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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新华社安徽分社摄影记者于杰：“你最喜欢拍什么？”
于杰说：“我就喜欢拍新闻，拍摄人物故事，拍新闻中的人和事，从新闻故事里探索人间真谛，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真善美。”他还说：“我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你们自己去拍，不管是什么内容，从找新闻线索开始，一个星期拿着电脑来上一次小课，不然你可能十年都捅不破这层窗户纸。”
传承新华精神
于杰对我说，你给《摄影世界》写“新华影事”专栏，有些很“新华”的东西一定要写，比如我们的传统作风，那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一种思想传承，人们一看就明白这才是新华社。
1984年，新华社安徽分社招摄影记者，当时的分社副社长徐光春找到于杰，希望他去分社实习、试用。那时于杰还在安徽宿州《拂晓报》当摄影记者。
两年前，于杰和徐光春曾在一次夏粮丰收报道中相处半个月，一块走了几个县。采访、拍摄，于杰从徐光春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说：“我学到最多的不是技术，而是新闻思想，听他讲怎样发现、挖掘新闻，当时那些话对我影响很大。”
于杰觉得，这就是新华社：首先教你的不是怎么拍照片，而是告诉你拍什么照片，什么是好照片；进了新华社的大门，不是教你高山仰止，而是带你登高望远。“那时候，和徐光春一起下乡采访，住在公社招待所，大房间、大通铺，二人可以聊到半夜，早晨再爬起来拿着饭盒到食堂排队吃饭。很难具体说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但是我知道，思想就是这样从他身上传到我身上的。”于杰还说，“刚进新华社，也没有分工，师父带徒弟一样，你自己跟着老记者去采访，没有学院式的授课，出发前你要抢先一步帮老记者们背三脚架、背摄影包，这些细节听上去可能和讲故事一样，但是你抢着过去拿三脚架了，就是领会了新华社的传统精髓，站在一旁看老记者自己动手，那就不是新华社的人。这些作风也是这样代代传下去的，完全是潜移默化的力量。”
于杰1955年出生在安徽宿州，父辈在宿州军分区工作。军区大院的军号声准时、有序，伴随着于杰的生活、成长。在军区大院的熏陶下，于杰养成了讲礼仪、守纪律、时间观念强的习惯，同时也形成了脾气刚烈、自以为是、优越感强等性格。于杰回忆：“那时，我们军区大院的孩子自成体系，一般不与外界接触，也不和大院外的孩子一起玩，大家互相说起话来口无遮拦，比较随便。现在感觉那时还是比较封闭的，和社会有些脱节，也没有世俗社会必须的处事要圆滑和妥协的概念。
于杰18岁那年正值“文革”，他却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军区有一个简易暗房，为了学习照片的洗印技术，于杰整天泡在暗房里，用木头盒子做成放大器处理照片。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他一个人在暗房里呆了一整夜没有回家。父亲见他对摄影如此着迷，就给他买了一台海鸥4B照相机。那时一台相机要100多块钱，而且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最后还是通过部队后勤部门的关系，找人带着于杰专门去了趟上海才买到相机。那年代，很多人甚至都没有见过相机，于杰怀抱着崭新的相机一路乘火车回到宿州，他回忆说：“背着相机在街上走时，百分百的回头率，很是自豪！”
于杰是幸运的，文革岁月，社会混乱，到处充斥着不学无术的风气，政治上的钻营投机者比比皆是。于杰没有因为出身军人家庭而张狂，也没有因社会风气不良而颓废，他喜欢上了摄影。年轻时的追求和爱好不仅成为他最初的饭碗，也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
1980年，宿州《拂晓报》复刊并面向全省招收记者。于杰报名，经考察后被调入报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于杰说：“真正对我的摄影生涯产生影响的是当时《解放军画报》的资深摄影记者骆飞，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骆飞的摄影课，他给我系统地讲解相机构造，给我讲照片，包括怎么装胶卷……”他觉得学习，首先就是向前人学习，当然不仅要学技术，学方法，更要学传统，了解前人的思想。
