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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正确认识中国的经济成就，有助于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而构成“原理”课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经济数据，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全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数据支持。学术界和媒体中个别认为我国经济数据质量不高的论调，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试图弱化甚至否定我国的经济成就，对思政课的教学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只有从根本上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深刻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是真实不虚的，才能真正地推进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头脑，进心灵。
[关键词]十九大精神；“原理”课堂教学；新时代经济成就；统计数据质量
[作者简介]龙治铭，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进一步取得伟大成就。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包括GDP在内的经济数据，为全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事实的形式提供了强力的数据支持。正确认识中国取得的上述经济成就，无疑有助于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而构成“原理”课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对我国统计数据误解的危害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数据库是组成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部分。对经济数据的收集、处理、发布、解读和使用的权力随着话语权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个别研究人员和媒体对我国官方经济数据的误解，是将话语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乃至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个别观点，即中国的官方数据质量不高，反映我国经济进步的指标，如就业数据、GDP数据等，尤其是GDP数据被严重高估；而某些反映我国经济不足的指标，如失业率、基尼系数等则被严重低估。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观点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一步形成了“中国官方数据造假”等严重错误观点，试图弱化甚至否定我国的经济成就。对这样的错误思想放任自流，不但不利于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建设，也会对思政课的教学造成严重的危害。当教师以饱满的热情介绍砥砺奋进的五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时，如果同学们受错误观点的蛊惑，认为这些数据都不是真的，内心深处并不真信、真懂中国的经济数据，那么无论我们的“原理”课在形式上有多么创新，内容有多么生动有趣，所取得的效果可能都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只有引导学生从根本上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深刻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是真实不虚的，才能真正地推进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头脑，进心灵。
二、 中国现代统计体系的形成
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建立起现代统计指标体系的时间非常之晚，发布与国际统计标准接轨的可比数据的历史更加短暂，许多重要的经济数据指标，如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等，至今没有官方数据[2]。黄仁宇在评论中国经济史时认为，中国从来都缺乏“数目字上管理”[3]。在古代的中国，受限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基础，基于现代经济学原理的详细统计数据并不为古代政府职能所需要，最重要的统计数据仅仅是人口和耕地面积等与赋税制度直接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还由于瞒报、流民、土地兼并等因素而扑朔迷离。然而，在儒家正统史学的叙事体系中，经济数据从来是君子不齿的。后世的经济学家只能从记载灭国之战等重大事件的只言片语中窥得一鳞半爪如前秦灭燕、北周灭齐等，《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卷：“得郡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第一百七十三卷：“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8]，用合理外推的方法估算当时的经济数据。这些研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于麦迪逊对世界古代人口和GDP数据的推测，这些估算中包括中国数据[4]。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西风渐进，西方学者或者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使用现代经济学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经济数据。然而，这一时期，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5]，中国根本没有获取稳定、连续、可靠的统计数据的方法和来源。不多的文献，如刘大中和叶孔嘉等人的工作基本上局限于1933年等昙花一现的个别年份[6]。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1949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中国才可能为经济学家们提供稳定、可信和高质量的现代经济数据。
中国1952年成立了国家统计局，并于次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的中国统计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物质平衡体系”（Material Product System，MPS或者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差不多与此同时，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也于1953年第一次发布了国际标准[7]。MPS和SNA 本质并无高下之分，都是在当时适应各自生产关系的经济核算体系，前者适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活动，后者适用于反映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活动。MPS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指导，以列昂惕夫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编制物质产品平衡表。在这一体系下，由于非物质生产领域（如第三产业）投入的劳动被认为不创造价值
