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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众文化的图景中不断地生产着关于美国的文化想象。从1980年代主流思想界对蔚蓝色文明的深切渴望，到1990年代初期讲述中国人在美国艰苦奋斗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再到2013年表现中国商人在华尔街上市而实现美国梦的《中国合伙人》热映，可以说，美国成为这30年来中国人从自卑、屈辱到获得自信的重要参照。与此同时，从1990年代中后期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5·8”轰炸大使馆事件到2008年“4月爱国青年”的出现，美国又是中国人内心深处难以抹除的伤痛。
今年上半年，有几部中小成本的国产片成为票房主力，其中《北京遇上西雅图》和《中国合伙人》等达到了超过5亿或7亿的票房，这些与青春、爱情、创业有关的影片都涉及新的对美国的文化想象。
美国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占据着格外重要的位置。1940年代以来，处在美苏“中间地带”的中国与美国直接或间接进行了3次“热战”，分别是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随着1972年“文革”期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冷战的权力格局被中美关系的改善所打破。1980年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美国也从昔日的“恶魔”和“敌人”变成了现代化的理想彼岸，中国与美国的情感就像恋人一样充满了爱恨交织。
1980年代中国对美国处在“暗恋”阶段，美国是想象中的“梦中情人”。在1980年代中后期热映的专题纪录片《河殇》中，美国及西方成为蔚蓝色文明、海洋文明、现代文明的典范，而中国则是黄土地式的、内陆的、封闭的、停滞的地方。1990年代初期，这种单相思的情绪达到顶点，1993年热映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唱出了这种埋在心底的“爱”：“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正因为如此深情的爱久久得不到回应，再加上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全球化也呈现压力和威胁的一面，这种“爱之深”又转化为“恨之切”。1996年的政治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主要是向美国说不。这种“拒绝”姿态与其说是反抗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政经秩序，不如说是一种“失恋”之后的自怨自艾。1999年出现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这次事件所带来的反美浪潮并没有否定美国所代表的价值观，而是重新调动一种悲情式的民族情绪，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叙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强国梦的情感基础。
这种在全球化、市场化改革中“偶然”浮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代化未完成的焦虑。美国不是1980年代中国“一厢情愿”之中的拯救者，而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打压者和竞争对手。这种把美国作为对手的想象，在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而浮现出来，诸多“大国崛起”、“大国沉浮录”以及“群雄争霸”的畅销书渗透着中国要学会做“大国”、要有“大战略”的意识。这种大国意识在2009年的另一本通俗政治读物《中国不高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也就是说中国要取鉴那些曾经崛起的大国，不仅要“持剑经商”，还要有符合本民族国家利益的全球战略，只是这种“不高兴”背后依然回响着西方充满殖民与战争的现代化之路的老调。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戏剧性经济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从单相思变成了可以更加平等对话的伙伴，知识界也开始讨论中国模式、文化自觉等新的自我认同。
中国大众文化中生产最多的美国想象就是“美国梦”，何为“美国梦”？维基百科中的定义是：“美国梦源于英国对北美大陆的殖民时期，发展于19世纪，是一种相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在美国获致更好生活的信仰，亦即人们必须透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富裕，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的精神。”在19世纪的美国，伴随着屠杀印第安人的西进拓荒运动，美国成为小企业主的天堂。但随着19世纪末期产业垄断以及西进运动的终结，这种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失去了现实基础，20世纪的美国梦有了新的含义。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指出，白领、中产阶级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他们上演的是20世纪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剧目”、“白领的存在已经推翻了19世纪关于社会应该划分为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两大部分的预测”。随着二战后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主体，中产梦也成为美国梦的另一个层面。也就是说，不一定成为产业大亨或大资产者才是美国梦，成为有车有房的中产阶级也是美国梦。中产阶级的浮现也与战后美国的产业转移有关，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之时，蓝领工人开始白领化，服务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消费主义成为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而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黄金时代”，这段历史在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2009年的影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被描述为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蜜月期。