新华社前社长穆青有句名言：新华社没老没少。又说，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这话的意思便是，新华社无长幼，但有尊卑，唯业务能力是问。所以，于杰说起刚进新华社那一阵，来到北京，进了总社摄影部，感觉就像到了家里一样，见到了编辑，无论男女老少，都像兄弟姐妹，说工作、谈稿子、聊家庭、侃生活，真是无话不说。“我儿子、老婆的名字他们都能叫出来，总社的编辑到他所在的分社出差，即使是部主任，也都是到我家里吃饭。那时在新华社里人和人之间关系很单纯，说话、做事、交往没有太多顾忌……”
至今走进总社大门，尤其从新华社大院的“口字楼”旁经过（上世纪90年代前，“口字楼”曾是摄影部办公楼），于杰说他心里都会有一股暖流，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免不了回头多看几眼。那些年，每进编辑部，他都能受到一种气场的感染，满眼都是学不完的东西，自己也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所以，自从我进新华社那一天起，无论做人、做事，我都记着自己是新华社记者，要维护新华社的声誉。也是从进新华社开始，我树起了自己人生的标杆，新华社的旗帜在我心头飘扬！”
紧跟时代潮头
于杰出身军人家庭，成长环境所至从小养成了一些优越感，加上自身条件好，唱歌、打球、游泳，都比较出色，还会开车、拍照，所以很多人称他是“于老大”。虽然他自己也非常骄傲，但在摄影业务上从来不敢懈怠，总是力求全力以赴。他说：“年轻时长年外出采访很少在家，不知道顾家，也不想家。儿子出生后，当父亲的基本没有照顾、亲近过他。导致儿子三岁时还喊我叔叔，上小学时才喊我于爸爸。那时我每天想的就是照片、稿子、发稿量、好稿……虽不说是什么雄心壮志驱使，但非常看重新华社记者的称号，把照片得到编辑部认可当成最大的追求，最好的奖赏。那时候周围业务气氛浓厚，看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的业务能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90年代参加美国布鲁克斯学院培训时，很多记者对那次摄影学习机会非常看重，在北京培训期间，大家一说话、交流的都是照片，一出去，就是拍照。”
新华社国内每个分社都有几名摄影记者。这些驻守在全国各地的新华社记者，用他们共同的敏感、智慧、勤劳，和不尽相同的思想、感悟、认识、技术拍摄了他们看到的社会和他们经历的历史瞬间。一幅幅照片，记录下一个个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以及发生在城市、乡村不同地方的生活状态、不同寻常的社会故事。在这数百万张照片中，不乏应景的、为了完成任务而拍摄的照片，但亦有许多沉淀下来的好照片，唤起人们记忆深处的耳熟能详的人物和往事，在朴实的画面方寸之中存留住他们所处地域、所经历年代的种种印迹。 比如关于粮食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鉴于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对粮食市场是否要开放有过政策层面的考虑，新华社摄影部组织安徽、湖南、江苏、四川4省的分社记者深入各省农村进行采访，了解“三农”问题，尤其是水稻种植状况。因为之前已有迹象表明，由于粮食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民已经不愿意继续大面积种植水稻了。在采访中，于杰在安徽无为县见到一个在稻田里收割的农民，裸着膀子，皮肤被太阳晒得黑亮。于杰问他水稻的收成，那农民诉说了种水稻的艰辛，收获的不易。在骄阳高照的稻田里，于杰拍下了开镰割禾，农民挥汗如雨的稻乡画面；之后，其他几个省的记者也深入调查采访，拍摄了大量照片，编辑部就这些照片编发了系列稿件，其中《稻米忧思录》被香港文汇报刊登了一个专版。组织这次采访的摄影部原副主任谢琍回忆，当年她看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刊登过一个美国记者拍摄的关于中国粮食的专题，从题材到照片，与新华社记者的思路非常相像，由此可见当时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相同。