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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历史的视角，梳理和审视1910-1948年全运会制度的根源及发展历程。研究结果表明：1910-1948年全运会竞赛制度经历了晚清政府时期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北洋军阀时期收回组织主办权、本土文化初始渗透以及国民政府时期全运会制度的本土化实践3个发展阶段，促进了体育竞赛人才专业化和职业化、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化、竞赛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同时也受因锦标主义而产生的不良赛风赛纪问题的长期困扰。
关键词：体育史；全运会制度；中国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8-0017-05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帝国逐步完善了他们的控制模式，这些模式包含了借助于跨国界活动和信息文化的交流等方式达到对殖民地的直接管理。建立帝国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延伸和深化着权威与控制关系，所有帝国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问题或矛盾：完全依靠或主要依靠强制武力的反复实施就可以获得其管辖范围内的合作与服从。规避这个困境的一种途径就是采取文化的方法：建立一个受到血缘关系、信仰和宗教联系约束的全体统治阶级，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广泛扩展因文化强权的传播而得到加强。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侵略。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是现代体育运动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运动，首先是在教会学校和青年会中开展起来的。清末教会学校一般不开设正规体育课，主要通过组建运动队，组织运动竞赛等课外活动，利用体育竞赛宣扬“西洋文明”，灌输宗教意识，提高教会的声誉。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大型体育竞赛所具有的群体性的、有凝聚力的、宣泄情感的以及类似于节日的狂欢气质，与中国的岁时民俗之气质具有类同之处，所以很快地走人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全运会制度的产生并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设计者是当时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传教士，目的是希望通过传播西方现代竞技体育的文化，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而大型体育竞赛以新异、见效快、影响深远的优势恰好契合了西方传教士文化强权传播的目的。
1 1910-1 948年全运会发展阶段特征
1910-1948年召开了7届全运会，历经了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政府3个不同的历史统治时期，这3个时期全运会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1.1 晚清政府：竞赛制度从传统的断裂向现代转型
按照罗荣渠教授的看法，“现代”(modem)一词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和特征。”这种“新时代精神和特征”通常被称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首先在于“现代性的挑战”，即现代知识与观念的出现使传统社会的基本心态受到了挑战，这样，“在其传统知识的框架中，一个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现代性的倡导者出现了”。由于我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侵略之下被迫进行的，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发展特征在体育领域亦是如此。
1910年10月18至22日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1次体育同盟会”，在南京南洋劝业场成立，美国人爱克纳斯任此次运动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后，正式称这次运动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运动员分别代表5个地区参加比赛，华北队20人，上海队40人，华南队28人，吴宁(苏州、南京)队31人，武汉队21人，总计运动员140人。竞赛项目只有田径、足球、网球和篮球。
第1届全运会竞赛的组织者、裁判、秘书、干事等职务主要由外国人担任，在全运会上不仅外国人讲英语，运动会的秩序册用英文，连参加运动会的中国人，在用到体育运动术语时，也讲英文。由此可以看出，这届全运会竞赛制度完全是按照西方体育竞赛的模式举办的，带有明显的制度移植性特征。这种特征标志着我国的竞赛制度从传统的断裂向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1，从项目设置来看，第1届全运会的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和篮球，并未设置清末流行的各种兵操、器械操及游戏项目，且竞赛规模与方法与过去有了质的变化。第2，从目标定位来看，第1届全运会是中国人对奥运会活动的最初模仿。竞赛组织形式类似于奥运会；项目分组和成绩录取上也比较规范；举办地点在南京“南洋劝业会”，这是清末规模最大的商业博览会，体现了全运会在运作模式上对奥运会的模仿。
