农民来说“实在值得可喜可幸之事”。但是，由于西北各地农民知识浅陋，缺乏组织和经济能力，各地的合作社大都掌握在地方士绅手中，银行与合作社办理借贷业务，自然无法与真正贫穷的农民解除，结果导致农贷资金往往“辗转入于不肖分子，提高利息贷出，贫农仍得不到利益”。曾济宽对此极为痛心，他认为，要使农贷真正达到“增加农业生产与改善农民生活”的基本目标，就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合作社的关键作用：“农贷如以农民个人为直接对象，似有不当，因为此种方式，只有地主与富农得有贷放资格，而且在贷放技术上，亦将发生困难”；如果农民组织以合作社形式为主体，“所以扩大农贷，亦可谓扩大合作事业”，通过改进合作社的组织方式，在“每保一社每户一社员原则下”，使贫农也有加入合作社的机会，方得贷款“排除中间渔利及少数包办之一切弊病”；同时，为了保证这种银行一合作社一农民模式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有效运作，达到恢复与增加生产的目的，还“必须对组成分子——农民多施宣传训练，使人民本身有合作的知识能力自动地起来组织合作社，以解决他们切身关系的经济问题”。曾济宽还认为要更好地推进农贷，避免地主和富农对贫农的剥削，就必须向土地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这三种阻碍生产增加和农民福利的势力进攻。其中高利贷资本最脆弱，商业资本比较难克服，土地资本最为顽强，“农贷事业应由弱而强，依次克服，然后可得到农业增产与农民乐业之效果”。具体方法为：1.普遍肃清高利贷资本，使农民生产有利可图；2.使主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运销摆脱商业资本的束缚；限制土地资本的过分收益，执行“公平地租”，援助自耕农。
三、近代科学技术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
曾济宽的西北农村经济开发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兴修水利、移民垦殖等传统的西北开发层面上，而是更加强调培养科技人才和推广农业技术的重要性。
近代农业技术的推广即在传统农业中引进近代农业技术，并加以推广，主要包括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增施肥料和使用新式肥料、改良农具、改进耕作方法等内容。所有这些又需要大量的专门技术人才，而西北各省专门人才的缺乏“为世人所公认”特别是在甘肃等省“一面因交通困难，生活习惯较异，人员调剂不易，同时省内技术专科教育尚欠发达，一时难以供给大量的技术人才”在此种情况下，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便成为当时迫切的要求。他们在生产生活中所起的主要作用，曾济宽总结为：1.改良耕作方法；2.防除病虫害；3.医疗兽医及注射兽疫血清；4.经营造林，垦殖荒地；5.兴办水利；6.指导组织农村合作社；7.改善农民生活；8.灌输农业知识。为解决这种人才短缺和需求量不断扩大之间的矛盾，曾济宽提出的解决办法是：1.由省府当局每年考选优秀青年，就近报送农林专科以上学校，授以农林畜牧合作专门知识，毕业后，分配各县主持农林合作推广指导事业；2.为适合各部门需要，当委托当地农林专科以上学校或者会同农林改进机关，举办短期训练，例如农林推广人员训练，合作指导人员训练，畜牧兽医技术人员训练，地政人员训练等，经严格考绩合格后分发各县，负责实际推广指导之责。
1944年，他在《西北建设工作的重点和据点》中，对现代科学技术人才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以及科学技术在畜牧业应用中的主要方向，进行了比较集中的阐述。他指出：“西北经济环境，因受气候的限制，故其生产仍滞留于原始的、幼稚的、非资本式的、粗放的阶段，所以今后西北经济环境的目标”，就是要“使西北出因袭传统的经济，进而入于集约的资本经营的区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西北必须将“国民教育之普及，生产技术人才之训练与培养”作为建设的重点与据点。由此可见，不论是恢复农村经济，还是发展农村经济，在曾济宽那里，基本的思路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做法——科学技术的应用已经成为各项措施的基本内核——他的思想发展趋势是以建立近代经济模式为依归的。
曾济宽不只是在理论上强调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还身体力行地投入到培养他心目中理想的西北开发人才的实践之中。1939年，曾济宽在兰州创办国立西北农林技艺专科学校时，强调：“开宗明义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本校以培养农工技术专门人才，开发西北生产为宗旨”。在曾济宽的主持下，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成了当时西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几所培养农林技术人才的高等学府之一，在推动西北各省尤其是甘肃省的农业改良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根据1944年夏《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各科学生毕业纪念册》的统计，是年应届毕业生，三年制农艺科、森林科、畜牧兽医科、农业经济科、农田水利科，陕西籍16人，新疆籍，1人；五年制农艺科、森林科、蓄牧兽医科，甘肃籍44人，青海籍5人，宁夏籍4人，陕西籍1人。西北五省学生数所占比例为63.3％。在校学生中，三年制农业经济科、农田水利科，甘肃籍8人，陕西籍24人，青海籍、宁夏籍各1人；五年制农艺科、森林科、畜牧科，甘肃籍55人，陕西籍12人，青海籍6人，宁夏籍1人。西北五省学生数所占比例为47.2％。由此可知该校学生主要来自西北地区。同时，在曾济宽看来，农业技术人才不仅要具备过硬的专门技术，还要有动手的实践能力和极强的责任心，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学校培养的人才能不畏西北生活条件的艰苦，扎根西北，为西北所用。因而，他强调指出：“国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今年开办农业，畜牧，兽医，农林经济等科，即为适应此时代而设，使学生在训练期间，授以与西北有关之农业各项知识，并注重学习，俾可与学理相印证，将来能自行操作，养成其责任心，判断力，纯正之思想，与吃苦耐劳之精神。”
