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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读物是我们阅读成长史中喝上的第一口奶。它的滋味在我们的血液里打下烙印。
当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只能在诞辰200周年的时候再次被读者想起，当铁臂阿童木化身为怀旧玩具商店的古董，当“没头脑和不高兴”只能作为某个年代生人之间的秘语和暗号，我们才知道，这第一口奶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时光流年，更是一代童话养一代人的奇妙体验。
童书的百年简史，承载着不同的儿童观和时代的深刻烙印。重读我们的童年阅读，足够成就一次在最真纯柔软文字领域内的文化年轮剖析。
从蒙学读物到“发现儿童”——“大师编小书”
一个渴望变成真正小男孩的木偶、误入兔子洞的爱丽丝、被七个小矮人收留的白雪公主，这些耳熟能详的童话人物形象，是几代人经久不衰的童年回忆。
童书是给予孩子最早的教育，但这些内容诞生的并不早，在西方中世纪，“儿童”的概念甚至都没有成型。当时的教徒认为儿童是带有“原罪”的，引导孩子成长的不是父母而是教会，拯救儿童灵魂的工作往往落在教父手中。
是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拯救了孩子们的童年。法国哲学家卢梭是为儿童申辩的第一人，他在《爱弥儿》一书中，将孩子形容为“上帝的使者”。
这样的观点被中產阶级父母最先接纳，儿童教育从救赎走向了启蒙。19世纪后半叶，铁路发展、印刷工厂兴建为童书发展带来了又一次变革。《爱丽丝漫游仙境记》《木偶奇遇记》《绿野仙踪》都在这个时期风靡全球。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也是这些风潮的受益者。
相较于西方在中世纪末期才产生的“儿童”概念，中国自古将儿童与成人相区别，开始读书识字的儿童又叫“蒙童”，针对“蒙童”而教授的“蒙学”以及“蒙学读物”早在周秦汉魏时期就初现端倪。
南北朝时，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老课本《千字文》，开篇就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 律吕调阳。”向孩童展示了一幅宏大的宇宙景观与自然规律。
我国古代儿童读物内容丰富，既有以识字类为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又有以教学传颂为目的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为儿童讲述历史通识的“蒙求”体裁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等，乃至整个成人社会也都熟悉这些内容。
当时的人们并不重视儿童，将其视为成人的附庸和财产，教育的目的是要儿童尽快接受成人世界的各种规矩。故事性、诗歌形式、精美插图等等还没有体现出独立的审美价值，只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道德说教服务。这些思想的糟粕和那些朴素的道德规范、人生哲理掺合在一起，深刻地塑造着我们民族的社会心态、文化习俗和国民性格。
这是中国古代童书难以回避的问题。
不过，不论怎样革新，中国蒙学课本直到清末民初也从未改变，那就是由社会贤达和大学问家亲自动手编撰，真正是大师编小书。从秦代的李斯、汉魏六朝的蔡邕、顾恺之、宋代的朱熹、王应麟，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不管是传统的蒙学课本，还是新式的改良课本，莫不如此。
第一本被视作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萌芽的刊物，由孙毓修主编的《童话》诞生于晚清时代，同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则是中国童书出版的发祥地。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下，童书被寄予厚望，以求塑造出“新国民”，此阶段，杜威来华讲学的事件为中国带来了“儿童本位”的思想。一场前所未有的儿童文化热潮和一场儿童观念现代化的社会进步思潮形成新型的儿童观，促进了儿童读物的兴盛与繁荣。
这一时期的童书出版人多是大家，包括儿童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儿童文学翻译家郑振铎，文学家周作人等。
对于错误的儿童观，鲁迅有过这样的总结：“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他的第一部用白话写作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他们意识到，只有纠正中国几千年来错误的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封建儿童观才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现代教育制度和体系，才能够真正解决儿童解放的问题。