1.2 北洋军阀政府：收回运动会组织主办权
被移植的制度能否和现有的制度环境实现“契合”以及能否被所有相关利益者普遍遵守，甚至成为某种程度的共识或价值观，是衡量制度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青木昌彦认为：“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精心设计的制度很可能高度不稳定。”由于全运会制度最初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强权介入，国内并未建立与其相互一致和支持的制度安排，因此，收回全运会的组织主办权，将其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环境相契合体现了本土文化在全运会制度中的初始渗透。
第2届全运会于1914年5月21至22日在北京举行，负责人是北京青年会干事、美国人侯格兰德。本届比赛分全国为东、西、南、北4部分，运动员各配戴不同颜色的标志带(东部黄色、西部红色、南部绿色、北部白色)以示区别。竞赛项目为田径、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和棒球6项，其中田径比赛有17个单项：100码、220码、440码、880码、1英里和5英里赛跑、220码低栏、120码高栏、跳高、跳远、撑杆跳高、铁球、铁饼、半英里接力赛跑、1英里接力跑、5项及10项运动。这届全运会仍然是由外国人主持操办的。
西方文化的强权介入与企图控制和垄断中国体育事业的目的遭到了爱国人士强烈的反抗。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表现出了中国人强烈的自尊心。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全运会制度由移植外生性开始转向本土化实践。第3届全运会于1924年5月22至24日在湖北武昌跑马场举行。参加比赛的有华东、华北、华南、华中、华西5区的运动员及华侨运动员共340余人。竞赛项目有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7项，计分方法采用远东运动会的标准。第3届运动会的突出特点是中国人不甘心外国人操纵国内体育竞赛活动，外国人控制竞赛事宜的局面开始转变，部分工作人员及裁判员已由中国人接替。女子开始参加表演(球类、武术、器械操)，田径赛的丈量由码制、英尺制一律改为米制。在第3届全运会结束不久，1924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
1.3 国民政府：全运会制度的本土化实践 本土化的实践过程，实质上就是使产生在西方的近代科学在中国发生转变，以适应本国、本地、本民族的情况，并在本国生长，使之具有本国、本地、本民族的内涵、特色或特征的过程。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体育是文化的一部分，体育和赛事一样都是文化实践。全运会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本土化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动态发展的历史实践过程，体现着国民政府对全运会制度的创新。
第4届全运会原定于1929年在广州举行，但国民政府决定1930年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同时举行全运会。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将运动会与大型展览会联合举办的重要意图。第4届全运会由浙江省筹办，全国体协负责组织。竞赛项目男子设8项(田径、全能、游泳、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女子设4项(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分别记总分。第4届全运会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一是开始改为省、市、特别区及华侨团体为参加单位；二是增设女子组的正式比赛；三是由中央政府自办，参加的省、市、区单位达22个。这届全运会最大的收获在于政府与人民的充分合作。
第5届全运会于1933年10月在南京举行，是由国民政府“全运会筹委会”承办。本次全运会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举行的。参加单位30个(包括菲律宾和巴达维亚华侨队)，运动员2 248人(男子1542人，女子706人)。竞赛项目男子10项(田赛、径赛、全能、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游泳、国术)，女子7项(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垒球、游泳、国术)。本届运动会将田径分为田赛与径赛2项，同时增设女子垒球、游泳和国术3项。
第6届全运会于1935年10月在上海举行。在保留上一届运动项目的基础上增设了举重、竞走、马球、小型足球、外蒙古摔跤、自行车和乒乓球表演项目，参加单位达38个。这届运动会第一次按照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全国运动大会举行办法》执行，参加办法、比赛规则、录取办法更加规范，创造了全国纪录19项，是较为成功的一次运动会。
