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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选介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末光绪朝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为立题，对学界所共识的第三次印本，亦称“同文版”或“光绪版”的刊印过程、廷臣奏谕、朝廷赏赐及馆藏等情况，结合清内府古籍文献档案史料，略作补充和探讨。
关键词:光绪; 石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 同文书局
《古今图书集成》第三次印本即“光绪版”，堪称与雍正朝铜活字版同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就庋藏了三部书轶完整的清宫旧藏光绪朝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又称“同文版”。全书1万卷，目录40卷，附龙继栋撰考证24卷，每部5044册。其装祯形式，其中两部为黄色丝布函套，一部为楠木夹板式样。印刷精美，用纸考究，字迹清朗，颇具珍贵。
是书封面左上侧贴黄色书签,标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字样，书首有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御制《古今图书集成》序，次之为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臣蒋廷锡的进表。目录页题“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总目”，牌记题：“光绪甲申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全书选用桃花纸刊印，版框大小一致，版框纵21.5厘米，横15.5厘米，白口，四周双栏，单鱼尾。每半页9行，行20字。版心象鼻上方大字印“古今图书集成”，鱼尾下小字注“汇编、典、卷、部（项目）”等字样。该印本因是清廷交发同文书局影印，为此首册副页钦盖由汉、满、篆书三种字体组成的“江南江西总督府官印”。
对于《古今图书集成》的研究和评价，社会学者历来十分重视，其中亦有不少撰文与考证。本文拟就清末光绪朝石印本《图书集成》的刊刻情况和廷臣奏谕、颁赏及等，并引用清内府刻书有关档案史料略作考述，谨供参阅。
1 清末上海同文书局的创办与发展
同文书局创办于清光绪八年（1882），由广东人徐鸿甫、徐润兄弟集股投资创办。局址在当时上海熙华德路（今长治路），是中国人最早开设的石印书局之一。备有石印机12部，雇员500人，专事翻印古籍，其规模已超过鼎足而立的点石斋印书局和拜石山房，居当时石印业之首。
同文书局自1882年创办，到1898年歇业，短短十几年，用石版印刷术印制了许多书籍，它所石印的诸如《康熙字典》、《通鉴辑览》、《佩文斋书画谱》、《全唐诗》等。其中工程量最大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和《殿版二十四史》。例如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因其印刷精美而视为佳本。在此期间，《古今图书集成》也曾翻印过两次：光绪十一年（1885）第一次，用了两年的时间，印成字体较小的缩印本一万卷，计1500部；第二次在光绪十六年（1890），由清政府出资交由同文书局影印101部。此次影印增加了《考证》二十卷，每部装成5044册，共50多万册，照殿本原式，较为精美。所印《集成.》用于清廷赠送外国或颁赏大臣，用桃花纸印刷，三载告成，耗银约五十万两。一时名重书林。令人遗憾的是，影印期间书局存于货栈的书籍遭遇火灾，致使尚未取走的50部全部烧毁，为同文书局一大损失。
此间同文书局殿本《二十四史》的印刷，制印量虽大，但质量远不及《古今图书集成》。然而毕竟书局的创办者徐氏兄弟重视质量，所用底本精良，且印刷精美，并受后人赞誉，称其为“同文版”。《民国上海县志》曾记同文书局创办人徐润的一段说：“以欧西石印法于文化事业裨益颇多，创同文书局，影印《图书集成》及广百宋斋铅印书局，印刷书籍，艺林论为创举，凡所规划，皆为中国所未见，而事足与欧美竞争”［1］。
如前所述，同文书局印刷的诸多巨著，都堪称为晚清出版业的大手笔，而它在印刷这些大部头时所采用的股印办法，又开创了后来民国时期图书预约出版的先河，因而在近代出版史上，同文书局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文书局的功绩在于它打破了由外国人创办的点石斋印书局独霸石印业的局面，形成了石印业三足鼎立之势，进而带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石印机构与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2 石印本《图书集成》的刊印与颁赠
清朝末年，照相石印技术在出版行业逐渐兴起并广泛应用，它凭借着出版工序省，出书速度快，存貌不失真等优势，一度取代中国古老雕版印刷的主导地位而影响出版事业。
石印技术的特点是：石印的文献、文字和图画与原作不差毫厘，笔画清晰，彩色石印的文献画面的色彩明暗浓淡一同原作，几乎可以乱真。照相石印，既精美又迅速，更胜一筹。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
