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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术成果 学术评价 本真 回归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最近有学者言，高质量的论文发英文刊物，质量不那么高的则发在国内刊物。此说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安，中国学者把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发在外刊，好像于情于理都不很合适。但由此认为这是“唯西人马首是瞻”的批评，又未必尽然。
首先，“科学没有国界”决定了所有学术刊物创立伊始就是向全世界开放的，所以，国际上的英文刊物没有国界，中文期刊也是如此。中文期刊无法成为国际性的刊物主要原因在于，中文还不是国际语言。而在国际学术界，没人会关注一家学术刊物的“国籍”，刊物在某个国家建立、注册并不意味着它的“身份”就属于某个国家。科学没有国界还意味着科学的成果归根结底是为了造福人类，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因此，科学成果必须是共享的，只有共享才能推动交流，才能不断进步。而客观条件决定了只有在英文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才有更多的机会与国际同行交流，获得认可。在科学领域，用英文发表论文一直以来都是传统。所以，把最好的成果在国际上呈现是必然的，而且是所有科研人员的心愿。
其次，所谓次等成果发国内——如真有人这么说——也不意味着国内刊物就不能发一流的成果。国内刊物之所以对许多科学工作者而言形同鸡肋，除了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之外，还与国内的评估体系把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下简称SCI）奉为准绳大有关系。所有学校都对在SCI刊物上发文者有配套性奖励，而且还根据分区给予不同的金额。在SCI刊物上发表多少论文已经成为决定升迁、“戴帽”，以及再度申请科研基金的重要筹码。国内科学界是否有英文刊物，笔者不清楚，但邻国日本是有的。日本科学家的论文基本都以英文发表在国内外刊物上，而日本的英文科研期刊也吸引了大量欧美科学家的稿件。一个国家如果科研实力足够强大，所出版的学术期刊都会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显然，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在目前的条件下，要求我国科学家把他们最杰出的成果发表在国内刊物，既不现实，也无益处。
再次，选择什么样的刊物和用什么语言发表论文是学者个人的选择。学者们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影响力高的期刊来发表自己的精心之作。但是，用什么语言发表研究成果，则又与学者个人所受训练的学科背景有关。一般说来，治理工者发英文论文的可能性远高于治人文社科者。理工论文不能“花哨”，不需要社会人文学科所要求的语言技巧和词汇量，行文也较为程式化。所有的论证必须由大量的运算、统计、数表、图形等来支持，而这些都是国际通用的“科学语言”。因此，英语不太好的科学家也能用英文发表论文，而这在社会人文学科里很难做到。有趣的是，治人文社科者又以具有科学取向的学科，如以定量方法为主的社会学、人口学等更易于发英文论文。偏人文的学科与人文学科如哲学、文化人类学、史学等，最为困难。究其因也与语言有关。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靠的不是纯粹的文字论证和表述，而是通过运算、统计、数表、图形来进行。在我国的人文社科领域，能运用自如地使用英文者（尤其在写作上）并不多见。所幸的是，这些领域并不像理工各学科那样，有着“普世”的语言和标准，人文社科学者也就比较没有发表英文论文的动力和压力。无独有偶，同样是日本，社会人文学界的成果也多是母语的。
最后，“科学没有国界”不仅意味着研究成果共享，而且在操作上也经常是个事实。今天，国际上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经常是多国合作的结果。不仅团队由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组成，投入的资金也可能来自不同国家。那些耗资巨大的项目尤其如此。冷战时期，两个敌对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也可以在航天事业上携起手来共同开拓，就是证明。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在欧洲的加速器实验室研究基金也来自不同的国家，其团队更是由许多国家的科研人员组成。这类例子在国际学术界不胜枚举。
既然英文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国际学术语言，最好的研究成果发在英文期刊上自然最为合适。但为了追求所谓的绩效（Performance）而瞄准英文期刊则是另一回事。绩效在各行各业成为评估指标与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大有关系。上行下效，大学也讲究起绩效，我国大学对此近乎走火入魔。学校行政机构关心的是所辖学校每年能发多少论文，其中有多少发在SCI和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以下简称CSSCI）期刊上。一位研究者能否晋升等，发多少论文是主要依据。而刊物也被分为三六九等，绩效工资也因在什么等级的刊物上发文而有所不同，整个学校如同公司那样营运。至于论文讨论的是什么、质量如何，则不是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出现大量的注水论文，抄袭剽窃也层出不穷。更有甚者，绩效考核还与各种“帽子”挂在一起。尽管大家知道，戴上“长江学者”的帽子并不意味着学问高人一等，但这一头衔带来的巨大利益，仍然令许多学者趋之若鹜。而多发论文多获奖成为获此“殊荣”的不二法门。一旦把科研成果如此与收入挂钩，其理同于将医生的绩效与药物销售挂钩，后患无穷。
