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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惠农政策与乡村发展政策的实施，使得乡村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农民的收入逐年提高，城乡差异逐步缩小，乡村面貌日新月异。与此同时，乡村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与挑战。
关键词：城镇化;乡村发展;空心化
1 引言
1980年到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5%，从19.38%提升到60.6%。城镇常住人口从1.91亿人增加到8.48亿人，增加了6.57亿人，乡村人口则从7.96亿人减少5.5亿人;城镇人口的增加一部分源自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则是导致城镇人口大幅增长的主要动因。随着农村人口尤其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农业兼业化等趋势日益增强，成为阻碍乡村发展的重大挑战。
2 乡村发展问题
2.1农村“老龄化”问题
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具有很强的年龄选择性，年轻人更倾向于向城市迁移。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人口流动不明显，仅有少量的人口迁移，如表1所示，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中，乡村与城市的老龄化水平分别为7.77%和7.37%，二者差异不大。进入自上世纪90年代后， 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随着城乡迁移人口规模的逐步增加而逐年增强，乡村于1999年率先迈入老龄化阶段。而2010年乡村人口老龄化率已达到14.9%，比城市高出3.5%。根据国家民政部2015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我国2.12亿老年人中，农村老龄占全国老龄人口的比重为56%，数量达1.2亿，占整个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则高达18%。
2.2农村“空心化”问题
空心化这一概念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是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乡村地域系统退化的一种不良现象，它的出现不仅对乡村地域自身产生影响，对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也会产生严峻的影响。刘彦随等指出了“空心化”的本质，认为是农村人口转移为非农人口而引起的土地撂荒、"人走屋空"、村民宅基地“建新而不拆旧”，导致村庄内部闲置或者废弃加剧，呈现衰败景象。以此同时，村庄建设用地则呈摊大饼似的向四周空间扩散。空心化体现为土地的浪费、粗放利用、农村产业的萧条，也表现出村庄整体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匮乏与落后[1]。
如表2所示：2009年到2016年8年的时间，农村人口（无论常住人口还是户籍）迅速减少，村庄建设用地却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从2009年的27709.2万亩增长到2016年的28800.5万亩，增加了1091.3万亩。是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2倍多。乡村户籍人口的人均用地达到242m2，乡村常住人口的人均用地更高达316.9m2，无论是整体规模还是人均指标都远远超过《村镇规划标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城镇人口增长的同时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长。城镇常住人口的数量增加了23%，从2009年的6.45亿人增加到2016年的7.9亿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30%，增加了3271.5万亩，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由人均112平方米提高到人均118平方米，接近城市建设用地规划标准中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的指标上限。可见，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的转移并没有带来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反而是城乡建设用地的同时增加， 究其原因，农村土地制度中的“人走地留、人地分离”是其主要原因。
从2009年到2016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增速远远高于户籍人口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如图1所示：常住人口人均面积从2009年268.1m2增长到2016年的325.7 m2， 人均增加57.6 m2，年均增长率2.8%; 户籍人口人均面积从2009年231m2增长到2016年242 m2 ，人均增加11 m2。年均增长率0.67%;二者差距逐年扩大，从2009年相差37m2增长到2016年83.7m2。农村建设用地的逐年增加與乡村户籍人口特别是常住人口的持续快速减少是人均用地面积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
从区域空间差异上，乡村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较高的区域集中在我国的三大都市连绵带以及西北地区。其中年均户籍人口人均用地变化呈现出如下趋势：即中部地区增长速度低速缓慢，而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则呈现出中高速增长的格局;年均常住人口人均用地变化率则体现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超高速增长，中部地区中低速增长的状态[2]。
2.3农业的“边缘化”
学术界通常将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农业在国民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下降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等描述为农业边缘化现象[3]。
①农业占GDP比重逐年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表现为工业化拉动城镇化的典型特点，三大产业增速以及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差异巨大，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速，而第一产业农业无论是在份额上也好还是增长速度上都远远低于二三产业。农业比重从1980年的29.6%，下降到2018年的7.2%，年均下降0.6%。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镇化过程中农业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他们将第一产业占整个GDP的比重低于百分之十看做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加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农业占GDP的比重大多维持在百分之一左右。例如，美国，作为农产品出口国，2018的农业占GDP的比重仅占0.8%。而我国在2009年首次降到百分之十以下，由此可见，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