编辑希望拍摄一幅孩子端着一大碗米饭，蹲在门槛上的画面，为了能找到这样一个画面，于杰去了好几个县，找了不少村子，也没能遇到这样的场景。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安徽农村的房子就没有门槛。那时候编辑和记者都反对摆拍，严格遵守新闻照片的细节真实性，所以后来就作罢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一批私营企业主。1987年，中央发布了1949年以来第一个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文件。次年第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修正宪法，使私营经济从此合法化。1988年中国私营企业达到1000多万家，“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
年广久是安徽怀远县农民，凭着炒瓜子的好手艺，摆起了干果摊。如果有人站在他的摊前抓一把瓜子吃，他会假装看不见；顾客买瓜子，临包装前他又抓一把添上，由此他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傻子”。但“傻子”不是真傻，这样一个人物，邓小平两次亲点他的名，把其作为私营企业家的代表。
在改革开放20年的报道之中，于杰选择将拍摄对象锁定在年广久身上，他想通过一组图片故事来解剖这个人物。于杰说：“我跑去住在年广久家，和他‘玩’了一个月。他下乡收购瓜子，我跟他一起去；他炒瓜子我在旁边帮忙，和他聊天；慢慢熟悉后，他对记者就没有了戒备，没有了拘束，我就开始拍摄了。如果不与他接近，没有生活，就不可能走进被摄者的内心。通过一些细节、情节、展示人物的性情、韧性，这是摄影者的基本功，这样得到的画面才能凸显不同人物的生活取向和价值观，这样的人物故事才具有可读性、艺术性、新闻性、生命力，也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能打动人。”
身为安徽人、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于杰始终关注发生在安徽的大事：1984年他就开始跟踪拍摄凤阳小岗村家庭承包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淮河流域治理等等。1991年淮河洪水，于杰两个月呆在淮河大堤上，曾有一次因为连续24小时没有休息而晕倒在地上，吃了救心丸才缓过来的记录。
执念文化情结
于杰从小喜爱绘画、书法。虽然“文革”期间他还小，政治上的事只是懵懵懂懂，但写大字报他都是一笔一划地写，当成是练书法。1980年前在宿县地委党校搞宣传工作时，为了提高绘画、书法水平，他还曾专门拜师学艺。
或许他的文化情结就是从此而来。
1994年初，于杰去歙县农村采访。车到歙县地界，陪同的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指着远处一个村庄说，前面有个叶村，也叫“罗汉村”，村里每年都要举行叠罗汉表演。于杰决定到那个村去看看。进村后，有老人介绍说，叠罗汉始于明末，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最初是为了祭祀40多位保护“惠安寺”而与官兵搏斗的僧人亡灵，保佑他们在九泉之下安息，是以驱邪纳福为目的民间杂技。
听了老人的介绍，于杰和同行的总社摄影部编辑陈小波决定留下来，亲眼看看这个奇特的民间艺术。于是他们找到了叶村最权威的“老罗汉”去聊天、听故事。于杰说：“就是通过这种聊天式的采访，我才见识到了古朴、粗犷、原始的罗汉脸谱，看到‘罗汉’们各种惊险别致的堆叠造型。流传了几百年的叠罗汉并不仅仅是一种杂技，而是一种融宗教祈福、氏族仪式、杂技艺术为一体的民间艺术。表演者不说不唱，在大鼓敲击的简单节奏下，动作从易到难，依次进行。‘罗汉们’携手并肩、齐心合力、环环相扣，层层叠高，动作惊险别致，造型均衡稳定，体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将力量与和谐之美融为一体。”
这次采访中，于杰与编辑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一天，于杰与陈小波在村子里转，为了一张照片争执不下，互不相让。一个村民看见了，以为是两口子闹矛盾，悄悄对陈小波说：“我看你俩没有夫妻相，过不到头。”俩人被逗得哈哈大笑。很多年后这段经历还被当作消遣的话题。其实当年，记者和编辑的关系就是如此，观点、意见不一致当面争论，争论完了继续合作。这组《重重叠叠总有情》完成后，照片由新华社同时发给了当时的伽马、西帕两家有影响力的图片社。
