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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夏季，我回了一趟二十年前插队所在的内蒙草原。一路恍恍惚惚，心神不宁。返回京城，提笔寻思，竟不知我找到的感觉终为何物：牛车古辙与电线杆并行的文明启示？故人相见引起的时间感慨？散落于草海深处的青春痕迹？统统是隔靴搔痒，故弄玄虚！我干脆撂了笔。
某日，翻开卡蓬铁尔的《消逝的足迹》重读。小说中的音乐家厌倦了欧洲都市的虚荣，领了份回拉美故土考察印第安原始乐器的差事，直奔大陆腹地而去。
他不知不觉踏上了一条回归之路，并在莽林深处找到了生活的瑰宝，艺术的真谛。音乐家毅然决定留居自然。当他返回城市取来谱曲用的墨水、纸张，再次踏上回归之路时，不料竟在叉路口失去了指示迷津的标志；与此同时，闻悉他所热爱的印第安姑娘已归属另一同族青年。命中注定，奇迹对每个人只显示一次。音乐家终竟是密林生活的外人，归途已断！
阅读至此，我不禁怦然心跳，猛地醒悟到那次草原之行的秘密。我回想起当时打动了我、我却不甚理解的几个情景：我坐在当年酷似父亲的老阿爸身边，百般痛苦地搜寻过去那一肚子的蒙话；我们沉默良久，相视无语。在时隔二十年的重逢之际，一位熟识的蒙族大哥与我们扯起的话题竟是前几年的一场大雪。他那样自然、真情地讲述着那场大雪，我不禁感到诧异、茫然———雪曾经也使我梦绕魂牵。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真实的、深刻的感觉：我也成了外人：归途已断！
时间不可逆转，人类无法重返家园。文明既是脆弱的，又是强大的。那么人为什么又总要频频回首，深情地顾盼过去呢？《消逝的足迹》中有一种印第安人的烧酒，它像主旋律似地反复出现，这烧酒的名字叫“回忆未来”：过去不可能重现，只剩下回忆，而回忆的却是未来。
小说中的音乐家，父亲是欧洲社会党人，欧洲文明的继承者，对理性、进步充满了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母亲是拉丁美洲人，曾教给年幼的音乐家西班牙语，给他讲述《圣者的生活》。一旦精神成熟，音乐家便不再相信父亲的说教。每当遇到精神危机，他总是回想起童年时的母亲。走向母血的土地暗示人类走向自己的童年、母亲。
音乐家的欧洲——美洲都市——拉美小镇——拉美原始森林之行不仅是空间之行，它更是一种逆时针的时间意义上的旅行。音乐家在不断深入的行进中，重新走回了中世纪——铁器时代——石器时代。这条回归之路之所以可能，不仅在于音乐家怀有强烈的主观愿望，更在于拉美大陆是一方罕见的世界。在这片土地上，多种文化共存。这正是卡蓬铁尔当年所发现的“神奇现实”。“神奇现实”的概念不是时髦术语，也不是文字游戏，而是——现实。《消逝的足迹》也正是卡蓬铁尔深入委内瑞拉上奥里诺克河流域密林、与印第安人共处的心血体验。“神奇现实”在当时是一种深刻的发现，它的真实存在也许是拉美当代文学成就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神奇现实”、“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后来变成了文化市场上的时髦货，失去了当年处子般的魅力、纯洁。
在当今的世界上，不是任何一块土地都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艺术，空间对于艺术家来说并不平等。从生活的角度来看，空间也有着极不同的意义。一个人向往什么地方，总是因为那里可能有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人和地域之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默契。
音乐家的发现既来自这片土地的特殊性，也来自自身的强烈追求，“神奇”对于“盲目”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只有追求才会发现。那么，音乐家为什么坚持追求呢？人总是因为失落了什么才寻找什么。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属于最敏感、最优秀的人类。他们最先感受到“现代”的虚弱，最先体味出“文明”的危机。请看小说中这位音乐家在文明世界的感受。
