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某些特定时候，比如，在当下的新冠疫情中，人们很容易将自己个人的麻烦与社会上普遍的遭遇联系起来。但是，更多的时候却不是这样，人们常常要么局促、封闭、郁闷于一己的欲求和求而不得的烦恼，要么以情绪性吐槽的方式在一些公共空间（如网络）中释放私人的怨气、焦虑、困扰。换言之，我们缺乏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问的有效纽带或桥梁，缺乏一种如齐格蒙·鲍曼所说的“将私人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以及反过来，从私人麻烦中洞悉并指示其公共问题的性质”的有效方式或者说“转换技艺”（鲍曼：《寻找政治》）。因而私人的麻烦和痛苦始终停留封闭于一己之内，而不能归结到一起，更不用说凝聚为共同的事业。
如果不想只是眼睁睁看着个人的困扰和集体的无能同步增长，我们就需要搭建起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个人困扰”和“公共问题”之间的纽带或桥梁。
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就曾呼吁这种“转换技艺”。米尔斯注意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感到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这种困扰实际上与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非个人因素和变化有关，只有将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来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它们。但是，人们往往不能透过历史的变迁与制度性的冲突来理解自己所遭受的困扰，他们不具备那些对于领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品质，当然，也就无法甚至根本不会想到要通过控制、驾驭通常在其背后发生作用的结构性变迁来应对其个人遭遇的问题。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这样一种心智品质，它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使其认识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处境的，进而使人们透过这种杂乱无章而发现现代社会的根本架构，理解这个架构下男女众生的生态和心态。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型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论题中去”;换言之，“社會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两者间的联系”（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下同）。显然，作为一种心智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即是鲍曼所说“个人困扰”和“公共问题”之间的转换技艺。而重建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社会科学家（首先是社会学家）的当务之急。
说“重建”，是因为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就像米尔斯所说的那样，这种心智品质并不缺乏。甚至，培育、确立这种心智品质，曾经是秉持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方法论立场的社会学家的一个共同的基本旨趣。比如，在齐美尔（Georg Simmel）看来，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帮助人们认识、理解个人的生活、心性体验与宏观的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联系。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价值观念和方法论取向上与齐美尔迥然有别，但他的《自杀论》为我们揭示了潜藏并作用于自杀这一看来显然是个人行为背后的社会病理学，使我们一方面从作为个人行为的自杀去透视社会的病理，反过来又从社会的病理来理解个人的行为，从而提供了一个体现出充沛的“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典范。至于马克思，其理论所表现出的对于无产者，以及对于所有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之人们的“唤醒”，说到底就是让其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个人的命运与他所属的阶级的命运、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认识到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从而自觉地投身到“人的解放”的共同事业中去。
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还有其他许多经典社会分析家，他们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迥然异趣，但他们的研究和思想都表现出一种类似的“社会学想象力”。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在许多社会学从业者中渐渐枯萎、消失了。且不论为什么会枯萎、消失——这应该与美国社会学家顾尔德纳（A.W.Gouldner）在其《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中所分析的社会学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变化有关：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基本上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因而密切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与公众同呼吸，共命运;而随着社会学的越来越建制化，到现代时期，社会学者渐渐成为单纯的学术人，其阅听人主要不再是公众，而是与他们同样的学术人，从而逐步远离了现实社会——仅就表现而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式的“宏大理论”以及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式的“抽象经验主义”在米尔斯看来是社会学想象力之匮乏的突出表征。