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发现儿童”的观点，并在1923年的《儿童的书》中提到“图画书”对儿童阅读的重要意义：“儿童需要从我的经验上看，便是故事和图画书……”
郑振铎是图画故事的有力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于1922年1月创办主编了《儿童世界》周刊，在该刊发表了现代儿童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童话之一《河马幼稚园》，及《两个小猴子的冒险》《爱美之笛》等46篇长短不一的图画故事，开启了现代中国视觉化儿童艺术读物的先河。
熟知儿童心理，富于儿童情趣，这是郑振铎图画故事的显著特色。《河马幼稚园》以河马夫人开办的幼稚园为背景，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虎儿、猴儿、猪儿、象儿、鹦鹉等小动物在校内校外的各种生活趣事，十分符合幼儿的心理特征与兴趣爱好。
《新年会》故事中则巧妙地穿插着儿歌、谜语、智力测验等游戏，可供小朋友开展活动时参考。如智力测验：
什么东西最深？答：人心。因为人心是填不满的。
什么东西最快？答：思想。因为人的思想瞬刻千变，比什么都快。
什么东西是早上四脚走，中午两脚走，晚上三脚走的？答：是人。少时四足着地爬，壮时用两足走路，老时便要用拐杖了。
因此1928年，美国童书作者婉达·盖格的《100万只猫》的出版，代表美国第一本儿童图画书面世，同一年里我国就将其作为图画故事丛书之一由金屋书店发行。
从叶永烈到郑渊洁：人类有童年就会有童书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嘀哒——！”从1956年9月4日开始，这个稚气的报幕童声和会讲故事的孙敬修老师，在我国第一个少儿广播节目《小喇叭》中陪伴了几代少年儿童的成长，延续约半个世纪;1962年，《儿童文学》杂志在北京开始筹办。 相比现在，那是一个资讯匮乏的年代，具有独特魅力、富创造性的儿童读物并不多，但能和阅读相伴的童年总是充滿美好回忆。因此，《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传统读物多是当时孩子们的手头读物。
但也有读物具有脱颖而出的气质。冰心奶奶的散文被称为具有魔力、温婉清新的“冰心体”，以恳切亲昵的“软件”赢得了众多小读者的青睐，1960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则以活泼插图和趣味十足的科普知识“硬件”成为了孩子们的热门书籍。著名翻译家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选》等则是70年代末中国少有的几部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1976年初，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青年编导叶永烈发表了小说《石油蛋白》，这标志着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在儿童文学领域恢复了科幻题材。80年代开始，翻译界、出版界勃然而兴，成为突出现象和兴奋点。这时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被统称为“新时期的儿童文学”。
当儿童文学逐渐摆脱了单一的“教育工具论”的束缚，文学的审美功能大大加强。
当时，课堂上的童年阅读仍然延续灌输式的理念，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必须解读为对无情的资本主义进行“血泪控诉”的经典，因此课外阅读中的自由联想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读《小灵通漫游未来》，虽然只能记住直径一米的大西瓜、不用汽油的飞行车、没有灯的发光天花板……没有什么道理，只有不可思议的奇怪念头，这真是童年最美好的收获。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作家黑柳彻子写了自己的代表作《窗边的小豆豆》，描述了一所充满魅力的学校“巴学园”：
在巴学园，孩子们从来没有被教导“排成一列规规矩矩地走路”或者是“在电车上要安静”“不许乱丢果皮纸屑”之类的话。孩子享受到了最大的自由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学习到很多良好的生活习惯。
中国儿童文学此时也真正地“走向少儿”，以儿童为主体。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观念革新。 一大批标榜“新潮儿童文学”的中青年作家热情呼唤“塑造小小男子汉”“阳刚气质”的口号，所塑造的个性鲜明的“自立型”“断乳型”“成长型”少儿形象，如《小龙人》《葫芦兄弟》等，都从不同方面受到过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感召与变革意识的冲击。
