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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23日，法国中国学界一颗巨星陨落——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学科创始人、著名中国学家谢诺先生(Jearl CHESNEAUX)因患胰腺癌医治无效，在巴黎家中溘然长逝，享年85岁。
谢诺先生病故，法国学术、教育等各界同人，无不为之惋惜、哀痛；中国史学界同人也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感到悲伤。不到三天时间，我就接到十几位法国朋友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告知这一不幸消息。最早通知我的是法国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巴斯蒂教授(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她刚刚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举办的“开放的文化观念”国际研讨会(2007年7月4～5日)，从北京回到巴黎。在研讨会期间，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位共同的朋友。巴斯蒂教授对我说，来北京之前，她曾与谢诺先生通过电话，感觉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谢诺先生希望近期能与她见一面。巴斯蒂教授答应他，7月中下旬从北京回巴黎后，先到乡下去看刚出生的外孙，7月30日就去他府上拜访。我当时还请巴斯蒂教授转告谢诺先生，2006年11月26日我在他家“学术会晤”的时候，答应帮他寻找2008年秋天再来北京访问的机会，现在已经联系好了。希望他注意健康，为旅行做好准备。说到“学术会晤”，那是我和谢诺先生交往中的“典故”。2006年秋我到巴黎查阅有关中法建交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并采访建交当事人及专家、学者时，谢诺先生因为要从学术的角度谈论他所经历和了解的“中法建交”，所以风趣地把我对他的采访称为“学术会晤[rencontre acad é mique]”。那次他对我说，2008年是他第一次来华60周年，希望秋天能有机会再来北京访问。然而，转瞬之间，天人永隔，令人遗憾至极。
谢诺先生的一生，是求知和贡献的一生。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说，谢诺先生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他除了研读、写作，就是旅行。为了把读书和行路所感、所得，经过分析、研究之后，写下来贡献给他人，他可谓“生命不息，笔耕不辍”。他一生发表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越南史、东南亚史、澳大利亚史等方面的专著，近30部；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据巴斯蒂教授和里昂第三大学教授利大英先生(Gr é gory LEE)以及谢诺先生的家人讲，谢诺先生虽然重病在身，但一直在伏案写作，整理和修订自己上个世纪70年代完成的有关中国史研究的著作，并商定由里昂纸老虎书局(Maison d’Edition Lyonnaise-Tigre de Papier)再版他的四卷本著作《中国现代史》。1988年之后的几次中国之行，让他深受触动，促使他对过去的一些观点进行反思。这些，他在2004年及2006年和我的几次谈话中曾流露过。他如此忘我地整天伏案工作，是因为他在查出胰腺癌晚期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该做的事情，必须抓紧。我知道，他身体每况愈下，与他2006年年初的一次严重外伤不无关系。2006年我在巴黎，按约定的时间到他家中拜访。与以往不同是，他住宅大门的密码虽然没改，但住户按钮上的名字却变了。他没有像以往那样亲自下楼为我开门，我走的也不是以前那个狭窄、陡峭的私家楼梯，而是宽敞的公共楼梯。楼道的尽头敞开一扇门，坐在屋内椅子上的谢诺先生微笑着起身与我握手，用中国话对我说：“欢迎你，老朋友。”几句寒暄后，他关上门，接着问道：“说真的，你看我的身体有变化吗?”我说：“比2004年的这个时候要好，不见衰老，反见年轻了。”我说的是实话。他看上去满面红光，比以前也稍胖了些，话音仍然铿锵有力。他摇着头说：“你没听说吗?我今年年初大病一场，是中医，或者说是中国救了我的命。”我确实不知道。原来某一天，他站在凳子上准备挂画时，突然失重仰面摔倒，当即昏迷不醒。经医院抢救苏醒之后，四肢却不能活动，语言也出现了障碍。医生告知家属，病人年事已高，没有骨折和颅脑损伤，已是不幸中之万幸，至于恢复四肢的活动能力，实在是回天乏术。西医没有办法，他也对自己的康复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年龄不饶人。一位法国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位在巴黎颇有名气的中医。经过一段时间的针灸和服用中成药，他的语言和四肢的活动能力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他非常感激这位中国医生，对神奇的中医更是崇拜。这次意外之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而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他仍然很乐观，很坚强。11月29日，我回国前向他辞行，他把准备好的两部法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出版的有关古代中国的著作送给我。分手的时候他一再重复：希望2008年北京见。
谢诺先生1922年10月2日生于巴黎，父亲是土木建筑工程师。1941年7月，谢诺先生取得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翌年7月又取得中世纪历史高等研究文凭。其间，他做大学兼职教师，讲授古文字学。