1984年经经济互助委员会修订后，MPS增加了非物质服务平衡表，然而中国这时已经开始逐步转向SNA，并于1993年彻底采用了SNA。，因此中国在采用MPS统计方法时的国民收入被严重低估。SNA体系的核算方法尽管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点，然而由于GDP本质测量的是一国新增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量，这为个别地方政府“拆了再建，建了再拆”增加GDP留下了操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9]这无疑是对“唯GDP论”的纠偏。 跟人们通常的印象不同，中国并不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就立刻从MPS转向SNA的。尽管国家统计局自80年代中期就开始逐步引进SNA，但事实上，仅在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家统计局才于1993年彻底采用了与市场经济更加相适应的SNA核算。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1978—1992年的数据是后来根据历史数据补充估算的，并不意味着中国自1978年起就已经采用了SNA。MPS指导我国经济建设长达41年之久，这期间同样取得了卓越不凡的成就，这表明MPS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上，时至今日，很多MPS下的指标，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仍然在今天的经济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参考作用。中国由MPS转向SNA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使得中国统计体系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建立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能为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管理宏观经济提供更加准确、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经济信息，也满足了对外交往中国际比较的需要；另一方面，统计体系的转向使得过去许多重要的指标不再发布如邹至庄用于估算资本存量的“累积数据”自1993年起不再发布。见Chow （1993）[12]以及Chow and Lee （2002）[13]。，割裂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内在经济联系，给研究人员有机、整体地研究新中国经济带来了困难；同时，由于中国在这套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极弱，中国很少有专家能参与到SNA1993和2008的修订中去，对于统计标准的修改结果基本上只能照单全收，国家统计局不得不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改进”自己的统计体系，以满足国际比较的需要和取得国际经济组织的认可。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频繁变动、修订前后的数据不一致、不同统计年鉴中数据相互矛盾，降低了官方数据的公信力，也为批评者提供了口舌。
观察我国现有的SNA体系我们会发现，相当多的重要指标至今没有官方数据，如资本存量、人均受教育程度和财富分布数据等。需要使用这些数据的研究人员被迫使用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PWT）、巴罗—李和“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等数据库，尽管这些数据库中的中国数据有着严重的缺陷。许多重要的指标从很晚的时刻才可用，如国际投资头寸（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IIP）仅从2004年起有数据。这之前的数据，只能借助于Lane和Milesi-Ferretti[10]等人的估算。国家统计局许多指标因统计标准的频繁变动，数据与之前不可比，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有些数据因统计体系的转变不再发布，如固定资本的“累积数据”等[11]。我国官方统计数据的缺失和中断，导致研究人员和公众在数据的获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迫依靠西方机构；而由西方大国支配的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普遍开发的统计数据库和信息来源，反映的则是西方视野。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角，通常又是带有偏见的。
三、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数据
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产业齐备的现代化工业强国的事实，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增长乏力、失业率高企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发达国家迫切希望找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如宋铮、Storesletten和Zilibotti于2011年发表于AER上的著名论文《Growing Like China》（像中国一样增长）。[21]，因此高度关注中国经济数据。另一方面，西方研究人员以长期以来“西方本位”形成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发现无法以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时如龙治铭和Herrera（2018）检验了从索罗模型到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均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认为在F-S范式内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并建议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来。[22]，他们并不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问题，而是对中国的数据提出了质疑。这样的质疑，暗含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假设。既然模型是正确的，又不能解释现实，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推断：数据出了问题。
西方视野中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态度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认为中国经济数据完全不可靠。以伍晓鹰[14]和克鲁格曼[15]等人为代表，或认为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像科幻小说，或认为中国数据造假严重。一类认为中国数据尽管不完善，但优于其他数据来源，可以对中国数据修正后进行研究。1998年以前的世界银行[16]、皮凯蒂[17]和Holtz[18]等机构和专家均对中国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订，然后应用于他们的研究。这一类观点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最后一类观点较为少见，认为中国数据质量非常好，可以完全信任，直接应用于研究，误差可以通过抽样方法、抽样误差、统计口径等因素进行解释。如Herrera[19]、1998年后的世界银行[20]。
首先，第一类认为中国经济数据完全不可靠，指责中国政府数据造假的观点并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却常常能占据西方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造成非常大的社会影响。持这一种观点的西方研究人员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如克鲁格曼这类诺贝尔奖得主级别的经济学大师，面对中国经济奇迹有悖于自己的“常识”，感到不可思议，认为“所有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都有点像科幻小说”见克鲁格曼2011年在上海交大的演讲。[23]。正如克鲁格曼自己谨慎而谦虚地承认“对中国的很多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一样，绝大多数西方研究人员并不了解中国：既不懂中文，无法获取第一手的信息，只能与华人经济学家或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合作，获取二手资料；又极度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研究和直接经验，很多结论都显得比较偏颇。然而由于他们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使得别有用心的媒体常常断章取义，将部分观点扭曲放大，造成影响广泛的社会舆论效应。