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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事件;改编;电影
对新闻改编电影国内外没有明确的定义，国外多称其为“新闻电影”“新闻片”，认为这是以纪录片的形式来解释新闻事件。彼得·拉夫曼和吉米·普尔迪所著的《好莱坞社会问题电影：从大萧条到50年代的疯狂、绝望和政治》一书中，把以社会话题为原材料加工改编的电影类型归入“社会政治问题电影”的范畴。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电影如何反映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国外学术界大多关注电影里的新闻要素，对电影与新闻的深层互动关系思考不足。
我国学者大多认为新闻改编电影是公开报道的新闻事件改编的影片的统称，属于新闻IP化的一种。在互联网 时代，IP不仅可以来自于影视、动漫、游戏、小说等领域，个人、微信公众平台、微博都能成为IP。在此基础上新闻IP的概念应运而生。新闻IP通常分为三类，一类是新闻栏目的IP化，通过优质的原创内容、个性化的IP形象来增强受众黏性，提高新闻的影响力，例如腾讯的新闻哥;第二类是新闻大项目IP化，例如十九大会议、G20等;第三类是重大报道内容的IP延展，新闻改编电影被归于此类。
1898年上映的《哈瓦那湾战舰梅茵号的爆炸》是根据希腊土耳其战争改编而成，这部时长只有5分钟的电影被认为是新闻改编电影的开端。1921年在我国上映的剧情长片《阎瑞生》则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新闻改编电影的作品。
我国的新闻改编电影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第一个阶段是1930年以前，以电影《阎瑞生》为代表，其是由1920年上海的一则社会新闻改编而成，讲述的是滥赌成性的阎瑞生因欠下赌债对当时花国大选获胜者王莲英起了杀心，谋财害命将其抛尸野外的新闻事件。电影《阎瑞生》的播出标志着新闻改编电影在我国萌芽。1930-1980年是我国电影的发展期，当时的电影受到政治的影响，以宣传为主，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希望通过电影改变受众的思想，宣传政治主张，与此同时，“第四代导演”主张纪实拍摄手法，使新闻改编电影发展迅速。1980年以后是我国电影的成熟期，如果说“第五代导演”带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那么“第六代导演”则突破了写实屏障，越发关注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客观地反映社会矛盾，出现了一批例如《亲爱的》《我不是药神》的佳剧。
（一）挖掘优质内容，反映社会现实
我国的“第六代导演”大多出生于1960-1970年，1980年以后进入到大学学习，他们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重视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人物，电影的选材大多以社会新闻为主，例如电影《亲爱的》来源于《彭高峰三年寻子》的社会新闻，在众多媒体机构报道这一新闻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微博上的寻子日记也被网友频频转发，甚至开启了我国“微博打拐元年”，民众对儿童的安全教育以及人贩子量刑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
同时新新闻主义盛行，记者们摆脱了严肃呆板的写作风格，故事化的写作手法让新闻有了清晰的脉络，可读性大大提高，更适合进行电影改编，加之很多新闻事件贴近群众，容易产生情感共鸣，例如电影《红海行动》改编自也门撤侨的真实事件，尽管当时的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但是受众普遍印象不深刻，通过改编后，以电影的方式呈现给受众，使受众有了代入感，仿佛亲身经历了也门撤侨的经过，感受到了我国政府对于普通民众的重视，也反映了中国在全世界地位的提升。
（二）节约成本，提高收益
电影本身具有商业性，电影运作商更倾向于在创作阶段通过改编成熟的故事，科学精简的团队，采用纪实风格来节约成本，控制风险。新闻改编电影多选取的是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虽然人物普通，不需要布置宏大的场面，但是也能通过电影唤起共鸣，引发受众思考深层次的问题。例如《亲爱的》的成本2000万元，在大陆收获3.44亿元票房，《我不是药神》的成本7000万元，票房30亿元，电影团队通过小成本的制作一样能得到票房佳绩。
除考虑成本外，票房也关乎电影的最终收益。往往通过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有一定的观众基础，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受众希望可以将自己看到的文字转化成可视化的影像，对新闻改编后的电影充满好奇，这无疑增加了电影观看人数，电影的投资风险也随之降低。
