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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一名江苏常州籍海归男子，回国后遭遇爱情事业双失败，为筹措生活费三次持刀抢劫，最终被依法逮捕。这一消息经媒体的延伸，甚至变成了一些海归因为回国后面临国内外文化、人际关系差异与求职方面的不顺遂，从常人眼中的“明日之星”成了“问题海归”。
常人眼中，能够去留学的人，多半是当前教育体系下层层筛选出来的，除了渣子，剩下的差不多都是精英了。但喝了洋墨水回来，为何混得如此不堪？很多人可能觉得现在海归太多，自然就不值钱了。但实际上对海归来说，有名无价，在晚清开启近代留学之始，就是海归一直要面临的现 实。
拿着一千元的月薪当“京漂”
1881年，晚清第一次官派留学幼童中途夭折，包括詹天佑在内的近百名中国学生黯然回国。那个时候归国的留学生几乎都是“包分配”的。所以，第一批留美学生尽管没有学满15年，但他们的就业却纳入了政府的年度计划，纷纷进入了公务员序列：海关、海军学校、兵工厂，这些现在看起来很牛的部门。
但公务员也分三六九等，别以为当了官就有源源不断的白银往腰包里窜。这批海归意气风发地就职了，没等发表一番慷慨激扬、西学东用的演说，就被开出的工资凉透了心。
比如，后来在20世纪初期成为香港政商界著名人物的周寿臣，在天津海关工作每月薪金15两白银，待遇与西洋公司的仆役差不多。1882年底，他曾告假回乡，回到天津销假后发现职位已经被人取代，转为候补，每月只有3两白银的伙食 费。
有研究说，第一批留美幼童回华初期，月薪一般只有四两银子左右，而当时道台的年薪可达10000至15000两。幼童黄开甲回忆：“我们月薪十两，食宿自理。在兵工厂的幼童学生，每月5两，食宿自理。
三五两，是个什么概念？按照1889年的物价，1两银子大约可买100斤粮食，三两就是300多斤粮食。如果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撑死不到1000元，五两银子也就是一千多元。这要比现在绝大多数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
而这些海归，大多回来都是在京城或者重要省会任职。那个时候家庭讲究四世同堂，多子多福。可以设想，如果他们有家口需要供养的话，那么他们每人一天的生活依靠可能不到半斤粮食，甚至三两或者更少。
名声不凡的“低保户”
这不就是派出去留学回来纯粹吃低保的一群人吗？
然而，可别小看这样的“低保户”。那一批留学幼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当时已经进入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名校，其中因修建京张铁路而名誉天下的詹天佑已经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虽然他们当时拿着不如道台百分之一的工资，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后成长为道台以上的官员，如梁如浩、周寿臣等，尤其是唐绍仪，甚至后来成了民国首任国务总理。
除了这批名气不凡的海归“低保户”外，整个衰败的晚清，在制度的便宜行事上，也给不少人的出名造就了机会。
像庚子赔款的留学生选拔中，一些后来名誉天下的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闻一多等在考试中严重偏科，甚至个别科目考试分数仅仅个位数，但依旧获得了留学的机会。钱钟书数学考得极差，但因为他的国文和英文了得，在第三届庚款留英考试中获得87.95分，是庚款留学考试中最高分。可见在当时，不拘一格录用这些偏科大才，是多么明智的选择。
有趣的是，过去的留学考试跟现在也差不多，都很注重外语考试。根据何炳棣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的回忆，庚款留学考试的成绩计算法中，党义和国文共占15%，英文独占25%，著作与服务占10%，专门科目共占50%，即英语比其他任何科目占的比重都大。具体考试方法而言，庚款留美和留英考试都分为英译汉、汉译英和一篇作文，且曾经采用听力考试的方式，相比如今的考试极具实用性。
