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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字中，数量词“九”往往代表着最高、最多和极致，如“九五之尊”“九霄云外”等；而“十”则往往寄寓着周全和圆满，如“十拿九稳”和“十全十美”，可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是非常重视事物的有始有终与皆大欢喜的。以东方艺术中心创办伊始、于2006年年初策划组织的“我心目中的世界十大交响乐团”评选活动来说，经过为期一个月的市民的踊跃投票，最终选定的十支交响乐团已相继登上了被誉为“东方蝴蝶兰”的东艺音乐大厅，让沪上乐迷得以一睹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的精湛演技和大师风采，其中有几支乐团还来了不下三次。
2014年10月，十大交响乐团中的最后一支——俄罗斯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也将登临东艺，造访申城。这支令沪上乐迷望眼欲穿的王牌乐团的大驾光临，不仅为“我心目中的十大交响乐团”补全了最后一块音乐拼图，也使得这项深入人心的“民心工程”修成正果，完满落幕。有句俗话说得好：好饭不怕晚。压轴的也许总是最好的。那么，就让我们来揭开这支来自我国北邻的世界著名交响乐团的神奇面纱吧。
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
在俄罗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十八世纪之前的王朝，无论是留利克王朝还是罗曼诺夫王朝，都是以莫斯科作为首都的。然而，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代接班人、沙皇彼得一世的登基却改变了这一切。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彼得大帝为了富国强兵，亦为了在俄国找到一个能抵御北欧强敌、争夺海洋控制权的出海口，即位后不久就在位于芬兰湾东岸的涅瓦河河口一个被称为“兔子岛”的荒岛上垒石填海，通过十年的时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城市——圣彼得堡，并于1712年将国都由莫斯科迁到这里，由此开辟了圣彼得堡长达两百年的作为俄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璀璨时代。音乐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这个新生的城市里勃兴起来。
1772年，一批热爱音乐的上流人士组建了圣彼得堡的第一个音乐俱乐部，随着职业音乐家的不断加入，俱乐部由更为专业的圣彼得堡爱乐协会所取代。协会坐落于圣彼得堡耶夫斯基大街的一百三十号，成员们常常在此举办各种形式的音乐演出。1839年，协会甚至还筹集资金兴建了大厦内的爱乐大厅，以供乐团排练和演出。
然而，这一时期的专业演出并不面向最广泛的平民百姓。当时圣彼得堡唯一一支职业性的演奏团体是成立于1882年的宫廷管弦乐团，它与其前身“帝国音乐合唱团”一样，只为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首的极少数王公贵族们提供精神享受。这种资源与服务对象极不对称的畸形局面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得以扭转。直至那时，宫廷乐团才开始走出深宫内院，在爱乐协会的安排下举办了少量的公共音乐会，也由此吸引了诸如理查·施特劳斯、马勒、尼基什和门格尔伯格这样重量级的作曲家、指挥家来这里指挥乐团，进一步点燃起公众音乐会的气氛。
1882年，宫廷管弦乐团正式成立，首任指挥是来自德国的作曲家兼指挥家赫尔曼·弗利格，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此前他就是这支宫廷乐队的乐长。弗利格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和乐团训练手段，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博得亚历山大三世青睐的主要原因。他指挥乐团直至1907年去世，接替他继任乐团指挥一职的是他的前助手、俄罗斯指挥家雨果·瓦列金。乐团在他的带领下走过了十年，而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使他的使命戛然而止。
十月革命后，宫廷乐团不复存在。随着城市名称的变更，这支乐团也变成了“彼得格勒国家爱乐乐团”，但它仍属爱乐协会管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乐团才开始得到政府的资助与扶持，与其名号中的“国家”两字相称起来。在这一时期，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大指挥家库塞维茨基被请来出任乐团的第三任首席指挥，由此也可看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乐团的重视程度。然而，这位指挥大师却对这场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革命很不理解，他只上任了三年就离开祖国前往西方发展。于是，乐团首席的指挥棒便交到了埃米尔·库泊的手里。