由于照相石印的兴起，能够使原书化身千万，这一技术引起光绪帝的关注，鉴于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已流传日稀，加之《集成》这部类书巨著因文化发展需要再版印刷，遂于光绪十六年（1890）面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拟影印办法。于本年十月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妥具奏，奉准后与上海同文书局商定，以内廷铜活字原本为底本，用料半纸三开尺寸，大小规格悉照原书影印一百部另报效黄绫本一部，令于光绪二十年（1894）竣工，书品装潢与原铜活字殿本《图书集成》相同。
关于清末石印本《图书集成》的刊印过程及用料、所用价银、庙讳敬避和成书后的颁赏：等以下可从清内府刻书档案和廷臣奏谕中详实其最初情况。
据档案史料记载：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廷臣奕劻等面奉谕旨：“着照殿版式样石印《图书集成》。臣等查石印书籍以上海商人办理最为熟悉，当即电知上海道，聶缉椝就近饰商估计详细，聲覆以憑办理。……现与同文书局核实，估计议用料半开三纸，照殿版原式刷印一百部，每部计价规平银三千五百两，惟料半纸出于安徽，常年制造为数最多，此书卷轶浩繁，必须添造，约计须以三年为期，方能供用，议即立限三年，令其印齐。先行购买，殿本原书一部，以为描润照印底本另给价银一万三千五百余两，事竣乃将原书呈缴，并于一百部之外，报效黄绫本一部，不给价值。臣等公同商酌所议尚属妥协，拟请旨饬下两江总督，督饬该道照议办理。并由该督遴派正途出身精细之员前往驻局，逐篇详校，以臻完善。所需印书百部，价银共计规平三十五万一千余两，暂由出使经费内提用，书成之后由臣等奏明。”［2］从这一奏谕中可以看出清廷对书籍的印刷、用纸选地、装帧及所用价银都有明确规定，并极为重视。其中令“先行购买原书，描润照印底本”［3］一项，而禁用宫中殿版之书，反映了清廷对内府所藏“雍正版”初印本原貌的保护。
值得专门叙及的是，这次排印时所依据的影印底本前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涂抹、勾画工作。只因改避讳字一项就使《图书集成》全书中，增添了许多涂改之处。出于中国封建社会对文化的专制和讳制，以清代为例，从康熙以后，到最末宣统溥仪，无一不避，不但名的一字相同要避讳，即是一字之含有要避讳的字，也是减笔或用别字来代替。到光绪十六年第三次印刷时，且已经过六朝皇帝，为此朝臣奕劻和清宗室福锟等奏明请旨：“书内凡遇列圣庙讳、皇上御名，均应援照光绪二年用聚珍版刷印《历朝御制诗文集》成案缺笔敬避，奉旨允准，钦遵照在案。”［4］由此可见，驻局人员逐篇细校，在这部卷轶浩繁的类书中从字里行间逐一寻找恭避名讳用字并加以涂改，已是很繁复之事。如上奏谕又讲：“今重印此书，若从缺笔敬避，似与原书体例稍有未符”。［5］说明“光绪版”《集成》的品相与原版是有变化的。即对影印之底本做了修整、勾画与描摩。用此影印的“光绪版”版面光洁，字迹清楚，装帧精美，堪称《集成》一书的最佳版本。
至光绪二十年（1894）同文书局为清廷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竣工，共印100部，外加一部用黄团龙绫子作封面，供给朝廷御用。同文书局石印本，虽然十分精美，但造价昂贵，为此清廷先后拨发价银共计规平35万1千余两。按上谕石印书籍酌拟办法；“如有学宫书院拟购此书者即由该处按照每部三千五百余两备价承领”。［6］可见，当时从社会需要和读者购买能力来讲应极其有限。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同文书局由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因兼顾版本质量和造价两方面而获得相当成功，从此声誉益隆。“同文版”又称“光绪版”石印《古今图书集成》，亦获得世人称赞，因而传世者也十分珍贵。
由清政府出资交上海同文书局承印的《图书集成》告成后，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谕；“留用若干部令其运京，此外若干部令其该道暂行存储”。［7］其中，运达京师部分，用于清廷赠送外国或颁赏大臣。查阅清内府档案及廷臣奏谕等史料可从中了解是书赠予和赏赐的大致情况。
以下列举清内府刻书档案部分有关史料,做补充如下:
2.1 晚清朝臣上谕颁赏石印《图书集成》的情况：
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准军机大臣字寄：面奉上谕:“刘坤一等奏石印《图书集成》存储尚多，请旨办理。著即进呈二十部，派员解京，并赏给每省一部，发交学堂以资观览。其余解外务部收存，侯旨颁发……江西现在开设学堂，得是书以教育群才，而扩其学识，以佐盛世右文之治。袛领之余，臣不胜欢心鼓舞之至。”。［8］
