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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中叶三大传奇戏剧之一的《宝剑记》以《水浒传》中林冲故事为题材，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流变。一方面是沿袭了其故事框架、忠义思想和人神文化等因素;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渗透了改编者的思想意志，在文体转化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创新，使林冲的形象发生嬗变、内在的女性形象更加丰满、故事的结局也发生了由悲剧向“大团圆”喜剧的转换，满足了民族喜好以及民众心理的期待。
【关键词】 《宝剑记》;《水浒传》;林冲;源流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5-0027-03
《宝剑记》和《水浒传》是同样写有林冲故事的两部著作，然而二者在内容和具体思想方面却存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成为研究者讨论的重要课题。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水浒传》在《宝剑记》成书之前就已经有刻印版本流传，因此，目前研究者们多数认为《宝剑记》来源于《水浒传》。两种故事之间虽有相同之处，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也许在两种文本故事之前存有一个共同的故事原型，这两个故事都由此原型故事滋生而出，但由于史料的缺乏，這也只是笔者的大胆揣测，有待进一步考证。所以本文基于现有事实研究资料，同样赞成主流观点，认为《宝剑记》是对《水浒传》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时代和作者自身的元素，进行改编再创造。可以说，《水浒传》为源头，《宝剑记》则为其流，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
一、《宝剑记》对《水浒传》的继承
《宝剑记》从题材上汲取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改造加工。所以《宝剑记》与《水浒传》两个故事中含有共同的因子。首先就呈现出了一种继承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故事框架
改编可以说是再一次创造，虽然《宝剑记》中林冲故事的具体内容与《水浒传》中有差异，但是总体的故事框架还是一样的。《水浒传》中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由于奸臣所害，被逼雪夜上梁山，与宋江等一百零八好汉义聚梁山，讨伐奸臣，后接受招安。《宝剑记》中写东京将领林冲，被奸臣所害，苦陷牢狱，被逼上梁山，也是与宋江等人共聚义，除奸卫国，最后接受朝廷招安。两者的故事主题可以说是相似的。其中的一些重要的情节也是没有改变，如“误入白虎堂”“高衙内调戏林冲之妻”“林冲刺配沧州”“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等等一些精彩情节，虽然有部分情节发生的顺序发生了改变，但是总体来说与《水浒传》中的故事还是保持一致的。《宝剑记》对于《水浒传》故事框架的继承也是判断二者关系的一个重点。
（二）忠义思想
“忠义”即忠贞义烈。忠义思想在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深深影响着每一个炎黄子孙。《水浒传》最初为《忠义水浒传》，又称为《忠义传》。后世文人评价其：“《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明代著名思想家李卓吾称赞“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1]
忠义思想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并且在书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全传本《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可以看出，“忠义”包含了“为君王”而维护君权地位，因而“士大夫亦不见黜”，又在“忠”字中饱含着“除暴安良”“扫除饕餮之徒”等忠君报国思想;对“义”的高扬，体现了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接受朝廷招安。
总之，“忠义”思想有着复杂的内容，它站在中国传统伦理纲常的角度，同时又包含着普通劳苦大众的精神和愿望。作者以此为“武器”来扭转颠倒的乾坤，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
《水浒传》这种忠义思想被《宝剑记》完全被继承下来。在《宝剑记》中这种忠义思想体现为以林冲为代表的忠良以及梁山好汉与以高俅为代表的奸臣进行斗争。最为明显的是林冲，林冲早承父业，仗剑投军，手持家传宝剑驰骋疆场，立下汗马功劳，但小人弄权，贪功冒领，因上书谏言，乃被贼人诬陷，幸有贤臣举荐，做了进军教头。权臣当道，陷害忠良，小人佞臣位居高位，使得有功之臣不能提拔，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林冲忠君为国，见此等情况每夜报剑哀叹，最终受其娘子启发，上书直谏，怎奈帝王听信谗言，反被小人诬陷，深陷牢狱，几次将要丢掉性命，幸蒙贤臣杨清、义士鲁智深等人相救，后被逼上梁山，虽然身在梁山，仍然不忘国家皇恩，将国家君主记挂于心，时刻想着皇帝招安。即使与梁山好汉四十万大军围攻京都之时，仍然是只要求：除去奸臣，便招安。忠于国家，义于兄弟。这种忠义思想被《宝剑记》完全继承了下来。