库泊是位小提琴家，他的指挥是跟尼基什学的，当时已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指挥家了。在履职爱乐乐团的同时，他还兼任比乐团资格更老的马林斯基剧院的指挥。可惜与他的前任库塞维茨基一样，这位旧时代毕业的知识分子不认同新生的社会政治制度，因而他也同样在三年以后选择了离开。接任的是另一位苏联指挥家瓦西里·贝尔迪亚耶夫，他仍是一位“三年首席”。
这一时期的乐团身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动荡之中，指挥交替频繁。但由于他们均为指挥领域的名家高手，乐团总体的演奏素质已被打造得十分扎实，这也为此后即将到来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乐团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列宁去世。三天以后，为纪念这位领导“十月革命”的领袖，“彼得格勒”更名为“列宁格勒”，因之乐团也相应地再次更名为“列宁格勒爱乐乐团”。乐团更名后相继到来的两位指挥家合力打造出了乐团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十年，尼古拉·马尔科和亚历山大·高克通过他们的努力给乐团带来了新的面貌和活力，也使它逐渐成为一支具有国际水准的交响乐团。
尼古拉·马尔科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但学成后他却舍历史而事音乐，先后师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格拉祖诺夫和李亚多夫学习作曲和指挥，还曾去德国追随莫特尔深造。1926年，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指挥系教课的他奉召出任爱乐乐团的第六任首席指挥。在马尔科浓厚的俄、德指挥学派背景下，乐团的演出水平在他手下提高了一个档次。乐团除了演奏他们熟悉的俄罗斯作品外，对德奥古典浪漫派的作品也演释得有板有眼。
当然，马尔科对乐团的建树还在于他成功地建立起了乐团和杰出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之间的特殊关系。当时，二十岁出头的肖氏还是音乐学院一位才华出众却默默无闻的学生，马尔科以其敏锐的慧眼发现了这位作曲天才，于1926年5月12日指挥乐团将肖氏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搬上了舞台，一举奠定了作曲家在二十世纪国际乐坛上的地位。第二年，肖氏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创作的《第二交响曲》杀青。为报答乐团对他的知遇之恩，他仍将作品交由乐团首演，并特意将此作题献给指挥家马尔科。从此，肖斯塔科维奇这位圣彼得堡之子将几乎所有的交响曲都交由乐团首演，这成了乐团在之后半个世纪里无人可及的荣誉和骄傲。 继马尔科之后领衔爱乐乐团的同样是音乐学院教授出身的指挥家亚历山大·高克。高克在提高乐团演奏水平和维系与肖斯塔科维奇友谊这两方面都沿袭了前任制定的方针，乐团于1931年11月6日将肖氏的《第三交响曲》献给了听众。
不过，继高克之后执掌乐团的弗里兹·斯蒂德里克就没这么好运了。他是奥地利人，少小成名，后来还当过马勒在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助手，深受马勒的赏识。然而，作为一名外国人，他毕竟对微妙而复杂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不了解、不敏感，只一味沉溺于自己热爱的音乐之中。他本来想步前任之后尘，把肖氏的《第四交响曲》的首演拿下的，不料时局陡然发生了变化，在随之而来的“风暴”中，肖氏本人不仅遭到了所谓“形式主义错误创作倾向”的批判与围剿，而且原定要首演的《第四交响曲》的总谱也被作曲家本人从排练现场的指挥台上取走。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作曲家对斯蒂德里的排练很不满意，认为这个外国佬根本无法真正领会并准确表达自己在音乐中所要传递的思绪和情感。
随着斯蒂德里的落寞离场，乐团历史上一位真正的“舵手”出现了。他就是被誉为“指挥坛上的沙皇”的穆拉文斯基。
雄踞乐坛潮头五十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穆拉文斯基，就不会有今日国际乐坛上傲视群雄、独树一帜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当时还被称为列宁格勒爱乐乐团）。