于杰拍摄《何氏三姐妹》专题时，先是在合肥采访何怡贞，聊天过程中得知她的两个妹妹都是科学家：何泽慧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泽瑛是中国植物学方面有成就的研究员。中国的女性在自然科学界少有名气大的，而三姐妹在各自的领域都成绩斐然，出类拔萃，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于杰当即萌发了做一组三姐妹专题报道的想法。于是采访何怡贞结束后，于杰又与编辑赶往北京，采访她的妹妹，并配合三姐妹童年、青年时的家庭照片一起编发。
于杰还喜爱黄梅戏，关注黄梅戏的发展和传承。八十年代人们还没有太多公认的明星，记者只能靠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去发现值得报道的人和事。90年代，于杰就拍摄过有黄梅戏“五朵金花”之称的马兰、吴琼、吴亚玲、杨俊和袁玫，当时刚从艺校毕业的马兰虽然比较稚嫩，但其容貌、气质，在舞台聚光灯下的魅力，是其他演员可望而不可及的。于杰一直关注她的每一场重要演出，跟进式地报道了她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点。于杰与马兰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就连马兰的父母都和于杰非常熟悉。后来，马兰的艺术成就卓著，被视为继严凤英之后当代黄梅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黄梅皇后马兰》是于杰比较满意的组照。
当了记者，因为工作关系，于杰也采访过一些名气斐然的书画大师，像韩美林、黄胄、董寿平等，交流时也向他们讨教一些技艺。著名书画大师赖少其看了于杰的书画作品后曾连声称道。近两年于杰感觉岁数大了，认为自己应该重操旧业画画、写字。他甚至想到过两年退休以后，用自己的画做些慈善公益，来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读书。
“新华影事”专栏中介绍的记者们，或是有书画造诣，或是有艺术爱好，或是与大自然亲近，或是对人性体察悉心，他们是不是有某种共性？对摄影的追求之外，是否还有一种力量在影响他们？我还没有细想。但我知道，如果有一种力量能够影响人心，它绝不是说教式的，而是潜移默化的。能接受这种影响的人，必然有一颗充满爱的心，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真，发现人性的善，品味艺术的美。我想，这一点应该可以算是他们的共性。
于杰说：“我就喜欢拍新闻，拍摄人物故事，拍新闻中的人和事，从新闻故事里探索人间真谛，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真善美。”他还说：“我对现在的年轻人说，你们自己去拍，不管是什么内容，从找新闻线索开始，一个星期拿着电脑来上一次小课，不然你可能十年都捅不破这层窗户纸。”
传承新华精神
于杰对我说，你给《摄影世界》写“新华影事”专栏，有些很“新华”的东西一定要写，比如我们的传统作风，那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一种思想传承，人们一看就明白这才是新华社。
1984年，新华社安徽分社招摄影记者，当时的分社副社长徐光春找到于杰，希望他去分社实习、试用。那时于杰还在安徽宿州《拂晓报》当摄影记者。
两年前，于杰和徐光春曾在一次夏粮丰收报道中相处半个月，一块走了几个县。采访、拍摄，于杰从徐光春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说：“我学到最多的不是技术，而是新闻思想，听他讲怎样发现、挖掘新闻，当时那些话对我影响很大。”
于杰觉得，这就是新华社：首先教你的不是怎么拍照片，而是告诉你拍什么照片，什么是好照片；进了新华社的大门，不是教你高山仰止，而是带你登高望远。“那时候，和徐光春一起下乡采访，住在公社招待所，大房间、大通铺，二人可以聊到半夜，早晨再爬起来拿着饭盒到食堂排队吃饭。很难具体说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但是我知道，思想就是这样从他身上传到我身上的。”于杰还说，“刚进新华社，也没有分工，师父带徒弟一样，你自己跟着老记者去采访，没有学院式的授课，出发前你要抢先一步帮老记者们背三脚架、背摄影包，这些细节听上去可能和讲故事一样，但是你抢着过去拿三脚架了，就是领会了新华社的传统精髓，站在一旁看老记者自己动手，那就不是新华社的人。这些作风也是这样代代传下去的，完全是潜移默化的力量。”
