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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标志，以农村资源流出为主导的农村发展阶段逐渐过渡到了城乡逐步实现均衡发展的新阶段。在各方力量的参与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农村新社区。一方面，这些新社区与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联系;另一方面，它们又处于乡村和城市的制度断裂带上。如何建设这些新社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 农村新社区 现代化 城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乡村的试验一直都是由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
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乡村一直被作为落后的文化和空间结构而被加以改造。民国时期，一批有志于中国现代化的乡绅和知识分子目睹了中国之落后，立志从乡村的改造开始，希望以此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改造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对制约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因素的漠视，另一方面也是对于调整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无奈。无论如何，这一中国早期的乡村改造运动从现代性的角度尝试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也形成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能算作农村的新社区。这些星星点点的农村新社区，孤立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主流之外，形成了现代化的“孤岛”。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格局之下，乡村如何更好地提高生产力，并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成为新一轮乡村建设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建设的基本单元仍然是以村落为主体的文化、社会、经济共同体。广义的乡村建设的核心是如何将碎片状的农户生产单元通过合作的形式产生规模效益，这也是合作化运动的重要激励之一。当然，将合作化运动引入人民公社是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一意识形态最终将以村落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彻底打破。即便如此，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形态与以村落为单元的社会形态一直是并存的。国家希望推动现代化的努力最终还得落实在村落这个单元上，例如“大寨模式”的出现。实际上，新中国以后我们仍然在努力构建一些超越现状的新型乡村建设的样板，希望通过样板的建立带动整体的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标志，农村发展开始进入了以农村资源流出为主导到城乡逐步实现均衡发展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时期，各种乡村建设思潮开始涌现。我们分析一下可以发现，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不论是国家推动的，还是民间推动的，都基于对农民权益的保护这一主线，带有输血性质。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农村新社区开始形成。归纳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国家推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影响这一运动的主要思路是从政治角度考量的国家发展主义，其背后是执政党努力从道德和正义角度寻求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或者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向农村投资，以扩大内需和消耗产能;第二种类型是商业资本推动下的旨在把乡村建设成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新型消费品的新型农村社区，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乡村旅游村、民俗村的建设。国家发展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介入了民间资本的努力;第三种类型是城市精英知识分子推动的、具有后现代色彩的乡村建设。这里包括对乡村文化的保护、环境的治理、民族特色的保存，以及带有民粹色彩的对乡村命运的忧虑等方面。这些努力也同样得到了国家和民间资本的支持。在这些努力之下，中国在全国各地都形成了大批量的所谓的“农村新社区”。
农村新社区处在乡村和城市的制度断裂带上
总的来说，对于现在各种类型的农村新社区的建设，批评的声音很大。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村庄，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村庄都是形象工程，在其他村庄不可能复制。还有的观点认为，政府主导所有的村庄都刷白，颜色千篇一律，没有实质内容。移民搬迁的村庄没有解决收入问题，农民盖房产生了新的债务，造成了新的贫困问题。针对商业资本进入农村新社区的批评意见，主要是新的社区是以城市人的偏好为标准，完全为了满足旅游需要，没有考虑农村居民文化生活需要，是一种城市中心主义的乡村建设。对第三种类型的乡村建设批判认为，这样的乡村建设脱离农村的实际，将公共产品的提供，如新鲜的空气、优美的环境、文化的保护建立在牺牲农户生计的基础上。
以上这些批判并非全无道理。首先，乡村的滞后进入到了结构性和制度性约束的阶段。如果没有大的收入结构和制度性要素调整，这些农村新社区模式很难在全国推广。其次，这些新的农村社区仍然是在社会保障的二元结构之下，农村的新社区形态上是新的，其社会经济要素是旧的。新社区里的老人关怀、儿童教育、留守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第三，很多商业化运作的农村新社区在农民生计和社会保障方面有了一些新的探索，如民俗旅游村的建设，使村内基础设施、家庭收入、社会保障等都有了改善，但是这样的农村新社区必须要有特色民俗和自然景观的物化存在，并不是全国所有的村子都可以做的。还有一些以发展特色农业为主的、由公司统一经营的观光旅游村也大多位于大中城市的周围，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即便这样的村庄由集中经营的公司解决了社会保障等问题，但其收入与公司的收入相比，仍然是很低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农村新社区代表了中国逐渐实现工业化以后乡村的命运，这一点与民国时期和人民公社阶段的各种乡村实践的命运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农业作为一个经济部门对国民经济整体的贡献日益减少，农业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点与欧洲、日本、韩国的发展情况相似。其次，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农民比例越来越小，农民作为一个工业化过程中被遗忘和弱势化的群体，正在被迅速地政治化。第三，乡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呈现衰落的趋势，这种衰落从资源环境等诸多方面对国家整体发展形成制约。因此，建设农村新社区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有关城乡一体化的讲话中强调了乡村发展规划的意义，特别提到中国现在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阶段，所以建设中国的农村新社区将有可能成为未来弥合乡村、城市断裂的可能方案。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林毅夫：《要搞一场新农村运动》，《中国财经报》，2008年2月20日。
