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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艺谋电影创作风格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意象美学与中国电影创作的契合及微妙关系，色彩运用和造型设计为“以象寓意”，电影影像与意象美学“观物取 象”、“立象以尽意”等美学原则的相似，说明了以中国传统意象美学观照当代电影理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以贯通中西古今的方法研究电影，前景可观且意义深远。
关键词：张艺谋；电影色彩；电影造型；美学表达；民族化
电影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它是兼形、声、光、色等表现手段于一体，展示给观众较为具体的、有形的视觉环境。所为电影的民族化美学特征，首先是指内在精神上与本民族的欣赏心理相合，其次是指在具体手法上以本民族的接受能力为转移。孟子提出了“知人论世”说，鲁迅先生也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本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叫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尽乎说梦的。”文艺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力反应，它总是打上了创作者某些个人印记，注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情志。在张艺谋的创作中，民族化美学特征尤为突出。首先他借鉴了中国文学中“意象”的表意特征，要求影像以“象”表“意”，即通过影像表现创作者的主义意识，开创了“影像造型”新的摄影理念，电影镜头所创造的“意象”、电影蒙太奇所创造的“意境”体现了情景交融、韵外之味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蕴。中国的传统艺术和审美心理强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是这种总体上继承中国传统的美学理想的追求，导致了张艺谋产生强烈的造型意识，将造型镜头成为带有深刻意义的叙事的一个部分。在张艺谋手中，不再是通过镜头的流动这种传统的叙事手段来讲述故事，而是通过镜头对“造型”和“空间”的强调，使画面不再是叙事的需要而是成为表意的部分。张艺谋曾担任《黄土地》的摄影师，他说“我们并没有清晰的美学追求，出发点就是有别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你这样拍，我偏不这样拍，拍与别人不一样的电影。”张艺谋刻意的将原著《伏羲伏羲》中的生活环境农家改为《菊豆》中的染布作坊，于是有了血红的染地、古老的滑车、色彩艳丽的染布，这一变动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在《英雄》中，他将最具玄学的书法和剑法放在一起，表达中国传统美学讲究的天地人合一的美学追求，以及侠客所追求的正气、侠义。
电影的美学表达从形式上看，张艺谋的电影都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他的电影在形式上的表现的多方面的，包括色彩渲染、画面构图、人物造型、环境等方面。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为张艺谋电影选择提供了深厚广阔的基础，他看到了中国文化中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浓郁的东方情调，这一切激励着他的电影创作欲望。
色彩，是自然美中最生动的一种属性。艺术中的色彩，是作品中的一种语言因素，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的结果。张艺谋的影片使我们看到他对色彩的迷恋，尤其是红色和绿色，这已经成为他所特有的标志。张艺谋的电影以颜色运用大胆著称，《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等片一路下来，间隔醒目的红绿大幅色块画面一直都没有断过。红色的高粱、红色的酒、红色的新娘、红色的轿。他的第一部影片《红高粱》中那铺天盖地地红色带给人的视觉感受就是如此的让人透不过起来。到了《菊豆》里的染布作坊染出他所需的随主人公情绪起落的各种色彩。《大红灯笼高高挂》则只用黑色的院、白色的雪、红色的灯三个色彩，凸显封建制度下令人窒息的环境和此环境下生活的女人们那姣好的容颜、不安现状的情绪。《秋菊打官司》为了突现红色，他将卖猪改为卖辣椒。