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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盛唐是唐朝的鼎盛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历史的巅峰。盛唐气象指的是盛唐诗歌的精神风貌和艺术风格。而诗人李白，以其出众的才华和强烈的自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成为盛唐气象的典范。本文试着从李白的诗歌是如何具体反映盛唐精神方面入手，以此阐述李白诗歌与盛唐精神相互之间的契合。
【关键词】盛唐气象；李白诗歌；思想内容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8 世纪上半叶。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代诗歌蓬勃发展，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思想性格，即盛唐气象。李白受时代风气的熏陶，吮吸着营养丰富的文化乳汁，他成长为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人物。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从文化本身的渊源来说，盛唐文化的繁荣发展乃是南北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李白恰恰处在这两种交流的高潮之中，再加上他本人特殊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
一、讴歌理想，抒发悲愤，是李白诗歌与盛唐精神的时代呼应
李白是盛唐时代造就的伟大诗人，他一生大部分生活在唐王朝鼎盛时期，在晚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动乱。在这个盛极而突变的历史时期，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大鼓舞了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政治的危机和社会的动乱又激起他拯时济世的理想抱负。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他渴望建立惊世骇俗的功业，他要仿效谢安“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希望像“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的诸葛亮那样，得遇明主，驰骋才能，然后追踪鲁仲连“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赠张卫尉卿》）但那时的唐玄宗，已不再励精图治。李白报国无门，理想破灭。他强烈抗议社会的不公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2）；尖锐地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愤怒地控诉奸邪当道。
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抱负，但是那个时代并没有满足他建功立业的愿望，使得李白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但是，李白却可以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找到平衡点，并且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信心，而这也是植根于盛唐时代的。盛唐时代高涨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培育了李白乐观自信的精神。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和打击，李白都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正如《行路难》中，在经历了挫折后，李白仍然高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二、蔑视权贵，追求自由，是李白诗歌与盛唐精神的时代个性的统一
作为盛唐时期的代表作家，李白热情的讴歌帝都长安的雄伟气象和城乡李白的气骨一向为人所称颂，甚至传说他“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盛唐时代，随着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上升，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也达到相当充分的地步。李白粪土权门，蔑视富贵，以布衣的骄傲和王侯相抗衡，以桀傲不逊的态度向社会的庸俗挑战，显示了人格的力量。
作为盛唐时期的代表作家，李白热情的讴歌帝都长安的雄伟气象和城乡经济的繁荣富庶，热情的讴歌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但是同时，他也敏锐的察觉到繁荣昌盛之下潜在的社会政治危机。他在《古风》（其三）对玄宗的奢侈享乐、求神慕仙、穷兵黩武进行了讽刺。在《古风》（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斗鸡小儿。对朝廷良莠不分、贤愚颠倒的黑暗政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揭露了政治的腐败。
诗人对斗鸡媚上、杀人邀功的丑恶行为深恶痛绝，对当朝皇帝亲信奸邪、迫害忠良的倒行逆施表示异常的愤慨。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对政治的批判，往往是和他对“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其十五）的现实不满密切联系着的，是和他“大道青天，我独不得行”（《行路难》其二）的人生感叹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卑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将进酒》）；或学道求仙：“世道日交丧，浇风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栖恶木根。……归来广成子，去人无穷门。”（《古风》其25）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出羁绊的强烈愿望。
李白的这种强烈的人性自觉和独立的个性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盛唐文化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体，广泛地吸取了域外文化而蔚为大观。那种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造就了盛唐与众不同的时代个性，这对盛唐诗人在心理上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给诗歌创作带来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
开明与开放是盛唐气象的根基。而盛唐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南北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李白恰处在这两种交流的高潮之中，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李白的形象是盛唐新时代“大人先生”的形象，包涵丰富的历史积累和现实的时代精神，继承阮籍又上溯庄孟，在弘扬庄孟恢宏的主体精神的同时，淡化了前辈的哲理内涵而趋向世俗化。这导致李白诗歌的主旋律是明亮与宏大的混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诗歌以其主义和反抗精神的完美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耸立起一座新的高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将盛唐精神推向极致，同时又为之划上了句号。
【参考文献】
［１］．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5—47.
