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虽然日本启蒙思想家所宣传的自由、平等、权力等思想，对启蒙被封建思想压抑的广大民众，唤醒他们的自由、平等、权利意识起到了极大作用，但由于他们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他们个人自身思想状况及阶级属性的制约，他们的思想有极大的脆弱性和局限性，缺乏前后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共发生了两次转变：第一次是明治7、8年的初步转变，从开始信奉自然法思想，宣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转为把人际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扩展到国家间的，即国与国的自由、平等和独立，把“天赋人权”发展为“天赋国权”的思想，进而出现第二次转变，即明治十四年的彻底转变，转向了保守的传统道德主义和对外侵略主义。在对待人权与国权的关系上，日本很多启蒙思想家最后都转向了国权优先的立场，将国权置于人权之上，甚至使之绝对化。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共同逻辑是：‘天赋人权’出发，在现实中把其转换为‘天赋国权’、‘国赋人权’，最后再要求‘人权’服务和回归于‘国权’。天赋人权思想在日本经历了两次飞跃，第一次是从天赋人权飞跃到国赋人权，第坪欠是从人权再回归到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