旧大陆是一片“几个世纪以前就被驯化了的自然”，到处是“病态的廊柱”和“垂死的大厦”；人们行走的速度从来不能和呼吸达到同步和谐，无形的监工用大棒为生命刻划速度；讲演代替了神秘，口号代替了教义；神圣的《欢乐颂》失去了光华，强大的尼采沾染上了征服者的嫌疑；到处是一张张不知何为终极目标的面孔。卡蓬铁尔更为深刻的见解在于，他同时也看到了现代派艺术的苍白。小说中的情人穆什就是他为抨击现代派艺术所设计的人物。她是轻浮、纵欲的欧洲现代女性，一旦卸了妆就显得干瘪、苍白。她整天一知半解地谈论现代艺术、星相学的神秘，然而一旦面临真正的艺术，竟毫无感知。
“回归之路”上的行者都会有同感：道路的一头系着失望，另一头系着希望。
踏上回归之路，音乐家的行路方式也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扔掉书本，得到了知识；放弃思想，发现了艺术。他的全部崭新认识来自体验，他的启蒙者是淘金者、教士、女人、自然、狗、炉火、气味、礼仪……
到处是亲切的回忆。我不知为什么总为描写炉火的那一小段文字感动。“……我独自留下望着那火苗，我已经许久没有这样注视过炉火了。”这种意味深长的细节往往是某一种新历程的开始。音乐家正是从这个山村小酒店的炉火旁意识到了回归之路的起点。我的知青朋友们都有过这样一种无法解释的体验，那是每个人心中的秘密。这种朴实、美丽的文字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汗津津的印第安妇女一边捣蒜，一边唱着歌，公牛在发情，苜蓿散发出刺鼻的浓香，周围的这种气息使我沉沉如醉。这种气味绝对谈不上可爱，然而，它使我感到强壮，似乎它的真实应了我体内潜藏的要求。我好象一个去城市逛了几年又返回祖辈田园的农民，嗅着夹杂着粪土味的轻风，激动地流出眼泪。”
保留着“创世纪风貌”的拉丁美洲大自然使音乐家童心寸寸苏醒。在壮观的火山面前，“人的威严退让了，就象人很久以前曾使草木的威严退让过一样。”在乡村节日里，音乐家找到了世界上仅存的“骏马的土地”。只有在这里，骏马才得以延长它的生命史，全面履行它在尘世的使命，使男人保持男人的全部魅力。在农家葬礼中，音乐家从撕肝裂胆的恸哭中听到了欧洲人已经忘却的人对于死神的强烈抗议。在印第安人的生活中，音乐家发现了与现代生活中的客观、科学时间所不同的心理、诗性时间，每天的日子长短有致，这是一种“同样有着行板和柔板的大地交响乐的时间”。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艺术具有三个维度，它不仅可以被想象出来，也可以被触摸到，感觉到。音乐家不仅领略了生活中的艺术存在，而且亲历了“音乐的降生”：一场驱除死神的巫祝仪式。他听到的那种巫语就是介于语言与音乐之间的音乐雏形。他终于明白了往日书斋研究的浅薄，领悟到现代派模仿原始部落音乐——对于后者来说，它从来就不是“音乐”——之举的可笑。
更宝贵的发现，是人的不死的精神。罗萨里奥，一个普通的印第安女子，一个全部意义上的女人。忠实、勇敢、自由对于她来说完全是纯真的天性。正是她不远万里、只身为患病的父亲送神像的虔诚最初感动了音乐家。教士佩德罗长年生活在密林之中，追随先行者们的榜样，为了完成传教使命，不惜葬身密林。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化身。他告诉音乐家，印第安人的圣典《波波尔·乌》①是唯一预见到机器和邪术将给人类带来威胁和悲剧的宇宙起源说。音乐家的密林引路人“先遣官”已经找到了金子，但他放弃了金子所预示的前途。他抓住了另一种命运。他在密林深处建立了一个乌托邦村，决心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法律治理生活。“先遣官”完成了“作为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事业”，这就是“确立自己的命运”。他是人类的先锋，他的乌托邦村包含着未来。罗萨里奥、教士、“先遣官”正是新大陆(从两种文明汇合意义上来讲的“新大陆”)诞生之初三种生命力——印第安精神、基督教精神、乌托邦精神——的象征，是拉丁美洲人传统中的未来因素。