正如毛主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4]，我们认为，即使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大师，如果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我们也不应迷信其观点，而是应该与其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认为中国数据造假的西方研究人员还有这样一类，或是极少数对中国问题有深入了解的所谓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或是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原始资料的华人经济学家以及在西方学术机构任职和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例如，一些研究人员抓住中国能源消费数据和GDP数据不协调之处，从而提出质疑，认为中国GDP数据被严重高估，如Rawski[25]。伍晓鹰[14]的观点则更加极端，认为中国真实的经济规模比政府所公布的数字少了36%。 同时，也有国内的财经评论人员将市县虚报瞒报数据的个别案例夸大为普遍现象，从而否定全国的经济数据，否定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人惋惜的是，出于特定政治目和意识形态的段子，比严肃的技术讨论更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弱化国家公信力的方面危害更深。对此，我们应该区分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别有用心的混淆视听。对于正常的学术讨论，如能源消费和GDP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追问：第一，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是否存在因非平稳性和联立方程偏差导致的伪回归问题见Granger和Newbold （1974）[28]，Nelson和Kang （1981）[29]。？第二，美国或亚洲其他国家数据拟合出来的经济关系是否一定适用于中国？对于出于意识形态的攻击，我们则应坚决予以有力的回擊。 其次，絕大多数科研人员认为，尽管中国官方数据质量不佳，却可能是研究中所能使用的最好的数据来源（Better Data than Others）[26]。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除了国家力量以外，任何个人和非官方组织机构根本不可能有能力组织起全面的、抽样偏差较小的统计调查。国家统计局在1993年彻底转向SNA之后，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统计发布工作是在探索中逐步完善的，同时许多原始数据并不对外公布，这使得许多具有数据需求的科研人员展开了自己的抽样调查。如西南财经大学2008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抽取了 2.8万户家庭，其中的一些结论，如基尼系数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平均家庭财富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热烈讨论[27]。2.8万户的样本容量已经不算是小样本了，然而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2.8万户还是相对较小。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样本偏差严重。对于最富裕的和最贫穷的1%家庭的资产分布情况，2.8万户的抽样调查很有可能一个也抽不到。例如，CHFS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家庭资产的中位数为40.5万元，平均数为247.60万元，假定家庭资产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当样本容量为2.8万时，样本家庭资产平均数的标准差为8.9万元。根据“3σ准则”，我们有99.7%的概率抽到的住户家庭资产都在220.9万到273.7万之间。显然这几乎不包括最贫穷和最富裕的家庭。此外，这样的调查花费巨大，西南财经大学是否有足够的预算和人力使得连续每年都能坚持发布数据？然而，国家统计局的城市住户调查每年都至少有16万调查户，农民工调查样本则有9万户，这样的样本规模可以使全国居民及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抽样误差控制在1%以内。国外的经济研究机构更没有人力和条件对中国经济数据展开可信的抽样调查了。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除了国家的力量以外，任何机构几乎都不可能做到来源丰富、信息可靠、误差较小的抽样调查。更不要说历次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工业普查、R&D资源清查等普查运动，只能以举国之力，以法律强制形式作保障才能完成。因此，皮凯蒂和钱楠筠[17]等人的研究就直接采信了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不同的研究人员根据自己对中国官方数据的不同程度的信任，做出各自的修订，然后用于研究。
最后一种认为中国官方数据质量非常好，可以完全信任的西方研究人员较少，但同样重要。与持第一类观点认为中国GDP数据被严重高估的研究人员完全相反，世界银行在1998年以前认为，由于中国经济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纳入统计体系，中国的GDP不是被高估，而是被严重低估，持类似观点的还有Holtz[18]等人。世界银行[16]认为，中国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改革后的福利服务的市场化（住房和土地）、折旧费用的低估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固定资产折旧只考虑了实物磨损，没有按照永续盘存法考虑物质资本服役年限到期退休的问题。等均低估了中国的GDP数据。因此，世界银行将中国1992年GDP 数据上调了34.13 %，其余各年份也均有上调。1999年以后，世界银行代表团深入考察了中国的GDP 核算[20]，认为中国具有高标准统计体系，在其出版物上公布中国数据时直接采用中国官方数据，不再进行调整。可见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的官方数据质量非常好，是可以完全信任的。对中国数据“造假”的一个常见指责是，各省的GDP之和通常大于全国GDP。然而，Herrera [19]考察了以三种方法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计算的省级GDP和全国GDP数据之后发现，以支出法计算的GDP为例，各省的GDP之和并不总是大于全国GDP。在2002年以前，各省的GDP之和均小于全国GDP，且误差越来越小，而2002年以后误差为正值，且越来越大。这表明在2002年以前，误差很有可能主要是统计体系不成熟造成的，而且随着SNA体系的完善，误差越来越小。然而2002年以后各省GDP之和开始大于全国GDP，而且误差越来越大，表明在GDP增速排名的竞赛下，省一级的数据可能被夸大，然而国家统计局的全国数据并不依靠各省的统计数据，很好地控制了国家级数据的质量，误差反而是国家级数据更为可靠的证明。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规模总量庞大，GDP数据差额的绝对值听起来让人震惊，事实上相对值却并不大，2002—2012年平均误差在5%左右，且在2012年后误差有所下降。这样规模的相对误差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用抽样方法、抽样误差、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变动等因素进行解释的。
四、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
我们总结了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数据的三种态度，可以看出，认为中国数据“造假”和中国数据完全不可信的言论，要么是出于对中国不了解，要么是出于特定的政治动机，充满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偏见。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坚定“四个自信”。这四个方面包括：第一，中国的统计体系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特殊统计体系；第二，国家数据信息来源多样、可靠，不受地方政府“政绩冲动”干扰；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得国家数据样本容量大、误差小、质量高；第四，中国的数据已经与国际标准接轨，科学性、规范性和国际可比性在不断提高。
（一） 中国的统计体系的特殊性
