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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记忆媒介经历多次嬗变,从口述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到当下的数字媒介。媒介嬗变为文化记忆当下化提供了基本的结构框架,尤其是数字媒介,对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和表现产生了诸多新影响。首先,它极大地提升了文化记忆的储存能力,也产生了“数字黑暗时代”问题;其次,它有利于传播个体关于文化记忆的观点和评价,放大了各群体间关于文化记忆的认知差异,改变了文化记忆的水平传播和垂直传播;最后,它为文化记忆的表现带来了非线性叙事,产生了超文本和超作者,并为文化记忆文本提供了互文性链接,提高了多叙事主体间互动频率。不仅如此,数字媒介的影响还延展至文化记忆的代际延续和集体认同领域。
关键词:数字时代;文化记忆;媒介;代际延续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21)01-0103-06
作者简介:余宏(1984-),男,安徽南陵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记忆。
Abstract:Culturalmemorymediahasundergonemanychanges,fromoralmedia,writingmedia,printingmediatothecurrentdigitalmedia.Mediaevolutionprovidesabasicstructuralframeworkforthecontemporizationofculturalmemory,especiallydigitalmedia,whichexertsmanynewinfluencesonthestorage,disseminationandexpressionofculturalmemory.First,itgreatlyincreasesthestoragecapacityofculturalmemories,meanwhilecreatingtheproblemofthe"digitaldarkAge".Second,ithelpstospreadindividualopinionsandevaluationsonculturalmemory,magnifiesthecognitivedifferencesamonggroupsonculturalmemory,andchangesthehorizontalandverticaltransmissionofculturalmemory.Finally,itbringsnonlinearnarrationtotheexpressionofculturalmemory,produceshypertextandhyperauthor,andprovidesintertextuallinksforculturalmemorytexts,increasingthefrequencyofinteractionbetweenmultiplenarrativesubjects.Moreover,theinfluenceofdigitalmediaextendstotheintergenerationalcontinuationandcollectiveidentityofculturalmemory.
Keywords:digitalera;culturalmemory;medium;intergenerationalcontinuation
媒介是文化記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以及表现都离不开媒介的介入。从文化记忆的个人层面到集体层面,都不能与时代所给定的媒介框架相分离。事实上,媒介与文化记忆是须臾不能割裂的。媒介不是简单传播文化记忆,它会不断塑造人们关于文化记忆的思考、交流、接受及建构。社会成员习得的文化记忆,依赖媒介并通过媒介传播。正如现象学所阐述,世界不是一个绝对的客观存在,它的内涵往往取决于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这种视角将人与对象联系起来,视角的多元丰富了对象的内涵。视角的媒介性质及建构作用不能简单化约为文化记忆是一种媒介建构物。虽然媒介在文化记忆建构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不能认为它是唯一性的。文化记忆的建构、保存、传播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复杂结构。因为文化记忆既不直接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也不直接存在于人为构造物中,它是人的大脑、人为构造物、时空关系以及文化母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文化经验的生成到文化经验转换为文化记忆再到文化记忆的再建构,这一系列的转换和形变都离不开上述要素。因此,在分析文化记忆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时,要强调媒介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文化记忆的媒介史概述
关于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与表现的媒介研究大多从媒介的历史变化来分析,其中以JacquesLeGoff最具代表性。他在《历史与记忆》一书中将记忆的媒介历史分为五个阶段:“没有书写的社会,称之为原始社会;从口述到书写,从前历史到古代;兼具口述与书写的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以书写为主体的记忆时代;当代记忆的重要变革。”[1]结合勒高夫的论述以及对媒介发展变化的把握,大致可以把文化记忆的媒体史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口述阶段、书写阶段、印刷阶段和数字阶段。
口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社会主要表现形式是原始社会。该社会以口述作为主要媒介,建构着先民所信奉的原始神话并维持着先民的集体身份认同。作为文化记忆的专职建构者和传承者,先民中的特殊个体接受训练成为先知这样的角色,负责整个神话共同体的记忆工作。原始社会处于人类认知阶段的幼年期,看待客观世界的方式充满着想象,万物有灵是其主要表现。他们的文化记忆来自于与自然对抗中产生的种种神迹,并以神迹作为本族的图腾或神话,以口述方式代代相传。
书写阶段。人类社会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以文字书写作为主要媒介构建了当时的文化记忆储存、传播、表现的主要方式,包括纪念性书写与储存性书写。纪念性书写体现为各种纪念碑以及石刻,以纪念某个人、某件事、某个环境以及某个历史时期为出发点,用书写这种方式所产生的文化记忆。例如泰山石刻,“尤其是刻于唐开元十四年(726年)九月的《纪泰山铭》,为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后撰书的铭文,详细记载了玄宗皇帝封禅泰山的全过程,为秦汉以来碑碣之最。”[2]储存性书写是指为了保存文化记忆而采取的一种以储存为目的的书写方式。这种储存性书写一般是由机构来承担,例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史馆、文馆以及藏书阁等。这些机构通过储存大量的文献资料来对抗遗忘,并支持未来对这些文献资料的使用。纪念性书写与储存性书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隔离而是相互关联,纪念性书写在经历时间洗礼之后本身也发挥着储存性书写的功能,储存性书写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可以转变成纪念性书写发挥对人、事、环境和时代的纪念意义。泰山石刻这种纪念性书写对于今天的书法家来说事实上起到了保存古代书法瑰宝的作用。在湖南发现的里耶秦简本是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对于今天的考古学家来说是研究秦朝不可或缺的史料,具有很高的纪念价值。 印刷阶段。该阶段肇始于印刷术的普及和推广,产生了大量的印刷文本,形成了延续使用至今的图书收藏管理机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个阶段的文化记忆主体既有个人也有集体,通过印刷技术将文化记忆制作成图书进行传播。在印刷技术的促进下,个体得以参与文化记忆的建构。一方面,印刷术可以帮助个体将自身的文化记忆通过文本进入公共文化空间,让集体的文化记忆具有更多的个体元素;另一方面,印刷术可以帮助个体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接触到文化记忆文本,从而形成更宏观的关于国家、民族、宗教的文化记忆。