（一）题材选取的单一化同质化
“第六代导演”大多拍摄的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关注的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注重反映社会矛盾，《亲爱的》反映了儿童安全教育不足和人贩子惩治力度不大的问题。《我不是药神》反映了白血病患者看病贵以及法律道德相矛盾的问题。这些电影选题较为单一，通常是由点及面，通过诉说单个社会底层人物的新闻事件来引发受众对此类社会问题深层次的思考。但过多的相似题材或主题一致的电影容易造成受众审美疲劳，影响影片的多元化发展。
电影行业也存在着效仿问题，不单单局限于新闻改编电影，赵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大热后，《匆匆那年》《左耳》《栀子花开》等一系列青春片相继上映。在新闻改编电影方面，《亲爱的》大火后，一系列打拐类型的电影片相继上映，却没有收获佳绩。同类型题材电影《失孤》在香港上映却无人无津，单周票房仅85万元，在大陆的总票房也只有2亿元，没有超过《亲爱的》总票房。《红海行动》被认为是一部佳作，但是不少受众认为其与《湄公河行动》《战狼》相似，只是将单人作战变成了群体协同作战，野战军变成了海军。若电影创作者一味效仿他人而不开拓创新走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新闻改编电影难以突破重围取得进步。
（二）戏剧化改编对当事人造成的二次伤害
电影具有娱乐功能，需要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来吸引受众的关注，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创作者在对新聞事件进行艺术化加工时往往会加入戏剧化情节，使人物更立体，故事更有逻辑，但是如何平衡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仍然是当下需要考虑的问题。影片《亲爱的》上映后，人物原型高永侠欲提起诉讼，希望制作方能说明哪些情节是真实的，哪些情节是虚构的。例如在影片中出现的下跪和陪睡并没有真实发生，创作者在二次创作中加入的煽情性情节使高永侠在现实社会中被人误解，损害其名誉。《我不是药神》中对原型陆勇身份的改编，由针织品出口的老板变成了卖药挣钱的老板，不少受众对其误会重重，认为陆勇是为了自身的商业需求去走私印度药，而真实的陆勇却是一位白血病患者，走私印度药的初衷是为了让病友能与他一起战胜病痛而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这种戏剧化的改编对陆勇产生了负面影响，将其推到了风口浪尖，影响了他的生活。
（一）电影题材选取应朝多元化发展
新闻改编电影在内容上多选取的是社会新闻，在今后的内容选择上可以拓展视野，选择民生新闻、政治新闻甚至娱乐新闻等。从多方面来客观呈现社会现实，这样不仅能提高新闻的社会和艺术价值，也能有效改善新闻改编电影的同质化现象。
（二）弘扬社会主旋律，彰显人文关怀
《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电影由社会真实事件改编，展现了政府坚决维护人民利益和人格尊严，突出了兄弟友情爱国情怀和国家尊严，满足了受众对电影的需求，传递了人文关怀。
不仅是在题材的选择上，在内容上也应凸显人文关怀，电影制作者在对新闻进行改编时应与当事人事先沟通，对于虚构部分给出合理解释，在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合理改编，对于一些不合适的情节进行适当的删减。例如电影《二十二》中，没有刻意描写老人们曾经所受的伤痛，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没有对日本人及日本政府的斥责，更多的是记录他们的老年生活以及面对生活的态度，导演甚至将老年人讲述遭遇的某些情节删去，最大程度地尊重这批特殊的老年人。
（三）培养责任意识，推动社会发展
创作者在对新闻事件进行二次创作时，往往会将悲惨的结局“美好化”，削弱了事件本应该呈现的价值，影响了受众深层次的思考。