少年儿童读者的买方市场逐渐形成，从前灌输式与哺乳式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种形势下显得力不从心，而真正面对市场、面对读者的作品则广受欢迎。
郑渊洁唱主角的《童话大王》《少年报》《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看图说话》等报刊杂志更加大众化;郑渊洁童话、《丁丁历险记》《长袜子皮皮》《一千零一夜》等成为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曹文轩们的争鸣：“黄金时代”的童年困境
进入新世纪，谈论中国的儿童文学，不得不提曹文轩的作品。
我们时常会在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目中看到它们，如《草房子》《细米》《青铜葵花》……作者盛名累累——仅以《草房子》为例，至今已经再版300次，总印数也达到1000万册——老师们推荐他的作品不足为奇，可这却引发了争议。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常立在文章《为什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读曹文轩？》称，自己上三年级的儿子在学校被要求阅读指定课外书、曹文轩的作品《草房子》。儿子看得很生气，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是故事中的小孩“死之前一定要和这个爸爸同归于尽”。
常立安慰儿子，儿子回答道：“我反正已经看过了，妹妹以后还得看。”常立听了这句话后，“脊梁骨发凉”，想到刚刚两岁的女儿以后还要读《草房子》，并且作为学校的指定课外书，其他地方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要阅读此书，“这件事，对一个父亲来说，太吓人了”。
这并非公众第一次讨论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在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曹文轩作品的性别观和以成人世界为目的的儿童观便成为舆论焦点。
在《狗牙雨》中，他写到：“随着身体的摇晃，裤裆里的家伙，大小不一，长短有别，但一律犹如钟摆。” 而一涉及女性身体，曹文轩的描述便是，胸脯的起伏是“风拂的春水”，女孩“没有瘢痕”的身体是 “洁白无瑕的玉”。两相对照，则形成了男性对女性，阳刚对柔弱，保护对被保护，主动对被动等一系列关系。
曹文轩的创作和时代语境不无关系。当代儿童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经历了“重新发现”“性别”这一时期，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带着冲破在那之前统一政治话语的强烈愿望，有理论研究者提出要建构“少女美学”。“女性”一词成为一种修辞式的运用，拥有自身主体性的女性形象仍旧没能够在儿童文学中突围。
他的另一篇作品《细米》，小男孩细米用刻刀划花村中四根廊柱而被父亲责罚，曹文轩通过设置梅纹这一教导者的角色，将儿童自己的声音隐蔽起来。他的形象是懵懂无知的，体现了成人与儿童权力关系的失衡。
与此同时，杨红樱、秦文君、郁雨君这类畅销读物也被诟病，“这些都是文化快餐，没营养，有限的阅读时间应该放在经典阅读上。”
这不禁让那些对文学作品缺乏判断力的父母们陷入苦恼，到底该不该让自己的孩子读曹文轩？如果不该，那么推荐给孩子阅读的又是哪些作家？我们应该让孩子读什么样的儿童文学？
目前，中国未成年人人口数量超过4亿，由此带来的童书市场潜力巨大。过去的十年里，图书市场整体不景气，唯独童书市场一枝独秀、逆流而上，一部畅销童书养活一个出版社的情况也并不稀奇。业内公认的“中国童书黄金时代”的十年（2006-2015年），也是各家出版社都争相建立童书板块，跑马圈地般大规模引入进口童书，“野蛮生长”的十年。
而中国童书的出版行业，也从以快速引入进口童书，到花费时间精力培养国内的优质原创童书。曹文轩的《草房子》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朱成梁的《团圆》获得香港“丰子恺儿童图书奖”以及“2011年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儿童图书”，郁蓉《云朵一样的八哥》以及黑眯的《辫子》得到布拉迪斯拉发插画图双年展的“金苹果奖”，预示着中国童书的黄金时代还将继续。
新世纪伊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多元时代，断裂的传统文化需要复兴，今人更要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创新的力量。无论是“复古”“革新”、还是“改良”，都可以在新世纪里找到施展的机遇和舞台。
