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们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在国统区同美国驻渝新闻机构、驻渝记者建立起广泛联系，开展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他们积极加强同美国驻渝记者联络，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国民政府外交、新闻封锁，促使部分美国记者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及共产党、八路军等作出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价，这些对国际舆论支持中共和中共抗战，为中国赢得抗战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共中央南方局；美驻渝记者；合作交往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3-0001-03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2019年重庆社科规划抗战工程项目“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美国合作交往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YBKZ03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战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指挥中心。大量外国记者随同西迁的通讯社来到重庆，美国在重庆设立的通讯社、摄影社、报刊社也纷纷派记者驻渝，并专门设立美国新闻处，报道中国抗战。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美国在渝新闻记者合作交往，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赢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同情支持，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
一、“宣传出去”：借助美国驻渝新闻记者向世界发声
1939年4月，南方局成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改称外事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主要工作是加强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国际组织和国际友好人士的联系与沟通，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局外事组开展国际统战工作的人员包括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龚澎，新华日报编辑乔冠华、副总编辑章汉夫，中共秘密党员孟用潜、刘尊祺、刘思慕（此三人均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以及“保卫中国同盟”的廖梦醒等人[1]。
南方局始终秉承“宣传出去，争取过来”这一政策方针，以“宣传出去”的方式，不断争取美国驻渝记者，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1939年秋开始，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封锁，不允许外国记者采访，外界几乎无法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主张、方针、政策。周恩来以及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人员通过与美国在渝记者、友好人士、国际机构密切交往，赢得关注，在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为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夯实了基础。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发起抗议。一方面以联络美、英、苏等国大使和特使的方式，及时向他们通报皖南事变的真相；另一方面寻求外国记者向世界发声，其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皖南事变的真相在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上被率先报道[2]，后又通过斯特朗将皖南事变的材料和来信公诸媒体。斯诺的报道和斯特朗的佐证材料，在美国政要人员以及普通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美国政府随即派特使居里到重庆考察，后告知蒋介石：若国共问题未解决，美国政府将无法大量援华。迫于内外压力，蒋介石表示以后绝无剿共之军事行为。
1942年5月，斯诺随美国军事代表团再次来华[3]，在重庆与周恩来又一次会面，周恩来提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并请他带信给美国总统特使居里[4]。这一会面也为日后美军观察组以及中外记者观察团访问延安奠定了基础。
白修德是众多美国记者中比较特殊的一個，他一生的政治思想经历了数次巨大的变化。1939年到重庆，9月至10月赴山西抗战前线实地采访，这次采访让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也改变了他的政治思想。到1940年底，在与周恩来、董必武、龚澎等中共人士的交往中，白修德逐步加深了对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共产党的态度由表达同情向赞扬转变。1944年底，白修德访问延安。在延安期间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13位中共高层领导，并采访了其中11位[5]。后他写了著名的《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文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引起了美国民众及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周恩来及南方局外事组利用国统区这一有利环境，结识了大量外国记者，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向这些记者表明中共的立场，也收获了部分驻渝记者的支持。如美国记者、企业家卡尔·克劳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根本没有料到会被共产党领导人如此吸引”。太平洋战争前驻渝先驱记者玛格丽特·贝姬·窦丁描述当年在重庆的经历：周恩来的说服力和智慧，国民党方面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同样，公共关系负责人龚澎，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关系官员。
二、“争取过来”：促成以美国记者为主的中外记者赴延安考察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离不开南方局与在渝外国新闻记者的统战工作。南方局外事组为他们提供真实的抗战信息和事实，成功吸引了大量驻渝外国记者特别是驻渝美国新闻记者访问延安的期望。时任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这样说道，“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包括外交人员）与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之间发生了经常的、良好的接触。通过接触，大多数记者，不论其个人政治观点如何，都一致认为他们能够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获得最可靠的事实和最有说服力的分析”[6]。
1944年，美国驻华外交官主动加强与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的接触。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美、英政府，这时更加关注太平洋战场，为了争取世界大战特别是对日战争的胜利，他们急需了解和利用中国抗战军民的实力。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当局一直严密封锁着陕甘宁边区，国内外各界很难同延安建立联系，也很难直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况。因此，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延安的封锁，成了当时国内外舆论界最强烈的要求。
