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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离世已整40年，而围绕着他的功过是非，至今仍争论不休。他的贴身卫士常年随侍左右，耳闻目睹，也掌握了若干第一手材料。如今终于打破沉默，走到台前，向世人透露些许内幕。人们或可从中窥见贵为“国君”之赫氏的另一面。
打造亲民形象
登上国家领导人宝座的赫鲁晓夫喜欢同民众交谈。但这种交流照例都是郑重其事，保持一定的距离。每次出国访问后，他都要在卢日尼基体育馆有12万人参加的大会上，绘声绘色地讲述此次访问的情况。诸如“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之类的“豪言壮语”，也只能在会场或现场直播里方可听到。到见报时，他便要将此类话语去掉，或者换个委婉的说法。不过，据了解赫鲁晓夫或同他一起共事的人反映，他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倒是很少使用不规范词语，顶多是把有过失的人称作“笨蛋”而已。
赫鲁晓夫喜欢同百姓打交道，在克里米亚休养时甚至吩咐减少卫队人数，撤掉别墅周边的岗哨，只留下住处附近的卫兵。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据说1961年时，赫鲁晓夫一大早正在浴场散步，突然从利瓦季亚宫那边走来三个告状的人，要把告发地方当局处事不公的诉状交给他。赫鲁晓夫遭遇如此无礼举动，一时不知所措，竟张口大骂，把他们羞辱了一通，当即吩咐卫队长收下诉状并交给助手。卫队长将告状者抓起来，解送到当地民警局审理。但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第二天他们就被释放了。后来在专门负责首长保卫工作的克格勃第九局的努力下，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别墅管理员均由军官担任，还把手持木棍的值班守卫统统换成卫队的中士和班长，所有的别墅都装上了安全设备。
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些事情，今天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例如，赫鲁晓夫曾试图亲自解决吉普赛人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的问题。在伏尔加格勒逗留时，一天赫鲁晓夫在前往拖拉机厂的途中，看到路上有几辆拉着吉普赛人的马车正缓缓前行。赫鲁晓夫立马道：“停车！”汽车刹住了，吉普赛人也停了下来，他们和自己的老爷一起站在国家领导人的周围。赫鲁晓夫说：“想干活吗？我来给你们帮个忙吧。成立集体农庄，我们给你们提供机器和经费，给你们盖房子……”谈话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吉普赛人纷纷点头表示同意。可农庄建起来后，没有坚持多久，吉普赛人就全都跑光了。
赫鲁晓夫也有朴实和民主的一面。在黑海沿岸的索契休假期间，一次，他到山中狩猎场参加活动，其中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突然大雨倾盆而下，赫鲁晓夫说：“咱们把餐具桌子都搬到屋里去吧！”于是他本人、来宾、全体主席团委员，甚至连已届高寿的伏罗希洛夫在内，全都动手搬桌椅——这简直就是“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没有一个拿架子的。
神奇的酒杯
领导人的安全，特别是国家首脑的安全，是个多方面的概念。安全问题无小事，例如卫士需要随时注意自己的保护对象喝了多少酒。
有一次在扎维多沃狩猎场，赫鲁晓夫和芬兰总统吉科宁在离宅邸不远的树林里对酌。天色渐黑，卫士觉得他们已经喝过量了。这时赫鲁晓夫唤道：“阿廖沙，阿廖沙！”这是吩咐卫士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上酒。卫士走到跟前说：“这儿什么也没有，全都放在楼里了。”目的是想把他们引进楼里，可又不能直说。赫鲁晓夫大动肝火，出言不逊，卫士只好硬着头皮听着，不过目的已经达到——赫鲁晓夫和客人都往回撤了。对中央第一书记和国家首脑说“不”，颇非易事。