尽管中国于1993年从MPS转向SNA，但是中国的统计体系并不是简单地对西方标准的“照搬照抄”，而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特殊统计体系。中国的GDP核算，是在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计算，因此中国的统计体系其实是兼有MPS和SNA的混合体系。国有经济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这使得MPS中许多指标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数据反映的不是西方教科书里的“标准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忽略这一根本特殊国情，使得西方及其追随者在相当程度上无法理解中国的数据。例如，对中国GDP数据的一个常见指责是：使用不同方法计算的GDP并不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30]的工作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GDP核算以生产法为主，支出法和收入法为辅。生产法的三次产业划分和行业增加值核算，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原MPS为基础的。不同统计体系下的核算，不可能完全一致，误差反映的是中国经济性质的特殊性而不是数据不可靠。事实上，即使西方国家的GDP核算，也不可能做到不同方法完全一致。例如，英国发布GDP的最终数据，即是支出法和收入法的平均值。可见，理解中国统计体系的特殊性，是正确理解中国经济数据的前提条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特殊统计体系所发布的经济数据，反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观点和分析方法。 （二）基础数据信息来源多样、可靠
在进入新时代以前，个别地方政府在 “唯GDP论”的发展观影响下，有着GDP注水的直接动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都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9]国家统计局在核算国家一级的GDP数据时，并不采用地方统计局逐级上报的数据，而是依靠以下三个来源[31]：第一，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制度。自2012年起，国家统计局建立了规模以上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制度，直接掌握企业的原始数据。在互联网时代，国家从企业层面获取数据，省市县各级地方政府无法干预中间过程。第二，垂直管理的国家调查队系统，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开展调查。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依靠自己在各省市的直属调查总队，各调查总队独立向国家统计局上报调查结果，而不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力量，保证了数据的客观公正性，不受地方政府的干扰。第三，国务院有关管理部门提供的基础数据。银行、证券、保险主管部门提供金融统计数据，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支出数据，教育、工信、交通、卫生、海关等主管部门提供业务数据。国务院管理部门级别高，利益独立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无力干扰，保证了数据的客观公正性。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国家层面的数据完全不受地方政府干扰，基础数据信息来源多样可靠，远远优于其他数据来源。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简单以GDP论英雄”，各地方政府纷纷“自曝家丑”，主动给GDP去水分，如辽宁等省市主动捅破泡沫，下调2017年GDP数据。这表明不但国家层面的数据在新时代值得完全信任，地方数据在十九大后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3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在统计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存储和发布的工作中得到更加明显的体现。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经济数据的获得相对十年前变得更加容易。但应该辩证地看到，海量数据的生成也使得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存储和发布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在这些方面，仍然没有任何企业、机构、高校或者个体研究人员能够拥有与国家相匹敌的力量。例如，在消费数据方面，即使是淘宝、微信、京东等巨头也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经济数据。只有国家的力量，才可能深入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渗透进经济的各个层面，并以法律的形式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保密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一章第九条的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34]，保护数据不被以牟利为目的滥用。以统计调查为例，根据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律，样本容量越大，抽样次数越多，样本的数字特征就越能反映总体的数字特征，样本的分布律就越加接近于总体的分布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国家力量所组织的抽样调查规模和质量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相提并论的。此外，在抽样调查过程中，国家可以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调查对象的法定填报义务，而在非官方的调查中，统计对象并没有这样的法定义务，不一定会如实填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得国家数据样本容量大、误差小、质量高。
（四） 统计工作在不断改进
中国的统计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改进，中国数据的质量和标准都已经与国际标准接轨，科学性、规范性和国际可比性在不断提高。世界银行从1998年起就完全认可中国的数据。2015年，中国又正式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pecial Data Dissemination Standard，SDDS）。这表明，尽管部分科研人员对中国数据的质量表示怀疑或者持保留态度，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均认可中国数据，中国的数据是可靠的，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于地方数据和国家层面数据不一致的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国家统计局将在2019年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届时地方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也将进一步提高[33]。
五、 结论