②农户的"兼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农村人口结构，大量的农民特别是有一定能力的青壮年农民转移到城镇就业。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亿。意味着在整个农村户籍人口中，有36%的人不再以农业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兼业化越来越严重。如图2，从2006到2018年，城镇就业人员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一共增加了13789万人，年均增长数量达1060万人;乡村就业人员数量则不断下降。年均减少860万人;与此同时，在乡村就业人员中，从事私营企业与个体就业的人数则不断上升。分别增加4791.7万人与3450.4万人，使得城乡就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从农村居民收入的构成变化情况也可以看出农业的兼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如图3，从1995-2018年，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逐年下降，从90年代的71.4%降到现在36.7%。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则逐年提高，代替经营性收入成为收入最主要的来源[4]。
3结语
如何破解上述困局，可以从几方面入手：一方面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土地流转等手段走农业现代化、规模经营、产业化的道路;二从村庄规划入手，规范土地的配置与管理，加强宅基地的有序管理与土地有效整治;三是在发展特色生态农业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农村新的产业类型，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以及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业。
参考文献;
[1]刘彦随、龙花楼、陈玉福：《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M]，科学出版社，2011年
[2] 刘继来，刘彦随，李裕瑞， 胡银根. 2007—2015年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时空耦合关系[J].自然资源学报， 2018，33
[3] 项继权，周长友.主体重构：“新三农”问题治理的路径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06）：21-29.
[4] 任维哲，邓锴.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以陕西为例[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32（05）：75-82.
作者简介：
孙静（1978—），女，贵州省湄潭县人，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地管理、农村经济、城乡规划与发展等方向研究。
关键词：城镇化;乡村发展;空心化
1 引言
1980年到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5%，从19.38%提升到60.6%。城镇常住人口从1.91亿人增加到8.48亿人，增加了6.57亿人，乡村人口则从7.96亿人减少5.5亿人;城镇人口的增加一部分源自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则是导致城镇人口大幅增长的主要动因。随着农村人口尤其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农业兼业化等趋势日益增强，成为阻碍乡村发展的重大挑战。
2 乡村发展问题
2.1农村“老龄化”问题
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具有很强的年龄选择性，年轻人更倾向于向城市迁移。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趋势，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人口流动不明显，仅有少量的人口迁移，如表1所示，在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中，乡村与城市的老龄化水平分别为7.77%和7.37%，二者差异不大。进入自上世纪90年代后， 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随着城乡迁移人口规模的逐步增加而逐年增强，乡村于1999年率先迈入老龄化阶段。而2010年乡村人口老龄化率已达到14.9%，比城市高出3.5%。根据国家民政部2015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我国2.12亿老年人中，农村老龄占全国老龄人口的比重为56%，数量达1.2亿，占整个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则高达18%。
2.2农村“空心化”问题
空心化这一概念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是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乡村地域系统退化的一种不良现象，它的出现不仅对乡村地域自身产生影响，对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也会产生严峻的影响。刘彦随等指出了“空心化”的本质，认为是农村人口转移为非农人口而引起的土地撂荒、"人走屋空"、村民宅基地“建新而不拆旧”，导致村庄内部闲置或者废弃加剧，呈现衰败景象。以此同时，村庄建设用地则呈摊大饼似的向四周空间扩散。空心化体现为土地的浪费、粗放利用、农村产业的萧条，也表现出村庄整体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匮乏与落后[1]。