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试图把他所观察到的各种社会类型解析为基本的组成部分，社会就像某个玩牌者手里的一些纸牌，每一个社会都是纸牌各种混合的结果，然而，不管怎么混合，纸牌总是这一些。于是，社会便被视为一种“社会体系”，“社会制度”又被视为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所有现实真切的问题和关怀都被过滤得一干二净：“帕森斯并没能实实在在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已受如下思想支配，即他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模型是某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型;因为他实际上把他的这些概念奉为神明了。宏大理论中‘系统性的’东西即是它脱离了任何具体的、经验性的问题。”与帕森斯式的“宏大理论”表现形式不同，但在缺乏现实感上异曲同工的是“抽象经验主义”。“抽象经验主义”并不体现为哪个实质性的观点，而是把自己打扮成“自然科学”的形象。在有关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的争论中，抽象经验主义者热衷于称自己是“自然科学家”，或至少“代表了自然科学的观点”。他们极端关注的是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说是方法至上主义者，而不考虑内容、问题及领域。而所谓科学的方法，最终表现为对“统计”的迷恋，社会学家于是蜕变为社会调查员和统计专家。“抽象经验主义”的所有做法，“不外乎用统计手段展示一般性观点以及运用一般性观点说明统计结果。而一般性观点既没有经过检验，也未被赋予具体意义。它们根据数字的需要被挑选，正如同数字被用来配合它们一样”。这种研究，看似有严密的结构，并有充分具体的数据表明其真实性，但其真正的意义则被抽空了，因为缺乏明确、真切、与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和公众共鸣的现实问题关怀。 米尔斯认为，缺乏与实质性问题之紧密联系的“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主义”的当道，表明了经典社会学之“社会学想象力”的退却和枯萎。如果社会学只剩下徒见“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的”的“宏大理论”和徒见“形式的、空洞的精巧”的“抽象经验主义”，我们就无法真切地认识人类与社会。因此，必须将曾经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十分充沛的“社会学想象力”重新唤回。
作为“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两者间的联系”的心智品质，或者用鲍曼的话说，作为“将私人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以及“从私人麻烦中洞悉并指示其公共问题的性质”的技能，社会学想象力既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提问方式，或者说，它的思维方式首先体现在并决定于其提问的方式。而上述“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之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根本病灶，就在于它们都失却了面向现实社会提问的能力，从而迷失了真切的“问题意识”。
这里所说的“问题意识”，自然不是一个心理学范畴，也不是通常所言的对于现实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甚至也不是对于包括政府当局在内的机构所提出的政策性、策略性课题或需求的回应。从根本上讲，这里所说的“问题意识”是一个社会历史性范畴，是对于“价值”与“现实”之间之冲突紧张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是在根本性的价值关怀和社会现实的张力中产生的。当你发自内心珍视的价值同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发生冲突紧张时，真切的问题意识就产生了。这里的“真切”，既指相对于外部世界的“真实”，也指相对于内心世界的“真诚”。真切的“问题意识”一方面要求学者既要投入社会、感受社会、关注社会，又能出乎其外地观察审视社会，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具有信守不贰的价值立场。缺乏深切的价值关怀，所谓的研究成果必然平庸而缺乏意义，更不会与公众共鸣。米尔斯指出，当人们感到自己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便会产生危机感。当然，有些人们所珍视的价值可能完全是一己的癖好，这时，所谓的危机感便只是私人的困扰。真正能够形成公众普遍共鸣并把自己的个人困扰和历史时代之普遍遭遇联系起来的社会学想象力的价值关怀，一定是一种区别、超越于个人欲望、一己私利的价值关怀，一种公众“普遍承认”的基本价值追求。就他对这种价值发自内心的珍视而言，由这种价值所受威胁而生的问题是他深切有感的“个人的困扰”，而就这种价值的普遍性而言，这个问题又是应该成为公共论题的公共问题。普遍性的价值关怀，就像一个“公分母”，沟通了学者与公众。米尔斯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驱使我们问：“在我们的时代，公众的主要论题是什么，个人的关键性困扰又是什么？”而要表述这些论题与困扰，以描述我们这一时代的潮流，我们必须要问：“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但受到了威胁;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并得到支持。无论是受到威胁的价值还是得到支持的价值，我们必须要问：其中可能包含结构中的什么突出矛盾？”