把音乐家带到“过去”的是体验，把音乐家拉回“现在”的也是体验。文明的力量已溶化在人的血液中。当来自“文明”的飞机找到音乐家所在之地后，驾驶员随便递过烟、葡萄酒和冰水。这些熟悉的味道一下子抓住了音乐家，他感到软弱。但这种诱惑是可以战胜的，还有更大的考验。音乐家需要在新世界里继续从事他的工作——谱曲。墨水、纸张、听众使他与文明世界难解难分，但他作出了最彻底的决定。“即使《挽歌》永远没有演奏的机会，我也应该将它谱写出来——哪怕只是证明我自己并没有完全空虚。”然而，这仍不是最棘手的问题。最严峻的在于他是艺术家。罗萨里奥生活在非历史之中，教士生活在神圣的历史之中，“先遣官”坚信他正在开创历史。对于他们来说，现实和梦是一回事。而艺术家是什么人？是白日梦者，他永远处于现实与梦之间。他是“人类中唯一无法摆脱时间的一族，他不仅必须以实在的作品超越刚刚消失的过去，而且必须根据对目前的清醒认识，创造新的实在的作品以超越未来的歌和形式”。
同时，现实也令人焦虑。小说的结尾已昭示了这种担扰：淘金热正在向乌托邦村逼近。它究竟能逃离历史多久？广言之，拉丁美洲的“神秘现实”究竟能维持多久？
一位古巴评论家曾这样评价《消逝的足迹》，“主人公不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英雄，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然而他在未结束的探索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却仍然是有意义的，那浸透肺腑的美洲激情也是有价值的。”是的，正是在这“美洲激情”中包含着永恒。过去、现在、未来在空间上的共存前途未卜，但它们在精神上的相通则应该是永恒的。每当我们真诚地回忆过去，回忆的总是未来。每当我们离开家太久太远，在回归之路上，我们也许能发现失落的永恒，也许能找回未来。
(AlejoCarpeutier：Lospasosperdidos，EditorialArteyLi-teratura，LaHabana，1976)
①《波波尔·乌》原意为“公社之书”，是危地马拉的基切人于十六世纪征服时期所作，讲述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起源。
某日，翻开卡蓬铁尔的《消逝的足迹》重读。小说中的音乐家厌倦了欧洲都市的虚荣，领了份回拉美故土考察印第安原始乐器的差事，直奔大陆腹地而去。
他不知不觉踏上了一条回归之路，并在莽林深处找到了生活的瑰宝，艺术的真谛。音乐家毅然决定留居自然。当他返回城市取来谱曲用的墨水、纸张，再次踏上回归之路时，不料竟在叉路口失去了指示迷津的标志；与此同时，闻悉他所热爱的印第安姑娘已归属另一同族青年。命中注定，奇迹对每个人只显示一次。音乐家终竟是密林生活的外人，归途已断！
阅读至此，我不禁怦然心跳，猛地醒悟到那次草原之行的秘密。我回想起当时打动了我、我却不甚理解的几个情景：我坐在当年酷似父亲的老阿爸身边，百般痛苦地搜寻过去那一肚子的蒙话；我们沉默良久，相视无语。在时隔二十年的重逢之际，一位熟识的蒙族大哥与我们扯起的话题竟是前几年的一场大雪。他那样自然、真情地讲述着那场大雪，我不禁感到诧异、茫然———雪曾经也使我梦绕魂牵。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真实的、深刻的感觉：我也成了外人：归途已断！
时间不可逆转，人类无法重返家园。文明既是脆弱的，又是强大的。那么人为什么又总要频频回首，深情地顾盼过去呢？《消逝的足迹》中有一种印第安人的烧酒，它像主旋律似地反复出现，这烧酒的名字叫“回忆未来”：过去不可能重现，只剩下回忆，而回忆的却是未来。
小说中的音乐家，父亲是欧洲社会党人，欧洲文明的继承者，对理性、进步充满了十九世纪的乐观主义。母亲是拉丁美洲人，曾教给年幼的音乐家西班牙语，给他讲述《圣者的生活》。一旦精神成熟，音乐家便不再相信父亲的说教。每当遇到精神危机，他总是回想起童年时的母亲。走向母血的土地暗示人类走向自己的童年、母亲。