当然，那个时代的“分数线”不像现在托福雅思这么高，面对那时候还在之乎者也里打转的中国人，英语分数曾经的录取标准定为35分。由此对比，钱钟书的英文该是怎样牛了。
戴上假发见皇帝
人们都以为，晚清对海归实施的是“包分配”解决就业的办法，但实际上留学回来直接给官做，只存在于官派留学的早期。在甲午战争之后，每个官职都能拿来卖钱，政府怎么会舍得免费送给那些海归呢？但晚清不想破罐破摔，那就得吸收人才进来。于是，政府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考试给文凭和官职。
起初是举行一次性考试，即发文凭与授官职合二为一的考试。考试内容按理化、经史分别命题，留学生通过考试，就获得文凭和官职的奖励。在1905年7月的考试中，大家较为熟悉的、在五四运动中被烧了住宅的曹汝霖，便通过那次考试被授予举人出身，任命为主事分部学习行走（到各部任试用期的副厅级巡视员）。
后来清政府发现一次性考试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参考人数大增，竞争十分激烈。清廷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官职去送，就出新招儿，将奖励出身的学业考试和真正任职的授官考试分开。学业考试定期举行，被录取者由学部统一颁发文凭，分别授予翰林、进士、举人出身。凭借该文凭可优先分配工作，又可作为参加授官考试的依据。
比起已成体系的考试，亮点却在考场外。考试要考一整天，除了紧张便是新奇。因为“殿试”合格后，需要去颐和园朝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那个时候，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很多留学生在国外早已剪掉辫子，无奈只好买一条假辫子伪装，时刻担心露馅。而那些戴眼镜的留学生，又必须将眼镜摘掉，因为慈禧太后讨厌眼镜。于是，为了一睹圣容，摘掉了眼睛的青年，既要保持官阶等级的排队和站位，又想看清太后和皇帝的尊颜，想往前挤又不能太明显。
尽管当时有些留学生名气已经很大，但在权力面前，还是有名无价。只能乖乖地低头颔首，用感觉来体察皇帝与太后的指示，个别胆大者，偷看太后、皇帝一眼，也不过一扫而过。这要是搁在当下，说不定还能亲切地跟领导人握个手 了。
常人眼中，能够去留学的人，多半是当前教育体系下层层筛选出来的，除了渣子，剩下的差不多都是精英了。但喝了洋墨水回来，为何混得如此不堪？很多人可能觉得现在海归太多，自然就不值钱了。但实际上对海归来说，有名无价，在晚清开启近代留学之始，就是海归一直要面临的现 实。
拿着一千元的月薪当“京漂”
1881年，晚清第一次官派留学幼童中途夭折，包括詹天佑在内的近百名中国学生黯然回国。那个时候归国的留学生几乎都是“包分配”的。所以，第一批留美学生尽管没有学满15年，但他们的就业却纳入了政府的年度计划，纷纷进入了公务员序列：海关、海军学校、兵工厂，这些现在看起来很牛的部门。
但公务员也分三六九等，别以为当了官就有源源不断的白银往腰包里窜。这批海归意气风发地就职了，没等发表一番慷慨激扬、西学东用的演说，就被开出的工资凉透了心。
比如，后来在20世纪初期成为香港政商界著名人物的周寿臣，在天津海关工作每月薪金15两白银，待遇与西洋公司的仆役差不多。1882年底，他曾告假回乡，回到天津销假后发现职位已经被人取代，转为候补，每月只有3两白银的伙食 费。
有研究说，第一批留美幼童回华初期，月薪一般只有四两银子左右，而当时道台的年薪可达10000至15000两。幼童黄开甲回忆：“我们月薪十两，食宿自理。在兵工厂的幼童学生，每月5两，食宿自理。
三五两，是个什么概念？按照1889年的物价，1两银子大约可买100斤粮食，三两就是300多斤粮食。如果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撑死不到1000元，五两银子也就是一千多元。这要比现在绝大多数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