②秦晖：《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经济观察报》，2006年4月10日。
③温铁军：《农村改革要解决农业三要素流出问题》，《农村工作通讯》，2013年第1期。
责编/谭峰 美编/于珊
【关键词】 农村新社区 现代化 城乡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乡村的试验一直都是由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
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乡村一直被作为落后的文化和空间结构而被加以改造。民国时期，一批有志于中国现代化的乡绅和知识分子目睹了中国之落后，立志从乡村的改造开始，希望以此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改造一方面来自于他们对制约中国现代化的结构性因素的漠视，另一方面也是对于调整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无奈。无论如何，这一中国早期的乡村改造运动从现代性的角度尝试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也形成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能算作农村的新社区。这些星星点点的农村新社区，孤立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主流之外，形成了现代化的“孤岛”。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格局之下，乡村如何更好地提高生产力，并成为国家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成为新一轮乡村建设的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建设的基本单元仍然是以村落为主体的文化、社会、经济共同体。广义的乡村建设的核心是如何将碎片状的农户生产单元通过合作的形式产生规模效益，这也是合作化运动的重要激励之一。当然，将合作化运动引入人民公社是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意识形态的产物，这一意识形态最终将以村落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彻底打破。即便如此，人民公社的政治经济形态与以村落为单元的社会形态一直是并存的。国家希望推动现代化的努力最终还得落实在村落这个单元上，例如“大寨模式”的出现。实际上，新中国以后我们仍然在努力构建一些超越现状的新型乡村建设的样板，希望通过样板的建立带动整体的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标志，农村发展开始进入了以农村资源流出为主导到城乡逐步实现均衡发展的新阶段。在这样一个时期，各种乡村建设思潮开始涌现。我们分析一下可以发现，这一阶段的乡村建设，不论是国家推动的，还是民间推动的，都基于对农民权益的保护这一主线，带有输血性质。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农村新社区开始形成。归纳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国家推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影响这一运动的主要思路是从政治角度考量的国家发展主义，其背后是执政党努力从道德和正义角度寻求新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或者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向农村投资，以扩大内需和消耗产能;第二种类型是商业资本推动下的旨在把乡村建设成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新型消费品的新型农村社区，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乡村旅游村、民俗村的建设。国家发展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介入了民间资本的努力;第三种类型是城市精英知识分子推动的、具有后现代色彩的乡村建设。这里包括对乡村文化的保护、环境的治理、民族特色的保存，以及带有民粹色彩的对乡村命运的忧虑等方面。这些努力也同样得到了国家和民间资本的支持。在这些努力之下，中国在全国各地都形成了大批量的所谓的“农村新社区”。
农村新社区处在乡村和城市的制度断裂带上
总的来说，对于现在各种类型的农村新社区的建设，批评的声音很大。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村庄，一种观点认为，这些村庄都是形象工程，在其他村庄不可能复制。还有的观点认为，政府主导所有的村庄都刷白，颜色千篇一律，没有实质内容。移民搬迁的村庄没有解决收入问题，农民盖房产生了新的债务，造成了新的贫困问题。针对商业资本进入农村新社区的批评意见，主要是新的社区是以城市人的偏好为标准，完全为了满足旅游需要，没有考虑农村居民文化生活需要，是一种城市中心主义的乡村建设。对第三种类型的乡村建设批判认为，这样的乡村建设脱离农村的实际，将公共产品的提供，如新鲜的空气、优美的环境、文化的保护建立在牺牲农户生计的基础上。
以上这些批判并非全无道理。首先，乡村的滞后进入到了结构性和制度性约束的阶段。如果没有大的收入结构和制度性要素调整，这些农村新社区模式很难在全国推广。其次，这些新的农村社区仍然是在社会保障的二元结构之下，农村的新社区形态上是新的，其社会经济要素是旧的。新社区里的老人关怀、儿童教育、留守问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第三，很多商业化运作的农村新社区在农民生计和社会保障方面有了一些新的探索，如民俗旅游村的建设，使村内基础设施、家庭收入、社会保障等都有了改善，但是这样的农村新社区必须要有特色民俗和自然景观的物化存在，并不是全国所有的村子都可以做的。还有一些以发展特色农业为主的、由公司统一经营的观光旅游村也大多位于大中城市的周围，有很好的区位优势。即便这样的村庄由集中经营的公司解决了社会保障等问题，但其收入与公司的收入相比，仍然是很低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农村新社区代表了中国逐渐实现工业化以后乡村的命运，这一点与民国时期和人民公社阶段的各种乡村实践的命运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农业作为一个经济部门对国民经济整体的贡献日益减少，农业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一点与欧洲、日本、韩国的发展情况相似。其次，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农民比例越来越小，农民作为一个工业化过程中被遗忘和弱势化的群体，正在被迅速地政治化。第三，乡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呈现衰落的趋势，这种衰落从资源环境等诸多方面对国家整体发展形成制约。因此，建设农村新社区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有关城乡一体化的讲话中强调了乡村发展规划的意义，特别提到中国现在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阶段，所以建设中国的农村新社区将有可能成为未来弥合乡村、城市断裂的可能方案。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林毅夫：《要搞一场新农村运动》，《中国财经报》，2008年2月20日。
②秦晖：《谁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人》，《经济观察报》，2006年4月10日。
③温铁军：《农村改革要解决农业三要素流出问题》，《农村工作通讯》，2013年第1期。
责编/谭峰 美编/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