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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起，周宏灏教授率先围绕药物反应种族差异、个体差异及其遗传机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1985年至1991年，他在美国范得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以药物代谢动力学、药物效应动力学模型和方法科学地证实了药物反应的种族差异，进而从药物代谢酶和受体基因多态性深入阐明了药物反应种族差异的遗传本质和分子机制，在国际同行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的研究论文因此而获得了美国Henry Christian奖，被誉为开创性的里程碑工作。1991年回国后，他继续深化这一研究，连续获得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三项美国医学基金项目，创建了我国迄今唯一的遗传药理学研究所，编写了3部中、英文《遗传药理学》著作与教材，在国内首次为研究生开设了遗传药理学课程，成为我国遗传药理学的开拓者和学科带头人。2005年，周宏灏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做一名对祖国有用的人
20世纪30年代，长沙妙高峰一带有一所著名学校——华中高级艺术学校，学校的校长周磊村就是周宏灏的父亲。这所学校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周磊村一生为人正直，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办实事，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攻打长沙，周磊村带领教职员工和学生将华中高级艺术学校迁至湘潭。几经周折和磨难，周磊村始终坚持把学校办下来。就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周家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因排行第四，乳名四毛，取名宏灏，希望他立志成才，造就一番宏伟事业。
在父亲刚正不阿的性格和勤奋、执着的信念熏陶下，周宏灏自小就养成了一种自主、独立、大胆探索的性格，小学、中学、大学，他都顺利地走了过来。凭借他的天资(周宏灏自诩为“小聪明”)，曾经演绎过许多“出奇制胜”的故事。一次初中物理考试，老师出的题目全部是要运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全班同学只有周宏灏一人及格并且得了98分的高分，老师还在试卷上特别写上3个“好”字。
1962年，周宏灏从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分配到广州军区的一所空军医院，在那里一干就是7年。“文革”期间，周宏灏凭着他一副好嗓子，担任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就这样，周宏灏上班的时候为患者看病，下了班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学校、工厂和农村宣传演出。1969年，周宏灏复员来到长沙一家工厂，当上了一名保健医生。很快，他的医术在当地家喻户晓，工厂还特地修建了一栋两层新楼，改善了他的工作条件。
在那个谁都不读书的年代，周宏灏坚信读书能充实自己的业务水平，认定英语这门国际语言迟早一天会派上用场。“我要学英语！我要为日后的发展做好储备！”这个坚定的信念时时撞击他心底。于是他上图书馆借了大量的英文医疗文献，翻着英汉词典，艰难地一字一句地翻译、阅读。因为他大学期间学的是俄语，只在初中时学了一点英语，几乎空白，便决定自学。他找到当时政工组的一名负责人，要求批准他收听“美国之音”学英语，此人一听大吃一惊，因为在当时收听“美国之音”是不允许的，是要被扣上“反革命”、“通敌”之类帽子的。周宏灏向负责人说明了他只是学“英语900句”，不涉及政治，保证绝不扩散其中的内容，哪怕是生活内容。凭着对周宏灏为人的了解，负责人称“这是一个学习英语的好办法”，巧妙地默许了他的要求。
从此，广播就是他的老师，周宏灏每天定时打开收音机，未曾停止过一天学习。他的英文水平也快速提高。
搞一项独创的临床药理研究