新闻改编电影应该是让更多人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职责，以及让受众全面了解事件，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例如，韩国电影《熔炉》播出后，促使韩国修改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條例。电影《素媛》播出后，韩国修改了《教育公务员法律修订案》《学生人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使韩国的法律更加完善。在我国，《我不是药神》播出后，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新闻改编电影需培养群众社会责任意识，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对新闻改编电影国内外没有明确的定义，国外多称其为“新闻电影”“新闻片”，认为这是以纪录片的形式来解释新闻事件。彼得·拉夫曼和吉米·普尔迪所著的《好莱坞社会问题电影：从大萧条到50年代的疯狂、绝望和政治》一书中，把以社会话题为原材料加工改编的电影类型归入“社会政治问题电影”的范畴。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电影如何反映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国外学术界大多关注电影里的新闻要素，对电影与新闻的深层互动关系思考不足。
我国学者大多认为新闻改编电影是公开报道的新闻事件改编的影片的统称，属于新闻IP化的一种。在互联网 时代，IP不仅可以来自于影视、动漫、游戏、小说等领域，个人、微信公众平台、微博都能成为IP。在此基础上新闻IP的概念应运而生。新闻IP通常分为三类，一类是新闻栏目的IP化，通过优质的原创内容、个性化的IP形象来增强受众黏性，提高新闻的影响力，例如腾讯的新闻哥;第二类是新闻大项目IP化，例如十九大会议、G20等;第三类是重大报道内容的IP延展，新闻改编电影被归于此类。
一、新闻改编电影的发展历程
1898年上映的《哈瓦那湾战舰梅茵号的爆炸》是根据希腊土耳其战争改编而成，这部时长只有5分钟的电影被认为是新闻改编电影的开端。1921年在我国上映的剧情长片《阎瑞生》则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新闻改编电影的作品。
我国的新闻改编电影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第一个阶段是1930年以前，以电影《阎瑞生》为代表，其是由1920年上海的一则社会新闻改编而成，讲述的是滥赌成性的阎瑞生因欠下赌债对当时花国大选获胜者王莲英起了杀心，谋财害命将其抛尸野外的新闻事件。电影《阎瑞生》的播出标志着新闻改编电影在我国萌芽。1930-1980年是我国电影的发展期，当时的电影受到政治的影响，以宣传为主，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希望通过电影改变受众的思想，宣传政治主张，与此同时，“第四代导演”主张纪实拍摄手法，使新闻改编电影发展迅速。1980年以后是我国电影的成熟期，如果说“第五代导演”带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那么“第六代导演”则突破了写实屏障，越发关注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客观地反映社会矛盾，出现了一批例如《亲爱的》《我不是药神》的佳剧。
二、新闻改编电影的成因
（一）挖掘优质内容，反映社会现实
我国的“第六代导演”大多出生于1960-1970年，1980年以后进入到大学学习，他们经历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社会矛盾，重视社会底层和社会边缘人物，电影的选材大多以社会新闻为主，例如电影《亲爱的》来源于《彭高峰三年寻子》的社会新闻，在众多媒体机构报道这一新闻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微博上的寻子日记也被网友频频转发，甚至开启了我国“微博打拐元年”，民众对儿童的安全教育以及人贩子量刑等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
同时新新闻主义盛行，记者们摆脱了严肃呆板的写作风格，故事化的写作手法让新闻有了清晰的脉络，可读性大大提高，更适合进行电影改编，加之很多新闻事件贴近群众，容易产生情感共鸣，例如电影《红海行动》改编自也门撤侨的真实事件，尽管当时的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但是受众普遍印象不深刻，通过改编后，以电影的方式呈现给受众，使受众有了代入感，仿佛亲身经历了也门撤侨的经过，感受到了我国政府对于普通民众的重视，也反映了中国在全世界地位的提升。
（二）节约成本，提高收益
电影本身具有商业性，电影运作商更倾向于在创作阶段通过改编成熟的故事，科学精简的团队，采用纪实风格来节约成本，控制风险。新闻改编电影多选取的是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虽然人物普通，不需要布置宏大的场面，但是也能通过电影唤起共鸣，引发受众思考深层次的问题。例如《亲爱的》的成本2000万元，在大陆收获3.44亿元票房，《我不是药神》的成本7000万元，票房30亿元，电影团队通过小成本的制作一样能得到票房佳绩。
除考虑成本外，票房也关乎电影的最终收益。往往通过新闻事件改编的电影有一定的观众基础，受到移情作用的影响，受众希望可以将自己看到的文字转化成可视化的影像，对新闻改编后的电影充满好奇，这无疑增加了电影观看人数，电影的投资风险也随之降低。
