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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名中国渔民于7月31号离开俄滨海边疆区返回中国。这批船员是去年八月底,因入俄专属经济区非法捕捞而被扣留,时间长达近一年。就在此前的7月15日和16日,俄罗斯边防警扣留在其专属经济区捕捞的两艘中国渔船,并在追踪其中一艘中国渔船时开炮射击。
除了俄罗斯,菲律宾、韩国、日本、帕劳、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近年来也不时抓扣中国渔民。渔业资源争夺频频引发外交危机,却并未引起高度重视。
去年三月,《瞭望》发文《 渔业线的异化之忧 》;年底,“国际在线新闻”刊登了未署名文章,《 探访北方最大渔港:揭秘渔民为何冒险赴韩偷渔 》。两文披露的大量调查信息,以及对中国政府有关政策实施后果的分析,耐人寻味。
国际在线新闻报道以我们不熟悉的概念——“扫地穷”开篇。“扫地穷”是一种捕鱼网,又称“绝户网”——“网孔极小,入水后还会越沉越深,形成一条直线,像扫帚一般随着渔船的移动而‘扫荡’所经过的海域。”连两三厘米大小的鱼都打捞得上来。不止如此,中国渔民还“追着鱼打捞”,比如城里流行吃带鱼,渔民们就追着产卵的带鱼,无论大小,一律“通吃”。
中国渔民靠海吃饭,近年国际间各种渔业协定签署后,“合法”捕鱼的范围大大缩小,而捕鱼设施却逐年递增,造成南海北海千帆竞逐的局面,可谓竭泽而渔、竭网而渔。怎么办?只能眼睛向外。其引发的结果便是,中国渔民“违法”捕鱼,各国( 包括北部韩、日、俄,南部诸多国家 )海上准军事力量“围捕”中国渔民。
以中韩渔业协定为例。该协定规定,中国渔民可在韩国经济专属区捕鱼,但当期有明确限额,且一次捕捞多少吨,捕的鱼个头大小等等,都有严格规定。如此,中国政府发放、渔民申请准捕证,成了一桩“大买卖”,一个证最高价格炒到26万,是原价的60~70倍,原因极简单:“咱们这边真的没鱼了,韩国那边鱼特别多。渔民趋利,置相关法律不顾,冒险违规受罚,在所不惜。这引出两个后果,一则渔民向韩国海警行贿,已既成事实;一则随着韩国海警加大“围捕”力度,渔民反抗日趋激烈,中国渔民已背负“海盗”、“暴民”恶名,与武装护捕去之不远。
根据《瞭望》周刊的报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载明,一国可拥有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中国政府据此与周边国家谈判,以韩日两国为例,确定了中间线原则,使中国渔民传统捕鱼区立即缩小了10万平方公里,受限面积达26万平方公里。传统作业面积大量缩小,后果不用分析,就是可预期利益的大大缩减,由此上述中国渔民“竭泽而渔竭网而渔”的原因,变得复杂起来。报道说,渔民买船投入巨大(比如400万),一年利润十几万,还本遥遥无期。
不止如此,以北部湾划界后,中越渔民捕鱼行为为例。中国沿北部湾,每年都有休渔期,中国渔民停止作业。但越南没有相应制度,渔民继续捕捞,且经常越界到中国一边作业。中国渔政船少得可怜,既不足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捕捞权益,更无力对付外国渔民越界捕捞。以广西为例——现有可用渔政船9条,排水量最大的为500吨级( 1998年投入使用 );300吨级2条( 其中一条1978年投入使用,已近报废 );200多吨水泥船1条( 船况已不适合出海 );还有3条排水量为30吨的小船。“水泥船出海有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有什么能力保监护渔?
从以上报道看,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因渔业资源纷争关系紧张的因素有四个。一是作业面积缩小,中国渔业资源面临枯竭,迫使渔民眼睛向外;二是需求高涨,中国渔民靠竭泽而渔竭网而渔维持生计;三是中国渔政投入不足,管理不善,无法维护渔民利益;四是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周边国家展开的谈判,利益让渡有过宽之嫌。
笔者认为,渔业资源争夺引发的危机,是中国海洋全面危机的缩影。危,我们看到了,很清楚。而机呢?至少目前为止,在以上四个方面,中国各级政府还拿不出任何有效办法,在危机之中获得生机。仔细分析,海洋危机,本质上首先还是内政问题,起码与符合中国发展进程的海洋战略制定有关。其次,它牵涉外交。其中,既有指导思想问题,又与具体外交策略紧密相关。
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态是,周边不止一个国家,有将渔业线划界演变为主权划界趋势,强化既定事实,给未来海洋主权之争埋下隐患。正如《瞭望》文指出:在中国渔民海上作业不断受到抓扣的同时,周边某些海上邻国,“纷纷采取实际控制、国内立法、国际联盟等多种手段,试图将这类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行为事实化、合法化和国际化。”主权争端,将是近在眼前的事实。
还是回到内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缓解海洋渔业危机,修内政,是第一步。这既关乎渔业发展战略调整,亦涉及将维护渔民权益作为第一要务施政思想转变,更关系到海洋战略全面调整。没有内政先行一步,所有有关外交谈判,只能捉襟见肘,处处遗憾;外交实践,只能是虎头蛇尾,首鼠两端。以小见大,渔业资源危机,看似一个小口子,由此引发外交困局,进而全面海洋危机,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内政危机。渔业资源纠纷,绝非小事。