而这些海归，大多回来都是在京城或者重要省会任职。那个时候家庭讲究四世同堂，多子多福。可以设想，如果他们有家口需要供养的话，那么他们每人一天的生活依靠可能不到半斤粮食，甚至三两或者更少。
名声不凡的“低保户”
这不就是派出去留学回来纯粹吃低保的一群人吗？
然而，可别小看这样的“低保户”。那一批留学幼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当时已经进入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世界名校，其中因修建京张铁路而名誉天下的詹天佑已经获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虽然他们当时拿着不如道台百分之一的工资，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最后成长为道台以上的官员，如梁如浩、周寿臣等，尤其是唐绍仪，甚至后来成了民国首任国务总理。
除了这批名气不凡的海归“低保户”外，整个衰败的晚清，在制度的便宜行事上，也给不少人的出名造就了机会。
像庚子赔款的留学生选拔中，一些后来名誉天下的学者，如钱钟书、季羡林、闻一多等在考试中严重偏科，甚至个别科目考试分数仅仅个位数，但依旧获得了留学的机会。钱钟书数学考得极差，但因为他的国文和英文了得，在第三届庚款留英考试中获得87.95分，是庚款留学考试中最高分。可见在当时，不拘一格录用这些偏科大才，是多么明智的选择。
有趣的是，过去的留学考试跟现在也差不多，都很注重外语考试。根据何炳棣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的回忆，庚款留学考试的成绩计算法中，党义和国文共占15%，英文独占25%，著作与服务占10%，专门科目共占50%，即英语比其他任何科目占的比重都大。具体考试方法而言，庚款留美和留英考试都分为英译汉、汉译英和一篇作文，且曾经采用听力考试的方式，相比如今的考试极具实用性。
当然，那个时代的“分数线”不像现在托福雅思这么高，面对那时候还在之乎者也里打转的中国人，英语分数曾经的录取标准定为35分。由此对比，钱钟书的英文该是怎样牛了。
戴上假发见皇帝
人们都以为，晚清对海归实施的是“包分配”解决就业的办法，但实际上留学回来直接给官做，只存在于官派留学的早期。在甲午战争之后，每个官职都能拿来卖钱，政府怎么会舍得免费送给那些海归呢？但晚清不想破罐破摔，那就得吸收人才进来。于是，政府想出了一个办法，通过考试给文凭和官职。
起初是举行一次性考试，即发文凭与授官职合二为一的考试。考试内容按理化、经史分别命题，留学生通过考试，就获得文凭和官职的奖励。在1905年7月的考试中，大家较为熟悉的、在五四运动中被烧了住宅的曹汝霖，便通过那次考试被授予举人出身，任命为主事分部学习行走（到各部任试用期的副厅级巡视员）。
后来清政府发现一次性考试存在很多弊端，比如参考人数大增，竞争十分激烈。清廷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官职去送，就出新招儿，将奖励出身的学业考试和真正任职的授官考试分开。学业考试定期举行，被录取者由学部统一颁发文凭，分别授予翰林、进士、举人出身。凭借该文凭可优先分配工作，又可作为参加授官考试的依据。
比起已成体系的考试，亮点却在考场外。考试要考一整天，除了紧张便是新奇。因为“殿试”合格后，需要去颐和园朝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那个时候，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很多留学生在国外早已剪掉辫子，无奈只好买一条假辫子伪装，时刻担心露馅。而那些戴眼镜的留学生，又必须将眼镜摘掉，因为慈禧太后讨厌眼镜。于是，为了一睹圣容，摘掉了眼睛的青年，既要保持官阶等级的排队和站位，又想看清太后和皇帝的尊颜，想往前挤又不能太明显。
尽管当时有些留学生名气已经很大，但在权力面前，还是有名无价。只能乖乖地低头颔首，用感觉来体察皇帝与太后的指示，个别胆大者，偷看太后、皇帝一眼，也不过一扫而过。这要是搁在当下，说不定还能亲切地跟领导人握个手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