穆拉文斯基是圣彼得堡当地人。他来自一个音乐家族，其姑妈是马林斯基剧院的女高音，他的音乐学习也是从马林斯基剧院开始的。穆拉文斯基起先在大学里学的是生物学专业，可终究无法抑制内心对音乐的热爱，遂转攻指挥，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先后随马尔科和高克深造，毕业后一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剧院里指挥歌剧和舞剧。1938年，三十五岁的穆拉文斯基在国内举办的全苏指挥比赛脱颖而出，一举夺得金奖，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而早在这之前，知人善任的肖斯塔科维奇就把自己交响曲的未来命运押在了这位指挥界的“新科状元”身上了。
标志着这两位音乐学院校友良好合作的是1937年11月21日的那场音乐会。音乐会上，穆拉文斯基指挥爱乐乐团首演了肖氏的《第五交响曲》。演出的巨大成功改变了这两位伟大音乐家命运，可谓名副其实的“命运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凭借此曲的成功一扫笼罩在心头的阴霾，重新投入到鲜活的创作中去；而穆拉文斯基则借此得到了肖氏的绝对信任，并在后者的大力举荐下成为了乐团的第九任首席指挥，也是乐团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指挥。
1938年走马上任的穆拉文斯基是苏联指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指挥特点是气质果敢，气势豪迈，音乐表达层次细腻，情感刻画真挚感人。他的诠释构建于对原作深刻的理解和对技术精确清晰的运用之上，是音乐本质与个性风格的完美融合。他指挥的俄罗斯作品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民族情结和艺术特征，能唤起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在他领导下，乐团与肖氏的交响曲也形成了一种同生共存的关系，爱乐乐团俨然成为肖氏交响曲新作的“发言人”，日后肖氏的第五至第十二交响曲都是由其首演的。
在穆拉文斯基“沙皇式”的有效管理下，乐团与他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已经磨合至水乳交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乐团，亲手呵护它的成长，关爱着它的发展，共同见证了它的辉煌，也一起享受着它的荣耀。在此期间他与乐团留下了大量堪称经典的音乐会现场录音和唱片录音，而他本人也以一生仅担任一支交响乐团首席并长达五十年的独特经历造就了二十世纪乐坛的一个传奇。
“沙皇”自然是终身制的，穆拉文斯基在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任期也是直到他1988年去世时才结束的。他的接班人，即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的第十任首席指挥，是此次率团前来的尤里·特米卡诺夫。这位现年七十六岁的当代指挥大师是苏联指挥教学泰斗伊利亚·穆辛的高徒，其音乐学养丰富，指挥技艺精湛。在10月18日的音乐会上，他将指挥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为我们奉献一场原汁原味的俄罗斯音乐盛宴，曲目有柴科夫斯基的交响序曲《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让我们期盼着这场精彩绝伦的“俄罗斯之夜”的到来吧！
2014年10月，十大交响乐团中的最后一支——俄罗斯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也将登临东艺，造访申城。这支令沪上乐迷望眼欲穿的王牌乐团的大驾光临，不仅为“我心目中的十大交响乐团”补全了最后一块音乐拼图，也使得这项深入人心的“民心工程”修成正果，完满落幕。有句俗话说得好：好饭不怕晚。压轴的也许总是最好的。那么，就让我们来揭开这支来自我国北邻的世界著名交响乐团的神奇面纱吧。
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
在俄罗斯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十八世纪之前的王朝，无论是留利克王朝还是罗曼诺夫王朝，都是以莫斯科作为首都的。然而，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代接班人、沙皇彼得一世的登基却改变了这一切。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彼得大帝为了富国强兵，亦为了在俄国找到一个能抵御北欧强敌、争夺海洋控制权的出海口，即位后不久就在位于芬兰湾东岸的涅瓦河河口一个被称为“兔子岛”的荒岛上垒石填海，通过十年的时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城市——圣彼得堡，并于1712年将国都由莫斯科迁到这里，由此开辟了圣彼得堡长达两百年的作为俄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璀璨时代。音乐作为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这个新生的城市里勃兴起来。
1772年，一批热爱音乐的上流人士组建了圣彼得堡的第一个音乐俱乐部，随着职业音乐家的不断加入，俱乐部由更为专业的圣彼得堡爱乐协会所取代。协会坐落于圣彼得堡耶夫斯基大街的一百三十号，成员们常常在此举办各种形式的音乐演出。1839年，协会甚至还筹集资金兴建了大厦内的爱乐大厅，以供乐团排练和演出。