曾济宽还把西北技艺专科学校的科系设置和科研的方向与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改进和提高以及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配合起来。曾济宽认为，“因西北人民有许多还摆脱不了畜牧生活，故此项工作与防治兽疫工作非常重要”，建校之初，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即设立了畜牧、兽医科，俾“将来选择省内之优良家畜，即 可努力从事育种繁殖”。他看到西北地区“水利兴修后，作物栽培面积必大扩展”，故又设立农艺和农业经济等科，意为西北地区发展农业与农村经济培养专门人才，并强调指出“今后该校农科对稻麦等改良育种，亦须特别注意”。“又在甘肃看到有些地方小孩没有衣，缺乏棉布”，曾济宽即强调“今后甘肃境内研究植棉，培育耐碱耐旱成熟期短的棉种，推广种植，亦属刻不容缓之图”，并将培育和推广优良棉种作为该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为了改变西北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提倡植树造林，该校还创设了森林一科。1941年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增设农田水利科，1942年又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将畜牧、兽医两科合并为一科。此诚如曾济宽所言：“本校所设立之各科无不适切西北地方的需要。”
四、植树造林、保护生态
由于长期以来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采与开发，到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土地沙化、水源枯竭现象已极为严重，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伟大的、特殊的、冷酷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曾济宽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森林荒废的结果，土壤被侵蚀，经年累月地面土沙被冲刷，不能储存水源；一是“西北农民穷困，只向他的土地上尽量掠夺，致地方耗尽，土地荒废，不能种植”，这样循环往复，生态环境自是每况愈下。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方法就是植树造林，保护西北脆弱的生态环境。
曾济宽认为，要开发西北就必须“彻底明了西北经济环境的自然条件”，因为“纵今日昌明的科学可能改变其一部，但终难脱其怀抱与约束；只有适应，而与之调和，始能促进人类社会之发展”，“欲把握西北建设问题的中心，更须就其地理的条件，换言之，即须就其位置，地形，地质，气候诸点，加以有力的剖析”。所以，他认为，在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开发生产之唯一要图，似无有更急于保存西北地方，防止森林荒废者，吾人以为复兴西北，当自复兴西北森林始，故在西北各省实行大规模之造林，使能保土蓄水，改进农业生产，又为确切不移之理”。
可见，曾济宽的西北开发思想已经具有了朦胧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路，即：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相辅而行，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生态环境改善的基础上。
在《西北地方应积极提倡的森林副业》一文中，曾济宽不仅对森林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论述，还把生态保护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他指出：“森林之效用，除生产木材，燃料及其他附产物，直接供吾人之利用外，更因树木生长期间，发生种种的理化作用，而且间接可以防止水源之涸竭，土沙之侵蚀，水旱灾害之发生。并能增进地方之风景，有益于人类之卫生，森林之面积愈广而效用愈大，反之，森林愈废者，其祸害尤为剧烈，故观察一地森林之有无，即可以推知当地农村经济之盛衰，故察一国森林之兴废，即可以决定其国家命运之隆替。”在当时西北开发思潮中，提倡植树造林固为有识之士之一般言论，但极少有人像曾济宽这样将森林之兴废与“农村经济之盛衰”和“国家命运之隆替”紧密联系起来。这也是曾济宽开发西北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并没有盲从当时西北开发热潮中一些急功近利的观点，而是从长远利益出发，将复兴西北、开发生产建立在“复兴西北森林”的基础上，将农业、水利和造林三者定为“辅车相依”的关系：“水利建设较急于农业建设，而大规模的森林建设尤重于局部的水利建设。我甚愿今日谈甘肃农业建设问题者，万勿忽视这三者的关系。”这一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今西部开发的思想中都是弥足珍贵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
曾济宽留下的关于西北开发的著述不多，但是，这些著述涉及西北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铁路、水利、森林、农村经济、科学技术等，它们不是简单的论述，而是曾济宽通过实地考察或是详实分析提出的积极适应西北地方实际需要的开发思想。譬如，他关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诸多思想则超越了前人传统的理路和方法，提倡“科技兴农”，倡导用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以彻底改造西北地区长期以来的贫穷落后面貌。曾济宽的西北开发思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改造西北、建设西北与造福民生的满腔热忱。他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西北开发的一些思想，并把这些思想进一步与西北的现实相结合而形成了他自己西北开发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将西北经济开发建立在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并将保护生态环境纳入其中，从而使之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今都有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魏贤玲(1965-)，女，江苏邳州市人，民族学博士，兰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1-07-01
责编：董积生； 校对：正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