中国的经济数据，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全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数据支持。针对学术界和媒体中指责中国数据“造假”的个别论调，不但不利于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争夺，也对“思政”课教学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我们认为有必要做出正面的回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数据质量，认识到我国经济成就是真实的、高质量的，从而推进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头脑，进心灵。我们总结了西方学术界、主流媒体及其追随者对于中国统计数据的三种不同态度。我们认为中国数据“造假”的观点是出于对中国经济不了解，或者有着特定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的错误观点。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尽管中国数据质量不高，却是比其他数据库更好的数据来源。我們可以与持有这样观点的研究人员展开正常的学术辩论和探讨，改进中国的数据质量。较少但同样重要的国际组织和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数据质量很高，可以完全信任。我们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中国数据的质量，指出中国的数据统计体系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特殊体系，不能将“西方观点和模型”照搬照抄。只有深刻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数据。国家层面的基础数据来源不依靠地方数据，是完全值得信任的；在十九之后，地方数据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下，中国统计数据样本容量大、误差小、质量高，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保证。中国的数据已经与国际标准接轨，科学性、规范性和国际可比性在不断提高。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部署，统计工作质量将进一步提高，未来的数据更加值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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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万焕）
[关键词]十九大精神；“原理”课堂教学；新时代经济成就；统计数据质量
[作者简介]龙治铭，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进一步取得伟大成就。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包括GDP在内的经济数据，为全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事实的形式提供了强力的数据支持。正确认识中国取得的上述经济成就，无疑有助于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因而构成“原理”课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对我国统计数据误解的危害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1]数据库是组成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础部分。对经济数据的收集、处理、发布、解读和使用的权力随着话语权的争夺变得更加激烈。个别研究人员和媒体对我国官方经济数据的误解，是将话语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乃至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个别观点，即中国的官方数据质量不高，反映我国经济进步的指标，如就业数据、GDP数据等，尤其是GDP数据被严重高估；而某些反映我国经济不足的指标，如失业率、基尼系数等则被严重低估。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观点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进一步形成了“中国官方数据造假”等严重错误观点，试图弱化甚至否定我国的经济成就。对这样的错误思想放任自流，不但不利于中国特色学科体系的建设，也会对思政课的教学造成严重的危害。当教师以饱满的热情介绍砥砺奋进的五年、改革开放四十年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辉煌成就时，如果同学们受错误观点的蛊惑，认为这些数据都不是真的，内心深处并不真信、真懂中国的经济数据，那么无论我们的“原理”课在形式上有多么创新，内容有多么生动有趣，所取得的效果可能都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正本清源。只有引导学生从根本上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深刻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是真实不虚的，才能真正地推进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头脑，进心灵。
二、 中国现代统计体系的形成
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建立起现代统计指标体系的时间非常之晚，发布与国际统计标准接轨的可比数据的历史更加短暂，许多重要的经济数据指标，如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等，至今没有官方数据[2]。黄仁宇在评论中国经济史时认为，中国从来都缺乏“数目字上管理”[3]。在古代的中国，受限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基础，基于现代经济学原理的详细统计数据并不为古代政府职能所需要，最重要的统计数据仅仅是人口和耕地面积等与赋税制度直接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还由于瞒报、流民、土地兼并等因素而扑朔迷离。然而，在儒家正统史学的叙事体系中，经济数据从来是君子不齿的。后世的经济学家只能从记载灭国之战等重大事件的只言片语中窥得一鳞半爪如前秦灭燕、北周灭齐等，《资治通鉴》第一百二卷：“得郡百五十七，户二百四十六万，口九百九十九万。”第一百七十三卷：“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户三百三万二千五百。”[8]，用合理外推的方法估算当时的经济数据。这些研究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于麦迪逊对世界古代人口和GDP数据的推测，这些估算中包括中国数据[4]。中国进入近现代以来，西风渐进，西方学者或者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使用现代经济学方法调查研究中国经济数据。然而，这一时期，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5]，中国根本没有获取稳定、连续、可靠的统计数据的方法和来源。不多的文献，如刘大中和叶孔嘉等人的工作基本上局限于1933年等昙花一现的个别年份[6]。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1949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以后，中国才可能为经济学家们提供稳定、可信和高质量的现代经济数据。
中国1952年成立了国家统计局，并于次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时期的中国统计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物质平衡体系”（Material Product System，MPS或者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差不多与此同时，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也于1953年第一次发布了国际标准[7]。MPS和SNA 本质并无高下之分，都是在当时适应各自生产关系的经济核算体系，前者适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活动，后者适用于反映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活动。MPS以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为指导，以列昂惕夫投入产出表为基础，编制物质产品平衡表。在这一体系下，由于非物质生产领域（如第三产业）投入的劳动被认为不创造价值