国外优秀的大学都是高度国际化学府。国际化所带来的知识多元和思想的交锋，为这些高校研究生训练的个体化创造了条件。创造性一定隐藏于多样性之中。多元的思考和高度的国际化是这些大学发表大量创新成果的基础。但是，这些学校都不事张扬。例如，每年预算达50多亿美元的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不仅发表论文总量在世界上所有大学里名列第一，而且每年获得的专利也名列前茅。尽管如此，学校从未张扬，所有的科学研究人员都兢兢业业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所以，一所高校强大的科研创新能力仅靠犒赏远远不够。一旦大部分正当盛年的教授和科研人员都去争相“戴帽”，必然会导致科研上为发论文而写论文的取向，这就本末倒置了。而为了发表，靶向必然重要。换言之，人们就会去找一些所谓“易于”发表的刊物。很不幸，这样的刊物在SCI里面还挺不少。有些就是因为中国学者的投稿发文才被“開发”出来，为人所知。所以，我国高校在追逐“学术GDP”或者绩效的导向下，又能产生多少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呢？如果说引用率可以作为一项参考指标来衡量论文是否具备国际一流水准，我相信是有的，但从平均引用率和投入产出之比以及这类论文占发文总量之比来看，就乏善可陈了。学术界不是名利场，沉稳和安静而不是喧嚣与浮躁才是学术界的常态。
总之，如果有能力的话，把最佳成果在国际上发表是没有错的，而且应该成为方向。但是那种为发而发的“学术GDP”导向，追求所谓的绩效则不宜提倡。评估学术水平与能力仅靠数量就能说明问题吗？回归本源，学术研究的质量还是得经受同行的评议。国外大学经常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对一些科系的学术与发展做评估的做法可取。同时，国内也应该形成这样的机制——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正在形成，但希望不是走过场，更不应发生那种事先走动“拜码头”的情况，而且不宜过于频繁。一旦过于频繁，必然导致各科系出现“靶向”发文的倾向，而且也让院系一级领导班子成员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注在这上面。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是优秀学者，应该创造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研究的机会，而不是相反。
最近有学者言，高质量的论文发英文刊物，质量不那么高的则发在国内刊物。此说引起了一些人士的不安，中国学者把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发在外刊，好像于情于理都不很合适。但由此认为这是“唯西人马首是瞻”的批评，又未必尽然。
在科学领域，用英文发表论文一直以来都是传统
首先，“科学没有国界”决定了所有学术刊物创立伊始就是向全世界开放的，所以，国际上的英文刊物没有国界，中文期刊也是如此。中文期刊无法成为国际性的刊物主要原因在于，中文还不是国际语言。而在国际学术界，没人会关注一家学术刊物的“国籍”，刊物在某个国家建立、注册并不意味着它的“身份”就属于某个国家。科学没有国界还意味着科学的成果归根结底是为了造福人类，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因此，科学成果必须是共享的，只有共享才能推动交流，才能不断进步。而客观条件决定了只有在英文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才有更多的机会与国际同行交流，获得认可。在科学领域，用英文发表论文一直以来都是传统。所以，把最好的成果在国际上呈现是必然的，而且是所有科研人员的心愿。
其次，所谓次等成果发国内——如真有人这么说——也不意味着国内刊物就不能发一流的成果。国内刊物之所以对许多科学工作者而言形同鸡肋，除了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之外，还与国内的评估体系把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以下简称SCI）奉为准绳大有关系。所有学校都对在SCI刊物上发文者有配套性奖励，而且还根据分区给予不同的金额。在SCI刊物上发表多少论文已经成为决定升迁、“戴帽”，以及再度申请科研基金的重要筹码。国内科学界是否有英文刊物，笔者不清楚，但邻国日本是有的。日本科学家的论文基本都以英文发表在国内外刊物上，而日本的英文科研期刊也吸引了大量欧美科学家的稿件。一个国家如果科研实力足够强大，所出版的学术期刊都会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显然，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在目前的条件下，要求我国科学家把他们最杰出的成果发表在国内刊物，既不现实，也无益处。