数字阶段。自VanneverBush在1945年第一次提出并设计麦克斯储存器(Memex)开始,数字记忆的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他认为:“电脑可以为新的科学发现提供像文化档案和多媒体机器一样的功能,并能在使用者之间提供快速数据选择、管理和交换服务。”[3]麦克斯储存器的功能如今已经实现,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台个人电脑或手机终端通过互联网便可以获取和上传文化信息。文化记忆的媒介已然迈入数字时代,数字时代也改变了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和表现。
二、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和表现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对于文化记忆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也提出了新的问题,诸如数字媒介如何影响文化记忆的储存、数字媒介尤其是网络如何改变文化记忆的传播、数字媒介如何重塑文化记忆的表现,这些问题实质上构建了数字时代文化记忆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储存
数字媒介已经深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多的专业类使用者和消遣类使用者沉浸其中。数字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如何影响文化记忆的储存,文化记忆本身如何受到数字技术的重新塑造成为文化记忆媒介研究的首要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的代表互联网席卷全球,数字技术成为主导人们表达自我和相互交流的主要工具。同时,数字技术也构建了文化记忆新的储存之地——各类数字介质和互联网服务器。书写时代,文化记忆的储存主要是由学校、家庭、宗教场所、社会公共机构和国家机构所承担。随着20世纪后半叶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和深入人心,人们对文化记忆提出了新的诉求:一是要求文化记忆的民主化,个人更多地参与文化记忆的建构;二是谱系学的兴起,对文化记忆的根和流进行研究;三是要求官方机构对公众开放文化记忆档案;四是遗产工业的出现,各类型企业利用文化记忆进行商业开发。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客观上促进了文化记忆研究、保护和利用的爆发式增长,并提升了公众对文化记忆媒介的关注和使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犹如甘露滋润着文化记忆储存的数字转变。正如KarenFrostig所說:“数据作为记忆,记忆作为数据。”[4]他认为在数字时代,记忆越来越倚重机器而非人脑。人脑记忆属于个人,是一种见证者记忆。机器记忆也就是数字记忆,它由数据库、扫描仪、硬件驱动、软件程序以及输入输出系统构成。原先构成文化记忆的文本、图像、多媒体文化产品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成为文化记忆数据库的一部分。人们可以通过一整套数字资源输入和输出系统从数据库里浏览文化记忆资源和上传文化记忆资源。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各类主体纷纷参与文化记忆资源数字化的浪潮,以科技企业和公共文化机构为代表。大量科技创新企业对文化记忆资源的数字化产生了浓厚的商业兴趣,并将提供文化数字服务作为主营业务之一,例如谷歌公司的网络图书馆搜索服务。谷歌通过扫描和光学字符识别等技术,将图书内容转变成可搜索的数字内容。它不仅扩展了网络搜索的内容数量,同时也推动了文化记忆的储存。公共文化机构也不甘落后,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为了响应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旨在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和历史,通过建设中国记忆库、记忆资源检索系统、中国记忆网站,深度开发中国记忆资源。目前,该项目运行良好。文化记忆资源的数字化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已经普遍得到认可,它既能够给予后代更多接触文化记忆的机会,又可以保证文化记忆对个体的开放。但随着文化记忆资源大规模的数字化及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文化记忆数字化的问题也日益凸显,DannyHillis称之为“数字黑暗时代”[5]。他认为数字信息并不会永远存在,随着硬件的升级、储存介质的损坏以及其他数字信息的覆盖,大量数字信息将会遗失。因此,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数字遗产的保存召开专题会议,认为数字遗产的生产、传播、获取和维持需要得到保护,数字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文化记忆数字化可以拓宽文化记忆的保护传承,但也受到技术更新等内在变革的挑战。
(二)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传播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是建立在文化记忆被集体分享、讨论甚至争论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分享、讨论和争论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媒介支持,这一媒介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之前限于传统媒介如报刊、学校、家庭以及公共记忆机构等。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文化记忆的形成和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介的限制进入了数字媒介。可以说,当前文化记忆的传播,传统媒介仍然参与,但数字媒介已成为主导,尤其是互联网。互联网涵盖了大量的文化记忆实践,其中既有组织化、机构化的文化记忆实践也有非官方、个人化的文化记忆实践。互联网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对文化记忆的传播来说,它既是文化记忆的形成空间,也是文化记忆的分享、讨论和争论的空间。日复一日,互联网上发生着众多对文化记忆的讨论与重构。这既与文化记忆的动态性有关,因为它本身就是由当下利益需求为导向对过去的重构,也与互联网提供的互动性有关,互联网为所有网民提供了平等的参与机会,人人都可以对文化记忆反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互联网与文化记忆可谓是一拍即合,以更加便捷地方式快速地驱使着文化记忆从个人到公众以及文化记忆从公众到个人的双向运动。