于杰1955年出生在安徽宿州，父辈在宿州军分区工作。军区大院的军号声准时、有序，伴随着于杰的生活、成长。在军区大院的熏陶下，于杰养成了讲礼仪、守纪律、时间观念强的习惯，同时也形成了脾气刚烈、自以为是、优越感强等性格。于杰回忆：“那时，我们军区大院的孩子自成体系，一般不与外界接触，也不和大院外的孩子一起玩，大家互相说起话来口无遮拦，比较随便。现在感觉那时还是比较封闭的，和社会有些脱节，也没有世俗社会必须的处事要圆滑和妥协的概念。
于杰18岁那年正值“文革”，他却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军区有一个简易暗房，为了学习照片的洗印技术，于杰整天泡在暗房里，用木头盒子做成放大器处理照片。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他一个人在暗房里呆了一整夜没有回家。父亲见他对摄影如此着迷，就给他买了一台海鸥4B照相机。那时一台相机要100多块钱，而且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最后还是通过部队后勤部门的关系，找人带着于杰专门去了趟上海才买到相机。那年代，很多人甚至都没有见过相机，于杰怀抱着崭新的相机一路乘火车回到宿州，他回忆说：“背着相机在街上走时，百分百的回头率，很是自豪！”
于杰是幸运的，文革岁月，社会混乱，到处充斥着不学无术的风气，政治上的钻营投机者比比皆是。于杰没有因为出身军人家庭而张狂，也没有因社会风气不良而颓废，他喜欢上了摄影。年轻时的追求和爱好不仅成为他最初的饭碗，也成就了他一生的事业。
1980年，宿州《拂晓报》复刊并面向全省招收记者。于杰报名，经考察后被调入报社当了一名摄影记者。于杰说：“真正对我的摄影生涯产生影响的是当时《解放军画报》的资深摄影记者骆飞，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骆飞的摄影课，他给我系统地讲解相机构造，给我讲照片，包括怎么装胶卷……”他觉得学习，首先就是向前人学习，当然不仅要学技术，学方法，更要学传统，了解前人的思想。
新华社前社长穆青有句名言：新华社没老没少。又说，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这话的意思便是，新华社无长幼，但有尊卑，唯业务能力是问。所以，于杰说起刚进新华社那一阵，来到北京，进了总社摄影部，感觉就像到了家里一样，见到了编辑，无论男女老少，都像兄弟姐妹，说工作、谈稿子、聊家庭、侃生活，真是无话不说。“我儿子、老婆的名字他们都能叫出来，总社的编辑到他所在的分社出差，即使是部主任，也都是到我家里吃饭。那时在新华社里人和人之间关系很单纯，说话、做事、交往没有太多顾忌……”
至今走进总社大门，尤其从新华社大院的“口字楼”旁经过（上世纪90年代前，“口字楼”曾是摄影部办公楼），于杰说他心里都会有一股暖流，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免不了回头多看几眼。那些年，每进编辑部，他都能受到一种气场的感染，满眼都是学不完的东西，自己也有种停不下来的感觉。“所以，自从我进新华社那一天起，无论做人、做事，我都记着自己是新华社记者，要维护新华社的声誉。也是从进新华社开始，我树起了自己人生的标杆，新华社的旗帜在我心头飘扬！”
紧跟时代潮头
于杰出身军人家庭，成长环境所至从小养成了一些优越感，加上自身条件好，唱歌、打球、游泳，都比较出色，还会开车、拍照，所以很多人称他是“于老大”。虽然他自己也非常骄傲，但在摄影业务上从来不敢懈怠，总是力求全力以赴。他说：“年轻时长年外出采访很少在家，不知道顾家，也不想家。儿子出生后，当父亲的基本没有照顾、亲近过他。导致儿子三岁时还喊我叔叔，上小学时才喊我于爸爸。那时我每天想的就是照片、稿子、发稿量、好稿……虽不说是什么雄心壮志驱使，但非常看重新华社记者的称号，把照片得到编辑部认可当成最大的追求，最好的奖赏。那时候周围业务气氛浓厚，看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的业务能力。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90年代参加美国布鲁克斯学院培训时，很多记者对那次摄影学习机会非常看重，在北京培训期间，大家一说话、交流的都是照片，一出去，就是拍照。”
