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环保厅长正在成为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高危职位，言行稍有不慎就可能遭网友“板砖”、被组织“摘帽”。不过，环保厅长若能顺势而为，在升迁方面反而会比其他岗位多出不少优势。
自2012年末始，我国中东部城市不同程度地上演了现实版的“十面霾伏”；各地频现“悬赏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英雄帖，而重赏之下却不见“泳夫”；“瞪着眼睛说瞎话”的“红豆局长”走红网络；多地出现“牛奶河”……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使全民环保意识变得强烈的同时，也让各地环保厅长走入公众视野。如今，环保厅长已成为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高危职位，言行稍有不慎就可能遭网友“板砖”、被组织“摘帽”。
进退留转背后
随着今年初以来涉及换届工作的地方“两会”陆续召开，全国现有31名环保厅长中，19人为继任，12人为新面孔。
纵观多年来各地卸任环保厅长的去向，是退居二线、转任其他部门还是升迁重用？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河北、山东、福建、辽宁、吉林、陕西、云南、四川9省环保厅长退居地方人大或政协。
天津、上海、河南、湖南、宁夏、重庆、新疆前任环保厅长，均平调至当地政府其他部门。
青海、海南两省前任环保厅长，由地方正厅级职位交流调整到国家部门正厅级职位：青海省前任环保厅长赵浩明，现任环境保护部西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主任；海南省没有独立的环境保护厅，环境保护工作归口于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前任厅长严之尧，现任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
湖北、西藏两地前任环保厅长，均转为正厅级主要领导职务。其中，湖北省环保厅长李兵（2007年4月—2013年2月在任），转为鄂州市委书记；西藏自治区环保厅长张永泽（2003年8月—2012年4月在任），转为山南地委副书记、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而真正意义上官升一级，由正厅级环保厅长升迁为副部级官员的只有1位，即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童怀伟。
此外，也有交流到企业任职的环保厅长。如甘肃省环保厅长冯杰（2007年9月—2011年7月在任），现为酒泉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总体来看，除因年龄到线退居“二线”外，多数环保厅长都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相关规定，转任其他正厅级岗位历练。
截至目前，在以往环保厅长中，只有江苏省原环保厅长张敬华升至副部级一线岗位，所占环保厅长的比例约为3.2%。而全国31省市区（不含港澳台）现任党政一把手中，只有河南省长谢伏瞻曾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其他61人均无环保系统工作经历，所占比例约为1.6%。
众所周知，各级干部升至一定级别后，便会遭遇自身“仕途天花板”。根据估算，正厅级官员“仕途天花板”年龄大约在55岁。各省市区原环保局长在机构改革中“坐地升迁”半级为环保厅长之后，自身年龄加上环保厅在地方政府中相对弱势地位，再进步“走出去”有一定难度，这也造成一部分环保厅长一直继任，任职时间较长：河北省原环保厅长姬振海，自2003年2月任河北省环保局局长始，直到2013年3月转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工作委员会主任止，任职环保厅长达10年之久。广东省环保厅长李清，自2003年4月上任广东省环保局长始一直继任环保厅长，2013年3月再次被任命为新一任环保厅长。
从环保厅长转任地级市主要领导，既有年龄较小因素，也离不开其环保政绩。李兵曾向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提议“治鄂先治水、治水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建议由当地党政一把手担任“河长”、“湖长”，对治污不力者不予提拔，通过推行“河长湖长制”，治理湖北湖泊污染问题。李兵同时强调，治理河流、湖泊的水污染，不能看各地发了多少红头文件、上了多少个治理项目，要看水质监测结果。李兵的官声政声由此得到广泛好评和赏识，李兵也藉此转任作为空间更大的市委书记职务。
治污影响仕途？
一直以来，环保部门在各地政府组成部门中排名不是很靠前，环保部门在人们的印象中，是边缘化和弱势的。2008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后，各地在随后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也将环保局升格为环保厅。从中央到地方，环保部门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
然而，GDP至上的惯性思维、路径依赖仍左右着很大一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当GDP与环保相矛盾时，保住前者，带来升迁；注重后者，很可能“原地踏步”。早在“2009环境保护基层论坛”上，江苏省射阳县环保局鲁立中就指出，基层环保是“说时重要，做时次要，矛盾时不重要”，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环保部门要给地方GDP“让路”。
地方主要领导着力发展经济，其辖下环保部门自然无法“给力”。这种状况进一步造成环保旧账未还清、新账加速欠。一旦出现环境安全事件，上级则会毫不留情地剑指环保厅长，环保部门“替罪羊”的尴尬地位可见一斑。这也造成环保部门负责人，先保住“帽子”为要，才能谈升迁。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地方官员如果将政府支出主要用于治理污染，那么，反而会减少他们的升迁机会。相反，将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虽然这样做可能会破坏环境，但却能增加GDP，这样的官员更有可能得到升迁。
报道还指出，经济学家通过比较分析中国2000到2009十年间，地方政府用于环境支出和交通基础设施支出所带来的不同政治结果：较多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转化为较高的GDP，进而带来仕途升迁；较高的环境投资不会带来GDP跳跃式增长，自然不会于仕途有益。这样，对地方主政者而言，从仕途升迁角度看，明智的选择就是不将支出过多投入环境方面。这种政治结果也反映了主政者在投入更多绿色项目上表现出沉默：投入在环境改善上的资金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百分比从2000年的25.4%下降到2006年的19.1%。虽然在2009年，环保投资增加到21.3%，但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的投资，从2000年的60.2%跃至2009年的72.7%。
