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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经济改革在世纪之交有所进展之后停顿不前，政治改革更是滞后。权力掌控资源的分配，缺乏制衡和监督，腐败日益猖獗，公众反应强烈；由此又产生第二个问题，由于体制性障碍未能消除，议论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展缓慢。
“十字路口”勿徘徊
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巨额信贷拉动，能源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成本巨大。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受到更大的威胁。
最令人忧虑的是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也有意误导公众，延缓改革进程，甚至假借“改革”或“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正当不满，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语，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近年出现了一种“怪圈”：垄断和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及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寻租环境扩大，并导致腐败蔓延；但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之下，罪责却被强加在市场化的改革身上，进而成为加强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的理由。
2004年以来，主张回到国家主义旧体制的言论逐渐升温，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尤为突出。一些人甚至认为，世界要靠政府强力控制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中国模式”拯救。有的外国友好人士就此评论说，“中国存在未富先骄的危险。”
能否走出“失衡陷阱”?
尽管2009年的投资率高达67％，但投资率的大幅提升并没有与投资效率保持同步。这种投资率的超速提升，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结构的扭曲，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缓慢；二是最终需求不足。这两条都会严重妨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投资驱动，这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毕竟保持了20多年高度增长的良好记录。原因在于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采取了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战略，用净出口形成的外需弥补内需，支持了GDP高速度的增长。
出口导向并不是一种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存在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资源不太紧缺、环境还有相当承受能力的时候，采取这种政策的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亚洲国家正是运用这种办法实现了经济起飞。
但是，这种战略毕竟意味着用本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去补贴出口国，即“穷人补贴富人”，而且由于出超换得的，是对方发行的纸币，过多的外汇结余会产生货币超额发行、杠杆率过高、资产泡沫形成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后果。
在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坏账风险会隐蔽地累积，而在景气周期的下降阶段，或者在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金融体系会发生系统性危机。在这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过去曾有过惨痛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要实现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持的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
粗放增长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
所谓存在增长模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陈旧没有消除，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这种价格扭曲又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发展历来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新技术发明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困难重重。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开发力量大大增强，新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有一部分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产业化和商业化举步维艰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这在三网融合、无线通信、数字电视、新能源产业发展等领域都有所体现。
打破这种体制性障碍，为创新和创业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只有依靠坚定和切实的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逐步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转型恐怕很难取得成功。
“十二五”改革下一步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只是政治改革还有待努力。我觉得，这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
实际上，连历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对于经济改革的要求，有许多并没有实现。今后的经济改革，首先要抑制“国进民退”的势头，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着力打破行政性垄断，完成国有企业的产权社会化改造。对于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则要制定特殊法人法来规范它们的行为，将它们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同时，必须加快推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确保农民集体所有的承包地、宅基地等“沉睡的资产”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摒弃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行政干预，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如果说早期狭小范围内的熟人市场还可以靠人际关系来维系，广大范围的现代市场只能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所以，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公正执法，刻不容缓，不能再继续推迟了。
所有的改革，说到最后，都与国家政权有关。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十字路口”勿徘徊
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巨额信贷拉动，能源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成本巨大。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受到更大的威胁。
最令人忧虑的是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也有意误导公众，延缓改革进程，甚至假借“改革”或“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正当不满，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语，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近年出现了一种“怪圈”：垄断和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及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寻租环境扩大，并导致腐败蔓延；但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之下，罪责却被强加在市场化的改革身上，进而成为加强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的理由。
2004年以来，主张回到国家主义旧体制的言论逐渐升温，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尤为突出。一些人甚至认为，世界要靠政府强力控制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中国模式”拯救。有的外国友好人士就此评论说，“中国存在未富先骄的危险。”
能否走出“失衡陷阱”?
尽管2009年的投资率高达67％，但投资率的大幅提升并没有与投资效率保持同步。这种投资率的超速提升，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结构的扭曲，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缓慢；二是最终需求不足。这两条都会严重妨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投资驱动，这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毕竟保持了20多年高度增长的良好记录。原因在于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采取了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战略，用净出口形成的外需弥补内需，支持了GDP高速度的增长。
出口导向并不是一种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的政策。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存在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资源不太紧缺、环境还有相当承受能力的时候，采取这种政策的正面效应是主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亚洲国家正是运用这种办法实现了经济起飞。
但是，这种战略毕竟意味着用本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去补贴出口国，即“穷人补贴富人”，而且由于出超换得的，是对方发行的纸币，过多的外汇结余会产生货币超额发行、杠杆率过高、资产泡沫形成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后果。
在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坏账风险会隐蔽地累积，而在景气周期的下降阶段，或者在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金融体系会发生系统性危机。在这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过去曾有过惨痛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要实现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持的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
粗放增长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
所谓存在增长模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陈旧没有消除，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准；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这种价格扭曲又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发展历来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新技术发明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困难重重。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开发力量大大增强，新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有一部分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产业化和商业化举步维艰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这在三网融合、无线通信、数字电视、新能源产业发展等领域都有所体现。
打破这种体制性障碍，为创新和创业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只有依靠坚定和切实的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逐步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转型恐怕很难取得成功。
“十二五”改革下一步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只是政治改革还有待努力。我觉得，这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
实际上，连历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对于经济改革的要求，有许多并没有实现。今后的经济改革，首先要抑制“国进民退”的势头，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着力打破行政性垄断，完成国有企业的产权社会化改造。对于负责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则要制定特殊法人法来规范它们的行为，将它们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同时，必须加快推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确保农民集体所有的承包地、宅基地等“沉睡的资产”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摒弃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行政干预，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是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如果说早期狭小范围内的熟人市场还可以靠人际关系来维系，广大范围的现代市场只能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所以，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公正执法，刻不容缓，不能再继续推迟了。
所有的改革，说到最后，都与国家政权有关。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