纵观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历程，变化创新是主旋律，人类有童年就会有童书，但文学从来都不是能给出正确答案的自然科学，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三观”是否与作品本身的文学性相关，这将是一个长久存在并会一直被讨论的命题。
当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只能在诞辰200周年的时候再次被读者想起，当铁臂阿童木化身为怀旧玩具商店的古董，当“没头脑和不高兴”只能作为某个年代生人之间的秘语和暗号，我们才知道，这第一口奶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时光流年，更是一代童话养一代人的奇妙体验。
童书的百年简史，承载着不同的儿童观和时代的深刻烙印。重读我们的童年阅读，足够成就一次在最真纯柔软文字领域内的文化年轮剖析。
从蒙学读物到“发现儿童”——“大师编小书”
一个渴望变成真正小男孩的木偶、误入兔子洞的爱丽丝、被七个小矮人收留的白雪公主，这些耳熟能详的童话人物形象，是几代人经久不衰的童年回忆。
童书是给予孩子最早的教育，但这些内容诞生的并不早，在西方中世纪，“儿童”的概念甚至都没有成型。当时的教徒认为儿童是带有“原罪”的，引导孩子成长的不是父母而是教会，拯救儿童灵魂的工作往往落在教父手中。
是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拯救了孩子们的童年。法国哲学家卢梭是为儿童申辩的第一人，他在《爱弥儿》一书中，将孩子形容为“上帝的使者”。
这样的观点被中產阶级父母最先接纳，儿童教育从救赎走向了启蒙。19世纪后半叶，铁路发展、印刷工厂兴建为童书发展带来了又一次变革。《爱丽丝漫游仙境记》《木偶奇遇记》《绿野仙踪》都在这个时期风靡全球。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也是这些风潮的受益者。
相较于西方在中世纪末期才产生的“儿童”概念，中国自古将儿童与成人相区别，开始读书识字的儿童又叫“蒙童”，针对“蒙童”而教授的“蒙学”以及“蒙学读物”早在周秦汉魏时期就初现端倪。
南北朝时，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老课本《千字文》，开篇就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 律吕调阳。”向孩童展示了一幅宏大的宇宙景观与自然规律。
我国古代儿童读物内容丰富，既有以识字类为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又有以教学传颂为目的的《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为儿童讲述历史通识的“蒙求”体裁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等，乃至整个成人社会也都熟悉这些内容。
当时的人们并不重视儿童，将其视为成人的附庸和财产，教育的目的是要儿童尽快接受成人世界的各种规矩。故事性、诗歌形式、精美插图等等还没有体现出独立的审美价值，只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道德说教服务。这些思想的糟粕和那些朴素的道德规范、人生哲理掺合在一起，深刻地塑造着我们民族的社会心态、文化习俗和国民性格。
这是中国古代童书难以回避的问题。
不过，不论怎样革新，中国蒙学课本直到清末民初也从未改变，那就是由社会贤达和大学问家亲自动手编撰，真正是大师编小书。从秦代的李斯、汉魏六朝的蔡邕、顾恺之、宋代的朱熹、王应麟，到清末民初的章太炎、蔡元培、张元济，不管是传统的蒙学课本，还是新式的改良课本，莫不如此。
第一本被视作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萌芽的刊物，由孙毓修主编的《童话》诞生于晚清时代，同一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则是中国童书出版的发祥地。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下，童书被寄予厚望，以求塑造出“新国民”，此阶段，杜威来华讲学的事件为中国带来了“儿童本位”的思想。一场前所未有的儿童文化热潮和一场儿童观念现代化的社会进步思潮形成新型的儿童观，促进了儿童读物的兴盛与繁荣。
这一时期的童书出版人多是大家，包括儿童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儿童文学翻译家郑振铎，文学家周作人等。
对于错误的儿童观，鲁迅有过这样的总结：“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他的第一部用白话写作的作品《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他们意识到，只有纠正中国几千年来错误的以“父为子纲”为核心的封建儿童观才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现代教育制度和体系，才能够真正解决儿童解放的问题。