在国际上，临床药理学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而我国正式起步是在1978年，几乎比国际上晚了20年。1982年，国家卫生部在湖南医学院设立了第一个国家临床药理培训中心，周宏灏在这个中心工作，并组织了全国临床药理培训班，参加了由Roche公司开展的临床试验。周宏灏对这门新兴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定，机遇来了，他要牢牢把握！
1983年，周宏灏在香港大学进修临床药理学，开始了遗传药理学的研究。他发现同样症状的高血压患者，英国人用药的剂量要比中国人大得多。其中一种叫心得安的药，英国人的剂量是中国人的2～8倍。对这样的情况，当时传统的解释是“中国人的体重比英国人轻”，很多教科书上的说法也大同小异。周宏灏产生了怀疑：体重的差距不可能有2～8倍啊！于是，他大胆提出了种族用药差异的假说。
1984年，他带着国际临床药理奖学金、科研课题在美国的临床药理中心——范得比尔特大学开展药物反应种族差异的研究。在这里，他开始一个人做，后来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带着1名护士、3名博士后和2名技术员。那些日子里，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只有昼夜奋斗，潜心研究！
两年后，他证实了药物反应的种族差异，进而深入阐明了药物反应种族差异的遗传本质和分子机制。
这一研究当时被专家和同行认为是一项引起轰动的研究。1989年，年届半百的周宏灏坐上了范德比尔特大学的“金椅子”，成为至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时任湖南医科大学校长的罗嘉典来到周宏灏在美国的住所，看到事业正兴的周宏灏，惜才的罗校长几次想劝他回国，可话到嘴边口难开。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遗传药理学实验室，周宏灏有丰厚的收入和很好的科研条件，而这些在国内都还无法实现，罗校长只得一个劲地吸闷烟，周宏灏深深地被这位校长的诚心和执著感动了。
1989年，国内一场政治风波。美国电台不停地夸大报道。一天放学的时候，周宏灏去接儿子回家，儿子郑重地问周宏灏，“爸爸，今天布什宣布要保护中国人，中国人怎么啦？难道变成难民了？要受他们的保护？我不做难民，我要回去！”周宏灏眼泪夺眶而出。
第二年，他放弃了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优越条件，谢绝了周围同事和美国校方多方劝阻和挽留，毅然带着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取得的科研成果举家回到了祖国。罗嘉典校长惊喜万分，他没料到周宏灏会如此快地做出决定，以致学校来不及为他们准备住处，只得将他们安排在学校招待所里住下。当时儿子周淦在美国已是高一年级学生了，由于语言障碍，回国后只得从初二开始学习。有人不解他的这一举动，周宏灏说，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眷恋着祖国与家乡。他希望能够在国内建一所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药理研究机构，把祖国的临床遗传药理学推向世界先进水平！
回国后的周宏灏继续深入开展遗传药理学的研究，并将该研究从种族推向个体领域。为了完成这项研究，他带领学生乘坐当地政府提供的旧吉普车，沿着悬崖峭壁在盘山公路上颠簸，在苗、侗、土家族等人聚居的寨子里，向群众解释试验过程和意义，让村民们自愿服下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的不影响身体健康的药物，采集他们的血样、尿样，然后用现代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他和他的学生先后在国内各地采集了4000多人的样品。缜密的调查研究后，周宏灏得出重要结论：不仅世界各种族用药后的反应有差异，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药物代谢也不同，个体之间也因基因的不同而不同。
周宏灏的这一发现把人类科学用药提高到了全新阶段，为根据个人基因特点“因人用药，量体裁衣”提供了全新的依据。这项成果被《科学时报》列为1994年“我国医学科技占世界之首9项成果”之一，也被国际同行誉为“遗传药理学里程碑式的”研究。
周宏灏在理论和临床中取得的每一个进展，国际上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2005年10月，亚洲时代周刊专题报道了他和他的研究所的工作。周宏灏持之以恒地探索着，在他的带领下，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不仅成为全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头羊”，也成为亚洲最具权威的研究中心。