谢诺先生就读索邦大学期间，法国正遭受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他很早就投身抗德斗争，先后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天主教文学小组”，特别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组织——“法兰西抵抗运动”。1943年5月的一天，他在散发传单时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弗雷讷圣乔治城堡。获释后不久又再次被捕并判处15个月监禁，直至1944年8月巴黎解放才出狱。
1945年10月，谢诺先生担任日内瓦国际大学互助组织(I’Entraide Universi-mire Internafionale)秘书；未几，受该组织派遣与其他三位同事到亚洲考察，为期两年。考察的内容主要是各国高校教学和学生学习条件等。当时，印度支那战争初起，任何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活动，都在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1947年7月，谢诺先生在印度新德里考察，曾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代表往来。之后，在曼谷考察时，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在西贡考察时，他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建立了关系。1947年9月，他由一位法国人和两位越南人陪同，对越盟进行采访。采访刚刚结束，他即被法国巡逻队逮捕。印度支那法国高级专员公署指控他危害了国家的海外安全，并犯有叛国罪。他被关押在西贡中央监狱达四个半月之久，后来虽然免予起诉，但被驱逐出印度支那。
1948年1月，谢诺先生初次来到中国，先后访问了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但中国的许多事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在中国逗留长达六个月之久。这次中国之行，对他的未来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初秋回到法国后，他做出重要选择：放弃有关“中世纪康斯坦斯主教会议(1414～1418)”博士论文的撰写，人东方语言学校(即今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学习中文和中国历 史，准备研究现代中国。从此，谢诺先生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年，谢诺先生初步决定以“中国工人运动”为题，准备国家博士论文。1951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取得了中国语文文凭。1952年3月，他曾为巴黎文学院历史教师资格考生做有关现代中国的学术演讲，题目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社会”。应该说，从这时起他崭露头角，他的才华颇得布洛代尔(Fernand Braudd)、勒努万(Pierre Renouvin)和狄罗泽尔(Jean-Bapfiste Dumselle)等著名教授的赏识，他有关东南亚及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1953年，他被任命为法国国家科学院(CNRS)助理研究员，同时在索邦大学勒努万和拉博鲁斯(Emest Labrousse)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当时确定的论文题目是“1911～1927年中国产业工人”。准备论文期间，他还为索邦大学预科学生做过题为“1840～1914年之远东”的讲座。
1955年，谢诺先生的处女作《越南史》，成了西方了解和研究越南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就在这一年，年仅33岁的谢诺先生被选为高等研究实验学校第六系(即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教授。从1956年起，他同时在巴黎政治研究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任教。由于学识渊博、思想活跃，在后来的20年间，他一直受到法国及外国大学生的崇拜和敬仰，无论是授课还是演讲，教室或会议室里从来都是座无虚席。他不仅培养了一代研究中国、越南及东南亚历史的专家，而且影响扩大到了当时的第三世界。他的许多著述都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西文、葡文、中文和越南文出版。谢诺先生堪称一代宗师，为西方人了解和研究东方文明做出了极大贡献。
1957、1960年，是谢诺先生第二次和第三次来中国。他这两次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主要是做学术访问，与北京大学教授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研究员等进行交流，并为完成博士论文搜集中国方面有关民国初年工人运动的资料。谢诺先生的国家博士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1962年，论文完成。巴斯蒂教授说，他的“这篇论文，是一位西方史学家在立足中国档案和史料并参考外国文献的同时，完成的第一部有关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答辩之后，谢诺先生的博士论文即由巴黎穆顿出版社出版，成为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轻史学派奠基著作之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法国的中国学。当时，法国的中国学界基本没有人熟悉更没有人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谢诺先生不仅是法国这一学科研究的拓荒者，其研究也得到了国际中国学界的广泛承认。