又光绪二十八年，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现存外务部之《图书集成》，著赏给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王文韶、户部尚书陆傳霖、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各一部”［9］。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新授商部右侍郎，顺天府尹，臣陈璧，巡视中城掌江南道监察御史臣贵秀等跪奏，请旨赏给石印《图书集成》以资观览而裨学务一书恭折，曰：“查是书现存外务部有四十余部，业经顺天府兼尹臣徐会沣等奏，奉谕旨颁给顺天中学堂及工艺局各一部。窃以五城学堂为国家育才而设，事同一律，相应援案吁恳天恩颁给《图书集成》一部，如蒙俞允，侯命下之日，即由臣等备咨派员赴部请颁交该学堂敬谨收藏，俾诸生籍以扩见闻而植根柢，以仰富朝廷振兴学务之至意。”［10］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出使英国考察宪政大臣，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跪奏，为英绅设立学会研究中国文明掌故，拟恳颁赏《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各书，以敷文化而资讲贯。奏折中记载：“兹英绅所设中国学会，其用意亦在使英伦学子考求中国文明。查：时上海排印钦定《图书集成》尚有存书，近年新修《大清会典》已付石印，今岁可以告成，合无仰恳天恩嚣各颁全部，由外务部饬运英伦转给袛领，庶遐方得邀稽古之荣，绝域同仰古文之盛。所有英绅研究中国文明掌故，拟恳颁赏书籍缘由”。［11］
另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出使日本国大臣胡惟德跪奏，为微臣奉使赴东域,吁恳颁赏书籍，敬谨储藏，以资参考。奏曰：“伏思钦定《图书集成》乃国朝第一精深博大之书，又新修《大清会典》为文物典章之渊薮，可否仰恳天恩各予颁赏一部，交臣袛领……编册列档，作为官书，以彰我圣朝覃敷文教之盛所有。謹恭摺具陈。”［12］
2.2 清末新式图书馆受赠《图书集成》的相关记载：
清朝末年,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清朝政府在废科举办学校的同时,清学部为筹备立宪创办图书馆,于清宣统元年(1909)三月三十日上《学部奏分年筹备事宜摺》,继宣统二年(1910)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摺中曰“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于是，1910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图书馆，各省也逐渐设立省立图书馆，并公开开放。
为此京师与各省图书馆陆续恭折具陈,恳请颁赏书籍缘由,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经梳理分析列举一二供参考。
2.2.1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概略》（1923年）书中述记：“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学初立。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续兴大学，乃设藏书楼，调取江/浙/鄂/赣/湘等省官书局各种书籍，并购入中西新旧书籍藏之，是为本校图书馆之始基。清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由外务部领得《图书集成》一部”。
2.2.2 据《学部官报》第123期，清宣统二年（1910）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广西建设图书馆折：“奏为广西建设图书馆，吁恳天恩赏给石印《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各一部，俾得袛领尊藏，实于兴学有裨。谨恭摺据陈”。
2.2.3 《学部官报》第150期刊载：清宣统元年（1909）两江总督端方奏请颁发《图书集成》给江南图书馆摺：“伏查江宁省城创建图书馆，拟恳圣恩再行赏给石印《图书集成》一部，俾苏省承学之士皆得窥图书之渊，沐圣泽于无涯。如蒙俞允，当由奴才派员赴外务部袛领。”至此,由于传世档案有限,文献记载不足,对于石印《集成》的议题亟待考证。
从上述所列举的廷臣奏折来看，均为清光绪朝石印本《图书集成》告成后，清廷采纳诸臣祈奏赏赐书籍的大致情况，。自殿版铜活字本起,后至清末光绪年间同文版(1890-1894)再版,其间约历经一百五/六十余年,乾隆与光绪两朝在《图书集成》刊印后曾下旨颁赏，具体分析两次赏赐情况却不尽相同。乾隆朝成书64部，铜活字本《集成》被视为皇家藏本，其后将少数几部赏赐给编纂《四库全书》有功之臣与献书最多的藏书家，而清末光绪朝石印本《集成》的刊印与颁赏更趋向于近代图书文化交流的广度传播和褒扬中华文明为因素，其结果必竟向民间跨进了一步。然而，朝廷所赐之书公私藏家仍以稀为贵，莫不视为瑰宝并深藏阁中，宇内读书人仍见之不易，运用于学术研究自当稀缺。
综上对于清光绪朝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的刊印过程、颁赏及馆藏存佚等概况，略作表述与分析，并结合目前本馆所整理的清内府刻书档案和馆藏古籍文献史料予以补充，其中，所列举的部分清宫传世档案，在陆续发掘整理中属首次利用作为佐证,为此充实“同文版”《图书集成》的史实情况。
参考文献
［1］《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 广陵书社出版 2007年11月
［2］《中国印刷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年10月
［3］《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 故宫博物院编 1933年