如何控制赫鲁晓夫的酒量呢？安全保卫部门为此颇动了一番脑筋。许多人都知道赫鲁晓夫有个与众不同的酒杯，外形与正式宴会上使用的、产自俄国瓷都古希赫鲁斯塔利内的酒杯毫无区别，容量却只有30毫升（普通酒杯为60毫升）。有些人认为这个酒杯是美国驻苏大使夫人所赠，也有人说是特意在德国为赫鲁晓夫定制的——实际上是克格勃第九局特制的。之所以容量较小，是因为杯子底部和杯壁均系加厚的，且外侧有雕出的花纹，这样便可以假乱真。这个酒杯专门用于较为丰盛、酒精饮料较多的宴会。卫士将这个酒杯作为必需品随身携带，不敢马虎。好在赫鲁晓夫也往往只是抿上两口，不会一饮而尽。
长衬裤与燕尾服
在后斯大林时期，苏联领导人的衣着方式并未追着潮流走，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相当保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穿普通衬衫，改穿乌克兰的绣花衬衫。赫鲁晓夫只穿苏联出品的衣服，也就是在专设服装店为他缝制的衣服，甚至连衣服面料也是国产的。
赫鲁晓夫不穿进口的衣服，只有礼帽除外。不过后来工厂也开始生产礼帽了，他就总说：“终于把外国玩意儿扔掉了！”每到一地，都要夸一下孔策沃生产的衣料、花呢、厚呢子。他最不想穿燕尾服，因为以他的身材穿这样的衣服未免太滑稽。头一次出现这个问题，是1955年准备出席日内瓦会议时，一下子冒出了許多同礼仪有关的问题：穿什么衣服，如何问好，如何使用叉子等。赫鲁晓夫认为没必要为了迎合别人穿燕尾服，现在这身西服就可以了。
195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的衣服都是在库图佐夫大街专设服装店缝制的，量尺寸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在住所，不过中央主席团（后改称政治局）委员的妻子得去服装店。当时分三个等级：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属第一级，中央委员次之，各部部长和党中央机关干部再次之。赫鲁晓夫时代一般选用国产衣料，至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开始购买进口衣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克格勃都有自己的服装店。克格勃的制鞋店名声在外，因为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穿的鞋都是在那儿定做的，有皮鞋、便鞋、优质皮革鞋。赫鲁晓夫最喜欢那种微孔橡胶底鞋，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微孔橡胶这种材料了。
赫鲁晓夫的观念相当保守，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衣着的态度。西服、衬衫和领带倒还多少合乎时代潮流，至于内衣，通常是带钮扣和细绳子的长衬裤，不要说时髦了，简直就是有失体面。据卫士讲，这些衣服都不好意思往洗衣店里送。赫鲁晓夫出国时，他的卫士专门负责清洗内衣，一定要亲自动手，旁人不得插手，一是为了安全起见，再者是为了不给国家丢脸。
康康舞风波
第一位在资本主义国家碰到“色情表演”并且“给予坚决回击”的苏联国家领导人，非赫鲁晓夫莫属。
1959年访问美国，他应邀前往好莱坞。东道主决定用不同寻常的演出给苏联贵宾一个惊喜。起初是弗兰克·西纳特拉和莫里斯其士给苏联客人演唱了歌曲《活着，也让别人活》，然后又表演了原汁原味的康康舞。并且不是酒吧或者轻歌剧式的康康舞，而是由专业演员，包括以谢莉·麦克雷恩为首的影星表演的康康舞。
岂料这个原本无害的节目，却引起苏联领导人极其强烈的反应。据赫鲁晓夫的译员苏哈德列夫说，起初赫鲁晓夫还比较克制，观看演出时并未表态，甚至还冲着演员鼓掌，后来又同她们交谈并一一握手，感谢她们的精彩演出。可到了剧场门口，记者全都围了上来，赫鲁晓夫把脸一沉，说道：以他的观点和苏联人的观点来看，这简直是有伤风化。他还说，不该强迫这些好生生的姑娘演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供脑满肠肥、荒淫无度的观众取乐。“我们苏联习惯于欣赏演员的容貌，而不是她们的臀部”。赫鲁晓夫的这番言论在美国人看来是伪善和因循守旧的表现，当地媒体也借此大肆炒作。有一次赫鲁晓夫当众谈起这个话题，他把椅子挪开，背向听众，弓下腰去，提起上衣的下摆。凡是记得赫鲁晓夫体型的人，都不难想象出这个令人捧腹的场面。诚然，赫鲁晓夫有时也发表一些颇有外交风度的观感。他同美国总统特使亨利·洛奇一起在洛杉矶兜风游玩，看见许多美国女人都身着短裤，他感叹道：“你们这儿倒是蛮有意思……女人穿短裤。搁我们那儿是不准许的。”