除了俄罗斯,菲律宾、韩国、日本、帕劳、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近年来也不时抓扣中国渔民。渔业资源争夺频频引发外交危机,却并未引起高度重视。
去年三月,《瞭望》发文《 渔业线的异化之忧 》;年底,“国际在线新闻”刊登了未署名文章,《 探访北方最大渔港:揭秘渔民为何冒险赴韩偷渔 》。两文披露的大量调查信息,以及对中国政府有关政策实施后果的分析,耐人寻味。
国际在线新闻报道以我们不熟悉的概念——“扫地穷”开篇。“扫地穷”是一种捕鱼网,又称“绝户网”——“网孔极小,入水后还会越沉越深,形成一条直线,像扫帚一般随着渔船的移动而‘扫荡’所经过的海域。”连两三厘米大小的鱼都打捞得上来。不止如此,中国渔民还“追着鱼打捞”,比如城里流行吃带鱼,渔民们就追着产卵的带鱼,无论大小,一律“通吃”。
中国渔民靠海吃饭,近年国际间各种渔业协定签署后,“合法”捕鱼的范围大大缩小,而捕鱼设施却逐年递增,造成南海北海千帆竞逐的局面,可谓竭泽而渔、竭网而渔。怎么办?只能眼睛向外。其引发的结果便是,中国渔民“违法”捕鱼,各国( 包括北部韩、日、俄,南部诸多国家 )海上准军事力量“围捕”中国渔民。
以中韩渔业协定为例。该协定规定,中国渔民可在韩国经济专属区捕鱼,但当期有明确限额,且一次捕捞多少吨,捕的鱼个头大小等等,都有严格规定。如此,中国政府发放、渔民申请准捕证,成了一桩“大买卖”,一个证最高价格炒到26万,是原价的60~70倍,原因极简单:“咱们这边真的没鱼了,韩国那边鱼特别多。渔民趋利,置相关法律不顾,冒险违规受罚,在所不惜。这引出两个后果,一则渔民向韩国海警行贿,已既成事实;一则随着韩国海警加大“围捕”力度,渔民反抗日趋激烈,中国渔民已背负“海盗”、“暴民”恶名,与武装护捕去之不远。
根据《瞭望》周刊的报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载明,一国可拥有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中国政府据此与周边国家谈判,以韩日两国为例,确定了中间线原则,使中国渔民传统捕鱼区立即缩小了10万平方公里,受限面积达26万平方公里。传统作业面积大量缩小,后果不用分析,就是可预期利益的大大缩减,由此上述中国渔民“竭泽而渔竭网而渔”的原因,变得复杂起来。报道说,渔民买船投入巨大(比如400万),一年利润十几万,还本遥遥无期。
不止如此,以北部湾划界后,中越渔民捕鱼行为为例。中国沿北部湾,每年都有休渔期,中国渔民停止作业。但越南没有相应制度,渔民继续捕捞,且经常越界到中国一边作业。中国渔政船少得可怜,既不足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捕捞权益,更无力对付外国渔民越界捕捞。以广西为例——现有可用渔政船9条,排水量最大的为500吨级( 1998年投入使用 );300吨级2条( 其中一条1978年投入使用,已近报废 );200多吨水泥船1条( 船况已不适合出海 );还有3条排水量为30吨的小船。“水泥船出海有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有什么能力保监护渔?
从以上报道看,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因渔业资源纷争关系紧张的因素有四个。一是作业面积缩小,中国渔业资源面临枯竭,迫使渔民眼睛向外;二是需求高涨,中国渔民靠竭泽而渔竭网而渔维持生计;三是中国渔政投入不足,管理不善,无法维护渔民利益;四是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周边国家展开的谈判,利益让渡有过宽之嫌。
笔者认为,渔业资源争夺引发的危机,是中国海洋全面危机的缩影。危,我们看到了,很清楚。而机呢?至少目前为止,在以上四个方面,中国各级政府还拿不出任何有效办法,在危机之中获得生机。仔细分析,海洋危机,本质上首先还是内政问题,起码与符合中国发展进程的海洋战略制定有关。其次,它牵涉外交。其中,既有指导思想问题,又与具体外交策略紧密相关。
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态是,周边不止一个国家,有将渔业线划界演变为主权划界趋势,强化既定事实,给未来海洋主权之争埋下隐患。正如《瞭望》文指出:在中国渔民海上作业不断受到抓扣的同时,周边某些海上邻国,“纷纷采取实际控制、国内立法、国际联盟等多种手段,试图将这类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行为事实化、合法化和国际化。”主权争端,将是近在眼前的事实。
还是回到内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缓解海洋渔业危机,修内政,是第一步。这既关乎渔业发展战略调整,亦涉及将维护渔民权益作为第一要务施政思想转变,更关系到海洋战略全面调整。没有内政先行一步,所有有关外交谈判,只能捉襟见肘,处处遗憾;外交实践,只能是虎头蛇尾,首鼠两端。以小见大,渔业资源危机,看似一个小口子,由此引发外交困局,进而全面海洋危机,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内政危机。渔业资源纠纷,绝非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