米尔斯认为，为了超越一己的狭隘眼光，应该不断地问三种类型的问题：
第一类：特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社会秩序有什么不同？在此结构中，使其维持和变化的方面有何特定含义？
第二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构建历史？
第三类：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或迟钝？我们在这一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
第一类问题关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构成（实际上对应着孔德所说的“社会静力学”），第二类问题则把这个社会放到人类动态的历史进程中来认识（对应着孔德的“社会动力学”），而第三类问题则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归结到这个社会中的人的一般生存状态，他们的生活机遇，他们的生存体验。米尔斯认为，一个学者只有把自己提出的切身而普遍的问题置于这些问题下来思考，才能引导、启迪与他所提出的问题深切共鸣的公众将自身的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问题来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以特定的问与思的技艺将个人的困扰转成公共问题，并将公共问题同社会整体结构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从而“个人困扰不能仅仅当作（个人）困扰来解决，而必须按照公众问题和历史形塑问题来理解”，这并不是结构决定论，更不是未来由过去决定的宿命论。相反，这样问与思的目的，是寻求发现一个可能的替代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能够运用理性和自由来构建历史。换言之，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具有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独立的理性将对他们置身的社会、对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就是要以问与思的技艺唤起行动的现实力量。而要达成这一目标，不能单靠专业的社会科学家，还要有公众自觉而理性的参与。这就要求社会学的想象力不能只是专业社会学家的特长，而必须进一步成为包括艺术家、科学家、记者、编辑与其他普通社会成员在内的广大公众普遍具备的能力素质。由此，米尔斯又进一步论说了社会科学家（首先是社会学家）的“政治职责”，或者说政治角色。
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可以有三种。第一是“哲学王”，但这在古代便不曾真正有过，在今天更是荒谬的。第二是成为“国王”的幕僚，即囿于专业化的逼仄空问而成为功能合理性的科层制的一部分。在这种角色中，社会科学变成功能理性的机器，而社会科学家个人则丧失道德自主性与实质理性，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仅仅成为针对管理和控制的目的而提炼的技巧。社会科学家可以扮演的第三种角色是，成为“公众”的同路者、启迪者：他在选择自己的课题、做自己的研究时，保持道德的自主性、独立性，又同时面向“国王”和“公众”，特别是“公众”，由此，社会科学成为一种“公共的智力工具”，而社会科学家自身作为“社会科学自控社团中的理性成员”，不仅作为研究者，而且作为“教育者”，在生活中展示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问题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促使“公眾”也得以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从而最终使“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人类事务相关”。米尔斯认为，这第三种角色，才是社会科学家应该担当的政治角色，或者说，应该承担的政治职责。 米尔斯关于社会科学家的政治职责的论说，实际上联系着他对于真正的“公众”与“大众”之间的区分。在早于《社会学的想象力》三年出版的《权力精英》中，米尔斯曾这样区分“公众”与“大众”：在“公众”当中，（一）有许多人在表达意见和接受意见;（二）公众交往的组织确保公众所表达的任何一种意见都能立即得到有效的回应;（三）由这种讨论所形成的意见能在有效的行动中，包括反对主导性的权威体制的行动中，随时找到宣泄途径;（四）权威机构并不对公众进行渗透，因此公众在其行动中多少是自主、自治的。而在“大众”当中，则（一）表达意见的人要比接受意见的人少得多，因为群体成了受大众传媒影响的个人的抽象集合;（二）主导性的传播组织使得个体无法或很难做出即刻的、有效的回应;（三）运转中的意见能否付诸实施，掌握在组织并控制这些运转渠道的当局手中;（四）大众没有自主性，相反，权威机构的代理人渗透到大众当中，从而削减了大众通过讨论形成意见时的任何自主性（米尔斯：《权力精英》）。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又进一步将“大众”与“公众”的区别概括为：大众中的个体受到个人困扰的限制，但没有能力将它转换为社会问题，他受其困扰，却不了解这些困扰的真实意义和社会根源;而“公众”则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思所感的困扰也困扰着其他人，并且还清楚个人对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他生活于其中的组织结构，有时甚至需要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才能解决，因此他直面论题，并投身于论题。显而易见，米尔斯上面所说的社会科学家的“政治职责”，实际上也就是要努力引导、维护“公众”作為真正的公众而存在和行动，而不致成为被人操控的“大众”。
回到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问题的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关于社会科学家的“政治职责”的论说，对于“公众”与“大众”的区分实际上又意味着，个人的困扰要真正转换成“公共问题”，不仅仅在科学认知的意义上要联系普遍的生存机遇，联系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历史时代，还要在社会关注和公共话语的意义上成为包括艺术家、科学家、记者、编辑与其他普通社会成员在内的真正的“公众”都能共同来理性地讨论的“公共论题”：“缺乏广泛、公开和内容丰富的政治辩论，人们就无法触及他们世界的显著事实，以及他们自身的事实。”唯有公众的理性讨论，才能定义公共问题，唯有“公共论题”，才能产生具有现实行动力的公共舆论。而在受操控的“大众”之中，所谓的“公共问题”往往是虚假的伪公共问题，往往是操控者将自己的所想说成是大众之所想的结果。