1984年经经济互助委员会修订后，MPS增加了非物质服务平衡表，然而中国这时已经开始逐步转向SNA，并于1993年彻底采用了SNA。，因此中国在采用MPS统计方法时的国民收入被严重低估。SNA体系的核算方法尽管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点，然而由于GDP本质测量的是一国新增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量，这为个别地方政府“拆了再建，建了再拆”增加GDP留下了操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防止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以生产总值排名比高低、论英雄。”[9]这无疑是对“唯GDP论”的纠偏。 跟人们通常的印象不同，中国并不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就立刻从MPS转向SNA的。尽管国家统计局自80年代中期就开始逐步引进SNA，但事实上，仅在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家统计局才于1993年彻底采用了与市场经济更加相适应的SNA核算。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中1978—1992年的数据是后来根据历史数据补充估算的，并不意味着中国自1978年起就已经采用了SNA。MPS指导我国经济建设长达41年之久，这期间同样取得了卓越不凡的成就，这表明MPS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上，时至今日，很多MPS下的指标，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仍然在今天的经济宏观调控中发挥重要参考作用。中国由MPS转向SNA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方面使得中国统计体系更加适应市场经济建立所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能为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管理宏观经济提供更加准确、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经济信息，也满足了对外交往中国际比较的需要；另一方面，统计体系的转向使得过去许多重要的指标不再发布如邹至庄用于估算资本存量的“累积数据”自1993年起不再发布。见Chow （1993）[12]以及Chow and Lee （2002）[13]。，割裂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内在经济联系，给研究人员有机、整体地研究新中国经济带来了困难；同时，由于中国在这套话语体系中的话语权极弱，中国很少有专家能参与到SNA1993和2008的修订中去，对于统计标准的修改结果基本上只能照单全收，国家统计局不得不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改进”自己的统计体系，以满足国际比较的需要和取得国际经济组织的认可。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频繁变动、修订前后的数据不一致、不同统计年鉴中数据相互矛盾，降低了官方数据的公信力，也为批评者提供了口舌。
观察我国现有的SNA体系我们会发现，相当多的重要指标至今没有官方数据，如资本存量、人均受教育程度和财富分布数据等。需要使用这些数据的研究人员被迫使用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PWT）、巴罗—李和“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等数据库，尽管这些数据库中的中国数据有着严重的缺陷。许多重要的指标从很晚的时刻才可用，如国际投资头寸（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IIP）仅从2004年起有数据。这之前的数据，只能借助于Lane和Milesi-Ferretti[10]等人的估算。国家统计局许多指标因统计标准的频繁变动，数据与之前不可比，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有些数据因统计体系的转变不再发布，如固定资本的“累积数据”等[11]。我国官方统计数据的缺失和中断，导致研究人员和公众在数据的获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迫依靠西方机构；而由西方大国支配的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普遍开发的统计数据库和信息来源，反映的则是西方视野。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角，通常又是带有偏见的。
三、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数据
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产业齐备的现代化工业强国的事实，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增长乏力、失业率高企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西方发达国家迫切希望找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如宋铮、Storesletten和Zilibotti于2011年发表于AER上的著名论文《Growing Like China》（像中国一样增长）。[21]，因此高度关注中国经济数据。另一方面，西方研究人员以长期以来“西方本位”形成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发现无法以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时如龙治铭和Herrera（2018）检验了从索罗模型到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型，发现均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认为在F-S范式内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并建议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回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框架下来。[22]，他们并不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问题，而是对中国的数据提出了质疑。这样的质疑，暗含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假设。既然模型是正确的，又不能解释现实，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推断：数据出了问题。
西方视野中对中国经济数据的态度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认为中国经济数据完全不可靠。以伍晓鹰[14]和克鲁格曼[15]等人为代表，或认为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像科幻小说，或认为中国数据造假严重。一类认为中国数据尽管不完善，但优于其他数据来源，可以对中国数据修正后进行研究。1998年以前的世界银行[16]、皮凯蒂[17]和Holtz[18]等机构和专家均对中国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修订，然后应用于他们的研究。这一类观点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最后一类观点较为少见，认为中国数据质量非常好，可以完全信任，直接应用于研究，误差可以通过抽样方法、抽样误差、统计口径等因素进行解释。如Herrera[19]、1998年后的世界银行[20]。
首先，第一类认为中国经济数据完全不可靠，指责中国政府数据造假的观点并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却常常能占据西方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造成非常大的社会影响。持这一种观点的西方研究人员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如克鲁格曼这类诺贝尔奖得主级别的经济学大师，面对中国经济奇迹有悖于自己的“常识”，感到不可思议，认为“所有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都有点像科幻小说”见克鲁格曼2011年在上海交大的演讲。[23]。正如克鲁格曼自己谨慎而谦虚地承认“对中国的很多具体情况并不了解”一样，绝大多数西方研究人员并不了解中国：既不懂中文，无法获取第一手的信息，只能与华人经济学家或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合作，获取二手资料；又极度缺乏对中国经济的实证分析研究和直接经验，很多结论都显得比较偏颇。然而由于他们巨大的学术影响力，使得别有用心的媒体常常断章取义，将部分观点扭曲放大，造成影响广泛的社会舆论效应。正如毛主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4]，我们认为，即使是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大师，如果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我们也不应迷信其观点，而是应该与其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认为中国数据造假的西方研究人员还有这样一类，或是极少数对中国问题有深入了解的所谓西方“中国问题专家”，或是能够直接阅读中文原始资料的华人经济学家以及在西方学术机构任职和受西方学术训练的中国经济学家。例如，一些研究人员抓住中国能源消费数据和GDP数据不协调之处，从而提出质疑，认为中国GDP数据被严重高估，如Rawski[25]。