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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吉登斯指出就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解释这个问题而言，马克思和涂尔干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异化”和“失范”概念分别提供了他们对现代社会所作批判性解释的重点。虽然“异化”和“失范”分别在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理论体系中对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在性善与性恶的判断、对社会在人性变化发展中起到的不同作用的认识、对社会分工理解上的分歧等方面的差异甚至二者在通常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上的区别使得二者分别形成了对消除异化或规约失范状态的不同构想。基于这些不同的比较，吉登斯阐明了马克思和涂尔干对现代性批判的不同视角和结果。
【关键词】：吉登斯；现代社会；异化；失范
罗伯特·A·尼斯比特认为“社会学的根本目的与其他科学一样——发现和解释。”[1]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吉登斯之所以选择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这三位巨匠的论著进行分析就出于对当代社会理论进行彻底地修正这个目的，而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就是不二之选。吉登斯认为，就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解释这个问题而言，马克思和涂尔干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异化’和‘失范’概念分别提供了他们对现代社会所作批判性解释的重点”。[2]虽然“异化”和“失范”分别在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理论体系中对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在性善与性恶的判断、对社会在人性变化发展中起到的不同作用的认识、对社会分工理解上的分歧等方面的差异甚至二者在通常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上的区别使得二者分别形成了对消除异化或规约失范状态的不同构想。
一、马克思、涂尔干关于现代性的不同认识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3]同时在吉登斯的理论中，现代性大致与“工业主义”、“工业化的世界”等概念相同，甚至就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现代性作为当代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引发了许多社会学家对其进行讨论和批判。也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在科技进步与生活富足而至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人类社会‘立’与‘破’的悖论促使社会思想家反观人类社会的理性进步路线.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现代性议题的论争”[4]。
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最为明显和直接的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应该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所关注的也只能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以及扬弃的论述过程中形成了现代性的理论。从这一方面来看，异化理论无疑就是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立足点：正是由于异化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本身存在致命的矛盾，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系统中，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失常不可避免，这些异化、失调或者矛盾、危机都是现代性的体现。涂尔干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涂尔干把现代性看成是一个向合理性过渡的过程。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是现代性所隐含的问题之所在，这是因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强化日益消解了传统社会的宗教、道德、习惯等整合纽带，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整合纽带又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从而造成公民道德信仰匮乏、行为失去外在约束和欲望变得毫无节制等。”[5]基于此，涂尔干提出了必须要实现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这是走出“失范”状态的必要手段和方式。
二、吉登斯对“异化”与“失范”的比较
现代性问题是吉登斯理论思想的核心。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大略等同于‘工业化世界’”。[6]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是经典社会学的“三驾马车”，为了在现代性研究方面有所推进，必须不断的回溯经典，从他们的思想遗产中汲取营养，也正是通过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对三位巨匠的社会学理论的比较，吉登斯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立身扬名，开始成为社会思想界大师级的学者。特别是在对构想如何消除工人阶级非人性化状态时，马克思和涂尔干在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世界观的作用下，分别在“异化”和“失范”这两种“病态”的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同时“异化”和“失范”也分别是马克思和吉登斯对现代社会批判性解释的重点。
（一）吉登斯对“异化”与“失范”的比较
具体来说，吉登斯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涂尔干对“失范”的阐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两位社会学巨匠之间的分歧所在，但是在某些方面，“异化”和“失范”之间的关联也不容忽视：