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金三角”
2004年，我国首家根据基因型用药的“湖南省个体化药物治疗咨询中心”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成立，在我国率先启动了基因导向个性化药物治疗。这种为病人找出突变基因，然后交由医生根据患者的基因型实行“量体裁衣”式用药，能有效地帮助医生调整用药剂量，避免不良反应或无效用药，尽可能合理用药。湖南、广东、江西等地有一千多名高血压患者慕名而来，接受了基因检测。
2005年，周宏灏开发了国际上首张个体化用药基因芯片，它可以直接检测药物代谢酶和受体的基因变异。只要在用药之前找到这些有意义的基因变异，就可以根据检测的结果来调整用药剂量，或者来选择所用药物。这一产品已经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投入，计划投资3000万元的湖南宏灏生物医药公司进入了产业化前期阶段。有专家预言，将个体化用药基因芯片投入生产，经若干年努力，能够产生数十亿计的效益。
临床药理研究所、湖南宏灏生物医药公司和湖南省个体化药物治疗咨询中心被周宏灏称为“金三角”。研究所是核心，是主体，是学术创新研究成果的摇篮；芯片生产基地是完成和实现科研技术转化的一个平台；咨询中心则是将理论研究应用于临床、直接造福病人的一个阵地；它们组成一个“金三角”来实现研究、生产、应用一体化。对此，周宏灏憧憬着，“目前基因芯片还只应用于高血压病，今后其应用将扩大到精神疾病、癌症等更多病种。采用基因导向性个性化治疗能减少人们对药物的不良反应，同时个性化用药不仅能减少病人的花费，还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2006年6月，一个由4个国际协会共同组织的第十五届药理大会长沙卫星会议暨泛太平洋沿岸地区临床遗传药理学会年会将在长沙举办，周宏灏担任组委会主席。现在已有100多名国外专家学者报名参加，周宏灏正带领他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积极筹备。届时，中国遗传药理学的最新发展和进步将从这里走向世界。
周宏灏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遗传药理学推向世界。现在，他不仅成为国内著名的临床药理学权威，而且成为国际临床药理奖学金的6名评委之一，《英国临床药理学杂志》首位中国籍编委。去年，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主席施瓦茨博士来周宏灏的实验室考察后决定，CMB将把这里建成亚洲遗传药理研究中心。
带一群既懂做人又会做事的弟子
“作为初入科学殿堂的青年，要使自己瞄准一个目标，长时间地、始终不渝地去探索科学奥秘。要懂得对学问的追求不能急功近利，尤其不能为评比、鉴定、提级、晋升而强迫自己搞一些所谓‘短、平、快’的研究。而要实实在在地、尽心尽力地去为自己的科学目标奋斗。即使这个过程会很长，而且命题可能会随着科学发展要不断修正，甚至一开始不被人理解和接受，但追求的目标不能改变，只有坚持下去，最终是会大有作为的。” 周宏灏的研究生，在入学时都会收到他的这样一段寄语。几十年来，周宏灏这样勉励自己，也这样勉励自己的学生。
在周宏灏的科研项目中，他始终坚持找准一个方向，并朝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他从不跟风、赶时髦。他说，盲目跟风，赶潮流，或追求“短、平、快”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延续的科研，不是一个深入的科研，更不是一个系统的科研，也就不会有大的发现和大的作为。
回国耕耘10余载，周宏灏桃李满天下，他教过的本科生和带过的研究生已遍布世界各地，尤其在美国。他的研究生，有的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有的被国外一些大学直接聘请为教授。自1996年开始，他的4名学生在他的推荐下，先后获得国际Merck临床药理奖学金。这个奖每年全世界有数十甚至上百的学者申请，但每年只能有4人可以获得，足见其“含金量”。提起这些学生，周宏灏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无不引以为荣。
周宏灏的学生英语个个都讲得很流利，这得益于他本人的英语水平和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强化训练，长期以来，他坚持用英语为学生授课。