自2012年末始，我国中东部城市不同程度地上演了现实版的“十面霾伏”；各地频现“悬赏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英雄帖，而重赏之下却不见“泳夫”；“瞪着眼睛说瞎话”的“红豆局长”走红网络；多地出现“牛奶河”……
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在使全民环保意识变得强烈的同时，也让各地环保厅长走入公众视野。如今，环保厅长已成为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高危职位，言行稍有不慎就可能遭网友“板砖”、被组织“摘帽”。
进退留转背后
随着今年初以来涉及换届工作的地方“两会”陆续召开，全国现有31名环保厅长中，19人为继任，12人为新面孔。
纵观多年来各地卸任环保厅长的去向，是退居二线、转任其他部门还是升迁重用？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河北、山东、福建、辽宁、吉林、陕西、云南、四川9省环保厅长退居地方人大或政协。
天津、上海、河南、湖南、宁夏、重庆、新疆前任环保厅长，均平调至当地政府其他部门。
青海、海南两省前任环保厅长，由地方正厅级职位交流调整到国家部门正厅级职位：青海省前任环保厅长赵浩明，现任环境保护部西北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主任；海南省没有独立的环境保护厅，环境保护工作归口于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前任厅长严之尧，现任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司长。
湖北、西藏两地前任环保厅长，均转为正厅级主要领导职务。其中，湖北省环保厅长李兵（2007年4月—2013年2月在任），转为鄂州市委书记；西藏自治区环保厅长张永泽（2003年8月—2012年4月在任），转为山南地委副书记、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而真正意义上官升一级，由正厅级环保厅长升迁为副部级官员的只有1位，即现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童怀伟。
此外，也有交流到企业任职的环保厅长。如甘肃省环保厅长冯杰（2007年9月—2011年7月在任），现为酒泉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总体来看，除因年龄到线退居“二线”外，多数环保厅长都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相关规定，转任其他正厅级岗位历练。
截至目前，在以往环保厅长中，只有江苏省原环保厅长张敬华升至副部级一线岗位，所占环保厅长的比例约为3.2%。而全国31省市区（不含港澳台）现任党政一把手中，只有河南省长谢伏瞻曾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其他61人均无环保系统工作经历，所占比例约为1.6%。
众所周知，各级干部升至一定级别后，便会遭遇自身“仕途天花板”。根据估算，正厅级官员“仕途天花板”年龄大约在55岁。各省市区原环保局长在机构改革中“坐地升迁”半级为环保厅长之后，自身年龄加上环保厅在地方政府中相对弱势地位，再进步“走出去”有一定难度，这也造成一部分环保厅长一直继任，任职时间较长：河北省原环保厅长姬振海，自2003年2月任河北省环保局局长始，直到2013年3月转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工作委员会主任止，任职环保厅长达10年之久。广东省环保厅长李清，自2003年4月上任广东省环保局长始一直继任环保厅长，2013年3月再次被任命为新一任环保厅长。
从环保厅长转任地级市主要领导，既有年龄较小因素，也离不开其环保政绩。李兵曾向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提议“治鄂先治水、治水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建议由当地党政一把手担任“河长”、“湖长”，对治污不力者不予提拔，通过推行“河长湖长制”，治理湖北湖泊污染问题。李兵同时强调，治理河流、湖泊的水污染，不能看各地发了多少红头文件、上了多少个治理项目，要看水质监测结果。李兵的官声政声由此得到广泛好评和赏识，李兵也藉此转任作为空间更大的市委书记职务。
治污影响仕途？
一直以来，环保部门在各地政府组成部门中排名不是很靠前，环保部门在人们的印象中，是边缘化和弱势的。2008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后，各地在随后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也将环保局升格为环保厅。从中央到地方，环保部门重要性逐渐凸显出来。
然而，GDP至上的惯性思维、路径依赖仍左右着很大一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当GDP与环保相矛盾时，保住前者，带来升迁；注重后者，很可能“原地踏步”。早在“2009环境保护基层论坛”上，江苏省射阳县环保局鲁立中就指出，基层环保是“说时重要，做时次要，矛盾时不重要”，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环保部门要给地方GDP“让路”。
地方主要领导着力发展经济，其辖下环保部门自然无法“给力”。这种状况进一步造成环保旧账未还清、新账加速欠。一旦出现环境安全事件，上级则会毫不留情地剑指环保厅长，环保部门“替罪羊”的尴尬地位可见一斑。这也造成环保部门负责人，先保住“帽子”为要，才能谈升迁。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地方官员如果将政府支出主要用于治理污染，那么，反而会减少他们的升迁机会。相反，将政府支出主要用于公路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虽然这样做可能会破坏环境，但却能增加GDP，这样的官员更有可能得到升迁。
报道还指出，经济学家通过比较分析中国2000到2009十年间，地方政府用于环境支出和交通基础设施支出所带来的不同政治结果：较多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转化为较高的GDP，进而带来仕途升迁；较高的环境投资不会带来GDP跳跃式增长，自然不会于仕途有益。这样，对地方主政者而言，从仕途升迁角度看，明智的选择就是不将支出过多投入环境方面。这种政治结果也反映了主政者在投入更多绿色项目上表现出沉默：投入在环境改善上的资金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百分比从2000年的25.4%下降到2006年的19.1%。虽然在2009年，环保投资增加到21.3%，但与此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包括道路、桥梁的投资，从2000年的60.2%跃至2009年的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