首先，在二者的理论体系中，“异化”和“失范”的地位和作用大抵相当。吉登斯指出，“异化概念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而也是他关于资产阶级秩序将会被一种新型社会所超越的论题的支柱”。[7]异化现象作为“当前的经济事实”，具体表现劳动异化致使随着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工人阶级的贫困也越来越加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论述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都被土地和资本所有者占有；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分离并不仅仅是一个征收本来应属于劳动者的物品问题。即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质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进一步分析指出了一场社会革命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在论述个人主义与失范过程中，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的失范主要是因为个人私欲增长和道德调节缺位造成的。吉登斯肯定了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的分化必然导致社会集体意识的普遍性衰减的论断。涂尔干解释道个人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扩大必然相伴随，而个人主义只有在共同信仰和情感等力量有所减弱的情况下才能向前发展。因此，集体意识“越来越由高度抽象和模糊的思想和情感所构成，这样就给人差异的增多留下了开放的空间。”简言之，涂尔干认为失范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或者确切地说是由病态的社会分工造成的，为了消除这种现象，失范也就成为了重要支柱。 其次，同对社会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发现和解释”，马克思和涂尔干都希望能够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平衡。作为批判理论的典型范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做出诊断：第一，现代性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第二，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动力；第三，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异化和阶级斗争等是现代性问题的表现。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导致人类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成就与广大群众无法控制他们所生产的财富之间的异化，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包含了将自身推向灭亡的力量，而且为其超越铺平了道路。而涂尔干同样也作出一些设想，他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以工业主义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新型工业社会；社会失范是现代性隐含的问题之所在，其产生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道德和信仰的缺失；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道德纽带，最终建立一个以高度分工、有机团结和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
（二）基于对现代社会批判性解释的“异化”与“失范”
具体来看，吉登斯在对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现代社会批判性解释进行比较时主要阐释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
首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涂尔干的“失范”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他们对“自然状态”中的人的内在的不同看法。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偏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等方面造成的外部影响，这种“病态”强调的是外因的消极作用，相反的是，涂尔干认为由于社会分工造成了“失范”现象，强调的重点在于正是由于外因积极作用的确实才造成了“病态”现象的产生。正是在这种不同的认识的基础上，二者对新秩序的构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其次，吉登斯指出，生产活动在马克思和涂尔干分贝应用的社会模式中七大不同的作用。生产活动在涂尔干和马克思的社会模式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涂尔干更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因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物质世界中，与肉体生存有关的需求属于自然诉求，并不等同于那些基于社会认同的欲望，马克思则更加重视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也被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即使是那些反映个人有机体是否适应以及如何适应物质环境的“感官需求”已经具备了社会化特征。但是，由于马克思和涂尔于都强调人的历史本质，涂尔干也认为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发生冲突时需要约束人类需求，因此，吉登斯指出，“异化”与“失范”两个概念在这一点上的差别决不能被无节制地夸大。
再次，吉登斯强调二者对分工在异化和失范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工会导致两种异化，即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和工人与产品的异化，吉登斯分别称之为“技术性异化”和“市场性异化”。在马克思的观点中，这两种类型的异化迸一步扩大分工，使得生产过剩成为可能，进而形成了历史上的阶级与阶级社会。因此，要想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的平等社会，就需要以革命的手段重组社会，废除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改善专门化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把个人固定在有限的任务范围内，阻碍其在劳动中充分施展才智和能力。对涂尔干来说，分工的形成是专门化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建立在一个阶级统治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不主张以革命手段解决阶级冲突进而重构社会，而是希望不同职业团体在能够在分工中充分合作，以缓和并解决分工中的失范现象。
最后，涂尔干与马克思就如何消除工人阶级非人性化状态所涉及的路径以及对理想人的构想不同。涂尔干认为失范现象并不是由分工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反映和体现传统道德规范的制度趋于瓦解，因此若想减少或消除对工人的非人性化状态，需要对分工中的专门化进行道德整合。而马克思却认为分工必然导致异化，进而形成阶级和阶级对立，因此他认为需要改变的是分工本身，而不是对分工过程进行道德调控。吉登斯认为这也构成了马克思“异化”概念与涂尔干“失范”概念之间最关键的差异。对涂尔干来说，之所以说生产活动是非人性化的，并不是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分工，而是由于工人没有在道德上认同他在分工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因此，作为个体的工人需要明确自己在分工中的地位、目标和作用，从而自主地参加到分工过程中，将个人的生产活动与社会整个生产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做到这一点，工人就不再是异化了的自动机器，非人性化的状况就可以得到纠正。相反，马克思所关注的视角与涂尔干截然不同，他认为必须消灭分工才能使工人摆脱非人性化的状态，而通过劳动分工中的道德整合并不能达到这一目标。二者在路径选择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他们对个人发展的理想状态看法不同，涂尔干强调在分工中的团结合作，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理想的人是善于团结，积极合作的人，而不是“通才”，马克思却坚持应该恢复人的“全面”素质，并且提出这一理想的实现建立在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基础上。