（《社会学的想象力》，[美]赖特·米尔斯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0二年版）
如果不想只是眼睁睁看着个人的困扰和集体的无能同步增长，我们就需要搭建起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个人困扰”和“公共问题”之间的纽带或桥梁。
一
实际上，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就曾呼吁这种“转换技艺”。米尔斯注意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感到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这种困扰实际上与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非个人因素和变化有关，只有将个人生活与社会历史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来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它们。但是，人们往往不能透过历史的变迁与制度性的冲突来理解自己所遭受的困扰，他们不具备那些对于领会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生活与历史之间、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品质，当然，也就无法甚至根本不会想到要通过控制、驾驭通常在其背后发生作用的结构性变迁来应对其个人遭遇的问题。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这样一种心智品质，它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使其认识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处境的，进而使人们透过这种杂乱无章而发现现代社会的根本架构，理解这个架构下男女众生的生态和心态。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型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论题中去”;换言之，“社會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两者间的联系”（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下同）。显然，作为一种心智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即是鲍曼所说“个人困扰”和“公共问题”之间的转换技艺。而重建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社会科学家（首先是社会学家）的当务之急。
说“重建”，是因为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就像米尔斯所说的那样，这种心智品质并不缺乏。甚至，培育、确立这种心智品质，曾经是秉持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方法论立场的社会学家的一个共同的基本旨趣。比如，在齐美尔（Georg Simmel）看来，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帮助人们认识、理解个人的生活、心性体验与宏观的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联系。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价值观念和方法论取向上与齐美尔迥然有别，但他的《自杀论》为我们揭示了潜藏并作用于自杀这一看来显然是个人行为背后的社会病理学，使我们一方面从作为个人行为的自杀去透视社会的病理，反过来又从社会的病理来理解个人的行为，从而提供了一个体现出充沛的“社会学想象力”的研究典范。至于马克思，其理论所表现出的对于无产者，以及对于所有生活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之人们的“唤醒”，说到底就是让其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个人的命运与他所属的阶级的命运、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认识到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从而自觉地投身到“人的解放”的共同事业中去。
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还有其他许多经典社会分析家，他们尽管在其他许多方面都迥然异趣，但他们的研究和思想都表现出一种类似的“社会学想象力”。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在许多社会学从业者中渐渐枯萎、消失了。且不论为什么会枯萎、消失——这应该与美国社会学家顾尔德纳（A.W.Gouldner）在其《正在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中所分析的社会学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变化有关：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基本上是社会变革的参与者，因而密切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与公众同呼吸，共命运;而随着社会学的越来越建制化，到现代时期，社会学者渐渐成为单纯的学术人，其阅听人主要不再是公众，而是与他们同样的学术人，从而逐步远离了现实社会——仅就表现而论，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式的“宏大理论”以及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式的“抽象经验主义”在米尔斯看来是社会学想象力之匮乏的突出表征。