周宏灏已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10名。现在，他还坚持给医学院的本科生讲课，章节虽然相同，但内容和授课方式每一次都有更新。他精心制作幻灯片，反复修改讲稿。他说，给学生上课是教师最神圣的一件事。他非常提倡资深教授要直接面对学生，给学生讲课。因此，再忙他也要坚持，从不马虎。
作为导师，周宏灏更注重人才的培养。他常讲，“我们培养研究生，是要培养一个懂得做人、做事、做科学的人，决不是培养一个课题、一篇论文。”他要求研究生每周写周报，学生在每个周末将自己所读文献、体会、实验报告、疑难甚至一些私事用统一格式电邮给他，他利用周末对这些文稿逐一浏览，在下周一或周二的公示栏里公布学生的分数。有学生说，别看周老师坐在办公室，可对每个学生的学习和工作甚至性格都了如指掌。因此，学生丝毫不敢懈怠。
周宏灏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吸引了国内外许多有志青年慕名而来。2001年年初，埃及大学的阿卜杜博士来到遗传药理学研究室博士后流动站，成为中南大学的首名外籍博士后。
一位女生刚入校，母亲就患上了重病，急得在宿舍哭。周宏灏得知后，打电话给这位学生，安慰她别着急，然后想办法帮她解决了母亲入院的部分费用。一名学生在国外读书，其父亲去世，周宏灏派专人专车前往学生家乡慰问。一名学生入学时曾经有些自卑，周宏灏鼓励他要自信，勇往直前，使这位学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学习状态。学生们说，跟着周老师，能学到很多东西。在湘雅园的BBS上，他被学生们评为最关心学生的导师。
谱一曲丰富的生活乐章
周宏灏有一个幸福的家。妻子曾是一名数学教师，为了支持丈夫搞科研，承担了所有的家务。1985年，她随丈夫去美国，专心做了“全职太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1991年回国，没有住房，全家在学校招待所住了3个月，又是这位“贤内助”细心地给予他们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
周宏灏有一双儿女，儿子周淦在美国实验室进修一年之后，如今已回国成为父亲科研队伍中的一员。女儿在国内一家公司工作。
现年66岁的周宏灏神采奕奕，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他喜欢和年轻人一起工作，爱干年轻人爱干的事。去年圣诞节前夕，他参加一个学生晚会，和学生一起跳兔子舞，还当起了火车头，当同学们齐声喊出“数风流人物，还看灏哥”时，他兴奋得简直就像个小孩。
周宏灏自18岁起坚持每天早晨起床后冷水浴，不论寒暑从不间断。每天下班后，他都要游泳一个多小时，每次都是不间断地游上一二千米。即便出差，他都不忘带上游泳包。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美、日、韩等国的海域都曾留下他矫健的身影。
周宏灏的嗓音条件不错，他唱歌时的神态、气势与一些歌唱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敖包相会》、《赞歌》等经典民歌都是他的拿手曲目。他说，游泳和唱歌这两个爱好都有益于身心健康。正是这种经年不辍的锻炼保证了他有健康的体魄和愉快的心情开展工作。我们衷心祝福他在事业上有更多的创新和突破！
做一名对祖国有用的人
20世纪30年代，长沙妙高峰一带有一所著名学校——华中高级艺术学校，学校的校长周磊村就是周宏灏的父亲。这所学校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人才。周磊村一生为人正直，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办实事，在社会上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攻打长沙，周磊村带领教职员工和学生将华中高级艺术学校迁至湘潭。几经周折和磨难，周磊村始终坚持把学校办下来。就在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周家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因排行第四，乳名四毛，取名宏灏，希望他立志成才，造就一番宏伟事业。
在父亲刚正不阿的性格和勤奋、执着的信念熏陶下，周宏灏自小就养成了一种自主、独立、大胆探索的性格，小学、中学、大学，他都顺利地走了过来。凭借他的天资(周宏灏自诩为“小聪明”)，曾经演绎过许多“出奇制胜”的故事。一次初中物理考试，老师出的题目全部是要运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全班同学只有周宏灏一人及格并且得了98分的高分，老师还在试卷上特别写上3个“好”字。