电影《中国合伙人》和《北京遇上西雅图》分别讲述了两种不同的美国梦。由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中影集团出品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所涉及的是一种个人奋斗成功式的美国梦。这部电影呈现了1980年代的3位大学生经历种种时代与个人的变故之后创业成功的故事，影片结尾处幻灯片般展现了多位当下中国最有名的商业精英（柳传志、俞敏洪、王石、冯仑等）创业之初和成功之后的对比照片，为这部带有怀旧色彩的影片提供了清晰的叙述主体，这不是普通人、小人物的青葱岁月，而是商业上的成功人士的临渊回眸。借用《中国合伙人》的英文标题“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在中国照样可以实现“美国梦”，就像片中合伙人之一孟晓骏没有在美国找到成功的机会，反而在回到国内后获得事业成功。
而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文佳佳所追求的则是另一种作为中产梦的美国梦。她不谙于在北京做“姨太太”，像住在空荡荡的皇宫里面的怨妇一样，她要离开看不见的大款“老钟”来到美国，找一个落魄的中年医生Frank过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Frank最终拿到了在美国行医的执照，可以安稳地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没有豪车、豪宅，但有时间陪伴家人。也就是说，文佳佳和Frank在北京无法实现中产梦，因为北京已经变成包养文佳佳的老钟们的权贵世界，所以他们要在金融危机的美国寻找中产阶级的“梦”。
不过，在社会主义中国讲述成功故事并非如此“天然”和“自然”，正如《中国合伙人》用一种民族自豪感为公司到华尔街上市寻找合理性，继而又凭着“中国精英”的谈判技巧胜过了盛气凌人的美国机构，故事不断在演绎：只有把从白手起家到百万富翁的奋斗故事与“民族”话语结合起来才能获得道德正义性，这也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弥合不同阶层的民族认同。
《中国合伙人》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中提到的新梦想教育公司以及现实中的新东方学校，都是以培训英语、以贩卖成功梦、美国梦发家的公司，也就是说通过出售美国梦实现了美国梦。正如新东方的著名口号“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这种竞争者文化、这种通过残酷的“PK”决定胜负的游戏，成为丛林法则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最佳写照。它和现今最主流的大众文化产品（包括以《狼图腾》开始的狼性精神畅销书、杜拉拉式的白领奋斗史、各种类型的宫斗剧，以及《星光大道》、《中国好声音》等选秀节目）如此不厌其烦地讲述草根实现梦想神话一样，不断表达这是一场只有少数人能够幸存下来的比赛。这种优胜者文化发展到最后，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饥饿游戏”。
今年上半年，有几部中小成本的国产片成为票房主力，其中《北京遇上西雅图》和《中国合伙人》等达到了超过5亿或7亿的票房，这些与青春、爱情、创业有关的影片都涉及新的对美国的文化想象。
爱恨交织的美国情结
美国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占据着格外重要的位置。1940年代以来，处在美苏“中间地带”的中国与美国直接或间接进行了3次“热战”，分别是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随着1972年“文革”期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冷战的权力格局被中美关系的改善所打破。1980年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美国也从昔日的“恶魔”和“敌人”变成了现代化的理想彼岸，中国与美国的情感就像恋人一样充满了爱恨交织。
1980年代中国对美国处在“暗恋”阶段，美国是想象中的“梦中情人”。在1980年代中后期热映的专题纪录片《河殇》中，美国及西方成为蔚蓝色文明、海洋文明、现代文明的典范，而中国则是黄土地式的、内陆的、封闭的、停滞的地方。1990年代初期，这种单相思的情绪达到顶点，1993年热映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唱出了这种埋在心底的“爱”：“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正因为如此深情的爱久久得不到回应，再加上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全球化也呈现压力和威胁的一面，这种“爱之深”又转化为“恨之切”。1996年的政治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主要是向美国说不。这种“拒绝”姿态与其说是反抗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政经秩序，不如说是一种“失恋”之后的自怨自艾。1999年出现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这次事件所带来的反美浪潮并没有否定美国所代表的价值观，而是重新调动一种悲情式的民族情绪，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叙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强国梦的情感基础。