王炳南利用上述国内外形势所出现的机会，在各国驻华新闻机构和各国驻华使团中，作了大量的外交和宣传活动，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政府不允许中外记者去边区或解放区考察的新闻封锁，为共产党邀请外国记者采访延安创造了条件。 6月9日中外记者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其中，外国记者6人，包括4名美国记者，分别是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夏南汉神甫。外国记者进入延安后对解放区真实情况的报道，加深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为双方建立直接联系奠定了基础。
同年7月1日，在毛泽东接见记者团后不到20天，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文中称“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7]。8月3日，又刊登由驻延记者发出的通讯，“称赞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并报道八路军不依赖政府，生产自给……”。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撰写了《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一文，文中“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8]。美国记者福尔曼撰写《中国边区的报告》，书中详细描述了他所拍到的游击区情况。美国报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斯坦因的报道，他在文中写道：“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9]在英国新闻时事报上刊登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给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民主，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他们是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10]的论断。南方局外事工作的努力，使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中共领导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重要力量。
1944年夏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掀起了外国记者争相报道解放区的热潮。在记者团驻延安期间，解放区领导人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美国介绍国共谈判、敌后战场，以及中共的政治、军事等情况。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顺利访问延安，无疑与南方局的前期准备工作密不可分，不仅争取到中外记者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报道，更为后来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作了铺垫。促成中外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及美国记者向世界报道真实的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这无疑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最成功的国际统战工作成果。
三、互相合作：构筑中共与美方联络新渠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步巩固，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宣传上偏重于同英美等国建立民主盟友关系，促进共同对日作战。此时南方局同美国驻华机构部分政府、新闻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加强了与美国战时新闻处的联系。
1942年冬，美国战时新闻处在重庆成立，负责人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为加强同美国战时新闻处的联系，刘尊棋经周恩来批准到美国新闻处任中文部主任。中文部開拓了多种时事报道工作，在国统区利用中文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1944年，刘尊棋与孙伏园、地下党员陈翰伯等利用美国战时新闻处的书刊成立了中外出版社，出版一些美国新书的译本。出版社在1944年还创办了一种刊登国际问题文章的刊物——文汇周报，乔冠华、章汉夫等都时常为其撰稿。文汇周报刊登本国知名作家的作品，更有国外知名作者的译文，是抗战时期大后方销量较多的一种刊物，既团结了不少进步文化工作者，也促进了战时中美文化的交流。
为加强对美国记者的统战，加强同美国战时新闻处的联络交往，周恩来还特别同意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同美新处直接联系。1945年7月28日，根据新闻处重庆分处处长费正清所提要求，周恩来起草复函，如果能争取国民政府取消无理检查、不加扣阻的制度，“彼此可以邮件来往”，新华社愿与其实行无线电交通；并愿“保持有关事项工作之联系”；抗战期间同意双方互相接听无线电广播[11]。
位于国统区的美新处还设有翻译部门，会翻译大量含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内容的文章。如1943年9月，翻译部将122篇文章投给131家报社和15家杂志社。重庆美新处收到700份刊登这些文章的报纸样本，而这一数目估计占“全部刊登战争信息署文章报纸数的三分之一” 。虽然美国新闻处是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机构，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身份和场所掩护。而美新处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也加强了中国人民对美国新闻处这一机构的了解及其对华新闻报道的认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关于美国方面的报道数量逐渐增加，内容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通常放在较为显眼的版面和位置。这种变化主要得益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需要，也是为了通过增加美国相关新闻报道引起更多美国社会人士的关注。
新华日报除了报道大量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对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等展开了报道，尤以1941年的报道最多。1940年《新华日报刊发《访斯特朗》一文，高度赞扬了以斯特朗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对中国抗战的报道，文末斯特朗表达了她对中国抗战的希望：团结、抗战、民主。1941年，新华日报大量刊发了美国记者来渝的消息。1945年，美国记者团来渝，新华日报发表时评《欢迎美国报界代表来渝》，社论《欢迎美国报界代表团》，此社论只印此九个大字。另，社论《迎美国记者团》一文中提出，“希望美国新闻记者团切实注意中国的实情，把中国的情形报道给美国的同业和各界”。
1942年，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开设国际述评专栏，编发国际新闻、国际述评，引起各国通讯社的重视。南方局外事组成员乔冠华主要负责国际评论的工作，他以于怀为名，每两周撰写一篇国际述评，刊登在新华日报上。1943年，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感谢美国与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同情与帮助，这种帮助无论是在精神还是物质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刊登大量抗战宣传，同时也引起了美国刊物的注意。南方局委派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任职的南方局文委委员冯乃超、新华日报编辑楼适夷，联合老舍、孙罗荪、徐迟等人组成编委会，以文协的名义创办了专门对外传播中国抗战文艺作品的英文杂志《中国作家》，创刊不到一年，便与美国批评家集团出版社、文学杂志《小说》，以及《新方向》等合作，在这些刊物上宣传中国抗战。