［２］．袁行霈. 盛唐气象与盛唐时代
［３］．卢晋．傅德岷．唐诗鉴赏词典．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5.2.1
【关键词】盛唐气象；李白诗歌；思想内容
盛唐指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8 世纪上半叶。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代诗歌蓬勃发展，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思想性格，即盛唐气象。李白受时代风气的熏陶，吮吸着营养丰富的文化乳汁，他成长为那个时代最完美的人物。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从文化本身的渊源来说，盛唐文化的繁荣发展乃是南北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而李白恰恰处在这两种交流的高潮之中，再加上他本人特殊的教养和经历，终于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
一、讴歌理想，抒发悲愤，是李白诗歌与盛唐精神的时代呼应
李白是盛唐时代造就的伟大诗人，他一生大部分生活在唐王朝鼎盛时期，在晚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社会动乱。在这个盛极而突变的历史时期，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强大鼓舞了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政治的危机和社会的动乱又激起他拯时济世的理想抱负。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始终不渝地追求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他渴望建立惊世骇俗的功业，他要仿效谢安“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希望像“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的诸葛亮那样，得遇明主，驰骋才能，然后追踪鲁仲连“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赠张卫尉卿》）但那时的唐玄宗，已不再励精图治。李白报国无门，理想破灭。他强烈抗议社会的不公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2）；尖锐地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愤怒地控诉奸邪当道。
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抱负，但是那个时代并没有满足他建功立业的愿望，使得李白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但是，李白却可以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找到平衡点，并且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信心，而这也是植根于盛唐时代的。盛唐时代高涨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培育了李白乐观自信的精神。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挫折和打击，李白都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正如《行路难》中，在经历了挫折后，李白仍然高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二、蔑视权贵，追求自由，是李白诗歌与盛唐精神的时代个性的统一
作为盛唐时期的代表作家，李白热情的讴歌帝都长安的雄伟气象和城乡李白的气骨一向为人所称颂，甚至传说他“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盛唐时代，随着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上升，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也达到相当充分的地步。李白粪土权门，蔑视富贵，以布衣的骄傲和王侯相抗衡，以桀傲不逊的态度向社会的庸俗挑战，显示了人格的力量。
作为盛唐时期的代表作家，李白热情的讴歌帝都长安的雄伟气象和城乡经济的繁荣富庶，热情的讴歌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但是同时，他也敏锐的察觉到繁荣昌盛之下潜在的社会政治危机。他在《古风》（其三）对玄宗的奢侈享乐、求神慕仙、穷兵黩武进行了讽刺。在《古风》（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斗鸡小儿。对朝廷良莠不分、贤愚颠倒的黑暗政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揭露了政治的腐败。
诗人对斗鸡媚上、杀人邀功的丑恶行为深恶痛绝，对当朝皇帝亲信奸邪、迫害忠良的倒行逆施表示异常的愤慨。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对政治的批判，往往是和他对“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古风》其十五）的现实不满密切联系着的，是和他“大道青天，我独不得行”（《行路难》其二）的人生感叹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卑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将进酒》）；或学道求仙：“世道日交丧，浇风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栖恶木根。……归来广成子，去人无穷门。”（《古风》其25）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出羁绊的强烈愿望。
李白的这种强烈的人性自觉和独立的个性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盛唐文化以中国本土文化为主体，广泛地吸取了域外文化而蔚为大观。那种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造就了盛唐与众不同的时代个性，这对盛唐诗人在心理上和气质上所造成的影响，给诗歌创作带来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
开明与开放是盛唐气象的根基。而盛唐文化的繁荣发展是南北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李白恰处在这两种交流的高潮之中，使他和盛唐文化一起登上高峰。李白的形象是盛唐新时代“大人先生”的形象，包涵丰富的历史积累和现实的时代精神，继承阮籍又上溯庄孟，在弘扬庄孟恢宏的主体精神的同时，淡化了前辈的哲理内涵而趋向世俗化。这导致李白诗歌的主旋律是明亮与宏大的混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诗歌以其主义和反抗精神的完美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耸立起一座新的高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白将盛唐精神推向极致，同时又为之划上了句号。
【参考文献】
［１］．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5—47.
［２］．袁行霈. 盛唐气象与盛唐时代
［３］．卢晋．傅德岷．唐诗鉴赏词典．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