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对威廉斯文化“隐喻说”的批判与超越

来源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42865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针对“基础/上层建筑”①理论,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微调二分法,另一种是超越二分法.为了打破经济决定论的束缚,威廉斯提倡文化“隐喻”说,立足于文化唯物主义,他从文化分析入手,主张打破传统二分法模式,再造总体-霸权的文化三元组.伊格尔顿批判威廉斯过分看重文化的作用,忽视了物质的基础性作用.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捍卫二分法模式,提出了意识形态“功能说”.从功能性角度,伊格尔顿重点阐述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旨在回归意识形态,重新走近马克思.
其他文献
“欠”义场词属人类语言基本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以“欠”“该”“差”“争”为主导,其分布特点为:“欠”分布最广,为绝大多数汉语方言所使用;“该”南北差异明显,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及以北的官话区;“差”集中分布在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争”则密集出现在粤语、客家话、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中.汉语史中,“负”“逋”在隋唐以前曾长期处在“欠”义场词的核心,“欠”自隋唐进入“欠”义场起就呈现出强劲势头,逐步成为“欠”义场的主导词.“该”“差”“争”于明清时期先后出现,均未能动摇“欠”的优势地位.本文考察汉语“欠”义场词的地
元初由于政治因素导致南北藏书交流受阻,在姚枢、赵复等士人努力下儒学逐渐北传,南北藏书逐步互通.此后,元代藏书事业不断恢复与发展,政府既以行政命令搜求士人藏书,士人也多主动进献藏书,尤其是当部分士人任职地方时,其兴文教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对地方藏书的补充.另外,国家政策导向与士人的藏书著书活动亦是士人与国家互动的重要考量因素.具体而言,在士人藏书来源中,士人得机抄录或阅得国家藏书、档案文献,为其藏书提供了便利.而元代帝王赐书、译书等活动,以国家层面助力于士人藏书.政府设局以国资刊印士人藏书,使得士人著书多得以
古今汉语中有一种原因表达方式极具特殊性,就其句法结构分析,可以概括为“P+X+故”表因结构.其中P代表原因介词,X代表某种具体原因,“故”则是处于结构末尾的“原因”义名词,且具有羡余性特征.本文立足于历时溯源的角度,指出该表因结构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代,并运用语法化相关理论,揭示该表因结构的形成机制为:先秦汉语中原因介词P因高度语法化而造成语义磨损,使得由“P+X”构成的表因结构对于表达原因语义不够精确,故而出现“故”与之相结合,以起到强化作用.该结构进一步演变,还衍生出“X+故”这种表因结构.文章的相关探
汪曾祺的饮食散文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占有较大比例,滋味丰富,趣味性、审美性、人文性三者共存.饮食散文并不仅仅停留于纯粹味觉的感官体验,而是蕴含了丰富的文学意蕴和文化价值,体现为自得其乐的人生哲学、乡思乡愁的情感抒发以及饮食之道与文学观之间互通有无.汪曾祺的饮食散文,一方面勾连了“饮食入文”的文学传统,一方面又开拓了当代散文的写作路径,意蕴深厚,值得细品.
葫芦河流域方言中的“臧[tsa?53]”、会宁话中的“昝[tsan53]”、广河话中的“早[ts?53]”和固原话中的“仉[tsa?53]”,都可以表示时间,义为“现在”,都可以用作连接成分和话语标记.四个词发音相近,意义和用法基本相同,使用地域相连,应为同源词.
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着重强调了“人民”对于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梳理了文艺工作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建设的重要性鲜明地凸现出来.文艺作品来源于人民,是人民创造了文艺,滋养了文艺;文艺服务于人民,始终鼓舞着人民,引领着人民,陶冶着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与文艺作品的检验标准,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人民喜爱和需要的文艺作品;文艺作品是中华民族登上世界舞台的文化名片,是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特色和民族气派的鲜明体现.
清代三法司“两议”机制是应对中央司法审判工作的复杂性而产生的制度设计,有利于加强司法监督、制衡中央司法权、预防冤假错案、保证司法公正.然而,其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两议”泛滥、法司对立等问题,扰乱司法程序、影响司法效率.在新时代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该机制成功的经验与产生的问题,都值得今人借鉴与思考.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不断的理论求真与实践淬炼中,历经探寻与尝试、曲折与转折、蓄力与调适、稳固与奋进、赓续与开新五个阶段得以形成,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基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化,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所推崇的“个人中心化”固有模式束缚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突破单向度发展方式制约以推进“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是谋求独立自主以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现代化.新时代,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以伟大精神为引航和以理论创新为动力作为探索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频繁爆发,预示着资本逻辑的现实形态也在不断呈现出新变化.金融化作为“拯救资本与劳动过剩”的手段,更加拓展了资本社会化的进程.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演进,呈现出高杠杆率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主体的无序扩张以及技术对金融的重塑若干特征,导致金融压倒实业的不可逆性、阶级分化的加剧、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动荡.其本质上仍在于技术创新下资本逻辑内在的扩张性和金融脱实向虚的惯性,并没有脱离资本自因性和脱域性的本质,而仅是在剩余价值分配上树立了新规则.深度剖析当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
在符合论真理、有用即是真理、逻辑自洽即真理和充足理由的真理等多种形式的真理观中,克尔凯郭尔认为真理是内心性、建设性和生成性的,并利用“自我中心困境”批判客观真理是与主体的生存相连的、渗透着理论的激情,指出真理是通过最具激情的内心性在占有之中牢牢抓住的一种客观不确定性.从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主体是意识流、客体是复杂、随机和偶然的不确定性,导致符合论真理观中的“主客相符”成为主观意识不知怎样与复杂、随机和偶然的客观对象相符的悖论,哥德尔定理和涌现现象证明任何理论是不完备的.克尔凯郭尔的悖论真理观开启了后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