然而，这一时期的专业演出并不面向最广泛的平民百姓。当时圣彼得堡唯一一支职业性的演奏团体是成立于1882年的宫廷管弦乐团，它与其前身“帝国音乐合唱团”一样，只为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首的极少数王公贵族们提供精神享受。这种资源与服务对象极不对称的畸形局面直到二十世纪初才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得以扭转。直至那时，宫廷乐团才开始走出深宫内院，在爱乐协会的安排下举办了少量的公共音乐会，也由此吸引了诸如理查·施特劳斯、马勒、尼基什和门格尔伯格这样重量级的作曲家、指挥家来这里指挥乐团，进一步点燃起公众音乐会的气氛。
1882年，宫廷管弦乐团正式成立，首任指挥是来自德国的作曲家兼指挥家赫尔曼·弗利格，这丝毫不令人奇怪，因为此前他就是这支宫廷乐队的乐长。弗利格具有较高的音乐素养和乐团训练手段，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博得亚历山大三世青睐的主要原因。他指挥乐团直至1907年去世，接替他继任乐团指挥一职的是他的前助手、俄罗斯指挥家雨果·瓦列金。乐团在他的带领下走过了十年，而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使他的使命戛然而止。
十月革命后，宫廷乐团不复存在。随着城市名称的变更，这支乐团也变成了“彼得格勒国家爱乐乐团”，但它仍属爱乐协会管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乐团才开始得到政府的资助与扶持，与其名号中的“国家”两字相称起来。在这一时期，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大指挥家库塞维茨基被请来出任乐团的第三任首席指挥，由此也可看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对乐团的重视程度。然而，这位指挥大师却对这场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革命很不理解，他只上任了三年就离开祖国前往西方发展。于是，乐团首席的指挥棒便交到了埃米尔·库泊的手里。
库泊是位小提琴家，他的指挥是跟尼基什学的，当时已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指挥家了。在履职爱乐乐团的同时，他还兼任比乐团资格更老的马林斯基剧院的指挥。可惜与他的前任库塞维茨基一样，这位旧时代毕业的知识分子不认同新生的社会政治制度，因而他也同样在三年以后选择了离开。接任的是另一位苏联指挥家瓦西里·贝尔迪亚耶夫，他仍是一位“三年首席”。
这一时期的乐团身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动荡之中，指挥交替频繁。但由于他们均为指挥领域的名家高手，乐团总体的演奏素质已被打造得十分扎实，这也为此后即将到来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乐团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1924年1月21日，伟大的列宁去世。三天以后，为纪念这位领导“十月革命”的领袖，“彼得格勒”更名为“列宁格勒”，因之乐团也相应地再次更名为“列宁格勒爱乐乐团”。乐团更名后相继到来的两位指挥家合力打造出了乐团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十年，尼古拉·马尔科和亚历山大·高克通过他们的努力给乐团带来了新的面貌和活力，也使它逐渐成为一支具有国际水准的交响乐团。
尼古拉·马尔科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但学成后他却舍历史而事音乐，先后师从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格拉祖诺夫和李亚多夫学习作曲和指挥，还曾去德国追随莫特尔深造。1926年，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指挥系教课的他奉召出任爱乐乐团的第六任首席指挥。在马尔科浓厚的俄、德指挥学派背景下，乐团的演出水平在他手下提高了一个档次。乐团除了演奏他们熟悉的俄罗斯作品外，对德奥古典浪漫派的作品也演释得有板有眼。
当然，马尔科对乐团的建树还在于他成功地建立起了乐团和杰出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之间的特殊关系。当时，二十岁出头的肖氏还是音乐学院一位才华出众却默默无闻的学生，马尔科以其敏锐的慧眼发现了这位作曲天才，于1926年5月12日指挥乐团将肖氏的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搬上了舞台，一举奠定了作曲家在二十世纪国际乐坛上的地位。第二年，肖氏为纪念十月革命十周年而创作的《第二交响曲》杀青。为报答乐团对他的知遇之恩，他仍将作品交由乐团首演，并特意将此作题献给指挥家马尔科。从此，肖斯塔科维奇这位圣彼得堡之子将几乎所有的交响曲都交由乐团首演，这成了乐团在之后半个世纪里无人可及的荣誉和骄傲。 继马尔科之后领衔爱乐乐团的同样是音乐学院教授出身的指挥家亚历山大·高克。高克在提高乐团演奏水平和维系与肖斯塔科维奇友谊这两方面都沿袭了前任制定的方针，乐团于1931年11月6日将肖氏的《第三交响曲》献给了听众。