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年轻的母亲穿着红色的大棉袄，扎着红色的头绳，怯怯的跨出门槛带着纯美的笑脸伫立在门框中的身影，不仅打动了父亲，成为他心头永远动情的记忆，也成为观众心头永远灿烂鲜活的记忆。他的《英雄》，以黑红两色为主，黑色突显侠客的冷峻和执着，红色则显示了女性的娇艳美丽额令人蛊惑。这些刻意而为的色彩绝不仅仅为了画面的鲜活，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因此，这些色彩增强了画面的表意功能，成为表现主题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电影的构图上张艺谋也是独具匠心的，他常常有意识地通过画面的构成关系来强化影片形象的某些特征，他认为构图也要演绎画面内容，构图有时候甚至是整部电影构思和造型风格表达的必要手段，这就是要做到以形传神，因此张艺谋没有平均布置画面。《红高粱》开机之前，张艺谋特意种了四百亩高粱仅仅用于拍摄，《十面埋伏》场景干脆选在了国外。作为电影元素，电影的背景元素，选景格外的重要。《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选景是很有代表性的，原小说的背景是细雨蒙蒙的南方，张艺谋选择了阴冷的乔家大院。他故意选择这样一个森严，封闭，阴冷的乔家大院作为摄影基地，并故意把院子拍的高墙大瓦，阴森恐怖，而这样的深宅大院有深层次的象征意味——封建时代的腐朽制度束缚着人的灵魂。旧宅中的那段极度中规中矩的构图与故宫的建筑有完全相同的意味，都显现出一种异常稳定，简单延续的秩序和这种秩序的强大力量。
综上所述，张艺谋在电影中精心设计的每一环节，都是为了使他的作品艺术品位、艺术风格的追求上显示了他在民族化美学风格。他大胆地背叛传统电影的电影审美心理、电影人物塑造方式、画面摄影模式，建立了全新的电影理念，显示了他对艺术大胆儿真诚的探索精神。正如黄建新所言：“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不愿在保守中苟安”。他的《有话好好说》和《幸福时光》是两部城市题材的电影，在制作拍摄上都有新的尝试，但在民族化美学特征方面不是很明显，而《英雄》是他又回到了他得心应手的表现方式中，说明他在民族化美学风格的探索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连文光.张艺谋电影艺术论[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4（02）
[2]王一川.异国情调与民族性幻觉——张艺谋神话战略研究[R].东方丛刊.1993
[3]鲁迅：鲁迅全集[C]：344-345
[4]张艺谋：我怕红高粱[J]，1988（04）
[5]张艺谋访谈录[J].文汇报，1999（10）
作者简介：燕琦，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3级在读本科，学士学位，专业：油画。研究方向：油画。
关键词：张艺谋；电影色彩；电影造型；美学表达；民族化
电影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它是兼形、声、光、色等表现手段于一体，展示给观众较为具体的、有形的视觉环境。所为电影的民族化美学特征，首先是指内在精神上与本民族的欣赏心理相合，其次是指在具体手法上以本民族的接受能力为转移。孟子提出了“知人论世”说，鲁迅先生也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本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叫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尽乎说梦的。”文艺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力反应，它总是打上了创作者某些个人印记，注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情志。在张艺谋的创作中，民族化美学特征尤为突出。首先他借鉴了中国文学中“意象”的表意特征，要求影像以“象”表“意”，即通过影像表现创作者的主义意识，开创了“影像造型”新的摄影理念，电影镜头所创造的“意象”、电影蒙太奇所创造的“意境”体现了情景交融、韵外之味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蕴。中国的传统艺术和审美心理强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是这种总体上继承中国传统的美学理想的追求，导致了张艺谋产生强烈的造型意识，将造型镜头成为带有深刻意义的叙事的一个部分。在张艺谋手中，不再是通过镜头的流动这种传统的叙事手段来讲述故事，而是通过镜头对“造型”和“空间”的强调，使画面不再是叙事的需要而是成为表意的部分。张艺谋曾担任《黄土地》的摄影师，他说“我们并没有清晰的美学追求，出发点就是有别于现在的中国电影，你这样拍，我偏不这样拍，拍与别人不一样的电影。”张艺谋刻意的将原著《伏羲伏羲》中的生活环境农家改为《菊豆》中的染布作坊，于是有了血红的染地、古老的滑车、色彩艳丽的染布，这一变动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在《英雄》中，他将最具玄学的书法和剑法放在一起，表达中国传统美学讲究的天地人合一的美学追求，以及侠客所追求的正气、侠义。