四、结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多是非官方背景的民间外交，众多国际友人中，以新闻记者为最重要的部分。南方局始终秉承“宣传出去，争取过来”这一政策方针，以“宣传出去”的方式不断争取美驻渝记者，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1939年秋开始，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封锁，不允许外国记者采访，外界几乎无法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周恩来及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人员通过与美国在渝记者、友好人士、国际机构密切交往，赢得关注，在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为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夯实基础。南方局与美国驻华记者的合作交往使美国记者认识了解了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取得的抗日战绩，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八路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军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宣传和评价的传播，为中国赢得了美国民众和部分美国官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并对中国的抗战给予进一步的援助。让美国对中共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让美国意识到中共是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一支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予以帮助。周恩来及南方局的外事工作组与美国驻华记者的交往，让世界了解了真實的中国，认识了中共，使他们那时几乎一致地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邱云雪，郑海燕.从历史角度分析周恩来与费正清交往[J].兰台世界，2013（07）：13.
[2]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91.
[3] 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66.
[4] 郑琴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D].安徽大学，2010.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32.
[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3.
[7] 袁武振，梁月兰.面前是新中国一角的曙光——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延安纪行[J].党史纵横，1995（02）：7.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六十九辑）[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6：120-121.
[9] 卢毅. 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风[J].广东社会科学，2015（01）：125.
[10] 缪平均.中外记者眼中的延安抗日解放区[J].文史春秋，2015（07）：62.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67.
作者简介：刘英（1966—），女，重庆人，本科，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南方局历史。
王晓园（1989—），女，山西大同人，硕士，馆员，研究方向：南方局历史。
关键词：中共中央南方局；美驻渝记者；合作交往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3-0001-03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2019年重庆社科规划抗战工程项目“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美国合作交往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9YBKZ03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战场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指挥中心。大量外国记者随同西迁的通讯社来到重庆，美国在重庆设立的通讯社、摄影社、报刊社也纷纷派记者驻渝，并专门设立美国新闻处，报道中国抗战。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美国在渝新闻记者合作交往，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赢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对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同情支持，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
一、“宣传出去”：借助美国驻渝新闻记者向世界发声
1939年4月，南方局成立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改称外事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主要工作是加强与反法西斯同盟国、国际组织和国际友好人士的联系与沟通，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局外事组开展国际统战工作的人员包括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龚澎，新华日报编辑乔冠华、副总编辑章汉夫，中共秘密党员孟用潜、刘尊祺、刘思慕（此三人均在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以及“保卫中国同盟”的廖梦醒等人[1]。
南方局始终秉承“宣传出去，争取过来”这一政策方针，以“宣传出去”的方式，不断争取美国驻渝记者，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1939年秋开始，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封锁，不允许外国记者采访，外界几乎无法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主张、方针、政策。周恩来以及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人员通过与美国在渝记者、友好人士、国际机构密切交往，赢得关注，在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为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夯实了基础。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发起抗议。一方面以联络美、英、苏等国大使和特使的方式，及时向他们通报皖南事变的真相；另一方面寻求外国记者向世界发声，其中通过美国记者斯诺，皖南事变的真相在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上被率先报道[2]，后又通过斯特朗将皖南事变的材料和来信公诸媒体。斯诺的报道和斯特朗的佐证材料，在美国政要人员以及普通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美国政府随即派特使居里到重庆考察，后告知蒋介石：若国共问题未解决，美国政府将无法大量援华。迫于内外压力，蒋介石表示以后绝无剿共之军事行为。