（三）人神文化
古代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人们的生产能力有限，对于神秘的和超自然界的现象更是始终保持着敬畏之感。人在远古社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人们为了解释无法理解的现象以及为了求得强大的庇护和精神上的安慰，便将神秘的事物赋予“神”的色彩，宗教神仙也便陆续产生。
从上古流传至今的神话故事便是最有力的佐证。在中国神秘的宗教神仙文化里，人和神是并存于世的，甚至可以进行位格的转化，人可以通过修炼变成神仙，神仙因为某种原因也可以转化成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神文化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祖先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等优秀品质，激励着后代子孙，而且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蒙上了一条神秘的面纱。
《水浒传》是从民间传说和话本戏剧发展而成的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在这部古典小说里有着丰富和神秘的人神文化色彩，增加了这部小说的传奇性。首先义聚梁山的英雄好汉，本非凡人，上映天罡下合地煞，为星宿转世，这也是他们能够义聚梁山的一个直接原因。
小说开篇第一回就是张天师“能驾雾行云”“罗天大醮，祈禳瘟疫”，被封印的“魔君”“遇洪而开”;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还道村神庙显灵，三救宋公明，九天玄女传给宋公明三道天书，并传下玉帝法旨，说明了宋江等人的来历和将来的命运。 第六十五回晁盖夜间托梦宋公明，“贤弟有百日血光之灾，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2]
第一百二十回中一百零八好汉招安后的结局，有绝句一首，诗曰：“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3]
除此之外，《水浒传》中还有将人瞬间传千里，法术高深的罗真人、入云龙公孙胜、神行太保戴宗等等会法术之人。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情节使得小说具有神秘性和传奇性的特点 。
《水浒传》这种人神文化被《宝剑记》很好的继承下来了。首先表现在主人公林冲的身上，《水浒传》中林冲是天雄星，《宝剑记》中是武曲星，二者都是天上的星宿。在情节发展中，也有着很多人神文化色彩。
《新编林冲宝剑记》第三十七出，当贼人追杀在伽蓝殿休息的林冲时，护法之神提醒林冲，有官兵追来，速速逃命。
第四十八出，“夜来伽蓝祖师梦中换老僧，今日午时三刻，林下有一节妇寻死，急急救他一命，若还有误，难免雷诛。”[4]伽蓝托梦于尼姑，使得林冲之妻免受于难。人神文化的继承使得故事的情节发展更加合情合理，增加了《宝剑记》这部传奇戏剧的神秘性与传奇性。
二、《宝剑记》对《水浒傳》的发展
《宝剑记》虽取材于《水浒传》，但能够成为明朝中期三大传奇剧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并非是简单的“翻刻”“复读”了林冲的故事，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渗透了作家主体的思想，又加之小说和传奇戏剧之间的不同叙事方式的转换，使得《宝剑记》有了新的发展。
（一）林冲人物形象的嬗变
《水浒传》中的林冲可以说是一个被动的英雄人物，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当妻子受到高衙内羞辱时，因怕得罪上司而一再忍让。刺配沧州仍对朝廷抱有幻想，渴望能够官复原职与妻儿团聚;当高俅等人一再设计逼迫时，仍然是逆来顺受，只有当忍无可忍时，才进行反抗，手刃仇人，夜奔梁山。林冲完全是被动型人物，如果没有小人奸臣一再设计，步步紧逼，他仍然是得过且过，过着自己的生活。妻子被高俅父子逼死后，更是心灰意冷，在梁山中林冲更是一心想着向高俅父子报仇，但因患上疾病，郁郁而终。林冲的一生中生活在“压迫”和“复仇”的生活中，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英雄。
《宝剑记》中的林冲同样是八十万进军教头，但呈现的确实一个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文武双修的儒将形象。手持家传宝剑，投身军门，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小人权臣冒领功名。林冲有感于朝廷小人当权，朝政衰败，直言上谏，主动出击。林冲一心为国，即使被逼上梁山仍是有感君恩，迟迟不肯落草为寇。希望有朝一日平反昭雪，重回朝廷。林冲与众好汉率领数十万大军围攻汴京城时，只要求除去高俅父子，为民除害，报仇雪恨。
《宝剑记》中的林冲与《水浒传》是有很大不同的，林冲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化被动为主动，从“个体”上升到“国家”，从草莽英雄变成了忠臣义士。