1968年10月，谢诺先生任巴黎索邦大学教授，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农民运动，以及第三世界的社会及民族运动等。1970年，索邦大学分成七所大学，谢诺先生是巴黎第七大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从1971年起，开始在该大学讲授东亚历史，同时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教授。
1977年，谢诺先生的四卷本《中国现代史》全部问世。据巴斯蒂教授讲，这部著作不仅深受法国大学生的欢迎，在被译成英文出版之后，也很快成了美国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学生推崇的教材。
与许多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一样，谢诺先生在政治方面也十分活跃。1948年秋结束东南亚的考察回国后不久，他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并组织各种反对20世纪40～50年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肮脏战争”的活动。60～70年代，美国侵略越南期间，谢诺先生搜集了大量证据，并于1966年和1967年罗素裁判所(Tribunal Russell)两次在斯德哥尔摩和罗斯基勒开庭时，与凯恩(Marcel-Francis Kahn)、伟基业(Jean-Pierre Vigier)、史华慈(Laurent Schwartz)、勒贝留(Madeleine Reb é ri-OIIX)等法国教授一起指控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也曾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同路人”。1968年以后，他经常发表对法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对法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体制不满的言论。1975年前后，他开始从东南亚历史教学和研究中淡出；1978年夏，他决定提前退休。
有关提前退休，谢诺先生曾于1978年6月份致函澳大利亚、北美及欧洲国家经常在中国和越南问题研究方面与他保持联系的同行和机构。他的“这封信是用西方中国学家的‘通用语言’英语书写的”，比较简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告知过去的同行(ex-coll è gues)：近些年来，我不再把自己视为中国和越南问题的学术‘专家’。我逐渐放弃了专业研究，放弃了撰写学术著作和论文，放弃了参加大学研讨会和报告会，放弃了为一些专刊撰写报告，放弃了授课和讲座，放弃了指导博士论文，放弃了大学评审委员会委员的席位。我再不想从事上述任何一项活动。”在谈到这些“放弃”的原因时，他说：“我做出这个决定，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我对大学的现行体制本身，特别是对大学有关权利、资金和威望方面的把戏，越来越感到不满。二，我越发坚信，如果说专业研究(脑力‘劳动’)在我们的社会上确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也是由于这些专业研究与广义上(大学微观社会以外)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缘故，才被认为是正当合法的。我始终把我在远东方面的研究、著述和其他学术活动，看作既是在揭露帝国主义方面的政治贡献，又是在主张同中国和越南团结一致方面的政治贡献。这种政治忧虑不会改变，但不会再采取大学某一项‘研究’的形式去表现。”他又写道：“我曾经问过自己，这种政治参与有哪些限制。毛泽东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我既无意也没办法‘品尝’中国或越南。但我总可以尝几口多汁的法国吧!换句话说，我把我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我自己的祖国方面。我希望，这次转向会让我更好地把我的脑力劳动纳入问责社会的某种实践中：发展原子能的得失、法国共产党的危机、反对中央集权主义的地区性运动、左翼知识分子的角色、1968年‘五月风暴’(按：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由大学生发起的全民运动。5月底，戴高乐总统以军队为后盾，发表电视讲话：“我不会辞职，我有来自人民委托的权力”，“我将采取其他步骤”制止政局动乱的继续。“五月风暴”遂逐渐偃旗息鼓)的遗产。假如知识分子果真能够‘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有同那些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人密切合作。至于中国和越南，我被放在了缺乏想象力和没有生气的‘专家’及公共关系‘干部’的唯一的小圈子里。对此，我一点儿不感兴趣。” 谢诺先生在告别大学讲台的同时，也告别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告别了越南史研究，告别了东南亚历史研究。当时，他56岁，应该说正是从事教学和研究的黄金时期。确实令人惋惜。然而，在与他的接触和谈话中，我从未感觉到他为当年做出的这样一个重大决定而后悔或遗憾。
确实如谢诺先生所说的那样，需要他去做和等待他去做的事情很多。离开大学讲台，他即投身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运动，如反对核试验。1985年“彩虹勇士”号事件发生后(按：7月10日深夜，停泊在奥克兰港口奉绿色和平组织之命正在赶往南太平洋法国核试验基地穆卢罗瓦岛，抗议即将进行的核试验的“彩虹勇士”(le Rainbow-Warrior)号被秘密炸沉。经新西兰警方调查证实，这是由法国海外安全总局情报中心奉国防部长和三军总参谋长之命所为，代号为“毁灭彩虹行动”。事件结局是，国防部长及三军总参谋长被迫辞职，海外安全总局局长被罢免，法国总理通过大使向新西兰总理表示口头道歉，法国总统正式向绿色和平组织道歉)，他亲赴奥克兰，代表法国人民向新西兰人民致歉。1997～2004年，谢诺先生出任法国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France)理事会会长、名誉会长；2004年起，任《环保与政治》(Ecologie