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试图把他所观察到的各种社会类型解析为基本的组成部分，社会就像某个玩牌者手里的一些纸牌，每一个社会都是纸牌各种混合的结果，然而，不管怎么混合，纸牌总是这一些。于是，社会便被视为一种“社会体系”，“社会制度”又被视为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所有现实真切的问题和关怀都被过滤得一干二净：“帕森斯并没能实实在在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已受如下思想支配，即他所建构的社会秩序模型是某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型;因为他实际上把他的这些概念奉为神明了。宏大理论中‘系统性的’东西即是它脱离了任何具体的、经验性的问题。”与帕森斯式的“宏大理论”表现形式不同，但在缺乏现实感上异曲同工的是“抽象经验主义”。“抽象经验主义”并不体现为哪个实质性的观点，而是把自己打扮成“自然科学”的形象。在有关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的争论中，抽象经验主义者热衷于称自己是“自然科学家”，或至少“代表了自然科学的观点”。他们极端关注的是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说是方法至上主义者，而不考虑内容、问题及领域。而所谓科学的方法，最终表现为对“统计”的迷恋，社会学家于是蜕变为社会调查员和统计专家。“抽象经验主义”的所有做法，“不外乎用统计手段展示一般性观点以及运用一般性观点说明统计结果。而一般性观点既没有经过检验，也未被赋予具体意义。它们根据数字的需要被挑选，正如同数字被用来配合它们一样”。这种研究，看似有严密的结构，并有充分具体的数据表明其真实性，但其真正的意义则被抽空了，因为缺乏明确、真切、与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和公众共鸣的现实问题关怀。 米尔斯认为，缺乏与实质性问题之紧密联系的“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主义”的当道，表明了经典社会学之“社会学想象力”的退却和枯萎。如果社会学只剩下徒见“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的”的“宏大理论”和徒见“形式的、空洞的精巧”的“抽象经验主义”，我们就无法真切地认识人类与社会。因此，必须将曾经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十分充沛的“社会学想象力”重新唤回。
二
作为“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两者间的联系”的心智品质，或者用鲍曼的话说，作为“将私人忧虑转换为公共问题”以及“从私人麻烦中洞悉并指示其公共问题的性质”的技能，社会学想象力既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提问方式，或者说，它的思维方式首先体现在并决定于其提问的方式。而上述“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之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根本病灶，就在于它们都失却了面向现实社会提问的能力，从而迷失了真切的“问题意识”。
这里所说的“问题意识”，自然不是一个心理学范畴，也不是通常所言的对于现实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甚至也不是对于包括政府当局在内的机构所提出的政策性、策略性课题或需求的回应。从根本上讲，这里所说的“问题意识”是一个社会历史性范畴，是对于“价值”与“现实”之间之冲突紧张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是在根本性的价值关怀和社会现实的张力中产生的。当你发自内心珍视的价值同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势发生冲突紧张时，真切的问题意识就产生了。这里的“真切”，既指相对于外部世界的“真实”，也指相对于内心世界的“真诚”。真切的“问题意识”一方面要求学者既要投入社会、感受社会、关注社会，又能出乎其外地观察审视社会，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具有信守不贰的价值立场。缺乏深切的价值关怀，所谓的研究成果必然平庸而缺乏意义，更不会与公众共鸣。米尔斯指出，当人们感到自己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便会产生危机感。当然，有些人们所珍视的价值可能完全是一己的癖好，这时，所谓的危机感便只是私人的困扰。真正能够形成公众普遍共鸣并把自己的个人困扰和历史时代之普遍遭遇联系起来的社会学想象力的价值关怀，一定是一种区别、超越于个人欲望、一己私利的价值关怀，一种公众“普遍承认”的基本价值追求。就他对这种价值发自内心的珍视而言，由这种价值所受威胁而生的问题是他深切有感的“个人的困扰”，而就这种价值的普遍性而言，这个问题又是应该成为公共论题的公共问题。普遍性的价值关怀，就像一个“公分母”，沟通了学者与公众。米尔斯指出，社会学的想象力驱使我们问：“在我们的时代，公众的主要论题是什么，个人的关键性困扰又是什么？”而要表述这些论题与困扰，以描述我们这一时代的潮流，我们必须要问：“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但受到了威胁;什么价值是我们珍视的，并得到支持。无论是受到威胁的价值还是得到支持的价值，我们必须要问：其中可能包含结构中的什么突出矛盾？”
米尔斯认为，为了超越一己的狭隘眼光，应该不断地问三种类型的问题：
第一类：特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社会秩序有什么不同？在此结构中，使其维持和变化的方面有何特定含义？
第二类：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方式来构建历史？
第三类：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或迟钝？我们在这一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性”？我们所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