在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对文化记忆传播的影响格外突出。例如因“弗洛伊德事件”而引发的欧美国家大规模反种族歧视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推倒历史人物雕像,包括哥伦布、罗伯特·李、罗伯特·米利根、爱德华·科尔斯顿以及塞西尔·罗兹等。这种行为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对于文化记忆的反思、讨论与重构,以极具震撼力的方式触动着欧美民众关于历史人物文化记忆的认知。曾几何时,哥伦布被誉为新大陆的发现者,西方世界的传奇英雄,是白手起家(rags-to-riches)故事的最初原型,代表着西方海洋文明中的一颗璀璨硕果,他将西方的冒险精神和拼搏精神传播到蛮荒之地。在1992年,欧美众多国家纷纷举行哥伦布抵达美洲500周年纪念活动。但随着此次反种族歧视运动,人们越来越对此类文化模范的另一面有了更深的认知。他不仅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同时也是美洲原住民的噩梦。在对美洲原住民屠戮的事实面前,他彻底从文化记忆的神殿上跌落。在这次活动中,有部分团体还创建了“推倒种族主义者”的网站,在网络上以地图标注的方式将殖民时期的历史人物雕像所在地做了标注,方便大家前去推倒。在数字时代之前,对文化记忆反思以及重构的传播相对较慢,一般只限于一个国家或城市。在数字时代,情况大不一样。一个国家或城市一旦发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正如此次推倒历史人物雕像在欧美国家普遍爆发一样。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互联网可以扩大非官方和个人关于文化记忆观点和评价的影响,还能加剧各种群体间关于文化记忆认知的矛盾。互联网不仅改变了文化记忆的水平传播,还改变了文化记忆的垂直传播。水平传播主要指在互联网内部进行的文化记忆传播,就如上述案例所反映的那样。垂直传播主要指文化记忆在互联网与其他媒介之间进行的传播。通常文化记忆的传播是按照从实体传播如文物、文本和影像再到虚拟传播如互联网的垂直传播模式。例如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国宝档案》栏目,这档节目制作过程就体现了从实体传播到虚拟传播的过程。从对国宝实体的探究,再到网络的虚拟呈现。但目前文化记忆的传播逆转了这一方向,开始出现了从虚拟传播到实体传播。例如李子柒的爆红,她首先是在Youtube上利用文化记忆开始了自己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借鉴与塑造,然后反向出现了系列饮食文化实物,并获得了首批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的称号。未来,这种从虚拟到现实,从网络到社会的传播方式将极大提升文化记忆的多样性和时代性。 (三)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表现
文化记忆的表现是指文化记忆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所表现出的叙事形态。传统的文化记忆叙事形态偏重于线性叙事,此类叙事是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在事与事之间由因果关系联结。这种线性叙事常应用于一些比较宏大的文化记忆主题,在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博物馆的展陈中较为常见。例如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它以时间为明线,玉器制作艺术为暗线,勾勒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的发展进程,反映了中国古代灿烂的玉石文化。另一方面线性叙事在创作者、内容与接受者之间有明确的界线,三者既互相关联缺一不可,又相互区分角色明晰。例如皮埃尔·诺拉在《记忆之场》一书中对埃菲尔铁塔的论述。他从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角度,对埃菲尔铁塔的建造到争议以及成为钢铁时代的象征和法兰西的象征进行了概述。文中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记录了创作者(埃菲尔)、内容(埃菲尔铁塔)与广大接受者之间的频繁互动,并最终达成共识,以至于铁塔已经变得“无所不在,但一直在演变,它能够紧跟一个世纪的记忆。”[6]
数字时代的到来,对这一线性叙事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并打破了这一叙事形态的垄断地位,非线性叙事横空出世。这种叙事方式给文化记忆的表现带来两个显著变化:首先,非线性叙事以超文本作为主要形态,改变了文化记忆表现的单一时间维度和单一主题维度。超文本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链接关系,接受者与创作者之间的链接关系。同时,它把整个文本分解成暗含着多重主题的线程,使用者可以通过这些线程,链接到其他文本或来自于不同媒体的文本。一般情况下,这种链接有两种,一种是历时链接,可以将同一主题的文本在不同时期的变体链接起来,形成历时的互文性关系。一种是共时链接,可以将一定时期内多种不同类型的文本链接起来,形成共时的互文性关系。例如,当我们使用百度百科查询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时,该词条的内容就存在多维时间和多维主题的超文本。使用者只需移动鼠标点击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和发展栏目,网页就会直接跳转到历时链接,将形成和发展的全貌展现出来,其中不仅有文字描述,还有其它媒体形式如图片和视频。使用者还可以点击该词条下分列的各项主题链接如爱国、利义、仁爱等,便会进入专题页面;其次,非线性叙事将文化记忆作为一个整体,置身于相互作用的信息环境之中,增强了文化记忆建构的个人参与度。非线性叙事允许接受者介入到叙事的过程中来,从而形成与超文本相对应的超作者。超作者是相对于超文本来说的,它改变传统文本作者和读者相互分离的关系,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内容创作关系,从而使读者成为作者。超作者的出现表明了超文本提供给了读者以修改内容的权限,同时也增加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会。超作者对文化记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内容的编撰上。在读者阅读有关文化记忆的超文本时,一旦他觉得该文本遗漏了某些重要内容或一些论述值得商榷,读者可以将自己所掌握的内容编辑进既有文本中。这种编辑一是可以直接在文字等内容层面进行,二是可以通过增加链接来完成。这与超文本的开放性结构有关,也与超文本的链接性有关。例如百度百科查询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例子,该词条下有“62次编辑历史”[7],每一次编辑都被网页记录。