谢诺先生病故，法国学术、教育等各界同人，无不为之惋惜、哀痛；中国史学界同人也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感到悲伤。不到三天时间，我就接到十几位法国朋友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告知这一不幸消息。最早通知我的是法国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巴斯蒂教授(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她刚刚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举办的“开放的文化观念”国际研讨会(2007年7月4～5日)，从北京回到巴黎。在研讨会期间，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位共同的朋友。巴斯蒂教授对我说，来北京之前，她曾与谢诺先生通过电话，感觉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谢诺先生希望近期能与她见一面。巴斯蒂教授答应他，7月中下旬从北京回巴黎后，先到乡下去看刚出生的外孙，7月30日就去他府上拜访。我当时还请巴斯蒂教授转告谢诺先生，2006年11月26日我在他家“学术会晤”的时候，答应帮他寻找2008年秋天再来北京访问的机会，现在已经联系好了。希望他注意健康，为旅行做好准备。说到“学术会晤”，那是我和谢诺先生交往中的“典故”。2006年秋我到巴黎查阅有关中法建交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并采访建交当事人及专家、学者时，谢诺先生因为要从学术的角度谈论他所经历和了解的“中法建交”，所以风趣地把我对他的采访称为“学术会晤[rencontre acad é mique]”。那次他对我说，2008年是他第一次来华60周年，希望秋天能有机会再来北京访问。然而，转瞬之间，天人永隔，令人遗憾至极。
谢诺先生的一生，是求知和贡献的一生。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说，谢诺先生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他除了研读、写作，就是旅行。为了把读书和行路所感、所得，经过分析、研究之后，写下来贡献给他人，他可谓“生命不息，笔耕不辍”。他一生发表有关中国近现代史、越南史、东南亚史、澳大利亚史等方面的专著，近30部；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据巴斯蒂教授和里昂第三大学教授利大英先生(Gr é gory LEE)以及谢诺先生的家人讲，谢诺先生虽然重病在身，但一直在伏案写作，整理和修订自己上个世纪70年代完成的有关中国史研究的著作，并商定由里昂纸老虎书局(Maison d’Edition Lyonnaise-Tigre de Papier)再版他的四卷本著作《中国现代史》。1988年之后的几次中国之行，让他深受触动，促使他对过去的一些观点进行反思。这些，他在2004年及2006年和我的几次谈话中曾流露过。他如此忘我地整天伏案工作，是因为他在查出胰腺癌晚期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该做的事情，必须抓紧。我知道，他身体每况愈下，与他2006年年初的一次严重外伤不无关系。2006年我在巴黎，按约定的时间到他家中拜访。与以往不同是，他住宅大门的密码虽然没改，但住户按钮上的名字却变了。他没有像以往那样亲自下楼为我开门，我走的也不是以前那个狭窄、陡峭的私家楼梯，而是宽敞的公共楼梯。楼道的尽头敞开一扇门，坐在屋内椅子上的谢诺先生微笑着起身与我握手，用中国话对我说：“欢迎你，老朋友。”几句寒暄后，他关上门，接着问道：“说真的，你看我的身体有变化吗?”我说：“比2004年的这个时候要好，不见衰老，反见年轻了。”我说的是实话。他看上去满面红光，比以前也稍胖了些，话音仍然铿锵有力。他摇着头说：“你没听说吗?我今年年初大病一场，是中医，或者说是中国救了我的命。”我确实不知道。原来某一天，他站在凳子上准备挂画时，突然失重仰面摔倒，当即昏迷不醒。经医院抢救苏醒之后，四肢却不能活动，语言也出现了障碍。医生告知家属，病人年事已高，没有骨折和颅脑损伤，已是不幸中之万幸，至于恢复四肢的活动能力，实在是回天乏术。西医没有办法，他也对自己的康复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年龄不饶人。一位法国朋友向他推荐了一位在巴黎颇有名气的中医。经过一段时间的针灸和服用中成药，他的语言和四肢的活动能力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他非常感激这位中国医生，对神奇的中医更是崇拜。这次意外之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而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他仍然很乐观，很坚强。11月29日，我回国前向他辞行，他把准备好的两部法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出版的有关古代中国的著作送给我。分手的时候他一再重复：希望2008年北京见。
谢诺先生1922年10月2日生于巴黎，父亲是土木建筑工程师。1941年7月，谢诺先生取得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翌年7月又取得中世纪历史高等研究文凭。其间，他做大学兼职教师，讲授古文字学。
谢诺先生就读索邦大学期间，法国正遭受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他很早就投身抗德斗争，先后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天主教文学小组”，特别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组织——“法兰西抵抗运动”。1943年5月的一天，他在散发传单时被盖世太保逮捕，关进弗雷讷圣乔治城堡。获释后不久又再次被捕并判处15个月监禁，直至1944年8月巴黎解放才出狱。