（三）马克思和涂尔干对走出“病态”状态的思考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摒除一味的价值负载的研究视角，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中指出“尽管资本主义最初是围绕自由市场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体系中，商品可以在单个企业的开发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趋势却破坏了经济所赖以建立的经验性条件。”[8]为了不落窠臼，马克思并未对未来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规定，但这也不意味着其对现代性批判的终止，马克思阐述社会主义、国家消亡等理论的过程中就包涵了在对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是的预测和构想。当然，就马克思的“异化”和现代性批判来看，最重要的还是吉登斯总结和分析的“既然资本主义的核心建立在资本主义与劳动者对立关系的基础之上，既然它的运作只会使劳动者普遍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那么，资本主义内部就不仅包含了将自身推向灭亡的力量，而且还为其超越铺平了道路。”[9]同样，涂尔干在对有机团结、自我实现等阐释中也使其对未来社会的“失范”种种病态的克服的预测初现端倪。
三、小结
应该说，在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这三大社会学巨匠的著作进行分析和比较过程中，吉登斯的分析做到了简洁而又全面，比较客观的比较了三者的思想理论。而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现代社会理论的反思性的、批判性的解释也是吉登斯的学术历程的真实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是通过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大思想家现代性思想的吸收与借鉴而建立起来的，其中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主要体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中，而就涂尔干来说，吉登斯认为其现代性思想代表的是工业社会理论的基本立场，明显体现了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工业主义特点。从各方面来看，吉登斯都深受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思想的影响，正如詹弗兰科·波吉所说的哪样：“吉登斯在各方面都受恩惠于古典思想家，他从三种意义上把他们的著作当作‘巨人的肩膀’：一是他使用他们的著作作为建构自身理论框架的基础；二是通过对他们的著作进行深刻地诠释，他是自己从此名声大震；三是古段思想家的著作表明了特定的历史社会学视野，但吉登斯是从超越这一视野的高度去诠释它们的。”
注释：
[1]罗伯特·A·尼斯比特、李金生：《社会学的目的》，《社会》1986年第6期，第4页。
[2]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3]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王玉影：《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现代性理论比较》，黑河学刊2010年第9期，第13页。
[5]郭忠华：《群像与融通--吉登斯对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重建》，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40页。
[6]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7]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8]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9]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10]转引自胡颖峰：《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0页。
【关键词】：吉登斯；现代社会；异化；失范
罗伯特·A·尼斯比特认为“社会学的根本目的与其他科学一样——发现和解释。”[1]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中，吉登斯之所以选择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这三位巨匠的论著进行分析就出于对当代社会理论进行彻底地修正这个目的，而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就是不二之选。吉登斯认为，就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性解释这个问题而言，马克思和涂尔干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异化’和‘失范’概念分别提供了他们对现代社会所作批判性解释的重点”。[2]虽然“异化”和“失范”分别在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理论体系中对分析和批判现代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同的，但是由于在性善与性恶的判断、对社会在人性变化发展中起到的不同作用的认识、对社会分工理解上的分歧等方面的差异甚至二者在通常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与价值负载上的区别使得二者分别形成了对消除异化或规约失范状态的不同构想。
一、马克思、涂尔干关于现代性的不同认识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3]同时在吉登斯的理论中，现代性大致与“工业主义”、“工业化的世界”等概念相同，甚至就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现代性作为当代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引发了许多社会学家对其进行讨论和批判。也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在科技进步与生活富足而至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人类社会‘立’与‘破’的悖论促使社会思想家反观人类社会的理性进步路线.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现代性议题的论争”[4]。
马克思在分析和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最为明显和直接的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应该说，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所关注的也只能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以及扬弃的论述过程中形成了现代性的理论。从这一方面来看，异化理论无疑就是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重要立足点：正是由于异化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本身存在致命的矛盾，因此在这样的社会系统中，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失常不可避免，这些异化、失调或者矛盾、危机都是现代性的体现。涂尔干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涂尔干把现代性看成是一个向合理性过渡的过程。涂尔干认为“社会失范是现代性所隐含的问题之所在，这是因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强化日益消解了传统社会的宗教、道德、习惯等整合纽带，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整合纽带又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从而造成公民道德信仰匮乏、行为失去外在约束和欲望变得毫无节制等。”[5]基于此，涂尔干提出了必须要实现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这是走出“失范”状态的必要手段和方式。