三、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的代际延续与集体认同
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与表现有两个目的:一是达成纵向代际间的文化记忆延续;二是达成横向集体内的文化记忆认同。数字媒介对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与表现的影响,最终会延展至代际间的文化延续和集体内的文化认同。
代际间的文化记忆延续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主要是通过政府和相关机构有选择性地将属于一代人的情境记忆与语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每一代人都会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经历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创造纷繁的文化知识,但因为储存、传播和表现的媒介往往掌握在拥有权力的少数人手里,所以真正能够传递给下一代的文化记忆是经过权力结构筛选过的。数字时代来临之后,这种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记忆代际传递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典型体现在关于文化记忆的定义上。文化记忆这一概念是由扬·阿斯曼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认为“文化记忆是以过去的焦点、高度成型的仪式、各类客观外化物以及专职承载者为要素,构建的意义传承空间。”[8]随着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的深度融合,学者对文化记忆的概念又重新进行界定。Brockmeier认为“文化记忆是先前相互分离的个人领域和集体领域、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之间重新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和相互建构的结果。”[9]这一定义顺应了数字媒介条件下个人参与文化记忆建构的总体趋势。个人参与文化记忆建构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互联网上发生,类似于由网民投票选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艺术家、文学家等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人们从文化记忆的参观者转变为文化记忆的参与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化记忆代际传递的方式,让代际间的文化记忆传递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作用机制。同时,在数字媒介的影响下,一代人能够传递给下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在数量上有了大幅提升。原先因为文化记忆媒体的储存能力有限以及较易损耗,对文化记忆的代际传递需经权力结构筛选。在数字媒介发展到今天的Web3.0,数字信息的分布式儲存极大提高了储存能力。特别是在价值观日益多元的背景下,一些时候没有办法确认什么该传递,什么不该传递。在技术力量和价值力量的共同驱动下,采取了保存所有的策略。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记和忆的平衡被打破。人们通过媒介记住了所有,而自己却只能回忆起点滴。
集体认同是文化记忆最为重要的目的之一。文化记忆实质上是创造了一个共享的意义空间,集体通过文化记忆在内部形成统一,在外部制造差异。不同的集体具有不同的文化记忆,在文化记忆影响下,不同集体之间不仅是日常生活习惯的不同,也促成了人们在思考、情感、愿望和行动等社会行为上的不同。然而,在数字媒介影响下出现了文化记忆全球化趋势,并对集体的文化记忆认同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是文化记忆全球化带来了强势文化记忆的挑战。在文化记忆全球化的过程中暗含了文化记忆的帝国主义倾向,一些强势国家将他们关于过去的文化记忆版本打造成世界通行版本并强加在一些弱势国家的身上,导致弱势国家国民关于文化记忆的集体认同受到外来挑战,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弱势国家国民甚至放弃自身所形成的文化身份认同;二是文化记忆全球化带来了多元认同的挑战。文化记忆伴随着互联网在全球流动,导致一个国家的国民不仅仅只接受本国家、本民族的文化记忆,同时还接受世界其他区域的文化记忆,使得一国国民在接受多种文化记忆之后,所形成的认同不局限于一个集体,而是多个集体。事实上,这种多元认同弱化了对单一集体的认同,更产生了多元文化认同者这样的角色;三是文化记忆全球化带来了文化记忆竞争的挑战。互联网将世界联系在一起,关于同一集体的不同文化记忆和不同集体的相同文化记忆在互联网上开启了影响力和所有权的竞争。每一个国家、民族、团体都在互联网上诉说着自己的文化记忆,但同时,其文化记忆又被其它国家、民族、团体在诉说,这直接导致了文化记忆版本之间的竞争。因此,各个国家、民族、团体会不遗余力地在互联网上构建虚拟文化记忆库,扩大自身文化记忆的影响力。还有一些文化记忆是几个国家、民族、团体所共有的,为了使自己成为该文化记忆的主导者和所有者,这些国家、民族、团体也会强调自己对文化记忆的所有权和创制权,不断通过互联网增加其与该文化记忆之间的时空关联和意义关联。在文化记忆全球化进程中,这三种挑战客观上影响了弱势群体对自身文化记忆的认同,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记忆的多元与异质。 四、結语
人类总是不断寻求外部媒介来增强对自身文化发展的记忆,每一次媒介的变化都给文化记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数字时代的来临,为文化记忆带来了更多和更新的选择,它对于文化记忆研究者来说是激动人心的,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诸如“数字黑暗时代”的困惑。然而,数字媒介毕竟是当下重要的记忆方式,不能因噎废食,担心它带来的问题而弃用。数字媒介本身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才能成为成熟的文化记忆媒介。在这个数字时代,尤其是中国网民规模突破9亿的条件下,大多数人都过上了数字生活,我们必须利用数字媒介带来的全部优势去开创文化记忆的盛世,并一点一滴地挖掘文化记忆数字媒介的潜力,以期为人类保存更丰富、更优质、更长久的文化记忆。
参考文献:
[1]JacquesLeGoff.HistoryandMemory[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2:51.
[2]王其宝.民族精神文化明珠——评《泰山石刻大全》[J].全国新书目,2018(12):52-53.
[3]V.Bush.AswemaythinkTheAtlanticMonthly[J].Computers&BiomedicalResearch,1945,25(3):238-263.
[4]AnnaMaj.DigitalMemories——ExploringCriticalIssues[M].Oxford:Jnter-DisciplinaryPress,2009:161.
[5]Brand,Stewart.EscapingtheDigitalDarkAge[J].LibraryJournal,1999(2):46-48.
[6]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259.