1942年5月，斯诺随美国军事代表团再次来华[3]，在重庆与周恩来又一次会面，周恩来提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并请他带信给美国总统特使居里[4]。这一会面也为日后美军观察组以及中外记者观察团访问延安奠定了基础。
白修德是众多美国记者中比较特殊的一個，他一生的政治思想经历了数次巨大的变化。1939年到重庆，9月至10月赴山西抗战前线实地采访，这次采访让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也改变了他的政治思想。到1940年底，在与周恩来、董必武、龚澎等中共人士的交往中，白修德逐步加深了对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共产党的态度由表达同情向赞扬转变。1944年底，白修德访问延安。在延安期间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13位中共高层领导，并采访了其中11位[5]。后他写了著名的《延安印象记：共产党对美国的友谊是真诚的》，文章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貌，引起了美国民众及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周恩来及南方局外事组利用国统区这一有利环境，结识了大量外国记者，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向这些记者表明中共的立场，也收获了部分驻渝记者的支持。如美国记者、企业家卡尔·克劳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根本没有料到会被共产党领导人如此吸引”。太平洋战争前驻渝先驱记者玛格丽特·贝姬·窦丁描述当年在重庆的经历：周恩来的说服力和智慧，国民党方面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同样，公共关系负责人龚澎，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共关系官员。
二、“争取过来”：促成以美国记者为主的中外记者赴延安考察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努力赢得国际社会同情与支持，离不开南方局与在渝外国新闻记者的统战工作。南方局外事组为他们提供真实的抗战信息和事实，成功吸引了大量驻渝外国记者特别是驻渝美国新闻记者访问延安的期望。时任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这样说道，“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包括外交人员）与周恩来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之间发生了经常的、良好的接触。通过接触，大多数记者，不论其个人政治观点如何，都一致认为他们能够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获得最可靠的事实和最有说服力的分析”[6]。
1944年，美国驻华外交官主动加强与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王炳南的接触。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美、英政府，这时更加关注太平洋战场，为了争取世界大战特别是对日战争的胜利，他们急需了解和利用中国抗战军民的实力。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当局一直严密封锁着陕甘宁边区，国内外各界很难同延安建立联系，也很难直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况。因此，打破国民党当局对延安的封锁，成了当时国内外舆论界最强烈的要求。
王炳南利用上述国内外形势所出现的机会，在各国驻华新闻机构和各国驻华使团中，作了大量的外交和宣传活动，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政府不允许中外记者去边区或解放区考察的新闻封锁，为共产党邀请外国记者采访延安创造了条件。 6月9日中外记者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其中，外国记者6人，包括4名美国记者，分别是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夏南汉神甫。外国记者进入延安后对解放区真实情况的报道，加深了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为双方建立直接联系奠定了基础。
同年7月1日，在毛泽东接见记者团后不到20天，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文中称“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7]。8月3日，又刊登由驻延记者发出的通讯，“称赞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并报道八路军不依赖政府，生产自给……”。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撰写了《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一文，文中“介绍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经济制度，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所在”[8]。美国记者福尔曼撰写《中国边区的报告》，书中详细描述了他所拍到的游击区情况。美国报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斯坦因的报道，他在文中写道：“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9]在英国新闻时事报上刊登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给出“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民主，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伟大的作用，他们是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10]的论断。南方局外事工作的努力，使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及中共领导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重要力量。
1944年夏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掀起了外国记者争相报道解放区的热潮。在记者团驻延安期间，解放区领导人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向美国介绍国共谈判、敌后战场，以及中共的政治、军事等情况。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顺利访问延安，无疑与南方局的前期准备工作密不可分，不仅争取到中外记者宣传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报道，更为后来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作了铺垫。促成中外记者团的西北之行及美国记者向世界报道真实的中共军队在对日作战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这无疑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最成功的国际统战工作成果。
三、互相合作：构筑中共与美方联络新渠道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逐步巩固，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宣传上偏重于同英美等国建立民主盟友关系，促进共同对日作战。此时南方局同美国驻华机构部分政府、新闻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同时加强了与美国战时新闻处的联系。
1942年冬，美国战时新闻处在重庆成立，负责人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为加强同美国战时新闻处的联系，刘尊棋经周恩来批准到美国新闻处任中文部主任。中文部開拓了多种时事报道工作，在国统区利用中文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1944年，刘尊棋与孙伏园、地下党员陈翰伯等利用美国战时新闻处的书刊成立了中外出版社，出版一些美国新书的译本。出版社在1944年还创办了一种刊登国际问题文章的刊物——文汇周报，乔冠华、章汉夫等都时常为其撰稿。文汇周报刊登本国知名作家的作品，更有国外知名作者的译文，是抗战时期大后方销量较多的一种刊物，既团结了不少进步文化工作者，也促进了战时中美文化的交流。