新华社国内每个分社都有几名摄影记者。这些驻守在全国各地的新华社记者，用他们共同的敏感、智慧、勤劳，和不尽相同的思想、感悟、认识、技术拍摄了他们看到的社会和他们经历的历史瞬间。一幅幅照片，记录下一个个新闻事件、新闻人物以及发生在城市、乡村不同地方的生活状态、不同寻常的社会故事。在这数百万张照片中，不乏应景的、为了完成任务而拍摄的照片，但亦有许多沉淀下来的好照片，唤起人们记忆深处的耳熟能详的人物和往事，在朴实的画面方寸之中存留住他们所处地域、所经历年代的种种印迹。 比如关于粮食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鉴于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对粮食市场是否要开放有过政策层面的考虑，新华社摄影部组织安徽、湖南、江苏、四川4省的分社记者深入各省农村进行采访，了解“三农”问题，尤其是水稻种植状况。因为之前已有迹象表明，由于粮食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南方一些省份的农民已经不愿意继续大面积种植水稻了。在采访中，于杰在安徽无为县见到一个在稻田里收割的农民，裸着膀子，皮肤被太阳晒得黑亮。于杰问他水稻的收成，那农民诉说了种水稻的艰辛，收获的不易。在骄阳高照的稻田里，于杰拍下了开镰割禾，农民挥汗如雨的稻乡画面；之后，其他几个省的记者也深入调查采访，拍摄了大量照片，编辑部就这些照片编发了系列稿件，其中《稻米忧思录》被香港文汇报刊登了一个专版。组织这次采访的摄影部原副主任谢琍回忆，当年她看到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刊登过一个美国记者拍摄的关于中国粮食的专题，从题材到照片，与新华社记者的思路非常相像，由此可见当时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相同。编辑希望拍摄一幅孩子端着一大碗米饭，蹲在门槛上的画面，为了能找到这样一个画面，于杰去了好几个县，找了不少村子，也没能遇到这样的场景。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安徽农村的房子就没有门槛。那时候编辑和记者都反对摆拍，严格遵守新闻照片的细节真实性，所以后来就作罢了。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一批私营企业主。1987年，中央发布了1949年以来第一个鼓励私营经济发展的文件。次年第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修正宪法，使私营经济从此合法化。1988年中国私营企业达到1000多万家，“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就是当时的一个典型。
年广久是安徽怀远县农民，凭着炒瓜子的好手艺，摆起了干果摊。如果有人站在他的摊前抓一把瓜子吃，他会假装看不见；顾客买瓜子，临包装前他又抓一把添上，由此他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傻子”。但“傻子”不是真傻，这样一个人物，邓小平两次亲点他的名，把其作为私营企业家的代表。
在改革开放20年的报道之中，于杰选择将拍摄对象锁定在年广久身上，他想通过一组图片故事来解剖这个人物。于杰说：“我跑去住在年广久家，和他‘玩’了一个月。他下乡收购瓜子，我跟他一起去；他炒瓜子我在旁边帮忙，和他聊天；慢慢熟悉后，他对记者就没有了戒备，没有了拘束，我就开始拍摄了。如果不与他接近，没有生活，就不可能走进被摄者的内心。通过一些细节、情节、展示人物的性情、韧性，这是摄影者的基本功，这样得到的画面才能凸显不同人物的生活取向和价值观，这样的人物故事才具有可读性、艺术性、新闻性、生命力，也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能打动人。”
身为安徽人、新华社安徽分社记者，于杰始终关注发生在安徽的大事：1984年他就开始跟踪拍摄凤阳小岗村家庭承包制、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淮河流域治理等等。1991年淮河洪水，于杰两个月呆在淮河大堤上，曾有一次因为连续24小时没有休息而晕倒在地上，吃了救心丸才缓过来的记录。
执念文化情结