这种在全球化、市场化改革中“偶然”浮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代化未完成的焦虑。美国不是1980年代中国“一厢情愿”之中的拯救者，而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打压者和竞争对手。这种把美国作为对手的想象，在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而浮现出来，诸多“大国崛起”、“大国沉浮录”以及“群雄争霸”的畅销书渗透着中国要学会做“大国”、要有“大战略”的意识。这种大国意识在2009年的另一本通俗政治读物《中国不高兴》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也就是说中国要取鉴那些曾经崛起的大国，不仅要“持剑经商”，还要有符合本民族国家利益的全球战略，只是这种“不高兴”背后依然回响着西方充满殖民与战争的现代化之路的老调。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戏剧性经济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从单相思变成了可以更加平等对话的伙伴，知识界也开始讨论中国模式、文化自觉等新的自我认同。
“美国梦”的两个层面
中国大众文化中生产最多的美国想象就是“美国梦”，何为“美国梦”？维基百科中的定义是：“美国梦源于英国对北美大陆的殖民时期，发展于19世纪，是一种相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在美国获致更好生活的信仰，亦即人们必须透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富裕，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的精神。”在19世纪的美国，伴随着屠杀印第安人的西进拓荒运动，美国成为小企业主的天堂。但随着19世纪末期产业垄断以及西进运动的终结，这种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失去了现实基础，20世纪的美国梦有了新的含义。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指出，白领、中产阶级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他们上演的是20世纪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剧目”、“白领的存在已经推翻了19世纪关于社会应该划分为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两大部分的预测”。随着二战后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主体，中产梦也成为美国梦的另一个层面。也就是说，不一定成为产业大亨或大资产者才是美国梦，成为有车有房的中产阶级也是美国梦。中产阶级的浮现也与战后美国的产业转移有关，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之时，蓝领工人开始白领化，服务业、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消费主义成为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而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黄金时代”，这段历史在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2009年的影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中被描述为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的蜜月期。
电影《中国合伙人》和《北京遇上西雅图》分别讲述了两种不同的美国梦。由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中影集团出品的电影《中国合伙人》所涉及的是一种个人奋斗成功式的美国梦。这部电影呈现了1980年代的3位大学生经历种种时代与个人的变故之后创业成功的故事，影片结尾处幻灯片般展现了多位当下中国最有名的商业精英（柳传志、俞敏洪、王石、冯仑等）创业之初和成功之后的对比照片，为这部带有怀旧色彩的影片提供了清晰的叙述主体，这不是普通人、小人物的青葱岁月，而是商业上的成功人士的临渊回眸。借用《中国合伙人》的英文标题“American Dreams in China”，在中国照样可以实现“美国梦”，就像片中合伙人之一孟晓骏没有在美国找到成功的机会，反而在回到国内后获得事业成功。
而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中，文佳佳所追求的则是另一种作为中产梦的美国梦。她不谙于在北京做“姨太太”，像住在空荡荡的皇宫里面的怨妇一样，她要离开看不见的大款“老钟”来到美国，找一个落魄的中年医生Frank过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Frank最终拿到了在美国行医的执照，可以安稳地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没有豪车、豪宅，但有时间陪伴家人。也就是说，文佳佳和Frank在北京无法实现中产梦，因为北京已经变成包养文佳佳的老钟们的权贵世界，所以他们要在金融危机的美国寻找中产阶级的“梦”。
不过，在社会主义中国讲述成功故事并非如此“天然”和“自然”，正如《中国合伙人》用一种民族自豪感为公司到华尔街上市寻找合理性，继而又凭着“中国精英”的谈判技巧胜过了盛气凌人的美国机构，故事不断在演绎：只有把从白手起家到百万富翁的奋斗故事与“民族”话语结合起来才能获得道德正义性，这也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弥合不同阶层的民族认同。
《中国合伙人》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中提到的新梦想教育公司以及现实中的新东方学校，都是以培训英语、以贩卖成功梦、美国梦发家的公司，也就是说通过出售美国梦实现了美国梦。正如新东方的著名口号“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这种竞争者文化、这种通过残酷的“PK”决定胜负的游戏，成为丛林法则和“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最佳写照。它和现今最主流的大众文化产品（包括以《狼图腾》开始的狼性精神畅销书、杜拉拉式的白领奋斗史、各种类型的宫斗剧，以及《星光大道》、《中国好声音》等选秀节目）如此不厌其烦地讲述草根实现梦想神话一样，不断表达这是一场只有少数人能够幸存下来的比赛。这种优胜者文化发展到最后，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饥饿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