第7届全运会于1948年5月5日在上海举行，男子竞赛项目设有田径、游泳、举重、拳击、摔跤、足球、篮球、网球、排球、垒球、乒乓球单打，女子竞赛项目设有田径、篮球、游泳、网球、排球、垒球、乒乓球单打。参加单位共50余个，其中陆军、海军、空军、警察和联勤作为特殊单位参加了比赛。蒋介石在本届全国运动会训词：“本来一个民族的生存，必须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皆有健全的发展，尤其体育更是德智育之基本。……而且本届大会所得特殊成绩，带回到各个学校和全国各地方，鼓舞爱好运动的风气，使我们国民体育获得迎头赶上的进步。”蒋介石的训词既阐述了通过运动场上的竞技比赛，培养国民道德并推至各校、各地方，同时也表明着国民政府推行体育竞技化与普及化并行的体育政策主张。
由上述4届全运会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主要通过参赛单位、项目设置、全运会目标定位、记分办法的变革来实现全运会制度的本土化。这一本土化实践充分体现了全运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相互契合过程。
2 1910-1948年全运会制度的历史启示
2.1 全运会制度促进了体育竞赛人才的专门化和职业化
清末民初的城市社会里出现了中产阶层、产业工人、城市贫民等三大社会阶层，而各个阶层内部也由于社会分工劳动细化，不断改变着原有的分层与结构。全运会体育竞赛规模的不断扩大，使体育竞赛分工逐渐精细化，相应的职业应运而生，既有运动员、裁判员以及专门的体育记者，还有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体育场场长、体育指导员、体育督导员等等。专业体育记者的队伍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兼职到了40年代的专职。运动员作为一种职业，也逐步从学校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特殊群体，享受专门津贴。
2.2 围绕全运会制度形成了国内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从学校运动会、区域性运动会到全运会的格局，大区运动会、省市运动会相继出现，互相衔接，并逐渐定期举行。这意味着竞技人才梯队建设渐渐形成专门的人才体系，为体育人才的选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1，各大区运动会普及与发展迅速。
华北、华中以及华东等地区，都举办过规模不等的运动会。而较早、较系统的运动会当首推华北运动会，1913N1934年共举办了18届。第15届华北运动会，对章程进行了修改，把以学校为参加单位，改为以省、市、区为参加单位。会章修改后，华北地区体育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是以往华北运动会都是华北体联自办和争取各省、市、区承办，现在变为各省、市、区争着申请主办；二是各地积极修建运动场。华北运动会是解放前我国举办时间最长、参加范围最广、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地区性运动会，对华北体育以及全国体育有积极的影响。华中区在当时也是一个系统举办过地区性运动会的地区，它主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4省，1923～1936年共举办过6届。除了华北、华中地区，华东地区的体育运动也有很大发展，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华东并未举行过正式的地区性运动会，只举办过“东方八大学运动会”和成立过“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这8所大学中，除了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上海复旦大学和南京东南大学外，其他均为教会学校。
第2，各省市运动会举办得有声有色。
早在1904至1908年间，在华南地区的广东省、福建省等就举办过省运动会。这可以说是在我国举办的较早的省市运动会。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得了总锦标，这一成绩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体育和竞赛在中国的开展，各省市相继举办运动会。在华北，除了京津二市的运动会外，在北京还有个学校联合运动会的组织；在华南，福建省于1920年开始举行全省运动会，以学校为单位，首次有55个单位参加，竞赛的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和网球。华中地区的湖南省，从1905至1927年共举办过9屑省运会。由于它举办较早，较长时间没有中断，并且又较正规，因此，在举行的6届华中运动会上一直蝉联冠军，这无疑对湖南近代体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华西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省的省运会，早在1905年，四川省就举办了第1届省运会，地点设在成都北校场。1908年秋，由省教育会筹备，又在成都南校场举办了第2届省运会(也叫四川大运会)。此后，在反帝思潮的影响下，省运会拒绝教会学校参加，因而，虽还举办过地区、市、县的运动会和参加第4、5、6、7届全运会的全省选拔赛，却并未再举行过正规的省运会。
2.3 全运会竞赛开启了国内体育竞赛市场化、产业化道路的先河
全运会不仅开启了门票销售和企业赞助的先河，而且还带动了相关体育用品服务业的发展。另外，全 运会与大型博览会同时召开，充分表明了它的市场化发展道路和所具有的市场发展潜力。