（水云间荐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8期）
打造亲民形象
登上国家领导人宝座的赫鲁晓夫喜欢同民众交谈。但这种交流照例都是郑重其事，保持一定的距离。每次出国访问后，他都要在卢日尼基体育馆有12万人参加的大会上，绘声绘色地讲述此次访问的情况。诸如“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之类的“豪言壮语”，也只能在会场或现场直播里方可听到。到见报时，他便要将此类话语去掉，或者换个委婉的说法。不过，据了解赫鲁晓夫或同他一起共事的人反映，他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倒是很少使用不规范词语，顶多是把有过失的人称作“笨蛋”而已。
赫鲁晓夫喜欢同百姓打交道，在克里米亚休养时甚至吩咐减少卫队人数，撤掉别墅周边的岗哨，只留下住处附近的卫兵。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据说1961年时，赫鲁晓夫一大早正在浴场散步，突然从利瓦季亚宫那边走来三个告状的人，要把告发地方当局处事不公的诉状交给他。赫鲁晓夫遭遇如此无礼举动，一时不知所措，竟张口大骂，把他们羞辱了一通，当即吩咐卫队长收下诉状并交给助手。卫队长将告状者抓起来，解送到当地民警局审理。但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第二天他们就被释放了。后来在专门负责首长保卫工作的克格勃第九局的努力下，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别墅管理员均由军官担任，还把手持木棍的值班守卫统统换成卫队的中士和班长，所有的别墅都装上了安全设备。
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些事情，今天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例如，赫鲁晓夫曾试图亲自解决吉普赛人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的问题。在伏尔加格勒逗留时，一天赫鲁晓夫在前往拖拉机厂的途中，看到路上有几辆拉着吉普赛人的马车正缓缓前行。赫鲁晓夫立马道：“停车！”汽车刹住了，吉普赛人也停了下来，他们和自己的老爷一起站在国家领导人的周围。赫鲁晓夫说：“想干活吗？我来给你们帮个忙吧。成立集体农庄，我们给你们提供机器和经费，给你们盖房子……”谈话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吉普赛人纷纷点头表示同意。可农庄建起来后，没有坚持多久，吉普赛人就全都跑光了。
赫鲁晓夫也有朴实和民主的一面。在黑海沿岸的索契休假期间，一次，他到山中狩猎场参加活动，其中有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突然大雨倾盆而下，赫鲁晓夫说：“咱们把餐具桌子都搬到屋里去吧！”于是他本人、来宾、全体主席团委员，甚至连已届高寿的伏罗希洛夫在内，全都动手搬桌椅——这简直就是“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没有一个拿架子的。
神奇的酒杯
领导人的安全，特别是国家首脑的安全，是个多方面的概念。安全问题无小事，例如卫士需要随时注意自己的保护对象喝了多少酒。
有一次在扎维多沃狩猎场，赫鲁晓夫和芬兰总统吉科宁在离宅邸不远的树林里对酌。天色渐黑，卫士觉得他们已经喝过量了。这时赫鲁晓夫唤道：“阿廖沙，阿廖沙！”这是吩咐卫士阿列克谢·萨利尼科夫上酒。卫士走到跟前说：“这儿什么也没有，全都放在楼里了。”目的是想把他们引进楼里，可又不能直说。赫鲁晓夫大动肝火，出言不逊，卫士只好硬着头皮听着，不过目的已经达到——赫鲁晓夫和客人都往回撤了。对中央第一书记和国家首脑说“不”，颇非易事。
如何控制赫鲁晓夫的酒量呢？安全保卫部门为此颇动了一番脑筋。许多人都知道赫鲁晓夫有个与众不同的酒杯，外形与正式宴会上使用的、产自俄国瓷都古希赫鲁斯塔利内的酒杯毫无区别，容量却只有30毫升（普通酒杯为60毫升）。有些人认为这个酒杯是美国驻苏大使夫人所赠，也有人说是特意在德国为赫鲁晓夫定制的——实际上是克格勃第九局特制的。之所以容量较小，是因为杯子底部和杯壁均系加厚的，且外侧有雕出的花纹，这样便可以假乱真。这个酒杯专门用于较为丰盛、酒精饮料较多的宴会。卫士将这个酒杯作为必需品随身携带，不敢马虎。好在赫鲁晓夫也往往只是抿上两口，不会一饮而尽。