［4］《清宫述闻》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0年5月
［5］《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 1925—1930年
［6］《史料旬刊》 故宫文献馆排印 1930—1931年
［7］《清宫藏书》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5年4月
［8］《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年
［9］《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出版 1982年
［10］ 《历代刻书考述》 巴蜀书社出版 1990年4月
［11］ 《古典文献研究辑刊》 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 2005年12月
［12］ 《古今图书集成研究.》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年12月
［13］ 《古今图书集成版本研究》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7年第3期
［14］ 《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回顾（1911—2006）》 （台北 ）汉学研究通讯 2008年8月
注释：
［1］ 《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市府县志辑）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本
［2］ 《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光绪朝上谕档）586页
［3］ 同上
［4］ 朱批光绪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军机处为避讳事奏
［5］ 朱批光绪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军机处为避讳事奏
［6］ 《军机处录副奏折图书文教类》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军机处奏片
［7］ 《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光绪朝上谕档）586页
［8］ 朱批江西巡抚谢恩赏赐,《古今图书集成》片
［9］《军机处上谕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609页
［11］ 《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614页
［12］《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614页
关键词:光绪; 石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 同文书局
《古今图书集成》第三次印本即“光绪版”，堪称与雍正朝铜活字版同列，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就庋藏了三部书轶完整的清宫旧藏光绪朝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又称“同文版”。全书1万卷，目录40卷，附龙继栋撰考证24卷，每部5044册。其装祯形式，其中两部为黄色丝布函套，一部为楠木夹板式样。印刷精美，用纸考究，字迹清朗，颇具珍贵。
是书封面左上侧贴黄色书签,标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字样，书首有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御制《古今图书集成》序，次之为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臣蒋廷锡的进表。目录页题“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总目”，牌记题：“光绪甲申上海同文书局石印”。全书选用桃花纸刊印，版框大小一致，版框纵21.5厘米，横15.5厘米，白口，四周双栏，单鱼尾。每半页9行，行20字。版心象鼻上方大字印“古今图书集成”，鱼尾下小字注“汇编、典、卷、部（项目）”等字样。该印本因是清廷交发同文书局影印，为此首册副页钦盖由汉、满、篆书三种字体组成的“江南江西总督府官印”。
对于《古今图书集成》的研究和评价，社会学者历来十分重视，其中亦有不少撰文与考证。本文拟就清末光绪朝石印本《图书集成》的刊刻情况和廷臣奏谕、颁赏及等，并引用清内府刻书有关档案史料略作考述，谨供参阅。
1 清末上海同文书局的创办与发展
同文书局创办于清光绪八年（1882），由广东人徐鸿甫、徐润兄弟集股投资创办。局址在当时上海熙华德路（今长治路），是中国人最早开设的石印书局之一。备有石印机12部，雇员500人，专事翻印古籍，其规模已超过鼎足而立的点石斋印书局和拜石山房，居当时石印业之首。
