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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意愿增强
2014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较快，东、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较为稳定。中国欧盟商会《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尽管欧盟企业在华扩展业务的意愿逐年下降，但扩展首选的两个省份分别是四川（9%）和重庆（8%）。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广州办事处也表示，韩国企业越来越关注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开始陆续在成都、武汉和西安等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调研发现，外商向中西部转移主要有几方面考虑：一是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相对东部较为低廉；二是地方政府为外企入驻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如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配套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三是中西部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拥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和后发优势。
中国欧盟商会在《2015商业信心报告》成都发布会上指出，中国西南部的欧盟企业对其在华业务的未来两年内的预期较为乐观，在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中间环节要素投入的可获取程度、劳动生产率、盈利水平、竞争压力等方面的乐观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遇到的主要问题
（ 一 ）专业人才不足，劳动效率不高。
专业人才匮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不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国际化人才供应严重不足，而且人才队伍不稳定，跳槽现象很普遍。据中国欧盟商会对西南地区39家欧洲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44%的受访企业认为，缺乏高级技术人才是其在中西部地区投资遇到的最大挑战。德勤咨询（重庆）有限公司表示，在当地很难招募到金融财务管理、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印度最大的软件企业印孚瑟斯公司表示，该公司已经向贵州省等中西部省市转移，但发现最大的障碍是无法招募到专业的软件开发人员。
劳动效率不高。中西部地区尽管低端产业工人的数量相对较多，但劳动力素质也普遍低于沿海地区。一家由上海迁来成都的新加坡受访企业表示，成都的人力成本虽低于上海，但人才的劳动效率也低。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上海工厂生产的产品报废率低、速度快，而成都工厂的生产效率则相对较低，工人的工作节奏较慢，这与城市的文化和氛围是密切相关的。
究其原因，一是中西部地区生活条件不够便利，生活配套设施国际化水平不高，使其难以吸引足够多的中高级人才前往就业和创业，更难以留住外籍高级管理人才。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在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相对落后，降低了对人才的吸引力。
重庆一家大型制造业外企表示，该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有许多重庆籍员工，企业为顺应部分员工返乡工作需求在重庆设立了新厂，但在西迁过程中发现，由于社保、医疗、户籍、教育等方面的原因，不少员工仍愿继续留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工作。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称，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医疗条件和子女教育等基本服务落后直接影响其会员企业吸引外籍技术人才。成都和重庆的受访外企称，由于中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不够，国际学校少、外资医院少、休闲娱乐配套少，公司外籍员工认为生活所需的配套建设条件有待完善。成都一家新加坡企业的高管表示，在成都最好的医院看病需要托关系，不仅药费高还多次给他拿错药，医院的服务令人失望，他宁可选择回新加坡看病。有的外企员工称，滴滴打车等生活服务类手机软件在东部沿海地区应用普遍，给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在不少中西部城市还没有得到推广，有的地方甚至被政府禁止，感觉在中西部生活不如在东部沿海方便。
（ 二 ）劳动力、物流、土地、税收等综合运营成本优势逐渐消失。
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是吸引外企向中西部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许多受访外企认为，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年涨幅已经高于不少东南亚国家。重庆一家著名专业服务类外企表示，新的劳动合同法使该公司在人员招聘和员工工资上的压力不断增大；掌握外语的专业人才紧俏且流动性较强，使得企业不仅难以满足用人需求，而且间接增加了员工培训成本。此外，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也在减少，中小型外企用工难题时有发生。企业只能提高工资以招募足够的工人，但增加的成本会传导给产业链下游的企业。
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多家受访外企表示，物流距离远、时间长、成本增加、效率低下是中西部地区外商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近几年，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还是相对落后，物流不发达，运输费用居高不下，配套服务不够完善，信息流通也不顺畅。重庆一家知名外资制造业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后，货物运输距离长、物流成本高是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与东部沿海地区比较，不论是进口原材料、中间品，还是产品出口，从中西部地区出发的单向运费会增加4%左右，如果出口到美国，运费增加可高达10%。此外，通关效率也影响着物流成本。中国西南美国商会称，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通关程序比较繁琐，效率较低，增加了企业的物流成本。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38.6%的受访企业认为，一些中西部省份通关手续繁杂，通关耗时较长，如果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生产加工，企业要承担更高的出口成本和原材料、零部件进口成本，可能会削弱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土地、税收等综合成本越来越高。与其它地区相似，大多数中西部地区项目用地指标有限，审批程序繁复。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用地成本与其它地区相比差别并不明显，西南地区的商业用地成本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企业反映，中西部地区的地方税种多，税收上涨快，抵消了人力成本低的优势，实际的综合生产经营成本越来越高。一家从上海迁移至安徽马鞍山的日资企业反映，地方税收上涨很快，如土地使用税，2007年时为6元/平米，2010年上涨到了10元/平米，2014年则达到了16元/平米；而同期该企业设在上海淞江地区的工厂，则一直是6元/平米。此外，安徽省对增值税的算法也与上海不同，上海按照扣除出口退税部分的应缴所得税来交，而安徽省则按扣除退税前的全额所得税来缴纳，因此该企业在安徽的税费成本要比上海高得多。 （ 三 ）行政效率不高，营商环境不完善，法制不健全。