门票销售早在第2届全运会上就已经开始。大会期间，每日参观者均在万人以上，售票处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普通座与优待座均人满为患。到第6和第7届全运会，门票销售、企业赞助逐步发展。国民政府主办的第7届运动会，因资金短缺，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拼命卖门票，票价随物价一起上涨，星期日游泳门票卖到40万元一张。仅门票一项就捞到280亿元”“大做广告买卖，仅可口可乐在场内设4个大商标旗，比大会会旗还要高，就收入40亿”。大会为多赚门票钱，把比赛秩序安排得十分松散以拖延时间。虽然近代中国全运会门票销售的社会实践运作巾还存在着稚嫩，但这却并未影响全运会作为一种大型体育竞赛活动在追寻体育竞赛现代化的道路上所做的有益尝试。
由于国内竞赛活动的广泛开展，催生了国内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使用的运动器材大多来自日本和欧美。1915年后，民族资本得到较大发展，国内反帝情绪日益高涨，一些爱国厂商开始走上自制体育器材的发展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有保定布云工厂，20世纪20年代后期已经能够生产足、篮、排球及球网、球拍、铁饼、铅球、标枪等器材，该厂的各种运动器材被历届华北运动会和1933年的全国运动会采用。天津春和工厂和天津利生工厂都创办于1920年，主要生产篮球、足球和网球拍等运动器材，其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东南亚国家及印度、英美等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供体育运动所用器材主要来自于以上3个生产厂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全运会竞赛作为一种产业，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2.4 锦标主义助长了全运会不良的赛风赛纪
在运动竞赛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西方竞赛组织者思想意识的影响，一开始就赋予了运动会强烈的政治色彩。在西方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参与的前3屑全运会中，获得胜利的选手，手捧奖杯，胸挂奖牌，高举锦旗凯旋而归，所在单位和本人的姓名，报刊杂志登载，社会各阶层争相议论。社会上鼓吹恭维之风尤盛，给人们无形中产生了“体育即运动”的错误思想。由于教会学校偏重“选手制”，助长锦标主义，导致锦标主义成为19世纪20年代后体育运动中一个尖锐的问题，成为全运会赛场赛风赛纪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
全运会制度在从西方强迫到自主改革的曲折历史进程中，就其外部环境来说，涉及中西文化冲突、政治的变革、经济的转型和战争的破坏。就其内部来说，又包含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做的各种努力。本文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无意于对全运会历史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述，而是想客观的展现全运会制度在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内在的发展路线，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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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体育史；全运会制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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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帝国逐步完善了他们的控制模式，这些模式包含了借助于跨国界活动和信息文化的交流等方式达到对殖民地的直接管理。建立帝国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种延伸和深化着权威与控制关系，所有帝国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问题或矛盾：完全依靠或主要依靠强制武力的反复实施就可以获得其管辖范围内的合作与服从。规避这个困境的一种途径就是采取文化的方法：建立一个受到血缘关系、信仰和宗教联系约束的全体统治阶级，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广泛扩展因文化强权的传播而得到加强。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侵略。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是现代体育运动输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途径，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运动，首先是在教会学校和青年会中开展起来的。清末教会学校一般不开设正规体育课，主要通过组建运动队，组织运动竞赛等课外活动，利用体育竞赛宣扬“西洋文明”，灌输宗教意识，提高教会的声誉。西方体育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大型体育竞赛所具有的群体性的、有凝聚力的、宣泄情感的以及类似于节日的狂欢气质，与中国的岁时民俗之气质具有类同之处，所以很快地走人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全运会制度的产生并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设计者是当时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传教士，目的是希望通过传播西方现代竞技体育的文化，达到文化侵略的目的，而大型体育竞赛以新异、见效快、影响深远的优势恰好契合了西方传教士文化强权传播的目的。