如表2所示：2009年到2016年8年的时间，农村人口（无论常住人口还是户籍）迅速减少，村庄建设用地却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从2009年的27709.2万亩增长到2016年的28800.5万亩，增加了1091.3万亩。是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2倍多。乡村户籍人口的人均用地达到242m2，乡村常住人口的人均用地更高达316.9m2，无论是整体规模还是人均指标都远远超过《村镇规划标准》，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与此同时，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城镇人口增长的同时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长。城镇常住人口的数量增加了23%，从2009年的6.45亿人增加到2016年的7.9亿人，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30%，增加了3271.5万亩，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由人均112平方米提高到人均118平方米，接近城市建设用地规划标准中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的指标上限。可见，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的转移并没有带来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反而是城乡建设用地的同时增加， 究其原因，农村土地制度中的“人走地留、人地分离”是其主要原因。
从2009年到2016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增速远远高于户籍人口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如图1所示：常住人口人均面积从2009年268.1m2增长到2016年的325.7 m2， 人均增加57.6 m2，年均增长率2.8%; 户籍人口人均面积从2009年231m2增长到2016年242 m2 ，人均增加11 m2。年均增长率0.67%;二者差距逐年扩大，从2009年相差37m2增长到2016年83.7m2。农村建设用地的逐年增加與乡村户籍人口特别是常住人口的持续快速减少是人均用地面积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
从区域空间差异上，乡村建设用地增长速度较高的区域集中在我国的三大都市连绵带以及西北地区。其中年均户籍人口人均用地变化呈现出如下趋势：即中部地区增长速度低速缓慢，而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则呈现出中高速增长的格局;年均常住人口人均用地变化率则体现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超高速增长，中部地区中低速增长的状态[2]。
2.3农业的“边缘化”
学术界通常将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农业在国民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下降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等描述为农业边缘化现象[3]。
①农业占GDP比重逐年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表现为工业化拉动城镇化的典型特点，三大产业增速以及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差异巨大，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十分迅速，而第一产业农业无论是在份额上也好还是增长速度上都远远低于二三产业。农业比重从1980年的29.6%，下降到2018年的7.2%，年均下降0.6%。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镇化过程中农业比重不断下降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他们将第一产业占整个GDP的比重低于百分之十看做是农业现代化发展加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农业占GDP的比重大多维持在百分之一左右。例如，美国，作为农产品出口国，2018的农业占GDP的比重仅占0.8%。而我国在2009年首次降到百分之十以下，由此可见，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农业占GDP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
②农户的"兼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农村人口结构，大量的农民特别是有一定能力的青壮年农民转移到城镇就业。201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亿。意味着在整个农村户籍人口中，有36%的人不再以农业作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兼业化越来越严重。如图2，从2006到2018年，城镇就业人员的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一共增加了13789万人，年均增长数量达1060万人;乡村就业人员数量则不断下降。年均减少860万人;与此同时，在乡村就业人员中，从事私营企业与个体就业的人数则不断上升。分别增加4791.7万人与3450.4万人，使得城乡就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从农村居民收入的构成变化情况也可以看出农业的兼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如图3，从1995-2018年，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逐年下降，从90年代的71.4%降到现在36.7%。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则逐年提高，代替经营性收入成为收入最主要的来源[4]。
3结语
如何破解上述困局，可以从几方面入手：一方面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通过土地流转等手段走农业现代化、规模经营、产业化的道路;二从村庄规划入手，规范土地的配置与管理，加强宅基地的有序管理与土地有效整治;三是在发展特色生态农业的基础上，积极开拓农村新的产业类型，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以及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业。
参考文献;
[1]刘彦随、龙花楼、陈玉福：《中国乡村发展研究报告：农村空心化及其整治策略》[M]，科学出版社，2011年
[2] 刘继来，刘彦随，李裕瑞， 胡银根. 2007—2015年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时空耦合关系[J].自然资源学报， 2018，33
[3] 项继权，周长友.主体重构：“新三农”问题治理的路径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06）：21-29.
[4] 任维哲，邓锴.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产融合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研究——以陕西为例[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9，32（05）：75-82.
作者简介：
孙静（1978—），女，贵州省湄潭县人，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地管理、农村经济、城乡规划与发展等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