[7]百度百科.中华优秀传统美德[EB/OL].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华优秀传统美德/8072677.htm.
[8]余宏.文化记忆视角下的安徽省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20(3):14-18.
[9]BrockmeierJ.Introduction:SearchingforCulturalMemory[J].Culture&Psychology,2002,8(1):5-14.
关键词:数字时代;文化记忆;媒介;代际延续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21)01-0103-06
作者简介:余宏(1984-),男,安徽南陵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记忆。
Abstract:Culturalmemorymediahasundergonemanychanges,fromoralmedia,writingmedia,printingmediatothecurrentdigitalmedia.Mediaevolutionprovidesabasicstructuralframeworkforthecontemporizationofculturalmemory,especiallydigitalmedia,whichexertsmanynewinfluencesonthestorage,disseminationandexpressionofculturalmemory.First,itgreatlyincreasesthestoragecapacityofculturalmemories,meanwhilecreatingtheproblemofthe"digitaldarkAge".Second,ithelpstospreadindividualopinionsandevaluationsonculturalmemory,magnifiesthecognitivedifferencesamonggroupsonculturalmemory,andchangesthehorizontalandverticaltransmissionofculturalmemory.Finally,itbringsnonlinearnarrationtotheexpressionofculturalmemory,produceshypertextandhyperauthor,andprovidesintertextuallinksforculturalmemorytexts,increasingthefrequencyofinteractionbetweenmultiplenarrativesubjects.Moreover,theinfluenceofdigitalmediaextendstotheintergenerationalcontinuationandcollectiveidentityofculturalmemory.
Keywords:digitalera;culturalmemory;medium;intergenerationalcontinuation
媒介是文化記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以及表现都离不开媒介的介入。从文化记忆的个人层面到集体层面,都不能与时代所给定的媒介框架相分离。事实上,媒介与文化记忆是须臾不能割裂的。媒介不是简单传播文化记忆,它会不断塑造人们关于文化记忆的思考、交流、接受及建构。社会成员习得的文化记忆,依赖媒介并通过媒介传播。正如现象学所阐述,世界不是一个绝对的客观存在,它的内涵往往取决于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这种视角将人与对象联系起来,视角的多元丰富了对象的内涵。视角的媒介性质及建构作用不能简单化约为文化记忆是一种媒介建构物。虽然媒介在文化记忆建构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不能认为它是唯一性的。文化记忆的建构、保存、传播是一个多方参与的复杂结构。因为文化记忆既不直接存在于人的大脑中,也不直接存在于人为构造物中,它是人的大脑、人为构造物、时空关系以及文化母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文化经验的生成到文化经验转换为文化记忆再到文化记忆的再建构,这一系列的转换和形变都离不开上述要素。因此,在分析文化记忆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时,要强调媒介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文化记忆的媒介史概述
关于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与表现的媒介研究大多从媒介的历史变化来分析,其中以JacquesLeGoff最具代表性。他在《历史与记忆》一书中将记忆的媒介历史分为五个阶段:“没有书写的社会,称之为原始社会;从口述到书写,从前历史到古代;兼具口述与书写的中世纪;文艺复兴以来以书写为主体的记忆时代;当代记忆的重要变革。”[1]结合勒高夫的论述以及对媒介发展变化的把握,大致可以把文化记忆的媒体史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口述阶段、书写阶段、印刷阶段和数字阶段。
口述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社会主要表现形式是原始社会。该社会以口述作为主要媒介,建构着先民所信奉的原始神话并维持着先民的集体身份认同。作为文化记忆的专职建构者和传承者,先民中的特殊个体接受训练成为先知这样的角色,负责整个神话共同体的记忆工作。原始社会处于人类认知阶段的幼年期,看待客观世界的方式充满着想象,万物有灵是其主要表现。他们的文化记忆来自于与自然对抗中产生的种种神迹,并以神迹作为本族的图腾或神话,以口述方式代代相传。
书写阶段。人类社会发展出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并以文字书写作为主要媒介构建了当时的文化记忆储存、传播、表现的主要方式,包括纪念性书写与储存性书写。纪念性书写体现为各种纪念碑以及石刻,以纪念某个人、某件事、某个环境以及某个历史时期为出发点,用书写这种方式所产生的文化记忆。例如泰山石刻,“尤其是刻于唐开元十四年(726年)九月的《纪泰山铭》,为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后撰书的铭文,详细记载了玄宗皇帝封禅泰山的全过程,为秦汉以来碑碣之最。”[2]储存性书写是指为了保存文化记忆而采取的一种以储存为目的的书写方式。这种储存性书写一般是由机构来承担,例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史馆、文馆以及藏书阁等。这些机构通过储存大量的文献资料来对抗遗忘,并支持未来对这些文献资料的使用。纪念性书写与储存性书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相互隔离而是相互关联,纪念性书写在经历时间洗礼之后本身也发挥着储存性书写的功能,储存性书写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可以转变成纪念性书写发挥对人、事、环境和时代的纪念意义。泰山石刻这种纪念性书写对于今天的书法家来说事实上起到了保存古代书法瑰宝的作用。在湖南发现的里耶秦简本是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对于今天的考古学家来说是研究秦朝不可或缺的史料,具有很高的纪念价值。 印刷阶段。该阶段肇始于印刷术的普及和推广,产生了大量的印刷文本,形成了延续使用至今的图书收藏管理机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个阶段的文化记忆主体既有个人也有集体,通过印刷技术将文化记忆制作成图书进行传播。在印刷技术的促进下,个体得以参与文化记忆的建构。一方面,印刷术可以帮助个体将自身的文化记忆通过文本进入公共文化空间,让集体的文化记忆具有更多的个体元素;另一方面,印刷术可以帮助个体以更加便捷的方式接触到文化记忆文本,从而形成更宏观的关于国家、民族、宗教的文化记忆。