第一类问题关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构成（实际上对应着孔德所说的“社会静力学”），第二类问题则把这个社会放到人类动态的历史进程中来认识（对应着孔德的“社会动力学”），而第三类问题则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归结到这个社会中的人的一般生存状态，他们的生活机遇，他们的生存体验。米尔斯认为，一个学者只有把自己提出的切身而普遍的问题置于这些问题下来思考，才能引导、启迪与他所提出的问题深切共鸣的公众将自身的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问题来思考。
三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以特定的问与思的技艺将个人的困扰转成公共问题，并将公共问题同社会整体结构和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从而“个人困扰不能仅仅当作（个人）困扰来解决，而必须按照公众问题和历史形塑问题来理解”，这并不是结构决定论，更不是未来由过去决定的宿命论。相反，这样问与思的目的，是寻求发现一个可能的替代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能够运用理性和自由来构建历史。换言之，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成为具有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独立的理性将对他们置身的社会、对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影响力”。简单地说，就是要以问与思的技艺唤起行动的现实力量。而要达成这一目标，不能单靠专业的社会科学家，还要有公众自觉而理性的参与。这就要求社会学的想象力不能只是专业社会学家的特长，而必须进一步成为包括艺术家、科学家、记者、编辑与其他普通社会成员在内的广大公众普遍具备的能力素质。由此，米尔斯又进一步论说了社会科学家（首先是社会学家）的“政治职责”，或者说政治角色。
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可以有三种。第一是“哲学王”，但这在古代便不曾真正有过，在今天更是荒谬的。第二是成为“国王”的幕僚，即囿于专业化的逼仄空问而成为功能合理性的科层制的一部分。在这种角色中，社会科学变成功能理性的机器，而社会科学家个人则丧失道德自主性与实质理性，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仅仅成为针对管理和控制的目的而提炼的技巧。社会科学家可以扮演的第三种角色是，成为“公众”的同路者、启迪者：他在选择自己的课题、做自己的研究时，保持道德的自主性、独立性，又同时面向“国王”和“公众”，特别是“公众”，由此，社会科学成为一种“公共的智力工具”，而社会科学家自身作为“社会科学自控社团中的理性成员”，不仅作为研究者，而且作为“教育者”，在生活中展示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问题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促使“公眾”也得以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从而最终使“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人类事务相关”。米尔斯认为，这第三种角色，才是社会科学家应该担当的政治角色，或者说，应该承担的政治职责。 米尔斯关于社会科学家的政治职责的论说，实际上联系着他对于真正的“公众”与“大众”之间的区分。在早于《社会学的想象力》三年出版的《权力精英》中，米尔斯曾这样区分“公众”与“大众”：在“公众”当中，（一）有许多人在表达意见和接受意见;（二）公众交往的组织确保公众所表达的任何一种意见都能立即得到有效的回应;（三）由这种讨论所形成的意见能在有效的行动中，包括反对主导性的权威体制的行动中，随时找到宣泄途径;（四）权威机构并不对公众进行渗透，因此公众在其行动中多少是自主、自治的。而在“大众”当中，则（一）表达意见的人要比接受意见的人少得多，因为群体成了受大众传媒影响的个人的抽象集合;（二）主导性的传播组织使得个体无法或很难做出即刻的、有效的回应;（三）运转中的意见能否付诸实施，掌握在组织并控制这些运转渠道的当局手中;（四）大众没有自主性，相反，权威机构的代理人渗透到大众当中，从而削减了大众通过讨论形成意见时的任何自主性（米尔斯：《权力精英》）。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又进一步将“大众”与“公众”的区别概括为：大众中的个体受到个人困扰的限制，但没有能力将它转换为社会问题，他受其困扰，却不了解这些困扰的真实意义和社会根源;而“公众”则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思所感的困扰也困扰着其他人，并且还清楚个人对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他生活于其中的组织结构，有时甚至需要整个社会结构的改变才能解决，因此他直面论题，并投身于论题。显而易见，米尔斯上面所说的社会科学家的“政治职责”，实际上也就是要努力引导、维护“公众”作為真正的公众而存在和行动，而不致成为被人操控的“大众”。
回到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问题的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关于社会科学家的“政治职责”的论说，对于“公众”与“大众”的区分实际上又意味着，个人的困扰要真正转换成“公共问题”，不仅仅在科学认知的意义上要联系普遍的生存机遇，联系社会的整体结构和历史时代，还要在社会关注和公共话语的意义上成为包括艺术家、科学家、记者、编辑与其他普通社会成员在内的真正的“公众”都能共同来理性地讨论的“公共论题”：“缺乏广泛、公开和内容丰富的政治辩论，人们就无法触及他们世界的显著事实，以及他们自身的事实。”唯有公众的理性讨论，才能定义公共问题，唯有“公共论题”，才能产生具有现实行动力的公共舆论。而在受操控的“大众”之中，所谓的“公共问题”往往是虚假的伪公共问题，往往是操控者将自己的所想说成是大众之所想的结果。
（《社会学的想象力》，[美]赖特·米尔斯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0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