1945年10月，谢诺先生担任日内瓦国际大学互助组织(I’Entraide Universi-mire Internafionale)秘书；未几，受该组织派遣与其他三位同事到亚洲考察，为期两年。考察的内容主要是各国高校教学和学生学习条件等。当时，印度支那战争初起，任何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活动，都在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1947年7月，谢诺先生在印度新德里考察，曾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代表往来。之后，在曼谷考察时，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在西贡考察时，他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建立了关系。1947年9月，他由一位法国人和两位越南人陪同，对越盟进行采访。采访刚刚结束，他即被法国巡逻队逮捕。印度支那法国高级专员公署指控他危害了国家的海外安全，并犯有叛国罪。他被关押在西贡中央监狱达四个半月之久，后来虽然免予起诉，但被驱逐出印度支那。
1948年1月，谢诺先生初次来到中国，先后访问了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但中国的许多事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在中国逗留长达六个月之久。这次中国之行，对他的未来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初秋回到法国后，他做出重要选择：放弃有关“中世纪康斯坦斯主教会议(1414～1418)”博士论文的撰写，人东方语言学校(即今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学习中文和中国历 史，准备研究现代中国。从此，谢诺先生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年，谢诺先生初步决定以“中国工人运动”为题，准备国家博士论文。1951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取得了中国语文文凭。1952年3月，他曾为巴黎文学院历史教师资格考生做有关现代中国的学术演讲，题目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社会”。应该说，从这时起他崭露头角，他的才华颇得布洛代尔(Fernand Braudd)、勒努万(Pierre Renouvin)和狄罗泽尔(Jean-Bapfiste Dumselle)等著名教授的赏识，他有关东南亚及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1953年，他被任命为法国国家科学院(CNRS)助理研究员，同时在索邦大学勒努万和拉博鲁斯(Emest Labrousse)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当时确定的论文题目是“1911～1927年中国产业工人”。准备论文期间，他还为索邦大学预科学生做过题为“1840～1914年之远东”的讲座。
1955年，谢诺先生的处女作《越南史》，成了西方了解和研究越南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就在这一年，年仅33岁的谢诺先生被选为高等研究实验学校第六系(即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教授。从1956年起，他同时在巴黎政治研究学院(Institut d’E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任教。由于学识渊博、思想活跃，在后来的20年间，他一直受到法国及外国大学生的崇拜和敬仰，无论是授课还是演讲，教室或会议室里从来都是座无虚席。他不仅培养了一代研究中国、越南及东南亚历史的专家，而且影响扩大到了当时的第三世界。他的许多著述都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西文、葡文、中文和越南文出版。谢诺先生堪称一代宗师，为西方人了解和研究东方文明做出了极大贡献。
1957、1960年，是谢诺先生第二次和第三次来中国。他这两次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主要是做学术访问，与北京大学教授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研究员等进行交流，并为完成博士论文搜集中国方面有关民国初年工人运动的资料。谢诺先生的国家博士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1962年，论文完成。巴斯蒂教授说，他的“这篇论文，是一位西方史学家在立足中国档案和史料并参考外国文献的同时，完成的第一部有关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答辩之后，谢诺先生的博士论文即由巴黎穆顿出版社出版，成为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轻史学派奠基著作之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法国的中国学。当时，法国的中国学界基本没有人熟悉更没有人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谢诺先生不仅是法国这一学科研究的拓荒者，其研究也得到了国际中国学界的广泛承认。
1968年10月，谢诺先生任巴黎索邦大学教授，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农民运动，以及第三世界的社会及民族运动等。1970年，索邦大学分成七所大学，谢诺先生是巴黎第七大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从1971年起，开始在该大学讲授东亚历史，同时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教授。