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了“发现儿童”的观点，并在1923年的《儿童的书》中提到“图画书”对儿童阅读的重要意义：“儿童需要从我的经验上看，便是故事和图画书……”
郑振铎是图画故事的有力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于1922年1月创办主编了《儿童世界》周刊，在该刊发表了现代儿童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童话之一《河马幼稚园》，及《两个小猴子的冒险》《爱美之笛》等46篇长短不一的图画故事，开启了现代中国视觉化儿童艺术读物的先河。
熟知儿童心理，富于儿童情趣，这是郑振铎图画故事的显著特色。《河马幼稚园》以河马夫人开办的幼稚园为背景，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虎儿、猴儿、猪儿、象儿、鹦鹉等小动物在校内校外的各种生活趣事，十分符合幼儿的心理特征与兴趣爱好。
《新年会》故事中则巧妙地穿插着儿歌、谜语、智力测验等游戏，可供小朋友开展活动时参考。如智力测验：
什么东西最深？答：人心。因为人心是填不满的。
什么东西最快？答：思想。因为人的思想瞬刻千变，比什么都快。
什么东西是早上四脚走，中午两脚走，晚上三脚走的？答：是人。少时四足着地爬，壮时用两足走路，老时便要用拐杖了。
因此1928年，美国童书作者婉达·盖格的《100万只猫》的出版，代表美国第一本儿童图画书面世，同一年里我国就将其作为图画故事丛书之一由金屋书店发行。
从叶永烈到郑渊洁：人类有童年就会有童书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哒嘀哒——！”从1956年9月4日开始，这个稚气的报幕童声和会讲故事的孙敬修老师，在我国第一个少儿广播节目《小喇叭》中陪伴了几代少年儿童的成长，延续约半个世纪;1962年，《儿童文学》杂志在北京开始筹办。 相比现在，那是一个资讯匮乏的年代，具有独特魅力、富创造性的儿童读物并不多，但能和阅读相伴的童年总是充滿美好回忆。因此，《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传统读物多是当时孩子们的手头读物。
但也有读物具有脱颖而出的气质。冰心奶奶的散文被称为具有魔力、温婉清新的“冰心体”，以恳切亲昵的“软件”赢得了众多小读者的青睐，1960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则以活泼插图和趣味十足的科普知识“硬件”成为了孩子们的热门书籍。著名翻译家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选》等则是70年代末中国少有的几部外国儿童文学作品。
1976年初，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的青年编导叶永烈发表了小说《石油蛋白》，这标志着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在儿童文学领域恢复了科幻题材。80年代开始，翻译界、出版界勃然而兴，成为突出现象和兴奋点。这时是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被统称为“新时期的儿童文学”。
当儿童文学逐渐摆脱了单一的“教育工具论”的束缚，文学的审美功能大大加强。
当时，课堂上的童年阅读仍然延续灌输式的理念，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必须解读为对无情的资本主义进行“血泪控诉”的经典，因此课外阅读中的自由联想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读《小灵通漫游未来》，虽然只能记住直径一米的大西瓜、不用汽油的飞行车、没有灯的发光天花板……没有什么道理，只有不可思议的奇怪念头，这真是童年最美好的收获。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作家黑柳彻子写了自己的代表作《窗边的小豆豆》，描述了一所充满魅力的学校“巴学园”：
在巴学园，孩子们从来没有被教导“排成一列规规矩矩地走路”或者是“在电车上要安静”“不许乱丢果皮纸屑”之类的话。孩子享受到了最大的自由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学习到很多良好的生活习惯。
中国儿童文学此时也真正地“走向少儿”，以儿童为主体。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观念革新。 一大批标榜“新潮儿童文学”的中青年作家热情呼唤“塑造小小男子汉”“阳刚气质”的口号，所塑造的个性鲜明的“自立型”“断乳型”“成长型”少儿形象，如《小龙人》《葫芦兄弟》等，都从不同方面受到过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感召与变革意识的冲击。