同文书局自1882年创办，到1898年歇业，短短十几年，用石版印刷术印制了许多书籍，它所石印的诸如《康熙字典》、《通鉴辑览》、《佩文斋书画谱》、《全唐诗》等。其中工程量最大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和《殿版二十四史》。例如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因其印刷精美而视为佳本。在此期间，《古今图书集成》也曾翻印过两次：光绪十一年（1885）第一次，用了两年的时间，印成字体较小的缩印本一万卷，计1500部；第二次在光绪十六年（1890），由清政府出资交由同文书局影印101部。此次影印增加了《考证》二十卷，每部装成5044册，共50多万册，照殿本原式，较为精美。所印《集成.》用于清廷赠送外国或颁赏大臣，用桃花纸印刷，三载告成，耗银约五十万两。一时名重书林。令人遗憾的是，影印期间书局存于货栈的书籍遭遇火灾，致使尚未取走的50部全部烧毁，为同文书局一大损失。
此间同文书局殿本《二十四史》的印刷，制印量虽大，但质量远不及《古今图书集成》。然而毕竟书局的创办者徐氏兄弟重视质量，所用底本精良，且印刷精美，并受后人赞誉，称其为“同文版”。《民国上海县志》曾记同文书局创办人徐润的一段说：“以欧西石印法于文化事业裨益颇多，创同文书局，影印《图书集成》及广百宋斋铅印书局，印刷书籍，艺林论为创举，凡所规划，皆为中国所未见，而事足与欧美竞争”［1］。
如前所述，同文书局印刷的诸多巨著，都堪称为晚清出版业的大手笔，而它在印刷这些大部头时所采用的股印办法，又开创了后来民国时期图书预约出版的先河，因而在近代出版史上，同文书局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文书局的功绩在于它打破了由外国人创办的点石斋印书局独霸石印业的局面，形成了石印业三足鼎立之势，进而带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石印机构与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2 石印本《图书集成》的刊印与颁赠
清朝末年，照相石印技术在出版行业逐渐兴起并广泛应用，它凭借着出版工序省，出书速度快，存貌不失真等优势，一度取代中国古老雕版印刷的主导地位而影响出版事业。
石印技术的特点是：石印的文献、文字和图画与原作不差毫厘，笔画清晰，彩色石印的文献画面的色彩明暗浓淡一同原作，几乎可以乱真。照相石印，既精美又迅速，更胜一筹。中国近代的石印文献，内容以古籍为多，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及丛书、通俗小说、唱本等。
由于照相石印的兴起，能够使原书化身千万，这一技术引起光绪帝的关注，鉴于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已流传日稀，加之《集成》这部类书巨著因文化发展需要再版印刷，遂于光绪十六年（1890）面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拟影印办法。于本年十月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妥具奏，奉准后与上海同文书局商定，以内廷铜活字原本为底本，用料半纸三开尺寸，大小规格悉照原书影印一百部另报效黄绫本一部，令于光绪二十年（1894）竣工，书品装潢与原铜活字殿本《图书集成》相同。
关于清末石印本《图书集成》的刊印过程及用料、所用价银、庙讳敬避和成书后的颁赏：等以下可从清内府刻书档案和廷臣奏谕中详实其最初情况。
据档案史料记载：清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廷臣奕劻等面奉谕旨：“着照殿版式样石印《图书集成》。臣等查石印书籍以上海商人办理最为熟悉，当即电知上海道，聶缉椝就近饰商估计详细，聲覆以憑办理。……现与同文书局核实，估计议用料半开三纸，照殿版原式刷印一百部，每部计价规平银三千五百两，惟料半纸出于安徽，常年制造为数最多，此书卷轶浩繁，必须添造，约计须以三年为期，方能供用，议即立限三年，令其印齐。先行购买，殿本原书一部，以为描润照印底本另给价银一万三千五百余两，事竣乃将原书呈缴，并于一百部之外，报效黄绫本一部，不给价值。臣等公同商酌所议尚属妥协，拟请旨饬下两江总督，督饬该道照议办理。并由该督遴派正途出身精细之员前往驻局，逐篇详校，以臻完善。所需印书百部，价银共计规平三十五万一千余两，暂由出使经费内提用，书成之后由臣等奏明。”［2］从这一奏谕中可以看出清廷对书籍的印刷、用纸选地、装帧及所用价银都有明确规定，并极为重视。其中令“先行购买原书，描润照印底本”［3］一项，而禁用宫中殿版之书，反映了清廷对内府所藏“雍正版”初印本原貌的保护。
值得专门叙及的是，这次排印时所依据的影印底本前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涂抹、勾画工作。只因改避讳字一项就使《图书集成》全书中，增添了许多涂改之处。出于中国封建社会对文化的专制和讳制，以清代为例，从康熙以后，到最末宣统溥仪，无一不避，不但名的一字相同要避讳，即是一字之含有要避讳的字，也是减笔或用别字来代替。到光绪十六年第三次印刷时，且已经过六朝皇帝，为此朝臣奕劻和清宗室福锟等奏明请旨：“书内凡遇列圣庙讳、皇上御名，均应援照光绪二年用聚珍版刷印《历朝御制诗文集》成案缺笔敬避，奉旨允准，钦遵照在案。”［4］由此可见，驻局人员逐篇细校，在这部卷轶浩繁的类书中从字里行间逐一寻找恭避名讳用字并加以涂改，已是很繁复之事。如上奏谕又讲：“今重印此书，若从缺笔敬避，似与原书体例稍有未符”。［5］说明“光绪版”《集成》的品相与原版是有变化的。即对影印之底本做了修整、勾画与描摩。用此影印的“光绪版”版面光洁，字迹清楚，装帧精美，堪称《集成》一书的最佳版本。