音乐家的欧洲——美洲都市——拉美小镇——拉美原始森林之行不仅是空间之行，它更是一种逆时针的时间意义上的旅行。音乐家在不断深入的行进中，重新走回了中世纪——铁器时代——石器时代。这条回归之路之所以可能，不仅在于音乐家怀有强烈的主观愿望，更在于拉美大陆是一方罕见的世界。在这片土地上，多种文化共存。这正是卡蓬铁尔当年所发现的“神奇现实”。“神奇现实”的概念不是时髦术语，也不是文字游戏，而是——现实。《消逝的足迹》也正是卡蓬铁尔深入委内瑞拉上奥里诺克河流域密林、与印第安人共处的心血体验。“神奇现实”在当时是一种深刻的发现，它的真实存在也许是拉美当代文学成就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神奇现实”、“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后来变成了文化市场上的时髦货，失去了当年处子般的魅力、纯洁。
在当今的世界上，不是任何一块土地都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艺术，空间对于艺术家来说并不平等。从生活的角度来看，空间也有着极不同的意义。一个人向往什么地方，总是因为那里可能有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人和地域之间有一种不可言喻的默契。
音乐家的发现既来自这片土地的特殊性，也来自自身的强烈追求，“神奇”对于“盲目”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只有追求才会发现。那么，音乐家为什么坚持追求呢？人总是因为失落了什么才寻找什么。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属于最敏感、最优秀的人类。他们最先感受到“现代”的虚弱，最先体味出“文明”的危机。请看小说中这位音乐家在文明世界的感受。
旧大陆是一片“几个世纪以前就被驯化了的自然”，到处是“病态的廊柱”和“垂死的大厦”；人们行走的速度从来不能和呼吸达到同步和谐，无形的监工用大棒为生命刻划速度；讲演代替了神秘，口号代替了教义；神圣的《欢乐颂》失去了光华，强大的尼采沾染上了征服者的嫌疑；到处是一张张不知何为终极目标的面孔。卡蓬铁尔更为深刻的见解在于，他同时也看到了现代派艺术的苍白。小说中的情人穆什就是他为抨击现代派艺术所设计的人物。她是轻浮、纵欲的欧洲现代女性，一旦卸了妆就显得干瘪、苍白。她整天一知半解地谈论现代艺术、星相学的神秘，然而一旦面临真正的艺术，竟毫无感知。
“回归之路”上的行者都会有同感：道路的一头系着失望，另一头系着希望。
踏上回归之路，音乐家的行路方式也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扔掉书本，得到了知识；放弃思想，发现了艺术。他的全部崭新认识来自体验，他的启蒙者是淘金者、教士、女人、自然、狗、炉火、气味、礼仪……
到处是亲切的回忆。我不知为什么总为描写炉火的那一小段文字感动。“……我独自留下望着那火苗，我已经许久没有这样注视过炉火了。”这种意味深长的细节往往是某一种新历程的开始。音乐家正是从这个山村小酒店的炉火旁意识到了回归之路的起点。我的知青朋友们都有过这样一种无法解释的体验，那是每个人心中的秘密。这种朴实、美丽的文字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汗津津的印第安妇女一边捣蒜，一边唱着歌，公牛在发情，苜蓿散发出刺鼻的浓香，周围的这种气息使我沉沉如醉。这种气味绝对谈不上可爱，然而，它使我感到强壮，似乎它的真实应了我体内潜藏的要求。我好象一个去城市逛了几年又返回祖辈田园的农民，嗅着夹杂着粪土味的轻风，激动地流出眼泪。”