1962年，周宏灏从武汉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分配到广州军区的一所空军医院，在那里一干就是7年。“文革”期间，周宏灏凭着他一副好嗓子，担任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就这样，周宏灏上班的时候为患者看病，下了班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学校、工厂和农村宣传演出。1969年，周宏灏复员来到长沙一家工厂，当上了一名保健医生。很快，他的医术在当地家喻户晓，工厂还特地修建了一栋两层新楼，改善了他的工作条件。
在那个谁都不读书的年代，周宏灏坚信读书能充实自己的业务水平，认定英语这门国际语言迟早一天会派上用场。“我要学英语！我要为日后的发展做好储备！”这个坚定的信念时时撞击他心底。于是他上图书馆借了大量的英文医疗文献，翻着英汉词典，艰难地一字一句地翻译、阅读。因为他大学期间学的是俄语，只在初中时学了一点英语，几乎空白，便决定自学。他找到当时政工组的一名负责人，要求批准他收听“美国之音”学英语，此人一听大吃一惊，因为在当时收听“美国之音”是不允许的，是要被扣上“反革命”、“通敌”之类帽子的。周宏灏向负责人说明了他只是学“英语900句”，不涉及政治，保证绝不扩散其中的内容，哪怕是生活内容。凭着对周宏灏为人的了解，负责人称“这是一个学习英语的好办法”，巧妙地默许了他的要求。
从此，广播就是他的老师，周宏灏每天定时打开收音机，未曾停止过一天学习。他的英文水平也快速提高。
搞一项独创的临床药理研究
在国际上，临床药理学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而我国正式起步是在1978年，几乎比国际上晚了20年。1982年，国家卫生部在湖南医学院设立了第一个国家临床药理培训中心，周宏灏在这个中心工作，并组织了全国临床药理培训班，参加了由Roche公司开展的临床试验。周宏灏对这门新兴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定，机遇来了，他要牢牢把握！
1983年，周宏灏在香港大学进修临床药理学，开始了遗传药理学的研究。他发现同样症状的高血压患者，英国人用药的剂量要比中国人大得多。其中一种叫心得安的药，英国人的剂量是中国人的2～8倍。对这样的情况，当时传统的解释是“中国人的体重比英国人轻”，很多教科书上的说法也大同小异。周宏灏产生了怀疑：体重的差距不可能有2～8倍啊！于是，他大胆提出了种族用药差异的假说。
1984年，他带着国际临床药理奖学金、科研课题在美国的临床药理中心——范得比尔特大学开展药物反应种族差异的研究。在这里，他开始一个人做，后来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带着1名护士、3名博士后和2名技术员。那些日子里，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只有昼夜奋斗，潜心研究！
两年后，他证实了药物反应的种族差异，进而深入阐明了药物反应种族差异的遗传本质和分子机制。
这一研究当时被专家和同行认为是一项引起轰动的研究。1989年，年届半百的周宏灏坐上了范德比尔特大学的“金椅子”，成为至今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时任湖南医科大学校长的罗嘉典来到周宏灏在美国的住所，看到事业正兴的周宏灏，惜才的罗校长几次想劝他回国，可话到嘴边口难开。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遗传药理学实验室，周宏灏有丰厚的收入和很好的科研条件，而这些在国内都还无法实现，罗校长只得一个劲地吸闷烟，周宏灏深深地被这位校长的诚心和执著感动了。
1989年，国内一场政治风波。美国电台不停地夸大报道。一天放学的时候，周宏灏去接儿子回家，儿子郑重地问周宏灏，“爸爸，今天布什宣布要保护中国人，中国人怎么啦？难道变成难民了？要受他们的保护？我不做难民，我要回去！”周宏灏眼泪夺眶而出。
第二年，他放弃了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优越条件，谢绝了周围同事和美国校方多方劝阻和挽留，毅然带着在范德比尔特大学取得的科研成果举家回到了祖国。罗嘉典校长惊喜万分，他没料到周宏灏会如此快地做出决定，以致学校来不及为他们准备住处，只得将他们安排在学校招待所里住下。当时儿子周淦在美国已是高一年级学生了，由于语言障碍，回国后只得从初二开始学习。有人不解他的这一举动，周宏灏说，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眷恋着祖国与家乡。他希望能够在国内建一所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药理研究机构，把祖国的临床遗传药理学推向世界先进水平！