至光绪二十年（1894）同文书局为清廷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竣工，共印100部，外加一部用黄团龙绫子作封面，供给朝廷御用。同文书局石印本，虽然十分精美，但造价昂贵，为此清廷先后拨发价银共计规平35万1千余两。按上谕石印书籍酌拟办法；“如有学宫书院拟购此书者即由该处按照每部三千五百余两备价承领”。［6］可见，当时从社会需要和读者购买能力来讲应极其有限。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同文书局由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因兼顾版本质量和造价两方面而获得相当成功，从此声誉益隆。“同文版”又称“光绪版”石印《古今图书集成》，亦获得世人称赞，因而传世者也十分珍贵。
由清政府出资交上海同文书局承印的《图书集成》告成后，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谕；“留用若干部令其运京，此外若干部令其该道暂行存储”。［7］其中，运达京师部分，用于清廷赠送外国或颁赏大臣。查阅清内府档案及廷臣奏谕等史料可从中了解是书赠予和赏赐的大致情况。
以下列举清内府刻书档案部分有关史料,做补充如下:
2.1 晚清朝臣上谕颁赏石印《图书集成》的情况：
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准军机大臣字寄：面奉上谕:“刘坤一等奏石印《图书集成》存储尚多，请旨办理。著即进呈二十部，派员解京，并赏给每省一部，发交学堂以资观览。其余解外务部收存，侯旨颁发……江西现在开设学堂，得是书以教育群才，而扩其学识，以佐盛世右文之治。袛领之余，臣不胜欢心鼓舞之至。”。［8］
又光绪二十八年，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现存外务部之《图书集成》，著赏给庆亲王奕劻、大学士荣禄、王文韶、户部尚书陆傳霖、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各一部”［9］。
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新授商部右侍郎，顺天府尹，臣陈璧，巡视中城掌江南道监察御史臣贵秀等跪奏，请旨赏给石印《图书集成》以资观览而裨学务一书恭折，曰：“查是书现存外务部有四十余部，业经顺天府兼尹臣徐会沣等奏，奉谕旨颁给顺天中学堂及工艺局各一部。窃以五城学堂为国家育才而设，事同一律，相应援案吁恳天恩颁给《图书集成》一部，如蒙俞允，侯命下之日，即由臣等备咨派员赴部请颁交该学堂敬谨收藏，俾诸生籍以扩见闻而植根柢，以仰富朝廷振兴学务之至意。”［10］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出使英国考察宪政大臣，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跪奏，为英绅设立学会研究中国文明掌故，拟恳颁赏《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各书，以敷文化而资讲贯。奏折中记载：“兹英绅所设中国学会，其用意亦在使英伦学子考求中国文明。查：时上海排印钦定《图书集成》尚有存书，近年新修《大清会典》已付石印，今岁可以告成，合无仰恳天恩嚣各颁全部，由外务部饬运英伦转给袛领，庶遐方得邀稽古之荣，绝域同仰古文之盛。所有英绅研究中国文明掌故，拟恳颁赏书籍缘由”。［11］
另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出使日本国大臣胡惟德跪奏，为微臣奉使赴东域,吁恳颁赏书籍，敬谨储藏，以资参考。奏曰：“伏思钦定《图书集成》乃国朝第一精深博大之书，又新修《大清会典》为文物典章之渊薮，可否仰恳天恩各予颁赏一部，交臣袛领……编册列档，作为官书，以彰我圣朝覃敷文教之盛所有。謹恭摺具陈。”［12］
2.2 清末新式图书馆受赠《图书集成》的相关记载：
清朝末年,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清朝政府在废科举办学校的同时,清学部为筹备立宪创办图书馆,于清宣统元年(1909)三月三十日上《学部奏分年筹备事宜摺》,继宣统二年(1910)学部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摺》，摺中曰“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以广征博采，供人浏览为宗旨”。于是，1910年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图书馆，各省也逐渐设立省立图书馆，并公开开放。
为此京师与各省图书馆陆续恭折具陈,恳请颁赏书籍缘由,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经梳理分析列举一二供参考。
2.2.1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概略》（1923年）书中述记：“前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学初立。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续兴大学，乃设藏书楼，调取江/浙/鄂/赣/湘等省官书局各种书籍，并购入中西新旧书籍藏之，是为本校图书馆之始基。清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由外务部领得《图书集成》一部”。