1977年，谢诺先生的四卷本《中国现代史》全部问世。据巴斯蒂教授讲，这部著作不仅深受法国大学生的欢迎，在被译成英文出版之后，也很快成了美国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学生推崇的教材。
与许多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一样，谢诺先生在政治方面也十分活跃。1948年秋结束东南亚的考察回国后不久，他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并组织各种反对20世纪40～50年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肮脏战争”的活动。60～70年代，美国侵略越南期间，谢诺先生搜集了大量证据，并于1966年和1967年罗素裁判所(Tribunal Russell)两次在斯德哥尔摩和罗斯基勒开庭时，与凯恩(Marcel-Francis Kahn)、伟基业(Jean-Pierre Vigier)、史华慈(Laurent Schwartz)、勒贝留(Madeleine Reb é ri-OIIX)等法国教授一起指控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也曾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同路人”。1968年以后，他经常发表对法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对法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体制不满的言论。1975年前后，他开始从东南亚历史教学和研究中淡出；1978年夏，他决定提前退休。
有关提前退休，谢诺先生曾于1978年6月份致函澳大利亚、北美及欧洲国家经常在中国和越南问题研究方面与他保持联系的同行和机构。他的“这封信是用西方中国学家的‘通用语言’英语书写的”，比较简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告知过去的同行(ex-coll è gues)：近些年来，我不再把自己视为中国和越南问题的学术‘专家’。我逐渐放弃了专业研究，放弃了撰写学术著作和论文，放弃了参加大学研讨会和报告会，放弃了为一些专刊撰写报告，放弃了授课和讲座，放弃了指导博士论文，放弃了大学评审委员会委员的席位。我再不想从事上述任何一项活动。”在谈到这些“放弃”的原因时，他说：“我做出这个决定，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我对大学的现行体制本身，特别是对大学有关权利、资金和威望方面的把戏，越来越感到不满。二，我越发坚信，如果说专业研究(脑力‘劳动’)在我们的社会上确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也是由于这些专业研究与广义上(大学微观社会以外)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缘故，才被认为是正当合法的。我始终把我在远东方面的研究、著述和其他学术活动，看作既是在揭露帝国主义方面的政治贡献，又是在主张同中国和越南团结一致方面的政治贡献。这种政治忧虑不会改变，但不会再采取大学某一项‘研究’的形式去表现。”他又写道：“我曾经问过自己，这种政治参与有哪些限制。毛泽东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我既无意也没办法‘品尝’中国或越南。但我总可以尝几口多汁的法国吧!换句话说，我把我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我自己的祖国方面。我希望，这次转向会让我更好地把我的脑力劳动纳入问责社会的某种实践中：发展原子能的得失、法国共产党的危机、反对中央集权主义的地区性运动、左翼知识分子的角色、1968年‘五月风暴’(按：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由大学生发起的全民运动。5月底，戴高乐总统以军队为后盾，发表电视讲话：“我不会辞职，我有来自人民委托的权力”，“我将采取其他步骤”制止政局动乱的继续。“五月风暴”遂逐渐偃旗息鼓)的遗产。假如知识分子果真能够‘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有同那些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人密切合作。至于中国和越南，我被放在了缺乏想象力和没有生气的‘专家’及公共关系‘干部’的唯一的小圈子里。对此，我一点儿不感兴趣。” 谢诺先生在告别大学讲台的同时，也告别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告别了越南史研究，告别了东南亚历史研究。当时，他56岁，应该说正是从事教学和研究的黄金时期。确实令人惋惜。然而，在与他的接触和谈话中，我从未感觉到他为当年做出的这样一个重大决定而后悔或遗憾。
确实如谢诺先生所说的那样，需要他去做和等待他去做的事情很多。离开大学讲台，他即投身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运动，如反对核试验。1985年“彩虹勇士”号事件发生后(按：7月10日深夜，停泊在奥克兰港口奉绿色和平组织之命正在赶往南太平洋法国核试验基地穆卢罗瓦岛，抗议即将进行的核试验的“彩虹勇士”(le Rainbow-Warrior)号被秘密炸沉。经新西兰警方调查证实，这是由法国海外安全总局情报中心奉国防部长和三军总参谋长之命所为，代号为“毁灭彩虹行动”。事件结局是，国防部长及三军总参谋长被迫辞职，海外安全总局局长被罢免，法国总理通过大使向新西兰总理表示口头道歉，法国总统正式向绿色和平组织道歉)，他亲赴奥克兰，代表法国人民向新西兰人民致歉。1997～2004年，谢诺先生出任法国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France)理事会会长、名誉会长；2004年起，任《环保与政治》(Ecolog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