不过，继高克之后执掌乐团的弗里兹·斯蒂德里克就没这么好运了。他是奥地利人，少小成名，后来还当过马勒在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助手，深受马勒的赏识。然而，作为一名外国人，他毕竟对微妙而复杂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生活不了解、不敏感，只一味沉溺于自己热爱的音乐之中。他本来想步前任之后尘，把肖氏的《第四交响曲》的首演拿下的，不料时局陡然发生了变化，在随之而来的“风暴”中，肖氏本人不仅遭到了所谓“形式主义错误创作倾向”的批判与围剿，而且原定要首演的《第四交响曲》的总谱也被作曲家本人从排练现场的指挥台上取走。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作曲家对斯蒂德里的排练很不满意，认为这个外国佬根本无法真正领会并准确表达自己在音乐中所要传递的思绪和情感。
随着斯蒂德里的落寞离场，乐团历史上一位真正的“舵手”出现了。他就是被誉为“指挥坛上的沙皇”的穆拉文斯基。
雄踞乐坛潮头五十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穆拉文斯基，就不会有今日国际乐坛上傲视群雄、独树一帜的圣彼得堡爱乐乐团（当时还被称为列宁格勒爱乐乐团）。
穆拉文斯基是圣彼得堡当地人。他来自一个音乐家族，其姑妈是马林斯基剧院的女高音，他的音乐学习也是从马林斯基剧院开始的。穆拉文斯基起先在大学里学的是生物学专业，可终究无法抑制内心对音乐的热爱，遂转攻指挥，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先后随马尔科和高克深造，毕业后一直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剧院里指挥歌剧和舞剧。1938年，三十五岁的穆拉文斯基在国内举办的全苏指挥比赛脱颖而出，一举夺得金奖，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而早在这之前，知人善任的肖斯塔科维奇就把自己交响曲的未来命运押在了这位指挥界的“新科状元”身上了。
标志着这两位音乐学院校友良好合作的是1937年11月21日的那场音乐会。音乐会上，穆拉文斯基指挥爱乐乐团首演了肖氏的《第五交响曲》。演出的巨大成功改变了这两位伟大音乐家命运，可谓名副其实的“命运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凭借此曲的成功一扫笼罩在心头的阴霾，重新投入到鲜活的创作中去；而穆拉文斯基则借此得到了肖氏的绝对信任，并在后者的大力举荐下成为了乐团的第九任首席指挥，也是乐团历史上最年轻的首席指挥。
1938年走马上任的穆拉文斯基是苏联指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的指挥特点是气质果敢，气势豪迈，音乐表达层次细腻，情感刻画真挚感人。他的诠释构建于对原作深刻的理解和对技术精确清晰的运用之上，是音乐本质与个性风格的完美融合。他指挥的俄罗斯作品有着浓得化不开的民族情结和艺术特征，能唤起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在他领导下，乐团与肖氏的交响曲也形成了一种同生共存的关系，爱乐乐团俨然成为肖氏交响曲新作的“发言人”，日后肖氏的第五至第十二交响曲都是由其首演的。
在穆拉文斯基“沙皇式”的有效管理下，乐团与他在整整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已经磨合至水乳交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地。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乐团，亲手呵护它的成长，关爱着它的发展，共同见证了它的辉煌，也一起享受着它的荣耀。在此期间他与乐团留下了大量堪称经典的音乐会现场录音和唱片录音，而他本人也以一生仅担任一支交响乐团首席并长达五十年的独特经历造就了二十世纪乐坛的一个传奇。
“沙皇”自然是终身制的，穆拉文斯基在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任期也是直到他1988年去世时才结束的。他的接班人，即圣彼得堡爱乐乐团的第十任首席指挥，是此次率团前来的尤里·特米卡诺夫。这位现年七十六岁的当代指挥大师是苏联指挥教学泰斗伊利亚·穆辛的高徒，其音乐学养丰富，指挥技艺精湛。在10月18日的音乐会上，他将指挥圣彼得堡爱乐乐团为我们奉献一场原汁原味的俄罗斯音乐盛宴，曲目有柴科夫斯基的交响序曲《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洛可可主题变奏曲》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交响组曲《天方夜谭》。让我们期盼着这场精彩绝伦的“俄罗斯之夜”的到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