1 1910-1 948年全运会发展阶段特征
1910-1948年召开了7届全运会，历经了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政府3个不同的历史统治时期，这3个时期全运会制度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1.1 晚清政府：竞赛制度从传统的断裂向现代转型
按照罗荣渠教授的看法，“现代”(modem)一词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和特征。”这种“新时代精神和特征”通常被称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首先在于“现代性的挑战”，即现代知识与观念的出现使传统社会的基本心态受到了挑战，这样，“在其传统知识的框架中，一个社会开始面对现代观念和体制，现代性的倡导者出现了”。由于我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西方侵略之下被迫进行的，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发展特征在体育领域亦是如此。
1910年10月18至22日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全国学校区分队第1次体育同盟会”，在南京南洋劝业场成立，美国人爱克纳斯任此次运动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后，正式称这次运动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运动员分别代表5个地区参加比赛，华北队20人，上海队40人，华南队28人，吴宁(苏州、南京)队31人，武汉队21人，总计运动员140人。竞赛项目只有田径、足球、网球和篮球。
第1届全运会竞赛的组织者、裁判、秘书、干事等职务主要由外国人担任，在全运会上不仅外国人讲英语，运动会的秩序册用英文，连参加运动会的中国人，在用到体育运动术语时，也讲英文。由此可以看出，这届全运会竞赛制度完全是按照西方体育竞赛的模式举办的，带有明显的制度移植性特征。这种特征标志着我国的竞赛制度从传统的断裂向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第1，从项目设置来看，第1届全运会的项目有田径、足球、网球和篮球，并未设置清末流行的各种兵操、器械操及游戏项目，且竞赛规模与方法与过去有了质的变化。第2，从目标定位来看，第1届全运会是中国人对奥运会活动的最初模仿。竞赛组织形式类似于奥运会；项目分组和成绩录取上也比较规范；举办地点在南京“南洋劝业会”，这是清末规模最大的商业博览会，体现了全运会在运作模式上对奥运会的模仿。
1.2 北洋军阀政府：收回运动会组织主办权
被移植的制度能否和现有的制度环境实现“契合”以及能否被所有相关利益者普遍遵守，甚至成为某种程度的共识或价值观，是衡量制度移植成功与否的关键。青木昌彦认为：“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精心设计的制度很可能高度不稳定。”由于全运会制度最初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强权介入，国内并未建立与其相互一致和支持的制度安排，因此，收回全运会的组织主办权，将其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环境相契合体现了本土文化在全运会制度中的初始渗透。
第2届全运会于1914年5月21至22日在北京举行，负责人是北京青年会干事、美国人侯格兰德。本届比赛分全国为东、西、南、北4部分，运动员各配戴不同颜色的标志带(东部黄色、西部红色、南部绿色、北部白色)以示区别。竞赛项目为田径、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和棒球6项，其中田径比赛有17个单项：100码、220码、440码、880码、1英里和5英里赛跑、220码低栏、120码高栏、跳高、跳远、撑杆跳高、铁球、铁饼、半英里接力赛跑、1英里接力跑、5项及10项运动。这届全运会仍然是由外国人主持操办的。
西方文化的强权介入与企图控制和垄断中国体育事业的目的遭到了爱国人士强烈的反抗。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表现出了中国人强烈的自尊心。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全运会制度由移植外生性开始转向本土化实践。第3届全运会于1924年5月22至24日在湖北武昌跑马场举行。参加比赛的有华东、华北、华南、华中、华西5区的运动员及华侨运动员共340余人。竞赛项目有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7项，计分方法采用远东运动会的标准。第3届运动会的突出特点是中国人不甘心外国人操纵国内体育竞赛活动，外国人控制竞赛事宜的局面开始转变，部分工作人员及裁判员已由中国人接替。女子开始参加表演(球类、武术、器械操)，田径赛的丈量由码制、英尺制一律改为米制。在第3届全运会结束不久，1924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