伍晓鹰[14]的观点则更加极端，认为中国真实的经济规模比政府所公布的数字少了36%。 同时，也有国内的财经评论人员将市县虚报瞒报数据的个别案例夸大为普遍现象，从而否定全国的经济数据，否定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人惋惜的是，出于特定政治目和意识形态的段子，比严肃的技术讨论更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弱化国家公信力的方面危害更深。对此，我们应该区分正常的学术讨论和别有用心的混淆视听。对于正常的学术讨论，如能源消费和GDP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追问：第一，二者之间的相关性是否存在因非平稳性和联立方程偏差导致的伪回归问题见Granger和Newbold （1974）[28]，Nelson和Kang （1981）[29]。？第二，美国或亚洲其他国家数据拟合出来的经济关系是否一定适用于中国？对于出于意识形态的攻击，我们则应坚决予以有力的回擊。 其次，絕大多数科研人员认为，尽管中国官方数据质量不佳，却可能是研究中所能使用的最好的数据来源（Better Data than Others）[26]。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国情复杂，除了国家力量以外，任何个人和非官方组织机构根本不可能有能力组织起全面的、抽样偏差较小的统计调查。国家统计局在1993年彻底转向SNA之后，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统计发布工作是在探索中逐步完善的，同时许多原始数据并不对外公布，这使得许多具有数据需求的科研人员展开了自己的抽样调查。如西南财经大学2008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抽取了 2.8万户家庭，其中的一些结论，如基尼系数远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平均家庭财富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热烈讨论[27]。2.8万户的样本容量已经不算是小样本了，然而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2.8万户还是相对较小。这样的后果之一就是样本偏差严重。对于最富裕的和最贫穷的1%家庭的资产分布情况，2.8万户的抽样调查很有可能一个也抽不到。例如，CHFS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家庭资产的中位数为40.5万元，平均数为247.60万元，假定家庭资产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当样本容量为2.8万时，样本家庭资产平均数的标准差为8.9万元。根据“3σ准则”，我们有99.7%的概率抽到的住户家庭资产都在220.9万到273.7万之间。显然这几乎不包括最贫穷和最富裕的家庭。此外，这样的调查花费巨大，西南财经大学是否有足够的预算和人力使得连续每年都能坚持发布数据？然而，国家统计局的城市住户调查每年都至少有16万调查户，农民工调查样本则有9万户，这样的样本规模可以使全国居民及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抽样误差控制在1%以内。国外的经济研究机构更没有人力和条件对中国经济数据展开可信的抽样调查了。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除了国家的力量以外，任何机构几乎都不可能做到来源丰富、信息可靠、误差较小的抽样调查。更不要说历次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农业普查、工业普查、R&D资源清查等普查运动，只能以举国之力，以法律强制形式作保障才能完成。因此，皮凯蒂和钱楠筠[17]等人的研究就直接采信了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不同的研究人员根据自己对中国官方数据的不同程度的信任，做出各自的修订，然后用于研究。
最后一种认为中国官方数据质量非常好，可以完全信任的西方研究人员较少，但同样重要。与持第一类观点认为中国GDP数据被严重高估的研究人员完全相反，世界银行在1998年以前认为，由于中国经济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纳入统计体系，中国的GDP不是被高估，而是被严重低估，持类似观点的还有Holtz[18]等人。世界银行[16]认为，中国农民自产自用的粮食、改革后的福利服务的市场化（住房和土地）、折旧费用的低估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固定资产折旧只考虑了实物磨损，没有按照永续盘存法考虑物质资本服役年限到期退休的问题。等均低估了中国的GDP数据。因此，世界银行将中国1992年GDP 数据上调了34.13 %，其余各年份也均有上调。1999年以后，世界银行代表团深入考察了中国的GDP 核算[20]，认为中国具有高标准统计体系，在其出版物上公布中国数据时直接采用中国官方数据，不再进行调整。可见世界银行认为，中国的官方数据质量非常好，是可以完全信任的。对中国数据“造假”的一个常见指责是，各省的GDP之和通常大于全国GDP。然而，Herrera [19]考察了以三种方法生产法、支出法和收入法。计算的省级GDP和全国GDP数据之后发现，以支出法计算的GDP为例，各省的GDP之和并不总是大于全国GDP。在2002年以前，各省的GDP之和均小于全国GDP，且误差越来越小，而2002年以后误差为正值，且越来越大。这表明在2002年以前，误差很有可能主要是统计体系不成熟造成的，而且随着SNA体系的完善，误差越来越小。然而2002年以后各省GDP之和开始大于全国GDP，而且误差越来越大，表明在GDP增速排名的竞赛下，省一级的数据可能被夸大，然而国家统计局的全国数据并不依靠各省的统计数据，很好地控制了国家级数据的质量，误差反而是国家级数据更为可靠的证明。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规模总量庞大，GDP数据差额的绝对值听起来让人震惊，事实上相对值却并不大，2002—2012年平均误差在5%左右，且在2012年后误差有所下降。这样规模的相对误差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用抽样方法、抽样误差、统计标准和统计口径的变动等因素进行解释的。
四、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
我们总结了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数据的三种态度，可以看出，认为中国数据“造假”和中国数据完全不可信的言论，要么是出于对中国不了解，要么是出于特定的政治动机，充满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偏见。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坚定“四个自信”。这四个方面包括：第一，中国的统计体系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特殊统计体系；第二，国家数据信息来源多样、可靠，不受地方政府“政绩冲动”干扰；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得国家数据样本容量大、误差小、质量高；第四，中国的数据已经与国际标准接轨，科学性、规范性和国际可比性在不断提高。
（一） 中国的统计体系的特殊性
尽管中国于1993年从MPS转向SNA，但是中国的统计体系并不是简单地对西方标准的“照搬照抄”，而是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特殊统计体系。中国的GDP核算，是在国民收入的基础上计算，因此中国的统计体系其实是兼有MPS和SNA的混合体系。国有经济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这使得MPS中许多指标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数据反映的不是西方教科书里的“标准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忽略这一根本特殊国情，使得西方及其追随者在相当程度上无法理解中国的数据。例如，对中国GDP数据的一个常见指责是：使用不同方法计算的GDP并不一致。根据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30]的工作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GDP核算以生产法为主，支出法和收入法为辅。生产法的三次产业划分和行业增加值核算，相当一部分都是以原MPS为基础的。不同统计体系下的核算，不可能完全一致，误差反映的是中国经济性质的特殊性而不是数据不可靠。事实上，即使西方国家的GDP核算，也不可能做到不同方法完全一致。例如，英国发布GDP的最终数据，即是支出法和收入法的平均值。可见，理解中国统计体系的特殊性，是正确理解中国经济数据的前提条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特殊统计体系所发布的经济数据，反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观点和分析方法。 （二）基础数据信息来源多样、可靠