回国后的周宏灏继续深入开展遗传药理学的研究，并将该研究从种族推向个体领域。为了完成这项研究，他带领学生乘坐当地政府提供的旧吉普车，沿着悬崖峭壁在盘山公路上颠簸，在苗、侗、土家族等人聚居的寨子里，向群众解释试验过程和意义，让村民们自愿服下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的不影响身体健康的药物，采集他们的血样、尿样，然后用现代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他和他的学生先后在国内各地采集了4000多人的样品。缜密的调查研究后，周宏灏得出重要结论：不仅世界各种族用药后的反应有差异，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药物代谢也不同，个体之间也因基因的不同而不同。
周宏灏的这一发现把人类科学用药提高到了全新阶段，为根据个人基因特点“因人用药，量体裁衣”提供了全新的依据。这项成果被《科学时报》列为1994年“我国医学科技占世界之首9项成果”之一，也被国际同行誉为“遗传药理学里程碑式的”研究。
周宏灏在理论和临床中取得的每一个进展，国际上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2005年10月，亚洲时代周刊专题报道了他和他的研究所的工作。周宏灏持之以恒地探索着，在他的带领下，中南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不仅成为全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头羊”，也成为亚洲最具权威的研究中心。
建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金三角”
2004年，我国首家根据基因型用药的“湖南省个体化药物治疗咨询中心”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成立，在我国率先启动了基因导向个性化药物治疗。这种为病人找出突变基因，然后交由医生根据患者的基因型实行“量体裁衣”式用药，能有效地帮助医生调整用药剂量，避免不良反应或无效用药，尽可能合理用药。湖南、广东、江西等地有一千多名高血压患者慕名而来，接受了基因检测。
2005年，周宏灏开发了国际上首张个体化用药基因芯片，它可以直接检测药物代谢酶和受体的基因变异。只要在用药之前找到这些有意义的基因变异，就可以根据检测的结果来调整用药剂量，或者来选择所用药物。这一产品已经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投入，计划投资3000万元的湖南宏灏生物医药公司进入了产业化前期阶段。有专家预言，将个体化用药基因芯片投入生产，经若干年努力，能够产生数十亿计的效益。
临床药理研究所、湖南宏灏生物医药公司和湖南省个体化药物治疗咨询中心被周宏灏称为“金三角”。研究所是核心，是主体，是学术创新研究成果的摇篮；芯片生产基地是完成和实现科研技术转化的一个平台；咨询中心则是将理论研究应用于临床、直接造福病人的一个阵地；它们组成一个“金三角”来实现研究、生产、应用一体化。对此，周宏灏憧憬着，“目前基因芯片还只应用于高血压病，今后其应用将扩大到精神疾病、癌症等更多病种。采用基因导向性个性化治疗能减少人们对药物的不良反应，同时个性化用药不仅能减少病人的花费，还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2006年6月，一个由4个国际协会共同组织的第十五届药理大会长沙卫星会议暨泛太平洋沿岸地区临床遗传药理学会年会将在长沙举办，周宏灏担任组委会主席。现在已有100多名国外专家学者报名参加，周宏灏正带领他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积极筹备。届时，中国遗传药理学的最新发展和进步将从这里走向世界。
周宏灏的目标就是要把中国遗传药理学推向世界。现在，他不仅成为国内著名的临床药理学权威，而且成为国际临床药理奖学金的6名评委之一，《英国临床药理学杂志》首位中国籍编委。去年，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主席施瓦茨博士来周宏灏的实验室考察后决定，CMB将把这里建成亚洲遗传药理研究中心。
带一群既懂做人又会做事的弟子
“作为初入科学殿堂的青年，要使自己瞄准一个目标，长时间地、始终不渝地去探索科学奥秘。要懂得对学问的追求不能急功近利，尤其不能为评比、鉴定、提级、晋升而强迫自己搞一些所谓‘短、平、快’的研究。而要实实在在地、尽心尽力地去为自己的科学目标奋斗。即使这个过程会很长，而且命题可能会随着科学发展要不断修正，甚至一开始不被人理解和接受，但追求的目标不能改变，只有坚持下去，最终是会大有作为的。” 周宏灏的研究生，在入学时都会收到他的这样一段寄语。几十年来，周宏灏这样勉励自己，也这样勉励自己的学生。