政府对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不理想。一些外企反映，中西部地区正在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有些地方政府在引资时给外商的优惠承诺和政策较多，但是由于缺乏履约监督机制，对承诺的后续履行不足，严重影响实施效果，增加了企业的额外成本，影响了其在当地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成都一家新进入某开发区的世界500强企业表示，政府部门各自为政，招商局只管前期招商，在后期执行阶段，无法协调其他部门共同提供原先承诺的“一站式”服务。政府在引资之初，承诺在3个月内实现“八通一平”。但是，企业入驻一年后，才实现通路，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企业不断地催促政府做工作才有缓慢进展。据了解，受地方政府财力和园区融资能力的限制，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交通、供水供电供气等相对滞后，不能完全满足落户企业的需要，大大降低了其投资吸引力。
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不高。有的受访企业反映，部分地方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行政审批时间长，程序繁琐，服务意识不强，投资者权益缺乏法律保障等，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金融服务业对外企支持力度不够。一些受访外企反映，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不合理，国有银行业比重太大，政策性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比重过小，而国内金融服务机构对外企的需求不够了解，市场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足，服务能力较弱，难以满足企业日益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和外来企业，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太小，企业贷款审批程序复杂，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惜贷现象，导致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难。成都一家受访的世界500强企业称，当地中资银行对外企情况不熟悉，贷款程序严格，该外企只能通过当地的外资银行贷款，但由于只能做小额短期融资，企业资金压力依然较大。
法制环境需进一步健全。中国欧盟商会《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外企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和经营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不确定的立法环境、许可要求和薄弱的执法环节。中国美国商会部分会员企业表示，模糊不清的法规与区别执法（如户口、环保和劳动法规等方面）是影响企业在中西部经营的主要障碍之一。有的外企反映，在一些中西部城市，针对外国投资企业的环保法规执行力度明显比本国企业严格，存在执法标准不一致的情况。
三，几点建议
（ 一 ）加强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一方面，政府和学校可根据当地和全球产业发展的新动态，有针对性地培育专业人才，更好地满足外企对中高端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研究出台一些人才引进措施，通过优惠的退税政策、奖励补贴政策以及降低社保费用等政策，吸引中高端人才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加快改善医疗、交通、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娱乐和住房等方面的配套服务，完善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吸引和留住高级专业人才和国际人才。
（ 二 ）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抓住“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战略机遇，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陆地运输和航空运输方面的投资，开发更具协作性的多模式运输系统，为外企在中西部地区投资营造便利的基础设施环境。同时，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加快中西部地区现代物流市场体系，完善现代物流设施网络体系，建设现代物流信息体系，从而改善物流条件，缩短物流时间，降低物流成本。
（ 三 ）创新工业园区招商引资模式。针对中西部工业园区引进外资需求大，但建设周期长、履行对外资承诺滞后的问题，可以通过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加以改进。一是通过规划和政策手段，引进行业龙头企业，吸引或培育其上下游及相关配套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或者同一类型的上下游产业，在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介入引导下集体迁入园区发展；在招商中注重大项目招商为中心，实行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基地的发展模式。二是围绕支柱产业从上游、中游到下游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选择符合自己发展定位的产业，承接并构建有当地特色的产业链模式，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会形成产业集群。
（ 四 ）提升配套服务，改善营商环境。地方政府可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对外资的政策和资金优惠，落实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在土地、基础设施完善上给予企业以更多扶持。注重提高生产性服务行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服务水平，改善外资融资环境，便利中西部外企在当地开展业务。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服务水平和行政效率，加强各部门的协同管理，引入监督机制，履行招商承诺，增进政府诚信，落实简政放权措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保证法治的严肃性和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打击各种形式的腐败，减少不公平的商业管理，增强外资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信心。