数字阶段。自VanneverBush在1945年第一次提出并设计麦克斯储存器(Memex)开始,数字记忆的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他认为:“电脑可以为新的科学发现提供像文化档案和多媒体机器一样的功能,并能在使用者之间提供快速数据选择、管理和交换服务。”[3]麦克斯储存器的功能如今已经实现,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台个人电脑或手机终端通过互联网便可以获取和上传文化信息。文化记忆的媒介已然迈入数字时代,数字时代也改变了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和表现。
二、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和表现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对于文化记忆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也提出了新的问题,诸如数字媒介如何影响文化记忆的储存、数字媒介尤其是网络如何改变文化记忆的传播、数字媒介如何重塑文化记忆的表现,这些问题实质上构建了数字时代文化记忆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储存
数字媒介已经深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多的专业类使用者和消遣类使用者沉浸其中。数字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如何影响文化记忆的储存,文化记忆本身如何受到数字技术的重新塑造成为文化记忆媒介研究的首要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的代表互联网席卷全球,数字技术成为主导人们表达自我和相互交流的主要工具。同时,数字技术也构建了文化记忆新的储存之地——各类数字介质和互联网服务器。书写时代,文化记忆的储存主要是由学校、家庭、宗教场所、社会公共机构和国家机构所承担。随着20世纪后半叶自由民主思想的发展和深入人心,人们对文化记忆提出了新的诉求:一是要求文化记忆的民主化,个人更多地参与文化记忆的建构;二是谱系学的兴起,对文化记忆的根和流进行研究;三是要求官方机构对公众开放文化记忆档案;四是遗产工业的出现,各类型企业利用文化记忆进行商业开发。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客观上促进了文化记忆研究、保护和利用的爆发式增长,并提升了公众对文化记忆媒介的关注和使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犹如甘露滋润着文化记忆储存的数字转变。正如KarenFrostig所說:“数据作为记忆,记忆作为数据。”[4]他认为在数字时代,记忆越来越倚重机器而非人脑。人脑记忆属于个人,是一种见证者记忆。机器记忆也就是数字记忆,它由数据库、扫描仪、硬件驱动、软件程序以及输入输出系统构成。原先构成文化记忆的文本、图像、多媒体文化产品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成为文化记忆数据库的一部分。人们可以通过一整套数字资源输入和输出系统从数据库里浏览文化记忆资源和上传文化记忆资源。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各类主体纷纷参与文化记忆资源数字化的浪潮,以科技企业和公共文化机构为代表。大量科技创新企业对文化记忆资源的数字化产生了浓厚的商业兴趣,并将提供文化数字服务作为主营业务之一,例如谷歌公司的网络图书馆搜索服务。谷歌通过扫描和光学字符识别等技术,将图书内容转变成可搜索的数字内容。它不仅扩展了网络搜索的内容数量,同时也推动了文化记忆的储存。公共文化机构也不甘落后,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为了响应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世界记忆工程”,旨在更好地传承中华文化和历史,通过建设中国记忆库、记忆资源检索系统、中国记忆网站,深度开发中国记忆资源。目前,该项目运行良好。文化记忆资源的数字化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已经普遍得到认可,它既能够给予后代更多接触文化记忆的机会,又可以保证文化记忆对个体的开放。但随着文化记忆资源大规模的数字化及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文化记忆数字化的问题也日益凸显,DannyHillis称之为“数字黑暗时代”[5]。他认为数字信息并不会永远存在,随着硬件的升级、储存介质的损坏以及其他数字信息的覆盖,大量数字信息将会遗失。因此,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数字遗产的保存召开专题会议,认为数字遗产的生产、传播、获取和维持需要得到保护,数字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文化记忆数字化可以拓宽文化记忆的保护传承,但也受到技术更新等内在变革的挑战。
(二)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传播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是建立在文化记忆被集体分享、讨论甚至争论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分享、讨论和争论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媒介支持,这一媒介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之前限于传统媒介如报刊、学校、家庭以及公共记忆机构等。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文化记忆的形成和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介的限制进入了数字媒介。可以说,当前文化记忆的传播,传统媒介仍然参与,但数字媒介已成为主导,尤其是互联网。互联网涵盖了大量的文化记忆实践,其中既有组织化、机构化的文化记忆实践也有非官方、个人化的文化记忆实践。互联网作为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对文化记忆的传播来说,它既是文化记忆的形成空间,也是文化记忆的分享、讨论和争论的空间。日复一日,互联网上发生着众多对文化记忆的讨论与重构。这既与文化记忆的动态性有关,因为它本身就是由当下利益需求为导向对过去的重构,也与互联网提供的互动性有关,互联网为所有网民提供了平等的参与机会,人人都可以对文化记忆反馈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因此,互联网与文化记忆可谓是一拍即合,以更加便捷地方式快速地驱使着文化记忆从个人到公众以及文化记忆从公众到个人的双向运动。