1.3 国民政府：全运会制度的本土化实践 本土化的实践过程，实质上就是使产生在西方的近代科学在中国发生转变，以适应本国、本地、本民族的情况，并在本国生长，使之具有本国、本地、本民族的内涵、特色或特征的过程。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个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体育是文化的一部分，体育和赛事一样都是文化实践。全运会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在国民政府时期的本土化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动态发展的历史实践过程，体现着国民政府对全运会制度的创新。
第4届全运会原定于1929年在广州举行，但国民政府决定1930年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同时举行全运会。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将运动会与大型展览会联合举办的重要意图。第4届全运会由浙江省筹办，全国体协负责组织。竞赛项目男子设8项(田径、全能、游泳、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女子设4项(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分别记总分。第4届全运会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一是开始改为省、市、特别区及华侨团体为参加单位；二是增设女子组的正式比赛；三是由中央政府自办，参加的省、市、区单位达22个。这届全运会最大的收获在于政府与人民的充分合作。
第5届全运会于1933年10月在南京举行，是由国民政府“全运会筹委会”承办。本次全运会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举行的。参加单位30个(包括菲律宾和巴达维亚华侨队)，运动员2 248人(男子1542人，女子706人)。竞赛项目男子10项(田赛、径赛、全能、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游泳、国术)，女子7项(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垒球、游泳、国术)。本届运动会将田径分为田赛与径赛2项，同时增设女子垒球、游泳和国术3项。
第6届全运会于1935年10月在上海举行。在保留上一届运动项目的基础上增设了举重、竞走、马球、小型足球、外蒙古摔跤、自行车和乒乓球表演项目，参加单位达38个。这届运动会第一次按照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全国运动大会举行办法》执行，参加办法、比赛规则、录取办法更加规范，创造了全国纪录19项，是较为成功的一次运动会。
第7届全运会于1948年5月5日在上海举行，男子竞赛项目设有田径、游泳、举重、拳击、摔跤、足球、篮球、网球、排球、垒球、乒乓球单打，女子竞赛项目设有田径、篮球、游泳、网球、排球、垒球、乒乓球单打。参加单位共50余个，其中陆军、海军、空军、警察和联勤作为特殊单位参加了比赛。蒋介石在本届全国运动会训词：“本来一个民族的生存，必须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皆有健全的发展，尤其体育更是德智育之基本。……而且本届大会所得特殊成绩，带回到各个学校和全国各地方，鼓舞爱好运动的风气，使我们国民体育获得迎头赶上的进步。”蒋介石的训词既阐述了通过运动场上的竞技比赛，培养国民道德并推至各校、各地方，同时也表明着国民政府推行体育竞技化与普及化并行的体育政策主张。
由上述4届全运会可以看出，国民政府主要通过参赛单位、项目设置、全运会目标定位、记分办法的变革来实现全运会制度的本土化。这一本土化实践充分体现了全运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相互契合过程。
2 1910-1948年全运会制度的历史启示
2.1 全运会制度促进了体育竞赛人才的专门化和职业化
清末民初的城市社会里出现了中产阶层、产业工人、城市贫民等三大社会阶层，而各个阶层内部也由于社会分工劳动细化，不断改变着原有的分层与结构。全运会体育竞赛规模的不断扩大，使体育竞赛分工逐渐精细化，相应的职业应运而生，既有运动员、裁判员以及专门的体育记者，还有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体育场场长、体育指导员、体育督导员等等。专业体育记者的队伍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兼职到了40年代的专职。运动员作为一种职业，也逐步从学校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特殊群体，享受专门津贴。
2.2 围绕全运会制度形成了国内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近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从学校运动会、区域性运动会到全运会的格局，大区运动会、省市运动会相继出现，互相衔接，并逐渐定期举行。这意味着竞技人才梯队建设渐渐形成专门的人才体系，为体育人才的选拔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1，各大区运动会普及与发展迅速。
华北、华中以及华东等地区，都举办过规模不等的运动会。而较早、较系统的运动会当首推华北运动会，1913N1934年共举办了18届。第15届华北运动会，对章程进行了修改，把以学校为参加单位，改为以省、市、区为参加单位。会章修改后，华北地区体育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是以往华北运动会都是华北体联自办和争取各省、市、区承办，现在变为各省、市、区争着申请主办；二是各地积极修建运动场。华北运动会是解放前我国举办时间最长、参加范围最广、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地区性运动会，对华北体育以及全国体育有积极的影响。华中区在当时也是一个系统举办过地区性运动会的地区，它主要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4省，1923～1936年共举办过6届。除了华北、华中地区，华东地区的体育运动也有很大发展，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华东并未举行过正式的地区性运动会，只举办过“东方八大学运动会”和成立过“华东八大学体育联合会”。这8所大学中，除了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上海复旦大学和南京东南大学外，其他均为教会学校。