在周宏灏的科研项目中，他始终坚持找准一个方向，并朝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他从不跟风、赶时髦。他说，盲目跟风，赶潮流，或追求“短、平、快”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延续的科研，不是一个深入的科研，更不是一个系统的科研，也就不会有大的发现和大的作为。
回国耕耘10余载，周宏灏桃李满天下，他教过的本科生和带过的研究生已遍布世界各地，尤其在美国。他的研究生，有的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有的被国外一些大学直接聘请为教授。自1996年开始，他的4名学生在他的推荐下，先后获得国际Merck临床药理奖学金。这个奖每年全世界有数十甚至上百的学者申请，但每年只能有4人可以获得，足见其“含金量”。提起这些学生，周宏灏脸上洋溢着欣慰的笑容，无不引以为荣。
周宏灏的学生英语个个都讲得很流利，这得益于他本人的英语水平和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强化训练，长期以来，他坚持用英语为学生授课。
周宏灏已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10名。现在，他还坚持给医学院的本科生讲课，章节虽然相同，但内容和授课方式每一次都有更新。他精心制作幻灯片，反复修改讲稿。他说，给学生上课是教师最神圣的一件事。他非常提倡资深教授要直接面对学生，给学生讲课。因此，再忙他也要坚持，从不马虎。
作为导师，周宏灏更注重人才的培养。他常讲，“我们培养研究生，是要培养一个懂得做人、做事、做科学的人，决不是培养一个课题、一篇论文。”他要求研究生每周写周报，学生在每个周末将自己所读文献、体会、实验报告、疑难甚至一些私事用统一格式电邮给他，他利用周末对这些文稿逐一浏览，在下周一或周二的公示栏里公布学生的分数。有学生说，别看周老师坐在办公室，可对每个学生的学习和工作甚至性格都了如指掌。因此，学生丝毫不敢懈怠。
周宏灏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吸引了国内外许多有志青年慕名而来。2001年年初，埃及大学的阿卜杜博士来到遗传药理学研究室博士后流动站，成为中南大学的首名外籍博士后。
一位女生刚入校，母亲就患上了重病，急得在宿舍哭。周宏灏得知后，打电话给这位学生，安慰她别着急，然后想办法帮她解决了母亲入院的部分费用。一名学生在国外读书，其父亲去世，周宏灏派专人专车前往学生家乡慰问。一名学生入学时曾经有些自卑，周宏灏鼓励他要自信，勇往直前，使这位学生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学习状态。学生们说，跟着周老师，能学到很多东西。在湘雅园的BBS上，他被学生们评为最关心学生的导师。
谱一曲丰富的生活乐章
周宏灏有一个幸福的家。妻子曾是一名数学教师，为了支持丈夫搞科研，承担了所有的家务。1985年，她随丈夫去美国，专心做了“全职太太”，照顾他的生活起居。1991年回国，没有住房，全家在学校招待所住了3个月，又是这位“贤内助”细心地给予他们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
周宏灏有一双儿女，儿子周淦在美国实验室进修一年之后，如今已回国成为父亲科研队伍中的一员。女儿在国内一家公司工作。
现年66岁的周宏灏神采奕奕，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他喜欢和年轻人一起工作，爱干年轻人爱干的事。去年圣诞节前夕，他参加一个学生晚会，和学生一起跳兔子舞，还当起了火车头，当同学们齐声喊出“数风流人物，还看灏哥”时，他兴奋得简直就像个小孩。
周宏灏自18岁起坚持每天早晨起床后冷水浴，不论寒暑从不间断。每天下班后，他都要游泳一个多小时，每次都是不间断地游上一二千米。即便出差，他都不忘带上游泳包。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美、日、韩等国的海域都曾留下他矫健的身影。
周宏灏的嗓音条件不错，他唱歌时的神态、气势与一些歌唱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敖包相会》、《赞歌》等经典民歌都是他的拿手曲目。他说，游泳和唱歌这两个爱好都有益于身心健康。正是这种经年不辍的锻炼保证了他有健康的体魄和愉快的心情开展工作。我们衷心祝福他在事业上有更多的创新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