长衬裤与燕尾服
在后斯大林时期，苏联领导人的衣着方式并未追着潮流走，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相当保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穿普通衬衫，改穿乌克兰的绣花衬衫。赫鲁晓夫只穿苏联出品的衣服，也就是在专设服装店为他缝制的衣服，甚至连衣服面料也是国产的。
赫鲁晓夫不穿进口的衣服，只有礼帽除外。不过后来工厂也开始生产礼帽了，他就总说：“终于把外国玩意儿扔掉了！”每到一地，都要夸一下孔策沃生产的衣料、花呢、厚呢子。他最不想穿燕尾服，因为以他的身材穿这样的衣服未免太滑稽。头一次出现这个问题，是1955年准备出席日内瓦会议时，一下子冒出了許多同礼仪有关的问题：穿什么衣服，如何问好，如何使用叉子等。赫鲁晓夫认为没必要为了迎合别人穿燕尾服，现在这身西服就可以了。
195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的衣服都是在库图佐夫大街专设服装店缝制的，量尺寸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在住所，不过中央主席团（后改称政治局）委员的妻子得去服装店。当时分三个等级：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属第一级，中央委员次之，各部部长和党中央机关干部再次之。赫鲁晓夫时代一般选用国产衣料，至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开始购买进口衣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克格勃都有自己的服装店。克格勃的制鞋店名声在外，因为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穿的鞋都是在那儿定做的，有皮鞋、便鞋、优质皮革鞋。赫鲁晓夫最喜欢那种微孔橡胶底鞋，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微孔橡胶这种材料了。
赫鲁晓夫的观念相当保守，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衣着的态度。西服、衬衫和领带倒还多少合乎时代潮流，至于内衣，通常是带钮扣和细绳子的长衬裤，不要说时髦了，简直就是有失体面。据卫士讲，这些衣服都不好意思往洗衣店里送。赫鲁晓夫出国时，他的卫士专门负责清洗内衣，一定要亲自动手，旁人不得插手，一是为了安全起见，再者是为了不给国家丢脸。
康康舞风波
第一位在资本主义国家碰到“色情表演”并且“给予坚决回击”的苏联国家领导人，非赫鲁晓夫莫属。
1959年访问美国，他应邀前往好莱坞。东道主决定用不同寻常的演出给苏联贵宾一个惊喜。起初是弗兰克·西纳特拉和莫里斯其士给苏联客人演唱了歌曲《活着，也让别人活》，然后又表演了原汁原味的康康舞。并且不是酒吧或者轻歌剧式的康康舞，而是由专业演员，包括以谢莉·麦克雷恩为首的影星表演的康康舞。
岂料这个原本无害的节目，却引起苏联领导人极其强烈的反应。据赫鲁晓夫的译员苏哈德列夫说，起初赫鲁晓夫还比较克制，观看演出时并未表态，甚至还冲着演员鼓掌，后来又同她们交谈并一一握手，感谢她们的精彩演出。可到了剧场门口，记者全都围了上来，赫鲁晓夫把脸一沉，说道：以他的观点和苏联人的观点来看，这简直是有伤风化。他还说，不该强迫这些好生生的姑娘演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供脑满肠肥、荒淫无度的观众取乐。“我们苏联习惯于欣赏演员的容貌，而不是她们的臀部”。赫鲁晓夫的这番言论在美国人看来是伪善和因循守旧的表现，当地媒体也借此大肆炒作。有一次赫鲁晓夫当众谈起这个话题，他把椅子挪开，背向听众，弓下腰去，提起上衣的下摆。凡是记得赫鲁晓夫体型的人，都不难想象出这个令人捧腹的场面。诚然，赫鲁晓夫有时也发表一些颇有外交风度的观感。他同美国总统特使亨利·洛奇一起在洛杉矶兜风游玩，看见许多美国女人都身着短裤，他感叹道：“你们这儿倒是蛮有意思……女人穿短裤。搁我们那儿是不准许的。”
（水云间荐自《同舟共进》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