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名中国渔民于7月31号离开俄滨海边疆区返回中国。这批船员是去年八月底，因入俄专属经济区非法捕捞而被扣留，时间长达近一年。就在此前的7月15日和16日，俄罗斯边防警扣留在其专属经济区捕捞的两艘中国渔船，并在追踪其中一艘中国渔船时开炮射击。
　　除了俄罗斯，菲律宾、韩国、日本、帕劳、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近年来也不时抓扣中国渔民。渔业资源争夺频频引发外交危机，却并未引起高度重视。
　　去年三月，《瞭望》发文《 渔业线的异化之忧 》；年底，“国际在线新闻”刊登了未署名文章，《 探访北方最大渔港：揭秘渔民为何冒险赴韩偷渔 》。两文披露的大量调查信息，以及对中国政府有关政策实施后果的分析，耐人寻味。
　　国际在线新闻报道以我们不熟悉的概念——“扫地穷”开篇。“扫地穷”是一种捕鱼网，又称“绝户网”——“网孔极小，入水后还会越沉越深，形成一条直线，像扫帚一般随着渔船的移动而‘扫荡’所经过的海域。”连两三厘米大小的鱼都打捞得上来。不止如此，中国渔民还“追着鱼打捞”，比如城里流行吃带鱼，渔民们就追着产卵的带鱼，无论大小，一律“通吃”。
　　中国渔民靠海吃饭，近年国际间各种渔业协定签署后，“合法”捕鱼的范围大大缩小，而捕鱼设施却逐年递增，造成南海北海千帆竞逐的局面，可谓竭泽而渔、竭网而渔。怎么办？只能眼睛向外。其引发的结果便是，中国渔民“违法”捕鱼，各国（ 包括北部韩、日、俄，南部诸多国家 ）海上准军事力量“围捕”中国渔民。
　　以中韩渔业协定为例。该协定规定，中国渔民可在韩国经济专属区捕鱼，但当期有明确限额，且一次捕捞多少吨，捕的鱼个头大小等等，都有严格规定。如此，中国政府发放、渔民申请准捕证，成了一桩“大买卖”，一个证最高价格炒到26万，是原价的60～70倍，原因极简单：“咱们这边真的没鱼了，韩国那边鱼特别多。渔民趋利，置相关法律不顾，冒险违规受罚，在所不惜。这引出两个后果，一则渔民向韩国海警行贿，已既成事实；一则随着韩国海警加大“围捕”力度，渔民反抗日趋激烈，中国渔民已背负“海盗”、“暴民”恶名，与武装护捕去之不远。
　　根据《瞭望》周刊的报道，《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载明，一国可拥有200海里经济专属区。中国政府据此与周边国家谈判，以韩日两国为例，确定了中间线原则，使中国渔民传统捕鱼区立即缩小了10万平方公里，受限面积达26万平方公里。传统作业面积大量缩小，后果不用分析，就是可预期利益的大大缩减，由此上述中国渔民“竭泽而渔竭网而渔”的原因，变得复杂起来。报道说，渔民买船投入巨大（比如400万），一年利润十几万，还本遥遥无期。
　　不止如此，以北部湾划界后，中越渔民捕鱼行为为例。中国沿北部湾，每年都有休渔期，中国渔民停止作业。但越南没有相应制度，渔民继续捕捞，且经常越界到中国一边作业。中国渔政船少得可怜，既不足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捕捞权益，更无力对付外国渔民越界捕捞。以广西为例——现有可用渔政船9条，排水量最大的为500吨级（ 1998年投入使用 ）；300吨级2条（ 其中一条1978年投入使用，已近报废 ）；200多吨水泥船1条（ 船况已不适合出海 ）；还有3条排水量为30吨的小船。“水泥船出海有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有什么能力保监护渔？
　　从以上报道看，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因渔业资源纷争关系紧张的因素有四个。一是作业面积缩小，中国渔业资源面临枯竭，迫使渔民眼睛向外；二是需求高涨，中国渔民靠竭泽而渔竭网而渔维持生计；三是中国渔政投入不足，管理不善，无法维护渔民利益；四是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周边国家展开的谈判，利益让渡有过宽之嫌。
　　笔者认为，渔业资源争夺引发的危机，是中国海洋全面危机的缩影。危，我们看到了，很清楚。而机呢？至少目前为止，在以上四个方面，中国各级政府还拿不出任何有效办法，在危机之中获得生机。仔细分析，海洋危机，本质上首先还是内政问题，起码与符合中国发展进程的海洋战略制定有关。其次，它牵涉外交。其中，既有指导思想问题，又与具体外交策略紧密相关。
　　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态是，周边不止一个国家，有将渔业线划界演变为主权划界趋势，强化既定事实，给未来海洋主权之争埋下隐患。正如《瞭望》文指出：在中国渔民海上作业不断受到抓扣的同时，周边某些海上邻国，“纷纷采取实际控制、国内立法、国际联盟等多种手段，试图将这类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行为事实化、合法化和国际化。”主权争端，将是近在眼前的事实。
　　还是回到内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缓解海洋渔业危机，修内政，是第一步。这既关乎渔业发展战略调整，亦涉及将维护渔民权益作为第一要务施政思想转变，更关系到海洋战略全面调整。没有内政先行一步，所有有关外交谈判，只能捉襟见肘，处处遗憾；外交实践，只能是虎头蛇尾，首鼠两端。以小见大，渔业资源危机，看似一个小口子，由此引发外交困局，进而全面海洋危机，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内政危机。渔业资源纠纷，绝非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