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去大山深处采风，临近中午去吃农家饭。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环境幽静。农家院的装修完全仿造20世纪70年代风格，有铺着凉席的火炕，四四方方的炕桌，门前挂着金色的玉米和红色的辣椒。引人注目的是房间墙上挂着的两幅年画。一幅是《农业学大寨》，农民伯伯手捧麦子满脸喜悦，一幅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表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今怀旧的农家院已经比比皆是，新奇的是墙上的年画。发黄的画面，卷起的边角。仔细看出版日期，居然是几十年前的“真迹”。就是这两幅年画让我心潮涌动，久泊在心底的记忆之舟，在心潮的激荡下逆流而上，划向遥远的上个世纪60年代的漩涡中……
　　这是一种很独特的视觉记忆，在上世纪60年代那些热血沸腾的年代，当时的主要色调是太阳红、军装绿和学生蓝。在视觉被单一重复的色彩长时间统治时，这种怀旧年画奇货可居，成了一场十分稀缺的视觉盛宴。其主题也极具“正能量”，永远是祥和喜庆和积极向上的。与那些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不同，这种旧年画最大的特点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
　　年畫这种艺术形式，源起于何地已无从考证，因为它曾经惊艳了我童年灰色的时光，所以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偶尔在尘封的记忆深处打开它时，它带给我的不仅是怀念，还有不尽的关于岁月、关于年华的慨叹。
　　如今时过境迁，过年时，只有在某些乡村农户的墙壁上，还能依稀看到它的身影。在城市已无迹可寻。年画，这缕古老的中国风，会不会慢慢销声匿迹呢？
　　其实，逢年过节贴对子、写福字、挂年画都是渲染过年气氛的祝福方式。对联古色古香，用朗朗上口、平平仄仄的文字祝福新年。福字红红火火，用别有神韵的书法恭贺新春。而年画更直观，画面简单明了，寓意也十分明显。
　　在我儿时，正是“文革风暴”刮得最猛烈的时候。一间半的平房，冷冷清清的家。灰秃秃的日子，灰秃秃的墙。大哥在外地工作，大姐上山下乡。父亲在“文革风暴”中离我们而去，家里只剩下母亲、二姐和年幼的我。在我的记忆里，似乎只有到了过年，家里才会有少许的生气与喜庆。
　　“文革”期间，“除四旧”除得连对联、福字也成了封建残余，但奇怪的是，年画这种艺术形式却保留下来，且“风景这边独好”。
　　不过，年画的内容与原来民俗为主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观。那时的年画极具浓厚的时代特征，和时代同步，总是充满了激情。比如表现领袖风采的年画，最典型的如毛主席去安源、周总理和少先队员；还有表现八出样板戏的，李玉和手提红灯、杨子荣打虎上山等。当然，也有相对比较传统的，比如白白胖胖的小小子怀抱一条金色大鲤鱼的年画，看着十分喜庆。
　　最初的时候，每逢过年，母亲总是牵着我的手，到古城唯一的新华书店去购买年画。一般情况下，母亲都会让我来挑选。少年壮志，心里满满都是英雄主义。所以挑选的大都是英雄的形象。而母亲似乎更喜欢胖娃娃怀抱大鲤鱼的形象，年年有余，代表了一种美好的愿望。
　　等我长大些，因喜欢读书，跑新华书店的次数逐渐多了起来，因此，以后过年购买年画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肩上。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到来，年画归位，更趋向于民俗方向，年画的品种也更丰富多彩了。
　　年画由于历史悠久，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地方特色，像天津杨柳青、河南开封朱仙镇、江苏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杨家埠、山东高密、四川绵竹、河北武强、陕西凤翔等地的年画都久负盛名，各有千秋。在北方，最受欢迎的年画，是天津杨柳青和河北武强。
　　年画之所以被称为年画，是因为它与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一般情况下，到了鸡年，年画中就会出现“雄鸡报晓”一类的画面。而到了猪年，“肥猪拱门”是必不可少的。到了龙年、马年，年画的种类就更加五彩缤纷了，比如“龙飞凤舞”，比如“万马奔腾”等等。
　　但遗憾的是，随着各种文艺形式的全面复苏和互联网的异军突起，年画这种最传统的文艺形式正逐渐淡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