2.2.2 据《学部官报》第123期，清宣统二年（1910）广西巡抚张鸣岐奏广西建设图书馆折：“奏为广西建设图书馆，吁恳天恩赏给石印《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各一部，俾得袛领尊藏，实于兴学有裨。谨恭摺据陈”。
2.2.3 《学部官报》第150期刊载：清宣统元年（1909）两江总督端方奏请颁发《图书集成》给江南图书馆摺：“伏查江宁省城创建图书馆，拟恳圣恩再行赏给石印《图书集成》一部，俾苏省承学之士皆得窥图书之渊，沐圣泽于无涯。如蒙俞允，当由奴才派员赴外务部袛领。”至此,由于传世档案有限,文献记载不足,对于石印《集成》的议题亟待考证。
从上述所列举的廷臣奏折来看，均为清光绪朝石印本《图书集成》告成后，清廷采纳诸臣祈奏赏赐书籍的大致情况，。自殿版铜活字本起,后至清末光绪年间同文版(1890-1894)再版,其间约历经一百五/六十余年,乾隆与光绪两朝在《图书集成》刊印后曾下旨颁赏，具体分析两次赏赐情况却不尽相同。乾隆朝成书64部，铜活字本《集成》被视为皇家藏本，其后将少数几部赏赐给编纂《四库全书》有功之臣与献书最多的藏书家，而清末光绪朝石印本《集成》的刊印与颁赏更趋向于近代图书文化交流的广度传播和褒扬中华文明为因素，其结果必竟向民间跨进了一步。然而，朝廷所赐之书公私藏家仍以稀为贵，莫不视为瑰宝并深藏阁中，宇内读书人仍见之不易，运用于学术研究自当稀缺。
综上对于清光绪朝石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的刊印过程、颁赏及馆藏存佚等概况，略作表述与分析，并结合目前本馆所整理的清内府刻书档案和馆藏古籍文献史料予以补充，其中，所列举的部分清宫传世档案，在陆续发掘整理中属首次利用作为佐证,为此充实“同文版”《图书集成》的史实情况。
参考文献
［1］《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 广陵书社出版 2007年11月
［2］《中国印刷史》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年10月
［3］《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 故宫博物院编 1933年
［4］《清宫述闻》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1990年5月
［5］《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 1925—1930年
［6］《史料旬刊》 故宫文献馆排印 1930—1931年
［7］《清宫藏书》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5年4月
［8］《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年
［9］《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出版 1982年
［10］ 《历代刻书考述》 巴蜀书社出版 1990年4月
［11］ 《古典文献研究辑刊》 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 2005年12月
［12］ 《古今图书集成研究.》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年12月
［13］ 《古今图书集成版本研究》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7年第3期
［14］ 《古今图书集成研究回顾（1911—2006）》 （台北 ）汉学研究通讯 2008年8月
注释：
［1］ 《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市府县志辑）1992年上海书店影印本
［2］ 《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光绪朝上谕档）586页
［3］ 同上
［4］ 朱批光绪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军机处为避讳事奏
［5］ 朱批光绪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军机处为避讳事奏
［6］ 《军机处录副奏折图书文教类》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军机处奏片
［7］ 《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光绪朝上谕档）586页
［8］ 朱批江西巡抚谢恩赏赐,《古今图书集成》片
［9］《军机处上谕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0］《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609页
［11］ 《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614页
［12］《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6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