为加强对美国记者的统战，加强同美国战时新闻处的联络交往，周恩来还特别同意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同美新处直接联系。1945年7月28日，根据新闻处重庆分处处长费正清所提要求，周恩来起草复函，如果能争取国民政府取消无理检查、不加扣阻的制度，“彼此可以邮件来往”，新华社愿与其实行无线电交通；并愿“保持有关事项工作之联系”；抗战期间同意双方互相接听无线电广播[11]。
位于国统区的美新处还设有翻译部门，会翻译大量含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内容的文章。如1943年9月，翻译部将122篇文章投给131家报社和15家杂志社。重庆美新处收到700份刊登这些文章的报纸样本，而这一数目估计占“全部刊登战争信息署文章报纸数的三分之一” 。虽然美国新闻处是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外交机构，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身份和场所掩护。而美新处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也加强了中国人民对美国新闻处这一机构的了解及其对华新闻报道的认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关于美国方面的报道数量逐渐增加，内容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通常放在较为显眼的版面和位置。这种变化主要得益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需要，也是为了通过增加美国相关新闻报道引起更多美国社会人士的关注。
新华日报除了报道大量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对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等展开了报道，尤以1941年的报道最多。1940年《新华日报刊发《访斯特朗》一文，高度赞扬了以斯特朗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对中国抗战的报道，文末斯特朗表达了她对中国抗战的希望：团结、抗战、民主。1941年，新华日报大量刊发了美国记者来渝的消息。1945年，美国记者团来渝，新华日报发表时评《欢迎美国报界代表来渝》，社论《欢迎美国报界代表团》，此社论只印此九个大字。另，社论《迎美国记者团》一文中提出，“希望美国新闻记者团切实注意中国的实情，把中国的情形报道给美国的同业和各界”。
1942年，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开设国际述评专栏，编发国际新闻、国际述评，引起各国通讯社的重视。南方局外事组成员乔冠华主要负责国际评论的工作，他以于怀为名，每两周撰写一篇国际述评，刊登在新华日报上。1943年，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感谢美国与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同情与帮助，这种帮助无论是在精神还是物质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南方局通过新华日报刊登大量抗战宣传，同时也引起了美国刊物的注意。南方局委派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任职的南方局文委委员冯乃超、新华日报编辑楼适夷，联合老舍、孙罗荪、徐迟等人组成编委会，以文协的名义创办了专门对外传播中国抗战文艺作品的英文杂志《中国作家》，创刊不到一年，便与美国批评家集团出版社、文学杂志《小说》，以及《新方向》等合作，在这些刊物上宣传中国抗战。
四、结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外交活动多是非官方背景的民间外交，众多国际友人中，以新闻记者为最重要的部分。南方局始终秉承“宣传出去，争取过来”这一政策方针，以“宣传出去”的方式不断争取美驻渝记者，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1939年秋开始，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封锁，不允许外国记者采访，外界几乎无法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周恩来及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人员通过与美国在渝记者、友好人士、国际机构密切交往，赢得关注，在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争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同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为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夯实基础。南方局与美国驻华记者的合作交往使美国记者认识了解了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取得的抗日战绩，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八路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军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宣传和评价的传播，为中国赢得了美国民众和部分美国官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并对中国的抗战给予进一步的援助。让美国对中共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让美国意识到中共是抗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一支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予以帮助。周恩来及南方局的外事工作组与美国驻华记者的交往，让世界了解了真實的中国，认识了中共，使他们那时几乎一致地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邱云雪，郑海燕.从历史角度分析周恩来与费正清交往[J].兰台世界，2013（07）：13.
[2]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南方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91.
[3] 刘力群.纪念埃德加·斯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66.
[4] 郑琴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D].安徽大学，2010.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32.
[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3.
[7] 袁武振，梁月兰.面前是新中国一角的曙光——1944年夏中外记者团延安纪行[J].党史纵横，1995（02）：7.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第六十九辑）[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6：120-121.
[9] 卢毅. 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风[J].广东社会科学，2015（01）：125.
[10] 缪平均.中外记者眼中的延安抗日解放区[J].文史春秋，2015（07）：62.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资料[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67.
作者简介：刘英（1966—），女，重庆人，本科，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南方局历史。
王晓园（1989—），女，山西大同人，硕士，馆员，研究方向：南方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