保留着“创世纪风貌”的拉丁美洲大自然使音乐家童心寸寸苏醒。在壮观的火山面前，“人的威严退让了，就象人很久以前曾使草木的威严退让过一样。”在乡村节日里，音乐家找到了世界上仅存的“骏马的土地”。只有在这里，骏马才得以延长它的生命史，全面履行它在尘世的使命，使男人保持男人的全部魅力。在农家葬礼中，音乐家从撕肝裂胆的恸哭中听到了欧洲人已经忘却的人对于死神的强烈抗议。在印第安人的生活中，音乐家发现了与现代生活中的客观、科学时间所不同的心理、诗性时间，每天的日子长短有致，这是一种“同样有着行板和柔板的大地交响乐的时间”。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艺术具有三个维度，它不仅可以被想象出来，也可以被触摸到，感觉到。音乐家不仅领略了生活中的艺术存在，而且亲历了“音乐的降生”：一场驱除死神的巫祝仪式。他听到的那种巫语就是介于语言与音乐之间的音乐雏形。他终于明白了往日书斋研究的浅薄，领悟到现代派模仿原始部落音乐——对于后者来说，它从来就不是“音乐”——之举的可笑。
更宝贵的发现，是人的不死的精神。罗萨里奥，一个普通的印第安女子，一个全部意义上的女人。忠实、勇敢、自由对于她来说完全是纯真的天性。正是她不远万里、只身为患病的父亲送神像的虔诚最初感动了音乐家。教士佩德罗长年生活在密林之中，追随先行者们的榜样，为了完成传教使命，不惜葬身密林。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化身。他告诉音乐家，印第安人的圣典《波波尔·乌》①是唯一预见到机器和邪术将给人类带来威胁和悲剧的宇宙起源说。音乐家的密林引路人“先遣官”已经找到了金子，但他放弃了金子所预示的前途。他抓住了另一种命运。他在密林深处建立了一个乌托邦村，决心按照自己理想中的法律治理生活。“先遣官”完成了“作为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最伟大的事业”，这就是“确立自己的命运”。他是人类的先锋，他的乌托邦村包含着未来。罗萨里奥、教士、“先遣官”正是新大陆(从两种文明汇合意义上来讲的“新大陆”)诞生之初三种生命力——印第安精神、基督教精神、乌托邦精神——的象征，是拉丁美洲人传统中的未来因素。
把音乐家带到“过去”的是体验，把音乐家拉回“现在”的也是体验。文明的力量已溶化在人的血液中。当来自“文明”的飞机找到音乐家所在之地后，驾驶员随便递过烟、葡萄酒和冰水。这些熟悉的味道一下子抓住了音乐家，他感到软弱。但这种诱惑是可以战胜的，还有更大的考验。音乐家需要在新世界里继续从事他的工作——谱曲。墨水、纸张、听众使他与文明世界难解难分，但他作出了最彻底的决定。“即使《挽歌》永远没有演奏的机会，我也应该将它谱写出来——哪怕只是证明我自己并没有完全空虚。”然而，这仍不是最棘手的问题。最严峻的在于他是艺术家。罗萨里奥生活在非历史之中，教士生活在神圣的历史之中，“先遣官”坚信他正在开创历史。对于他们来说，现实和梦是一回事。而艺术家是什么人？是白日梦者，他永远处于现实与梦之间。他是“人类中唯一无法摆脱时间的一族，他不仅必须以实在的作品超越刚刚消失的过去，而且必须根据对目前的清醒认识，创造新的实在的作品以超越未来的歌和形式”。
同时，现实也令人焦虑。小说的结尾已昭示了这种担扰：淘金热正在向乌托邦村逼近。它究竟能逃离历史多久？广言之，拉丁美洲的“神秘现实”究竟能维持多久？
一位古巴评论家曾这样评价《消逝的足迹》，“主人公不是这个世界所需要的英雄，这正是他失败的原因。然而他在未结束的探索中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却仍然是有意义的，那浸透肺腑的美洲激情也是有价值的。”是的，正是在这“美洲激情”中包含着永恒。过去、现在、未来在空间上的共存前途未卜，但它们在精神上的相通则应该是永恒的。每当我们真诚地回忆过去，回忆的总是未来。每当我们离开家太久太远，在回归之路上，我们也许能发现失落的永恒，也许能找回未来。
(AlejoCarpeutier：Lospasosperdidos，EditorialArteyLi-teratura，LaHabana，1976)
①《波波尔·乌》原意为“公社之书”，是危地马拉的基切人于十六世纪征服时期所作，讲述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