在进入新时代以前，个别地方政府在 “唯GDP论”的发展观影响下，有着GDP注水的直接动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都要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生产总值，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9]国家统计局在核算国家一级的GDP数据时，并不采用地方统计局逐级上报的数据，而是依靠以下三个来源[31]：第一，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制度。自2012年起，国家统计局建立了规模以上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统计制度，直接掌握企业的原始数据。在互联网时代，国家从企业层面获取数据，省市县各级地方政府无法干预中间过程。第二，垂直管理的国家调查队系统，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开展调查。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依靠自己在各省市的直属调查总队，各调查总队独立向国家统计局上报调查结果，而不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力量，保证了数据的客观公正性，不受地方政府的干扰。第三，国务院有关管理部门提供的基础数据。银行、证券、保险主管部门提供金融统计数据，财政部门提供财政支出数据，教育、工信、交通、卫生、海关等主管部门提供业务数据。国务院管理部门级别高，利益独立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无力干扰，保证了数据的客观公正性。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国家层面的数据完全不受地方政府干扰，基础数据信息来源多样可靠，远远优于其他数据来源。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简单以GDP论英雄”，各地方政府纷纷“自曝家丑”，主动给GDP去水分，如辽宁等省市主动捅破泡沫，下调2017年GDP数据。这表明不但国家层面的数据在新时代值得完全信任，地方数据在十九大后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3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在统计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存储和发布的工作中得到更加明显的体现。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经济数据的获得相对十年前变得更加容易。但应该辩证地看到，海量数据的生成也使得数据的采集、传输、处理、存储和发布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在这些方面，仍然没有任何企业、机构、高校或者个体研究人员能够拥有与国家相匹敌的力量。例如，在消费数据方面，即使是淘宝、微信、京东等巨头也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经济数据。只有国家的力量，才可能深入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渗透进经济的各个层面，并以法律的形式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和保密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一章第九条的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34]，保护数据不被以牟利为目的滥用。以统计调查为例，根据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律，样本容量越大，抽样次数越多，样本的数字特征就越能反映总体的数字特征，样本的分布律就越加接近于总体的分布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国家力量所组织的抽样调查规模和质量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相提并论的。此外，在抽样调查过程中，国家可以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调查对象的法定填报义务，而在非官方的调查中，统计对象并没有这样的法定义务，不一定会如实填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得国家数据样本容量大、误差小、质量高。
（四） 统计工作在不断改进
中国的统计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改进，中国数据的质量和标准都已经与国际标准接轨，科学性、规范性和国际可比性在不断提高。世界银行从1998年起就完全认可中国的数据。2015年，中国又正式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pecial Data Dissemination Standard，SDDS）。这表明，尽管部分科研人员对中国数据的质量表示怀疑或者持保留态度，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均认可中国数据，中国的数据是可靠的，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于地方数据和国家层面数据不一致的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国家统计局将在2019年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届时地方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也将进一步提高[33]。
五、 结论
中国的经济数据，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全国人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数据支持。针对学术界和媒体中指责中国数据“造假”的个别论调，不但不利于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争夺，也对“思政”课教学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我们认为有必要做出正面的回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数据质量，认识到我国经济成就是真实的、高质量的，从而推进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头脑，进心灵。我们总结了西方学术界、主流媒体及其追随者对于中国统计数据的三种不同态度。我们认为中国数据“造假”的观点是出于对中国经济不了解，或者有着特定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偏见的错误观点。绝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尽管中国数据质量不高，却是比其他数据库更好的数据来源。我們可以与持有这样观点的研究人员展开正常的学术辩论和探讨，改进中国的数据质量。较少但同样重要的国际组织和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数据质量很高，可以完全信任。我们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中国数据的质量，指出中国的数据统计体系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特殊体系，不能将“西方观点和模型”照搬照抄。只有深刻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数据。国家层面的基础数据来源不依靠地方数据，是完全值得信任的；在十九之后，地方数据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下，中国统计数据样本容量大、误差小、质量高，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了保证。中国的数据已经与国际标准接轨，科学性、规范性和国际可比性在不断提高。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部署，统计工作质量将进一步提高，未来的数据更加值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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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万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