2014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较快，东、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较为稳定。中国欧盟商会《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尽管欧盟企业在华扩展业务的意愿逐年下降，但扩展首选的两个省份分别是四川（9%）和重庆（8%）。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广州办事处也表示，韩国企业越来越关注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开始陆续在成都、武汉和西安等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调研发现，外商向中西部转移主要有几方面考虑：一是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相对东部较为低廉；二是地方政府为外企入驻提供了不少有利条件，如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配套的所得税优惠政策；三是中西部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长较快，拥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和后发优势。
中国欧盟商会在《2015商业信心报告》成都发布会上指出，中国西南部的欧盟企业对其在华业务的未来两年内的预期较为乐观，在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中间环节要素投入的可获取程度、劳动生产率、盈利水平、竞争压力等方面的乐观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遇到的主要问题
（ 一 ）专业人才不足，劳动效率不高。
专业人才匮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不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国际化人才供应严重不足，而且人才队伍不稳定，跳槽现象很普遍。据中国欧盟商会对西南地区39家欧洲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44%的受访企业认为，缺乏高级技术人才是其在中西部地区投资遇到的最大挑战。德勤咨询（重庆）有限公司表示，在当地很难招募到金融财务管理、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印度最大的软件企业印孚瑟斯公司表示，该公司已经向贵州省等中西部省市转移，但发现最大的障碍是无法招募到专业的软件开发人员。
劳动效率不高。中西部地区尽管低端产业工人的数量相对较多，但劳动力素质也普遍低于沿海地区。一家由上海迁来成都的新加坡受访企业表示，成都的人力成本虽低于上海，但人才的劳动效率也低。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上海工厂生产的产品报废率低、速度快，而成都工厂的生产效率则相对较低，工人的工作节奏较慢，这与城市的文化和氛围是密切相关的。
究其原因，一是中西部地区生活条件不够便利，生活配套设施国际化水平不高，使其难以吸引足够多的中高级人才前往就业和创业，更难以留住外籍高级管理人才。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在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相对落后，降低了对人才的吸引力。
重庆一家大型制造业外企表示，该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有许多重庆籍员工，企业为顺应部分员工返乡工作需求在重庆设立了新厂，但在西迁过程中发现，由于社保、医疗、户籍、教育等方面的原因，不少员工仍愿继续留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工作。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称，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医疗条件和子女教育等基本服务落后直接影响其会员企业吸引外籍技术人才。成都和重庆的受访外企称，由于中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度不够，国际学校少、外资医院少、休闲娱乐配套少，公司外籍员工认为生活所需的配套建设条件有待完善。成都一家新加坡企业的高管表示，在成都最好的医院看病需要托关系，不仅药费高还多次给他拿错药，医院的服务令人失望，他宁可选择回新加坡看病。有的外企员工称，滴滴打车等生活服务类手机软件在东部沿海地区应用普遍，给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在不少中西部城市还没有得到推广，有的地方甚至被政府禁止，感觉在中西部生活不如在东部沿海方便。
（ 二 ）劳动力、物流、土地、税收等综合运营成本优势逐渐消失。
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是吸引外企向中西部转移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许多受访外企认为，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年涨幅已经高于不少东南亚国家。重庆一家著名专业服务类外企表示，新的劳动合同法使该公司在人员招聘和员工工资上的压力不断增大；掌握外语的专业人才紧俏且流动性较强，使得企业不仅难以满足用人需求，而且间接增加了员工培训成本。此外，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也在减少，中小型外企用工难题时有发生。企业只能提高工资以招募足够的工人，但增加的成本会传导给产业链下游的企业。
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多家受访外企表示，物流距离远、时间长、成本增加、效率低下是中西部地区外商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近几年，虽然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还是相对落后，物流不发达，运输费用居高不下，配套服务不够完善，信息流通也不顺畅。重庆一家知名外资制造业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后，货物运输距离长、物流成本高是其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与东部沿海地区比较，不论是进口原材料、中间品，还是产品出口，从中西部地区出发的单向运费会增加4%左右，如果出口到美国，运费增加可高达10%。此外，通关效率也影响着物流成本。中国西南美国商会称，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通关程序比较繁琐，效率较低，增加了企业的物流成本。日本贸易振兴机构近期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38.6%的受访企业认为，一些中西部省份通关手续繁杂，通关耗时较长，如果在中西部地区进行生产加工，企业要承担更高的出口成本和原材料、零部件进口成本，可能会削弱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土地、税收等综合成本越来越高。与其它地区相似，大多数中西部地区项目用地指标有限，审批程序繁复。目前，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用地成本与其它地区相比差别并不明显，西南地区的商业用地成本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企业反映，中西部地区的地方税种多，税收上涨快，抵消了人力成本低的优势，实际的综合生产经营成本越来越高。一家从上海迁移至安徽马鞍山的日资企业反映，地方税收上涨很快，如土地使用税，2007年时为6元/平米，2010年上涨到了10元/平米，2014年则达到了16元/平米；而同期该企业设在上海淞江地区的工厂，则一直是6元/平米。此外，安徽省对增值税的算法也与上海不同，上海按照扣除出口退税部分的应缴所得税来交，而安徽省则按扣除退税前的全额所得税来缴纳，因此该企业在安徽的税费成本要比上海高得多。 （ 三 ）行政效率不高，营商环境不完善，法制不健全。