二、吉登斯对“异化”与“失范”的比较
现代性问题是吉登斯理论思想的核心。吉登斯认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大略等同于‘工业化世界’”。[6]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是经典社会学的“三驾马车”，为了在现代性研究方面有所推进，必须不断的回溯经典，从他们的思想遗产中汲取营养，也正是通过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中对三位巨匠的社会学理论的比较，吉登斯得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立身扬名，开始成为社会思想界大师级的学者。特别是在对构想如何消除工人阶级非人性化状态时，马克思和涂尔干在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世界观的作用下，分别在“异化”和“失范”这两种“病态”的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同时“异化”和“失范”也分别是马克思和吉登斯对现代社会批判性解释的重点。
（一）吉登斯对“异化”与“失范”的比较
具体来说，吉登斯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涂尔干对“失范”的阐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两位社会学巨匠之间的分歧所在，但是在某些方面，“异化”和“失范”之间的关联也不容忽视：
首先，在二者的理论体系中，“异化”和“失范”的地位和作用大抵相当。吉登斯指出，“异化概念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因而也是他关于资产阶级秩序将会被一种新型社会所超越的论题的支柱”。[7]异化现象作为“当前的经济事实”，具体表现劳动异化致使随着资本主义向前发展工人阶级的贫困也越来越加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论述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都被土地和资本所有者占有；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分离并不仅仅是一个征收本来应属于劳动者的物品问题。即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质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进一步分析指出了一场社会革命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在论述个人主义与失范过程中，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的失范主要是因为个人私欲增长和道德调节缺位造成的。吉登斯肯定了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的分化必然导致社会集体意识的普遍性衰减的论断。涂尔干解释道个人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扩大必然相伴随，而个人主义只有在共同信仰和情感等力量有所减弱的情况下才能向前发展。因此，集体意识“越来越由高度抽象和模糊的思想和情感所构成，这样就给人差异的增多留下了开放的空间。”简言之，涂尔干认为失范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或者确切地说是由病态的社会分工造成的，为了消除这种现象，失范也就成为了重要支柱。 其次，同对社会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发现和解释”，马克思和涂尔干都希望能够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平衡。作为批判理论的典型范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做出诊断：第一，现代性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第二，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剩余价值的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动力；第三，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异化和阶级斗争等是现代性问题的表现。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导致人类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成就与广大群众无法控制他们所生产的财富之间的异化，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包含了将自身推向灭亡的力量，而且为其超越铺平了道路。而涂尔干同样也作出一些设想，他认为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以工业主义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新型工业社会；社会失范是现代性隐含的问题之所在，其产生原因在于整个社会道德和信仰的缺失；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道德纽带，最终建立一个以高度分工、有机团结和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
（二）基于对现代社会批判性解释的“异化”与“失范”
具体来看，吉登斯在对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现代社会批判性解释进行比较时主要阐释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
首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涂尔干的“失范”理论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他们对“自然状态”中的人的内在的不同看法。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偏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等方面造成的外部影响，这种“病态”强调的是外因的消极作用，相反的是，涂尔干认为由于社会分工造成了“失范”现象，强调的重点在于正是由于外因积极作用的确实才造成了“病态”现象的产生。正是在这种不同的认识的基础上，二者对新秩序的构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其次，吉登斯指出，生产活动在马克思和涂尔干分贝应用的社会模式中七大不同的作用。生产活动在涂尔干和马克思的社会模式中所起的作用不同。涂尔干更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因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物质世界中，与肉体生存有关的需求属于自然诉求，并不等同于那些基于社会认同的欲望，马克思则更加重视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分析，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也被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即使是那些反映个人有机体是否适应以及如何适应物质环境的“感官需求”已经具备了社会化特征。但是，由于马克思和涂尔于都强调人的历史本质，涂尔干也认为在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发生冲突时需要约束人类需求，因此，吉登斯指出，“异化”与“失范”两个概念在这一点上的差别决不能被无节制地夸大。