在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对文化记忆传播的影响格外突出。例如因“弗洛伊德事件”而引发的欧美国家大规模反种族歧视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大量民众走上街头推倒历史人物雕像,包括哥伦布、罗伯特·李、罗伯特·米利根、爱德华·科尔斯顿以及塞西尔·罗兹等。这种行为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对于文化记忆的反思、讨论与重构,以极具震撼力的方式触动着欧美民众关于历史人物文化记忆的认知。曾几何时,哥伦布被誉为新大陆的发现者,西方世界的传奇英雄,是白手起家(rags-to-riches)故事的最初原型,代表着西方海洋文明中的一颗璀璨硕果,他将西方的冒险精神和拼搏精神传播到蛮荒之地。在1992年,欧美众多国家纷纷举行哥伦布抵达美洲500周年纪念活动。但随着此次反种族歧视运动,人们越来越对此类文化模范的另一面有了更深的认知。他不仅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同时也是美洲原住民的噩梦。在对美洲原住民屠戮的事实面前,他彻底从文化记忆的神殿上跌落。在这次活动中,有部分团体还创建了“推倒种族主义者”的网站,在网络上以地图标注的方式将殖民时期的历史人物雕像所在地做了标注,方便大家前去推倒。在数字时代之前,对文化记忆反思以及重构的传播相对较慢,一般只限于一个国家或城市。在数字时代,情况大不一样。一个国家或城市一旦发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正如此次推倒历史人物雕像在欧美国家普遍爆发一样。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互联网可以扩大非官方和个人关于文化记忆观点和评价的影响,还能加剧各种群体间关于文化记忆认知的矛盾。互联网不仅改变了文化记忆的水平传播,还改变了文化记忆的垂直传播。水平传播主要指在互联网内部进行的文化记忆传播,就如上述案例所反映的那样。垂直传播主要指文化记忆在互联网与其他媒介之间进行的传播。通常文化记忆的传播是按照从实体传播如文物、文本和影像再到虚拟传播如互联网的垂直传播模式。例如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国宝档案》栏目,这档节目制作过程就体现了从实体传播到虚拟传播的过程。从对国宝实体的探究,再到网络的虚拟呈现。但目前文化记忆的传播逆转了这一方向,开始出现了从虚拟传播到实体传播。例如李子柒的爆红,她首先是在Youtube上利用文化记忆开始了自己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借鉴与塑造,然后反向出现了系列饮食文化实物,并获得了首批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的称号。未来,这种从虚拟到现实,从网络到社会的传播方式将极大提升文化记忆的多样性和时代性。 (三)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表现
文化记忆的表现是指文化记忆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所表现出的叙事形态。传统的文化记忆叙事形态偏重于线性叙事,此类叙事是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在事与事之间由因果关系联结。这种线性叙事常应用于一些比较宏大的文化记忆主题,在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博物馆的展陈中较为常见。例如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它以时间为明线,玉器制作艺术为暗线,勾勒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的发展进程,反映了中国古代灿烂的玉石文化。另一方面线性叙事在创作者、内容与接受者之间有明确的界线,三者既互相关联缺一不可,又相互区分角色明晰。例如皮埃尔·诺拉在《记忆之场》一书中对埃菲尔铁塔的论述。他从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角度,对埃菲尔铁塔的建造到争议以及成为钢铁时代的象征和法兰西的象征进行了概述。文中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记录了创作者(埃菲尔)、内容(埃菲尔铁塔)与广大接受者之间的频繁互动,并最终达成共识,以至于铁塔已经变得“无所不在,但一直在演变,它能够紧跟一个世纪的记忆。”[6]
数字时代的到来,对这一线性叙事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并打破了这一叙事形态的垄断地位,非线性叙事横空出世。这种叙事方式给文化记忆的表现带来两个显著变化:首先,非线性叙事以超文本作为主要形态,改变了文化记忆表现的单一时间维度和单一主题维度。超文本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链接关系,接受者与创作者之间的链接关系。同时,它把整个文本分解成暗含着多重主题的线程,使用者可以通过这些线程,链接到其他文本或来自于不同媒体的文本。一般情况下,这种链接有两种,一种是历时链接,可以将同一主题的文本在不同时期的变体链接起来,形成历时的互文性关系。一种是共时链接,可以将一定时期内多种不同类型的文本链接起来,形成共时的互文性关系。例如,当我们使用百度百科查询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时,该词条的内容就存在多维时间和多维主题的超文本。使用者只需移动鼠标点击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和发展栏目,网页就会直接跳转到历时链接,将形成和发展的全貌展现出来,其中不仅有文字描述,还有其它媒体形式如图片和视频。使用者还可以点击该词条下分列的各项主题链接如爱国、利义、仁爱等,便会进入专题页面;其次,非线性叙事将文化记忆作为一个整体,置身于相互作用的信息环境之中,增强了文化记忆建构的个人参与度。非线性叙事允许接受者介入到叙事的过程中来,从而形成与超文本相对应的超作者。超作者是相对于超文本来说的,它改变传统文本作者和读者相互分离的关系,在文本与读者之间建立内容创作关系,从而使读者成为作者。超作者的出现表明了超文本提供给了读者以修改内容的权限,同时也增加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会。超作者对文化记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内容的编撰上。在读者阅读有关文化记忆的超文本时,一旦他觉得该文本遗漏了某些重要内容或一些论述值得商榷,读者可以将自己所掌握的内容编辑进既有文本中。这种编辑一是可以直接在文字等内容层面进行,二是可以通过增加链接来完成。这与超文本的开放性结构有关,也与超文本的链接性有关。例如百度百科查询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例子,该词条下有“62次编辑历史”[7],每一次编辑都被网页记录。
三、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的代际延续与集体认同
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与表现有两个目的:一是达成纵向代际间的文化记忆延续;二是达成横向集体内的文化记忆认同。数字媒介对文化记忆的储存、传播与表现的影响,最终会延展至代际间的文化延续和集体内的文化认同。