再次，选择什么样的刊物和用什么语言发表论文是学者个人的选择。学者们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影响力高的期刊来发表自己的精心之作。但是，用什么语言发表研究成果，则又与学者个人所受训练的学科背景有关。一般说来，治理工者发英文论文的可能性远高于治人文社科者。理工论文不能“花哨”，不需要社会人文学科所要求的语言技巧和词汇量，行文也较为程式化。所有的论证必须由大量的运算、统计、数表、图形等来支持，而这些都是国际通用的“科学语言”。因此，英语不太好的科学家也能用英文发表论文，而这在社会人文学科里很难做到。有趣的是，治人文社科者又以具有科学取向的学科，如以定量方法为主的社会学、人口学等更易于发英文论文。偏人文的学科与人文学科如哲学、文化人类学、史学等，最为困难。究其因也与语言有关。具有科学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靠的不是纯粹的文字论证和表述，而是通过运算、统计、数表、图形来进行。在我国的人文社科领域，能运用自如地使用英文者（尤其在写作上）并不多见。所幸的是，这些领域并不像理工各学科那样，有着“普世”的语言和标准，人文社科学者也就比较没有发表英文论文的动力和压力。无独有偶，同样是日本，社会人文学界的成果也多是母语的。
最后，“科学没有国界”不仅意味着研究成果共享，而且在操作上也经常是个事实。今天，国际上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经常是多国合作的结果。不仅团队由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组成，投入的资金也可能来自不同国家。那些耗资巨大的项目尤其如此。冷战时期，两个敌对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也可以在航天事业上携起手来共同开拓，就是证明。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在欧洲的加速器实验室研究基金也来自不同的国家，其团队更是由许多国家的科研人员组成。这类例子在国际学术界不胜枚举。
发文的国际化与误导的“学术GDP”
既然英文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国际学术语言，最好的研究成果发在英文期刊上自然最为合适。但为了追求所谓的绩效（Performance）而瞄准英文期刊则是另一回事。绩效在各行各业成为评估指标与近几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大有关系。上行下效，大学也讲究起绩效，我国大学对此近乎走火入魔。学校行政机构关心的是所辖学校每年能发多少论文，其中有多少发在SCI和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以下简称CSSCI）期刊上。一位研究者能否晋升等，发多少论文是主要依据。而刊物也被分为三六九等，绩效工资也因在什么等级的刊物上发文而有所不同，整个学校如同公司那样营运。至于论文讨论的是什么、质量如何，则不是所关心的事情，以至于出现大量的注水论文，抄袭剽窃也层出不穷。更有甚者，绩效考核还与各种“帽子”挂在一起。尽管大家知道，戴上“长江学者”的帽子并不意味着学问高人一等，但这一头衔带来的巨大利益，仍然令许多学者趋之若鹜。而多发论文多获奖成为获此“殊荣”的不二法门。一旦把科研成果如此与收入挂钩，其理同于将医生的绩效与药物销售挂钩，后患无穷。
国外优秀的大学都是高度国际化学府。国际化所带来的知识多元和思想的交锋，为这些高校研究生训练的个体化创造了条件。创造性一定隐藏于多样性之中。多元的思考和高度的国际化是这些大学发表大量创新成果的基础。但是，这些学校都不事张扬。例如，每年预算达50多亿美元的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不仅发表论文总量在世界上所有大学里名列第一，而且每年获得的专利也名列前茅。尽管如此，学校从未张扬，所有的科学研究人员都兢兢业业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所以，一所高校强大的科研创新能力仅靠犒赏远远不够。一旦大部分正当盛年的教授和科研人员都去争相“戴帽”，必然会导致科研上为发论文而写论文的取向，这就本末倒置了。而为了发表，靶向必然重要。换言之，人们就会去找一些所谓“易于”发表的刊物。很不幸，这样的刊物在SCI里面还挺不少。有些就是因为中国学者的投稿发文才被“開发”出来，为人所知。所以，我国高校在追逐“学术GDP”或者绩效的导向下，又能产生多少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论文呢？如果说引用率可以作为一项参考指标来衡量论文是否具备国际一流水准，我相信是有的，但从平均引用率和投入产出之比以及这类论文占发文总量之比来看，就乏善可陈了。学术界不是名利场，沉稳和安静而不是喧嚣与浮躁才是学术界的常态。
总之，如果有能力的话，把最佳成果在国际上发表是没有错的，而且应该成为方向。但是那种为发而发的“学术GDP”导向，追求所谓的绩效则不宜提倡。评估学术水平与能力仅靠数量就能说明问题吗？回归本源，学术研究的质量还是得经受同行的评议。国外大学经常聘请国际知名学者来对一些科系的学术与发展做评估的做法可取。同时，国内也应该形成这样的机制——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正在形成，但希望不是走过场，更不应发生那种事先走动“拜码头”的情况，而且不宜过于频繁。一旦过于频繁，必然导致各科系出现“靶向”发文的倾向，而且也让院系一级领导班子成员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注在这上面。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是优秀学者，应该创造让他们有更多时间从事研究的机会，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