（二）女性形象更加丰满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描写的并不是十分的详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潘金莲、潘巧云等“红颜祸水型”，另一种是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这样的“彪悍型”。
总之，水浒故事中没有“正常”的女性，并且对女性的刻画也十分的简单。到了《宝剑记》中，对女性的刻画就十分丰富了，典型人物就是林冲之妻——张贞娘。
《水浒传》中是因为高衙内喜欢上了林冲的妻子从而对林冲进行陷害，也可以算得上是“红颜祸水”，而李开先笔下的张贞娘则是一个美丽贤惠，知书达理，有勇有谋的贞洁烈女形象。当面对丈夫是否要上书弹劾小人犹豫不决时，引用“朱云折槛”的典故激励丈夫直言上谏。面对高衙内苦苦相逼，宁死不屈，几次寻死。贞娘对待林冲的感情至死不渝，侍奉姑婆初心不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典范。
在《宝剑记》中忠诚刚烈的锦儿、知情达理的林母、热情好心的王婆等女性形象虽不如贞娘写的细致，但是相对于《水浒传》的描写已经十分丰富了。
（三）结局由“悲”转“喜”的变化
前文已经提到林冲是一个悲剧英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仇恨与疾病中郁郁而终，是一种痛彻人心的“悲剧”。《宝剑记》中的林冲则是与梁山众好汉率领数十万大军围攻汴京城，手刃仇人，加官晋级，封妻荫子，宝剑传名，是一种“喜剧”的结尾。这种由“悲”到“喜”的转换符合我们的文化心理。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更喜欢这种“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同时也是民族的美好愿望，这也是这部传奇喜剧为人们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观之，《宝剑记》虽取材于《水浒传》，但前者对后者并非是“复制”与“粘贴”那么简单，而是由于时代和创作主体的差异性，使得这两部具有相同题材的作品呈现出了不同意蕴，这种意蕴“互有出入或差异，构成相互’阐释’或’对话’的关系”。[5]
《宝剑记》对《水浒传》的继承与发展，就是另一主体在不同背景下对同一故事题材的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在帮助研究者们全面把握林冲故事的主题内涵的前提下，对了解民族心理和作家心理的变化也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1]（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李贽文集.第一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2][3]（明）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526;922.
[4]卜键.李开先全集笺校（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022.
[5]董上德.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00.
作者简介：
吕行，男，满族，辽宁绥中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8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 《宝剑记》;《水浒传》;林冲;源流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5-0027-03
《宝剑记》和《水浒传》是同样写有林冲故事的两部著作，然而二者在内容和具体思想方面却存有很大的差异，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成为研究者讨论的重要课题。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水浒传》在《宝剑记》成书之前就已经有刻印版本流传，因此，目前研究者们多数认为《宝剑记》来源于《水浒传》。两种故事之间虽有相同之处，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也许在两种文本故事之前存有一个共同的故事原型，这两个故事都由此原型故事滋生而出，但由于史料的缺乏，這也只是笔者的大胆揣测，有待进一步考证。所以本文基于现有事实研究资料，同样赞成主流观点，认为《宝剑记》是对《水浒传》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时代和作者自身的元素，进行改编再创造。可以说，《水浒传》为源头，《宝剑记》则为其流，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
一、《宝剑记》对《水浒传》的继承
《宝剑记》从题材上汲取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改造加工。所以《宝剑记》与《水浒传》两个故事中含有共同的因子。首先就呈现出了一种继承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故事框架