电影的美学表达从形式上看，张艺谋的电影都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他的电影在形式上的表现的多方面的，包括色彩渲染、画面构图、人物造型、环境等方面。中国特有的文化符号为张艺谋电影选择提供了深厚广阔的基础，他看到了中国文化中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浓郁的东方情调，这一切激励着他的电影创作欲望。
色彩，是自然美中最生动的一种属性。艺术中的色彩，是作品中的一种语言因素，是艺术家审美创造的结果。张艺谋的影片使我们看到他对色彩的迷恋，尤其是红色和绿色，这已经成为他所特有的标志。张艺谋的电影以颜色运用大胆著称，《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等片一路下来，间隔醒目的红绿大幅色块画面一直都没有断过。红色的高粱、红色的酒、红色的新娘、红色的轿。他的第一部影片《红高粱》中那铺天盖地地红色带给人的视觉感受就是如此的让人透不过起来。到了《菊豆》里的染布作坊染出他所需的随主人公情绪起落的各种色彩。《大红灯笼高高挂》则只用黑色的院、白色的雪、红色的灯三个色彩，凸显封建制度下令人窒息的环境和此环境下生活的女人们那姣好的容颜、不安现状的情绪。《秋菊打官司》为了突现红色，他将卖猪改为卖辣椒。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年轻的母亲穿着红色的大棉袄，扎着红色的头绳，怯怯的跨出门槛带着纯美的笑脸伫立在门框中的身影，不仅打动了父亲，成为他心头永远动情的记忆，也成为观众心头永远灿烂鲜活的记忆。他的《英雄》，以黑红两色为主，黑色突显侠客的冷峻和执着，红色则显示了女性的娇艳美丽额令人蛊惑。这些刻意而为的色彩绝不仅仅为了画面的鲜活，形式永远是为内容服务的。因此，这些色彩增强了画面的表意功能，成为表现主题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电影的构图上张艺谋也是独具匠心的，他常常有意识地通过画面的构成关系来强化影片形象的某些特征，他认为构图也要演绎画面内容，构图有时候甚至是整部电影构思和造型风格表达的必要手段，这就是要做到以形传神，因此张艺谋没有平均布置画面。《红高粱》开机之前，张艺谋特意种了四百亩高粱仅仅用于拍摄，《十面埋伏》场景干脆选在了国外。作为电影元素，电影的背景元素，选景格外的重要。《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选景是很有代表性的，原小说的背景是细雨蒙蒙的南方，张艺谋选择了阴冷的乔家大院。他故意选择这样一个森严，封闭，阴冷的乔家大院作为摄影基地，并故意把院子拍的高墙大瓦，阴森恐怖，而这样的深宅大院有深层次的象征意味——封建时代的腐朽制度束缚着人的灵魂。旧宅中的那段极度中规中矩的构图与故宫的建筑有完全相同的意味，都显现出一种异常稳定，简单延续的秩序和这种秩序的强大力量。
综上所述，张艺谋在电影中精心设计的每一环节，都是为了使他的作品艺术品位、艺术风格的追求上显示了他在民族化美学风格。他大胆地背叛传统电影的电影审美心理、电影人物塑造方式、画面摄影模式，建立了全新的电影理念，显示了他对艺术大胆儿真诚的探索精神。正如黄建新所言：“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不愿在保守中苟安”。他的《有话好好说》和《幸福时光》是两部城市题材的电影，在制作拍摄上都有新的尝试，但在民族化美学特征方面不是很明显，而《英雄》是他又回到了他得心应手的表现方式中，说明他在民族化美学风格的探索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连文光.张艺谋电影艺术论[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4（02）
[2]王一川.异国情调与民族性幻觉——张艺谋神话战略研究[R].东方丛刊.1993
[3]鲁迅：鲁迅全集[C]：344-345
[4]张艺谋：我怕红高粱[J]，1988（04）
[5]张艺谋访谈录[J].文汇报，1999（10）
作者简介：燕琦，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13级在读本科，学士学位，专业：油画。研究方向：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