代际间的文化记忆延续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主要是通过政府和相关机构有选择性地将属于一代人的情境记忆与语义记忆传递给下一代。每一代人都会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经历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创造纷繁的文化知识,但因为储存、传播和表现的媒介往往掌握在拥有权力的少数人手里,所以真正能够传递给下一代的文化记忆是经过权力结构筛选过的。数字时代来临之后,这种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记忆代际传递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典型体现在关于文化记忆的定义上。文化记忆这一概念是由扬·阿斯曼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认为“文化记忆是以过去的焦点、高度成型的仪式、各类客观外化物以及专职承载者为要素,构建的意义传承空间。”[8]随着数字媒介与文化记忆的深度融合,学者对文化记忆的概念又重新进行界定。Brockmeier认为“文化记忆是先前相互分离的个人领域和集体领域、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之间重新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和相互建构的结果。”[9]这一定义顺应了数字媒介条件下个人参与文化记忆建构的总体趋势。个人参与文化记忆建构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互联网上发生,类似于由网民投票选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艺术家、文学家等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人们从文化记忆的参观者转变为文化记忆的参与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化记忆代际传递的方式,让代际间的文化记忆传递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作用机制。同时,在数字媒介的影响下,一代人能够传递给下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在数量上有了大幅提升。原先因为文化记忆媒体的储存能力有限以及较易损耗,对文化记忆的代际传递需经权力结构筛选。在数字媒介发展到今天的Web3.0,数字信息的分布式儲存极大提高了储存能力。特别是在价值观日益多元的背景下,一些时候没有办法确认什么该传递,什么不该传递。在技术力量和价值力量的共同驱动下,采取了保存所有的策略。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记和忆的平衡被打破。人们通过媒介记住了所有,而自己却只能回忆起点滴。
集体认同是文化记忆最为重要的目的之一。文化记忆实质上是创造了一个共享的意义空间,集体通过文化记忆在内部形成统一,在外部制造差异。不同的集体具有不同的文化记忆,在文化记忆影响下,不同集体之间不仅是日常生活习惯的不同,也促成了人们在思考、情感、愿望和行动等社会行为上的不同。然而,在数字媒介影响下出现了文化记忆全球化趋势,并对集体的文化记忆认同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是文化记忆全球化带来了强势文化记忆的挑战。在文化记忆全球化的过程中暗含了文化记忆的帝国主义倾向,一些强势国家将他们关于过去的文化记忆版本打造成世界通行版本并强加在一些弱势国家的身上,导致弱势国家国民关于文化记忆的集体认同受到外来挑战,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弱势国家国民甚至放弃自身所形成的文化身份认同;二是文化记忆全球化带来了多元认同的挑战。文化记忆伴随着互联网在全球流动,导致一个国家的国民不仅仅只接受本国家、本民族的文化记忆,同时还接受世界其他区域的文化记忆,使得一国国民在接受多种文化记忆之后,所形成的认同不局限于一个集体,而是多个集体。事实上,这种多元认同弱化了对单一集体的认同,更产生了多元文化认同者这样的角色;三是文化记忆全球化带来了文化记忆竞争的挑战。互联网将世界联系在一起,关于同一集体的不同文化记忆和不同集体的相同文化记忆在互联网上开启了影响力和所有权的竞争。每一个国家、民族、团体都在互联网上诉说着自己的文化记忆,但同时,其文化记忆又被其它国家、民族、团体在诉说,这直接导致了文化记忆版本之间的竞争。因此,各个国家、民族、团体会不遗余力地在互联网上构建虚拟文化记忆库,扩大自身文化记忆的影响力。还有一些文化记忆是几个国家、民族、团体所共有的,为了使自己成为该文化记忆的主导者和所有者,这些国家、民族、团体也会强调自己对文化记忆的所有权和创制权,不断通过互联网增加其与该文化记忆之间的时空关联和意义关联。在文化记忆全球化进程中,这三种挑战客观上影响了弱势群体对自身文化记忆的认同,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记忆的多元与异质。 四、結语
人类总是不断寻求外部媒介来增强对自身文化发展的记忆,每一次媒介的变化都给文化记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数字时代的来临,为文化记忆带来了更多和更新的选择,它对于文化记忆研究者来说是激动人心的,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诸如“数字黑暗时代”的困惑。然而,数字媒介毕竟是当下重要的记忆方式,不能因噎废食,担心它带来的问题而弃用。数字媒介本身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发展才能成为成熟的文化记忆媒介。在这个数字时代,尤其是中国网民规模突破9亿的条件下,大多数人都过上了数字生活,我们必须利用数字媒介带来的全部优势去开创文化记忆的盛世,并一点一滴地挖掘文化记忆数字媒介的潜力,以期为人类保存更丰富、更优质、更长久的文化记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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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其宝.民族精神文化明珠——评《泰山石刻大全》[J].全国新书目,2018(12):52-53.
[3]V.Bush.AswemaythinkTheAtlanticMonthly[J].Computers&BiomedicalResearch,1945,25(3):238-263.
[4]AnnaMaj.DigitalMemories——ExploringCriticalIssues[M].Oxford:Jnter-DisciplinaryPress,2009:161.
[5]Brand,Stewart.EscapingtheDigitalDarkAge[J].LibraryJournal,1999(2):46-48.
[6]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259.
[7]百度百科.中华优秀传统美德[EB/OL].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华优秀传统美德/8072677.htm.
[8]余宏.文化记忆视角下的安徽省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20(3):14-18.
[9]BrockmeierJ.Introduction:SearchingforCulturalMemory[J].Culture&Psychology,2002,8(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