再次，吉登斯强调二者对分工在异化和失范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工会导致两种异化，即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和工人与产品的异化，吉登斯分别称之为“技术性异化”和“市场性异化”。在马克思的观点中，这两种类型的异化迸一步扩大分工，使得生产过剩成为可能，进而形成了历史上的阶级与阶级社会。因此，要想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的平等社会，就需要以革命的手段重组社会，废除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改善专门化带来的消极影响，避免把个人固定在有限的任务范围内，阻碍其在劳动中充分施展才智和能力。对涂尔干来说，分工的形成是专门化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建立在一个阶级统治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不主张以革命手段解决阶级冲突进而重构社会，而是希望不同职业团体在能够在分工中充分合作，以缓和并解决分工中的失范现象。
最后，涂尔干与马克思就如何消除工人阶级非人性化状态所涉及的路径以及对理想人的构想不同。涂尔干认为失范现象并不是由分工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反映和体现传统道德规范的制度趋于瓦解，因此若想减少或消除对工人的非人性化状态，需要对分工中的专门化进行道德整合。而马克思却认为分工必然导致异化，进而形成阶级和阶级对立，因此他认为需要改变的是分工本身，而不是对分工过程进行道德调控。吉登斯认为这也构成了马克思“异化”概念与涂尔干“失范”概念之间最关键的差异。对涂尔干来说，之所以说生产活动是非人性化的，并不是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分工，而是由于工人没有在道德上认同他在分工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因此，作为个体的工人需要明确自己在分工中的地位、目标和作用，从而自主地参加到分工过程中，将个人的生产活动与社会整个生产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做到这一点，工人就不再是异化了的自动机器，非人性化的状况就可以得到纠正。相反，马克思所关注的视角与涂尔干截然不同，他认为必须消灭分工才能使工人摆脱非人性化的状态，而通过劳动分工中的道德整合并不能达到这一目标。二者在路径选择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他们对个人发展的理想状态看法不同，涂尔干强调在分工中的团结合作，因此在现代社会中，理想的人是善于团结，积极合作的人，而不是“通才”，马克思却坚持应该恢复人的“全面”素质，并且提出这一理想的实现建立在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基础上。
（三）马克思和涂尔干对走出“病态”状态的思考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摒除一味的价值负载的研究视角，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中指出“尽管资本主义最初是围绕自由市场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体系中，商品可以在单个企业的开发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趋势却破坏了经济所赖以建立的经验性条件。”[8]为了不落窠臼，马克思并未对未来社会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规定，但这也不意味着其对现代性批判的终止，马克思阐述社会主义、国家消亡等理论的过程中就包涵了在对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是的预测和构想。当然，就马克思的“异化”和现代性批判来看，最重要的还是吉登斯总结和分析的“既然资本主义的核心建立在资本主义与劳动者对立关系的基础之上，既然它的运作只会使劳动者普遍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那么，资本主义内部就不仅包含了将自身推向灭亡的力量，而且还为其超越铺平了道路。”[9]同样，涂尔干在对有机团结、自我实现等阐释中也使其对未来社会的“失范”种种病态的克服的预测初现端倪。
三、小结
应该说，在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这三大社会学巨匠的著作进行分析和比较过程中，吉登斯的分析做到了简洁而又全面，比较客观的比较了三者的思想理论。而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现代社会理论的反思性的、批判性的解释也是吉登斯的学术历程的真实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是通过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大思想家现代性思想的吸收与借鉴而建立起来的，其中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主要体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中，而就涂尔干来说，吉登斯认为其现代性思想代表的是工业社会理论的基本立场，明显体现了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工业主义特点。从各方面来看，吉登斯都深受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思想的影响，正如詹弗兰科·波吉所说的哪样：“吉登斯在各方面都受恩惠于古典思想家，他从三种意义上把他们的著作当作‘巨人的肩膀’：一是他使用他们的著作作为建构自身理论框架的基础；二是通过对他们的著作进行深刻地诠释，他是自己从此名声大震；三是古段思想家的著作表明了特定的历史社会学视野，但吉登斯是从超越这一视野的高度去诠释它们的。”
注释：
[1]罗伯特·A·尼斯比特、李金生：《社会学的目的》，《社会》1986年第6期，第4页。
[2]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3]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4]王玉影：《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现代性理论比较》，黑河学刊2010年第9期，第13页。
[5]郭忠华：《群像与融通--吉登斯对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重建》，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40页。
[6]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7]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8]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9]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10]转引自胡颖峰：《吉登斯现代性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5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