第2，各省市运动会举办得有声有色。
早在1904至1908年间，在华南地区的广东省、福建省等就举办过省运动会。这可以说是在我国举办的较早的省市运动会。1915年，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得了总锦标，这一成绩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体育和竞赛在中国的开展，各省市相继举办运动会。在华北，除了京津二市的运动会外，在北京还有个学校联合运动会的组织；在华南，福建省于1920年开始举行全省运动会，以学校为单位，首次有55个单位参加，竞赛的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和网球。华中地区的湖南省，从1905至1927年共举办过9屑省运会。由于它举办较早，较长时间没有中断，并且又较正规，因此，在举行的6届华中运动会上一直蝉联冠军，这无疑对湖南近代体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华西地区，较有代表性的是四川省的省运会，早在1905年，四川省就举办了第1届省运会，地点设在成都北校场。1908年秋，由省教育会筹备，又在成都南校场举办了第2届省运会(也叫四川大运会)。此后，在反帝思潮的影响下，省运会拒绝教会学校参加，因而，虽还举办过地区、市、县的运动会和参加第4、5、6、7届全运会的全省选拔赛，却并未再举行过正规的省运会。
2.3 全运会竞赛开启了国内体育竞赛市场化、产业化道路的先河
全运会不仅开启了门票销售和企业赞助的先河，而且还带动了相关体育用品服务业的发展。另外，全 运会与大型博览会同时召开，充分表明了它的市场化发展道路和所具有的市场发展潜力。
门票销售早在第2届全运会上就已经开始。大会期间，每日参观者均在万人以上，售票处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普通座与优待座均人满为患。到第6和第7届全运会，门票销售、企业赞助逐步发展。国民政府主办的第7届运动会，因资金短缺，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拼命卖门票，票价随物价一起上涨，星期日游泳门票卖到40万元一张。仅门票一项就捞到280亿元”“大做广告买卖，仅可口可乐在场内设4个大商标旗，比大会会旗还要高，就收入40亿”。大会为多赚门票钱，把比赛秩序安排得十分松散以拖延时间。虽然近代中国全运会门票销售的社会实践运作巾还存在着稚嫩，但这却并未影响全运会作为一种大型体育竞赛活动在追寻体育竞赛现代化的道路上所做的有益尝试。
由于国内竞赛活动的广泛开展，催生了国内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前后，我国使用的运动器材大多来自日本和欧美。1915年后，民族资本得到较大发展，国内反帝情绪日益高涨，一些爱国厂商开始走上自制体育器材的发展道路。其中最著名的有保定布云工厂，20世纪20年代后期已经能够生产足、篮、排球及球网、球拍、铁饼、铅球、标枪等器材，该厂的各种运动器材被历届华北运动会和1933年的全国运动会采用。天津春和工厂和天津利生工厂都创办于1920年，主要生产篮球、足球和网球拍等运动器材，其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东南亚国家及印度、英美等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供体育运动所用器材主要来自于以上3个生产厂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全运会竞赛作为一种产业，对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2.4 锦标主义助长了全运会不良的赛风赛纪
在运动竞赛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西方竞赛组织者思想意识的影响，一开始就赋予了运动会强烈的政治色彩。在西方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参与的前3屑全运会中，获得胜利的选手，手捧奖杯，胸挂奖牌，高举锦旗凯旋而归，所在单位和本人的姓名，报刊杂志登载，社会各阶层争相议论。社会上鼓吹恭维之风尤盛，给人们无形中产生了“体育即运动”的错误思想。由于教会学校偏重“选手制”，助长锦标主义，导致锦标主义成为19世纪20年代后体育运动中一个尖锐的问题，成为全运会赛场赛风赛纪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
全运会制度在从西方强迫到自主改革的曲折历史进程中，就其外部环境来说，涉及中西文化冲突、政治的变革、经济的转型和战争的破坏。就其内部来说，又包含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做的各种努力。本文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无意于对全运会历史的功过是非进行评述，而是想客观的展现全运会制度在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内在的发展路线，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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