三、新闻改编电影存在的问题
（一）题材选取的单一化同质化
“第六代导演”大多拍摄的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关注的是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注重反映社会矛盾，《亲爱的》反映了儿童安全教育不足和人贩子惩治力度不大的问题。《我不是药神》反映了白血病患者看病贵以及法律道德相矛盾的问题。这些电影选题较为单一，通常是由点及面，通过诉说单个社会底层人物的新闻事件来引发受众对此类社会问题深层次的思考。但过多的相似题材或主题一致的电影容易造成受众审美疲劳，影响影片的多元化发展。
电影行业也存在着效仿问题，不单单局限于新闻改编电影，赵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大热后，《匆匆那年》《左耳》《栀子花开》等一系列青春片相继上映。在新闻改编电影方面，《亲爱的》大火后，一系列打拐类型的电影片相继上映，却没有收获佳绩。同类型题材电影《失孤》在香港上映却无人无津，单周票房仅85万元，在大陆的总票房也只有2亿元，没有超过《亲爱的》总票房。《红海行动》被认为是一部佳作，但是不少受众认为其与《湄公河行动》《战狼》相似，只是将单人作战变成了群体协同作战，野战军变成了海军。若电影创作者一味效仿他人而不开拓创新走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新闻改编电影难以突破重围取得进步。
（二）戏剧化改编对当事人造成的二次伤害
电影具有娱乐功能，需要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来吸引受众的关注，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创作者在对新聞事件进行艺术化加工时往往会加入戏剧化情节，使人物更立体，故事更有逻辑，但是如何平衡真实与虚构的关系仍然是当下需要考虑的问题。影片《亲爱的》上映后，人物原型高永侠欲提起诉讼，希望制作方能说明哪些情节是真实的，哪些情节是虚构的。例如在影片中出现的下跪和陪睡并没有真实发生，创作者在二次创作中加入的煽情性情节使高永侠在现实社会中被人误解，损害其名誉。《我不是药神》中对原型陆勇身份的改编，由针织品出口的老板变成了卖药挣钱的老板，不少受众对其误会重重，认为陆勇是为了自身的商业需求去走私印度药，而真实的陆勇却是一位白血病患者，走私印度药的初衷是为了让病友能与他一起战胜病痛而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这种戏剧化的改编对陆勇产生了负面影响，将其推到了风口浪尖，影响了他的生活。
四、新闻改编电影的发展策略
（一）电影题材选取应朝多元化发展
新闻改编电影在内容上多选取的是社会新闻，在今后的内容选择上可以拓展视野，选择民生新闻、政治新闻甚至娱乐新闻等。从多方面来客观呈现社会现实，这样不仅能提高新闻的社会和艺术价值，也能有效改善新闻改编电影的同质化现象。
（二）弘扬社会主旋律，彰显人文关怀
《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电影由社会真实事件改编，展现了政府坚决维护人民利益和人格尊严，突出了兄弟友情爱国情怀和国家尊严，满足了受众对电影的需求，传递了人文关怀。
不仅是在题材的选择上，在内容上也应凸显人文关怀，电影制作者在对新闻进行改编时应与当事人事先沟通，对于虚构部分给出合理解释，在当事人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合理改编，对于一些不合适的情节进行适当的删减。例如电影《二十二》中，没有刻意描写老人们曾经所受的伤痛，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没有对日本人及日本政府的斥责，更多的是记录他们的老年生活以及面对生活的态度，导演甚至将老年人讲述遭遇的某些情节删去，最大程度地尊重这批特殊的老年人。
（三）培养责任意识，推动社会发展
创作者在对新闻事件进行二次创作时，往往会将悲惨的结局“美好化”，削弱了事件本应该呈现的价值，影响了受众深层次的思考。
新闻改编电影应该是让更多人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职责，以及让受众全面了解事件，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例如，韩国电影《熔炉》播出后，促使韩国修改了《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條例。电影《素媛》播出后，韩国修改了《教育公务员法律修订案》《学生人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使韩国的法律更加完善。在我国，《我不是药神》播出后，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新闻改编电影需培养群众社会责任意识，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