政府对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不理想。一些外企反映，中西部地区正在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有些地方政府在引资时给外商的优惠承诺和政策较多，但是由于缺乏履约监督机制，对承诺的后续履行不足，严重影响实施效果，增加了企业的额外成本，影响了其在当地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成都一家新进入某开发区的世界500强企业表示，政府部门各自为政，招商局只管前期招商，在后期执行阶段，无法协调其他部门共同提供原先承诺的“一站式”服务。政府在引资之初，承诺在3个月内实现“八通一平”。但是，企业入驻一年后，才实现通路，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企业不断地催促政府做工作才有缓慢进展。据了解，受地方政府财力和园区融资能力的限制，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交通、供水供电供气等相对滞后，不能完全满足落户企业的需要，大大降低了其投资吸引力。
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不高。有的受访企业反映，部分地方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行政审批时间长，程序繁琐，服务意识不强，投资者权益缺乏法律保障等，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金融服务业对外企支持力度不够。一些受访外企反映，中西部地区金融结构不合理，国有银行业比重太大，政策性银行和地方商业银行比重过小，而国内金融服务机构对外企的需求不够了解，市场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足，服务能力较弱，难以满足企业日益多样化的需求。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和外来企业，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太小，企业贷款审批程序复杂，且存在一定程度的惜贷现象，导致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难。成都一家受访的世界500强企业称，当地中资银行对外企情况不熟悉，贷款程序严格，该外企只能通过当地的外资银行贷款，但由于只能做小额短期融资，企业资金压力依然较大。
法制环境需进一步健全。中国欧盟商会《2014年商业信心调查》显示，外企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和经营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不确定的立法环境、许可要求和薄弱的执法环节。中国美国商会部分会员企业表示，模糊不清的法规与区别执法（如户口、环保和劳动法规等方面）是影响企业在中西部经营的主要障碍之一。有的外企反映，在一些中西部城市，针对外国投资企业的环保法规执行力度明显比本国企业严格，存在执法标准不一致的情况。
三，几点建议
（ 一 ）加强人才培育和引进力度。一方面，政府和学校可根据当地和全球产业发展的新动态，有针对性地培育专业人才，更好地满足外企对中高端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研究出台一些人才引进措施，通过优惠的退税政策、奖励补贴政策以及降低社保费用等政策，吸引中高端人才向中西部转移。同时，加快改善医疗、交通、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娱乐和住房等方面的配套服务，完善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吸引和留住高级专业人才和国际人才。
（ 二 ）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抓住“一带一路”建设重大战略机遇，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中西部地区陆地运输和航空运输方面的投资，开发更具协作性的多模式运输系统，为外企在中西部地区投资营造便利的基础设施环境。同时，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加快中西部地区现代物流市场体系，完善现代物流设施网络体系，建设现代物流信息体系，从而改善物流条件，缩短物流时间，降低物流成本。
（ 三 ）创新工业园区招商引资模式。针对中西部工业园区引进外资需求大，但建设周期长、履行对外资承诺滞后的问题，可以通过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加以改进。一是通过规划和政策手段，引进行业龙头企业，吸引或培育其上下游及相关配套产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或者同一类型的上下游产业，在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介入引导下集体迁入园区发展；在招商中注重大项目招商为中心，实行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基地的发展模式。二是围绕支柱产业从上游、中游到下游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选择符合自己发展定位的产业，承接并构建有当地特色的产业链模式，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也会形成产业集群。
（ 四 ）提升配套服务，改善营商环境。地方政府可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对外资的政策和资金优惠，落实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在土地、基础设施完善上给予企业以更多扶持。注重提高生产性服务行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服务水平，改善外资融资环境，便利中西部外企在当地开展业务。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服务水平和行政效率，加强各部门的协同管理，引入监督机制，履行招商承诺，增进政府诚信，落实简政放权措施，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保证法治的严肃性和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打击各种形式的腐败，减少不公平的商业管理，增强外资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