改编可以说是再一次创造，虽然《宝剑记》中林冲故事的具体内容与《水浒传》中有差异，但是总体的故事框架还是一样的。《水浒传》中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由于奸臣所害，被逼雪夜上梁山，与宋江等一百零八好汉义聚梁山，讨伐奸臣，后接受招安。《宝剑记》中写东京将领林冲，被奸臣所害，苦陷牢狱，被逼上梁山，也是与宋江等人共聚义，除奸卫国，最后接受朝廷招安。两者的故事主题可以说是相似的。其中的一些重要的情节也是没有改变，如“误入白虎堂”“高衙内调戏林冲之妻”“林冲刺配沧州”“鲁智深大闹野猪林”等等一些精彩情节，虽然有部分情节发生的顺序发生了改变，但是总体来说与《水浒传》中的故事还是保持一致的。《宝剑记》对于《水浒传》故事框架的继承也是判断二者关系的一个重点。
（二）忠义思想
“忠义”即忠贞义烈。忠义思想在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深深影响着每一个炎黄子孙。《水浒传》最初为《忠义水浒传》，又称为《忠义传》。后世文人评价其：“《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明代著名思想家李卓吾称赞“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1]
忠义思想贯穿于全书的始终，并且在书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全传本《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可以看出，“忠义”包含了“为君王”而维护君权地位，因而“士大夫亦不见黜”，又在“忠”字中饱含着“除暴安良”“扫除饕餮之徒”等忠君报国思想;对“义”的高扬，体现了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以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接受朝廷招安。
总之，“忠义”思想有着复杂的内容，它站在中国传统伦理纲常的角度，同时又包含着普通劳苦大众的精神和愿望。作者以此为“武器”来扭转颠倒的乾坤，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
《水浒传》这种忠义思想被《宝剑记》完全被继承下来。在《宝剑记》中这种忠义思想体现为以林冲为代表的忠良以及梁山好汉与以高俅为代表的奸臣进行斗争。最为明显的是林冲，林冲早承父业，仗剑投军，手持家传宝剑驰骋疆场，立下汗马功劳，但小人弄权，贪功冒领，因上书谏言，乃被贼人诬陷，幸有贤臣举荐，做了进军教头。权臣当道，陷害忠良，小人佞臣位居高位，使得有功之臣不能提拔，朝廷上下人心惶惶，林冲忠君为国，见此等情况每夜报剑哀叹，最终受其娘子启发，上书直谏，怎奈帝王听信谗言，反被小人诬陷，深陷牢狱，几次将要丢掉性命，幸蒙贤臣杨清、义士鲁智深等人相救，后被逼上梁山，虽然身在梁山，仍然不忘国家皇恩，将国家君主记挂于心，时刻想着皇帝招安。即使与梁山好汉四十万大军围攻京都之时，仍然是只要求：除去奸臣，便招安。忠于国家，义于兄弟。这种忠义思想被《宝剑记》完全继承了下来。
（三）人神文化
古代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人们的生产能力有限，对于神秘的和超自然界的现象更是始终保持着敬畏之感。人在远古社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人们为了解释无法理解的现象以及为了求得强大的庇护和精神上的安慰，便将神秘的事物赋予“神”的色彩，宗教神仙也便陆续产生。
从上古流传至今的神话故事便是最有力的佐证。在中国神秘的宗教神仙文化里，人和神是并存于世的，甚至可以进行位格的转化，人可以通过修炼变成神仙，神仙因为某种原因也可以转化成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神文化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祖先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等优秀品质，激励着后代子孙，而且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蒙上了一条神秘的面纱。
《水浒传》是从民间传说和话本戏剧发展而成的一部英雄传奇小说。在这部古典小说里有着丰富和神秘的人神文化色彩，增加了这部小说的传奇性。首先义聚梁山的英雄好汉，本非凡人，上映天罡下合地煞，为星宿转世，这也是他们能够义聚梁山的一个直接原因。
小说开篇第一回就是张天师“能驾雾行云”“罗天大醮，祈禳瘟疫”，被封印的“魔君”“遇洪而开”;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还道村神庙显灵，三救宋公明，九天玄女传给宋公明三道天书，并传下玉帝法旨，说明了宋江等人的来历和将来的命运。 第六十五回晁盖夜间托梦宋公明，“贤弟有百日血光之灾，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2]
第一百二十回中一百零八好汉招安后的结局，有绝句一首，诗曰：“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3]
除此之外，《水浒传》中还有将人瞬间传千里，法术高深的罗真人、入云龙公孙胜、神行太保戴宗等等会法术之人。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情节使得小说具有神秘性和传奇性的特点 。
《水浒传》这种人神文化被《宝剑记》很好的继承下来了。首先表现在主人公林冲的身上，《水浒传》中林冲是天雄星，《宝剑记》中是武曲星，二者都是天上的星宿。在情节发展中，也有着很多人神文化色彩。
《新编林冲宝剑记》第三十七出，当贼人追杀在伽蓝殿休息的林冲时，护法之神提醒林冲，有官兵追来，速速逃命。