于杰从小喜爱绘画、书法。虽然“文革”期间他还小，政治上的事只是懵懵懂懂，但写大字报他都是一笔一划地写，当成是练书法。1980年前在宿县地委党校搞宣传工作时，为了提高绘画、书法水平，他还曾专门拜师学艺。
或许他的文化情结就是从此而来。
1994年初，于杰去歙县农村采访。车到歙县地界，陪同的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指着远处一个村庄说，前面有个叶村，也叫“罗汉村”，村里每年都要举行叠罗汉表演。于杰决定到那个村去看看。进村后，有老人介绍说，叠罗汉始于明末，已经有500多年历史，最初是为了祭祀40多位保护“惠安寺”而与官兵搏斗的僧人亡灵，保佑他们在九泉之下安息，是以驱邪纳福为目的民间杂技。
听了老人的介绍，于杰和同行的总社摄影部编辑陈小波决定留下来，亲眼看看这个奇特的民间艺术。于是他们找到了叶村最权威的“老罗汉”去聊天、听故事。于杰说：“就是通过这种聊天式的采访，我才见识到了古朴、粗犷、原始的罗汉脸谱，看到‘罗汉’们各种惊险别致的堆叠造型。流传了几百年的叠罗汉并不仅仅是一种杂技，而是一种融宗教祈福、氏族仪式、杂技艺术为一体的民间艺术。表演者不说不唱，在大鼓敲击的简单节奏下，动作从易到难，依次进行。‘罗汉们’携手并肩、齐心合力、环环相扣，层层叠高，动作惊险别致，造型均衡稳定，体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将力量与和谐之美融为一体。”
这次采访中，于杰与编辑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一天，于杰与陈小波在村子里转，为了一张照片争执不下，互不相让。一个村民看见了，以为是两口子闹矛盾，悄悄对陈小波说：“我看你俩没有夫妻相，过不到头。”俩人被逗得哈哈大笑。很多年后这段经历还被当作消遣的话题。其实当年，记者和编辑的关系就是如此，观点、意见不一致当面争论，争论完了继续合作。这组《重重叠叠总有情》完成后，照片由新华社同时发给了当时的伽马、西帕两家有影响力的图片社。
于杰拍摄《何氏三姐妹》专题时，先是在合肥采访何怡贞，聊天过程中得知她的两个妹妹都是科学家：何泽慧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何泽瑛是中国植物学方面有成就的研究员。中国的女性在自然科学界少有名气大的，而三姐妹在各自的领域都成绩斐然，出类拔萃，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于杰当即萌发了做一组三姐妹专题报道的想法。于是采访何怡贞结束后，于杰又与编辑赶往北京，采访她的妹妹，并配合三姐妹童年、青年时的家庭照片一起编发。
于杰还喜爱黄梅戏，关注黄梅戏的发展和传承。八十年代人们还没有太多公认的明星，记者只能靠自己的感觉和判断去发现值得报道的人和事。90年代，于杰就拍摄过有黄梅戏“五朵金花”之称的马兰、吴琼、吴亚玲、杨俊和袁玫，当时刚从艺校毕业的马兰虽然比较稚嫩，但其容貌、气质，在舞台聚光灯下的魅力，是其他演员可望而不可及的。于杰一直关注她的每一场重要演出，跟进式地报道了她事业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点。于杰与马兰也成了很好的朋友，就连马兰的父母都和于杰非常熟悉。后来，马兰的艺术成就卓著，被视为继严凤英之后当代黄梅戏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黄梅皇后马兰》是于杰比较满意的组照。
当了记者，因为工作关系，于杰也采访过一些名气斐然的书画大师，像韩美林、黄胄、董寿平等，交流时也向他们讨教一些技艺。著名书画大师赖少其看了于杰的书画作品后曾连声称道。近两年于杰感觉岁数大了，认为自己应该重操旧业画画、写字。他甚至想到过两年退休以后，用自己的画做些慈善公益，来帮助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读书。
“新华影事”专栏中介绍的记者们，或是有书画造诣，或是有艺术爱好，或是与大自然亲近，或是对人性体察悉心，他们是不是有某种共性？对摄影的追求之外，是否还有一种力量在影响他们？我还没有细想。但我知道，如果有一种力量能够影响人心，它绝不是说教式的，而是潜移默化的。能接受这种影响的人，必然有一颗充满爱的心，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真，发现人性的善，品味艺术的美。我想，这一点应该可以算是他们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