少年儿童读者的买方市场逐渐形成，从前灌输式与哺乳式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这种形势下显得力不从心，而真正面对市场、面对读者的作品则广受欢迎。
郑渊洁唱主角的《童话大王》《少年报》《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看图说话》等报刊杂志更加大众化;郑渊洁童话、《丁丁历险记》《长袜子皮皮》《一千零一夜》等成为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曹文轩们的争鸣：“黄金时代”的童年困境
进入新世纪，谈论中国的儿童文学，不得不提曹文轩的作品。
我们时常会在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书目中看到它们，如《草房子》《细米》《青铜葵花》……作者盛名累累——仅以《草房子》为例，至今已经再版300次，总印数也达到1000万册——老师们推荐他的作品不足为奇，可这却引发了争议。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常立在文章《为什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读曹文轩？》称，自己上三年级的儿子在学校被要求阅读指定课外书、曹文轩的作品《草房子》。儿子看得很生气，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是故事中的小孩“死之前一定要和这个爸爸同归于尽”。
常立安慰儿子，儿子回答道：“我反正已经看过了，妹妹以后还得看。”常立听了这句话后，“脊梁骨发凉”，想到刚刚两岁的女儿以后还要读《草房子》，并且作为学校的指定课外书，其他地方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要阅读此书，“这件事，对一个父亲来说，太吓人了”。
这并非公众第一次讨论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在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曹文轩作品的性别观和以成人世界为目的的儿童观便成为舆论焦点。
在《狗牙雨》中，他写到：“随着身体的摇晃，裤裆里的家伙，大小不一，长短有别，但一律犹如钟摆。” 而一涉及女性身体，曹文轩的描述便是，胸脯的起伏是“风拂的春水”，女孩“没有瘢痕”的身体是 “洁白无瑕的玉”。两相对照，则形成了男性对女性，阳刚对柔弱，保护对被保护，主动对被动等一系列关系。
曹文轩的创作和时代语境不无关系。当代儿童文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时曾经历了“重新发现”“性别”这一时期，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带着冲破在那之前统一政治话语的强烈愿望，有理论研究者提出要建构“少女美学”。“女性”一词成为一种修辞式的运用，拥有自身主体性的女性形象仍旧没能够在儿童文学中突围。
他的另一篇作品《细米》，小男孩细米用刻刀划花村中四根廊柱而被父亲责罚，曹文轩通过设置梅纹这一教导者的角色，将儿童自己的声音隐蔽起来。他的形象是懵懂无知的，体现了成人与儿童权力关系的失衡。
与此同时，杨红樱、秦文君、郁雨君这类畅销读物也被诟病，“这些都是文化快餐，没营养，有限的阅读时间应该放在经典阅读上。”
这不禁让那些对文学作品缺乏判断力的父母们陷入苦恼，到底该不该让自己的孩子读曹文轩？如果不该，那么推荐给孩子阅读的又是哪些作家？我们应该让孩子读什么样的儿童文学？
目前，中国未成年人人口数量超过4亿，由此带来的童书市场潜力巨大。过去的十年里，图书市场整体不景气，唯独童书市场一枝独秀、逆流而上，一部畅销童书养活一个出版社的情况也并不稀奇。业内公认的“中国童书黄金时代”的十年（2006-2015年），也是各家出版社都争相建立童书板块，跑马圈地般大规模引入进口童书，“野蛮生长”的十年。
而中国童书的出版行业，也从以快速引入进口童书，到花费时间精力培养国内的优质原创童书。曹文轩的《草房子》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朱成梁的《团圆》获得香港“丰子恺儿童图书奖”以及“2011年纽约时报年度最佳儿童图书”，郁蓉《云朵一样的八哥》以及黑眯的《辫子》得到布拉迪斯拉发插画图双年展的“金苹果奖”，预示着中国童书的黄金时代还将继续。
新世纪伊始，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多元时代，断裂的传统文化需要复兴，今人更要从以往的经验中获得创新的力量。无论是“复古”“革新”、还是“改良”，都可以在新世纪里找到施展的机遇和舞台。
纵观人类文化艺术发展的历程，变化创新是主旋律，人类有童年就会有童书，但文学从来都不是能给出正确答案的自然科学，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三观”是否与作品本身的文学性相关，这将是一个长久存在并会一直被讨论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