第四十八出，“夜来伽蓝祖师梦中换老僧，今日午时三刻，林下有一节妇寻死，急急救他一命，若还有误，难免雷诛。”[4]伽蓝托梦于尼姑，使得林冲之妻免受于难。人神文化的继承使得故事的情节发展更加合情合理，增加了《宝剑记》这部传奇戏剧的神秘性与传奇性。
二、《宝剑记》对《水浒傳》的发展
《宝剑记》虽取材于《水浒传》，但能够成为明朝中期三大传奇剧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并非是简单的“翻刻”“复读”了林冲的故事，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渗透了作家主体的思想，又加之小说和传奇戏剧之间的不同叙事方式的转换，使得《宝剑记》有了新的发展。
（一）林冲人物形象的嬗变
《水浒传》中的林冲可以说是一个被动的英雄人物，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当妻子受到高衙内羞辱时，因怕得罪上司而一再忍让。刺配沧州仍对朝廷抱有幻想，渴望能够官复原职与妻儿团聚;当高俅等人一再设计逼迫时，仍然是逆来顺受，只有当忍无可忍时，才进行反抗，手刃仇人，夜奔梁山。林冲完全是被动型人物，如果没有小人奸臣一再设计，步步紧逼，他仍然是得过且过，过着自己的生活。妻子被高俅父子逼死后，更是心灰意冷，在梁山中林冲更是一心想着向高俅父子报仇，但因患上疾病，郁郁而终。林冲的一生中生活在“压迫”和“复仇”的生活中，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英雄。
《宝剑记》中的林冲同样是八十万进军教头，但呈现的确实一个忠君爱国，忧国忧民，文武双修的儒将形象。手持家传宝剑，投身军门，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小人权臣冒领功名。林冲有感于朝廷小人当权，朝政衰败，直言上谏，主动出击。林冲一心为国，即使被逼上梁山仍是有感君恩，迟迟不肯落草为寇。希望有朝一日平反昭雪，重回朝廷。林冲与众好汉率领数十万大军围攻汴京城时，只要求除去高俅父子，为民除害，报仇雪恨。
《宝剑记》中的林冲与《水浒传》是有很大不同的，林冲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化被动为主动，从“个体”上升到“国家”，从草莽英雄变成了忠臣义士。
（二）女性形象更加丰满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描写的并不是十分的详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潘金莲、潘巧云等“红颜祸水型”，另一种是母夜叉孙二娘、一丈青扈三娘这样的“彪悍型”。
总之，水浒故事中没有“正常”的女性，并且对女性的刻画也十分的简单。到了《宝剑记》中，对女性的刻画就十分丰富了，典型人物就是林冲之妻——张贞娘。
《水浒传》中是因为高衙内喜欢上了林冲的妻子从而对林冲进行陷害，也可以算得上是“红颜祸水”，而李开先笔下的张贞娘则是一个美丽贤惠，知书达理，有勇有谋的贞洁烈女形象。当面对丈夫是否要上书弹劾小人犹豫不决时，引用“朱云折槛”的典故激励丈夫直言上谏。面对高衙内苦苦相逼，宁死不屈，几次寻死。贞娘对待林冲的感情至死不渝，侍奉姑婆初心不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典范。
在《宝剑记》中忠诚刚烈的锦儿、知情达理的林母、热情好心的王婆等女性形象虽不如贞娘写的细致，但是相对于《水浒传》的描写已经十分丰富了。
（三）结局由“悲”转“喜”的变化
前文已经提到林冲是一个悲剧英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仇恨与疾病中郁郁而终，是一种痛彻人心的“悲剧”。《宝剑记》中的林冲则是与梁山众好汉率领数十万大军围攻汴京城，手刃仇人，加官晋级，封妻荫子，宝剑传名，是一种“喜剧”的结尾。这种由“悲”到“喜”的转换符合我们的文化心理。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更喜欢这种“大团圆”的喜剧结局，同时也是民族的美好愿望，这也是这部传奇喜剧为人们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体观之，《宝剑记》虽取材于《水浒传》，但前者对后者并非是“复制”与“粘贴”那么简单，而是由于时代和创作主体的差异性，使得这两部具有相同题材的作品呈现出了不同意蕴，这种意蕴“互有出入或差异，构成相互’阐释’或’对话’的关系”。[5]
《宝剑记》对《水浒传》的继承与发展，就是另一主体在不同背景下对同一故事题材的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在帮助研究者们全面把握林冲故事的主题内涵的前提下，对了解民族心理和作家心理的变化也是十分有益的。
参考文献：
[1]（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李贽文集.第一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
[2][3]（明）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526;922.
[4]卜键.李开先全集笺校（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022.
[5]董上德.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00.
作者简介：
吕行，男，满族，辽宁绥中人，辽宁大学文学院2018级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