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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生物圈(MAB)”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长期支持的综合性计划之一。它的正式启动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渊源。MAB计划的产生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充分的准备，是在全球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在总结上世纪60年代开展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开展的一项具有时代特点和创新精神的、雄心勃勃的政府间生态学研究计划，在推动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我从1978成立国家委员会到1990年在秘书处兼任秘书长的工作，其中在1986－1990年期间，还曾担任过两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和执行局主席。回想起来，人与生物圈计划不仅对我国生态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MAB工作的这段经历也对我个人的成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引领生态学研究的新潮流
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国际上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生态学方面的研究计划，以其探索解决危机的途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国际科学联合会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生物学计划(1964－1974年)的主旨在动员研究人员使用有效而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组成、生产力和综合功能进行基础性研究。国际生物学计划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由于其仅是在科学组织的支持下，立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难以解决当时全球性的错综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MAB在充分总结IBP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人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人应该与自然协调相处，同时还特别强调政府在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当地生产者和决策者参与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观念；在全球尺度上，将分散的研究构成网络，并且把研究和培训、教育结合起来。MAB改变了长期以来生态学中存在的纠缠于名词术语之争和纯自然主义的倾向，提出了生态学研究的综合性途径，培养了科学技术人员，把生态学推到解决当前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前沿。这些观点和理念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采用的组织大型生态学科研的管理办法都已经成为世界自然资源研究的宝贵经验和共识，并使生态学这门学科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当代先进科学之林。MAB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计划，而是一个完整的理念以及研究技术和管理系统，起到了引导生态学新潮流的作用，并对中国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势利导，不断创新
MAB从其正式成立到现在已有40年的历史，这在国际生态学的研究中是极其少见的。它的存在除了自身深刻的理论基础、契合实际的研究内容、先进的研究技术和管理系统之外，还与其随着国际生态环境形势的变化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有密切关系。
MAB计划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定位，并确定自己的研究重点。在MAB计划开展的初期，曾提出了当时生物圈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热带和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温带和地中海型森林景观等14个方面的问题。尽管要解决这些问题超出了MAB计划本身的负荷能力，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已为其后的生态环境研究的实践所证明。当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开展资源与环境方面的研究时，MAB计划把自己研究的优先领域集中到实践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建设，并以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为依托，开展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之下，MAB不断探索当前生态环境研究的重点，并于1989年率先提出了当代生态学研究的三个热点问题。1989年6月14日至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巴黎总部举办的一次主题为”未来的科学与技术：国际合作的新面貌”的学术研讨会，包括各科技领域的权威专家、重要国际组织的官员以及国家或地区科学院的院长等84位卓有成就的个人和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我在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小组里担任主席，参加的成员还有Di Castri(法国自然资源研究中心CNRS主任，MAB老主任)，S.Evteev(UNEP常务助理总干事)、Bill Long(欧共体环境部OECD主任，UNESCO执行局副主席)等。我们经过讨论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提出了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面临的三个挑战，即全球变化(Global change)，生物多样性保护(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三方面挑战的提出，对整个世界的生态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生态学会在1990年的年会上也肯定了这三方面的重要性，直到现在仍是生态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加速了我国生态学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早在中国MAB国家委员会成立之前，1973年和1977年我国已派代表参加过MAB的理事会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MAB成员国成立国家一级的永久联络点，负责在本国实施MAB计划，建立和保持地区间和国际间的联系，并提出了建立MAB国家委员会的五项原则：由国家和国际公认的科学家组成；是多学科的，并且要和MAB的主要工作内容有关：应确保国家能全面参与，不仅要有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还要包括不同政府部门的代表；应与其他政府和非政府计划的国家委员会建立联系；应考虑国家的重点以及实际可能和国际的需要，就国家的需要向政府提出建议。
1978年，经相关部门研究，我国决定成立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并将这一筹建任务委托中国科学院进行。由于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具有自然资源研究的基础，又有组织多学科协调攻关的优势，所以筹建任务由综考会具体承担。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迫切需要探索国际合作的渠道和学习国际合作的经验，MAB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于是，阳含熙(时任综考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孙鸿烈(时任综考会主任)和我(时任综考会副主任)就开始积极准备。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林业部、农业部、水电部、国家环保局、國家气象局和国家海洋局等10个部委的34名委员组成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为童第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秘书长为阳含熙，我是副秘书长，协助阳先生开展日常工作。
我们成立国家委员会的消息传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他们非常重视，并派遣英国生态技术中心(ETC)主任Jeffers教授和牛津大学林学院院长Poor教授来中国介绍MAB的进展情况并考察中国的生态试验站。第二年(1979年)，MAB国际秘书处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MAB协调理事会，还特意资助我们在会前派代表团到荷兰、英国、德国、法国等地参 观访问，了解各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施情况。代表团由5人组成，阳合熙先生任团长，参加的人员还有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陈阅增，甘肃农业大学任继周(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系主任、副校长等)、中科院武汉水生所的刘建康(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我也有幸加入考察团的工作。考察从1979年10月15日至11月5日共20多天。MAB国际秘书处做了非常细致而周密的安排，不仅让我们参观每个国家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和野外基地，而且还邀请了各国著名的学者进行接待并介绍情况。这次考察参观对中国MAB的发展是一件大事，让我们了解了世界各国人与生物圈计划是怎样运行的，同时也做了一次中外生态学研究的国际交流。我们与国际著名的生态学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拓展了中国生态学研究国际合作的渠道，创造了国际合作的良好开端，对中国生态学发展的意义重大。
担任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的一段经历
MAB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际协调理事会(简称lCC)，由UNESCO大会选举出的理事国组成。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指导和监督MAB的实施，向成员国推荐研究项目并提出有关地区间或国际间的合作建议，协调参与MAB的成员国之间或与其他国际计划间的关系，对MAB国际秘书处的工作进行评议等。理事会设执行局，负责休会期间MAB的常务工作，由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以及一个报告员组成，主要职责是审批新提名的生物圈保护区，审批青年科学奖及其他有关的奖励，评议MAB的进展情况、活动计划，并对任何认为是必要的调整进行审议，与MAB国际秘书处商讨下一届fCC会议事宜。ICC一般每两年选举一次，除了UNESCO，也邀请联合国环境开发署，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署，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
1979年阳含熙先生当选为MAB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副主席。1986年换届时，本来计划由我接替阳含熙先生，竞选执行局的副主席，但秘书处与有关国家代表协商后建议我竞选主席，并得到全票通过。之所以能获此殊荣，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突出，对生态学的研究也比较重视，具有综合研究的实力和经验；同时，在前期交往过程中，我们和MAB国际秘书处以及有关国家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本着科学研究的目的，让国际方感受到中国对生态环境的真切关心和对联合国工作的真正支持。执行局主席一届两年，并在第十届换届时连选连任。
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培养人才
MAB计划在中国的推广和实施，除了促进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之外，通过开展项目研究和中外交流，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中国MAB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国际示范项目，比如长白山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江西千烟洲生态农业研究等；一是双边合作项目，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开展的中美生物圈保护区研究计划(Biosphere Reserve Programme-BRP)，通过对比中国东部和美国东北部地区相似的地理条件和阔叶林生态系统，在森林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森林的增长与演替数学模型及倒木功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三是多边合作计划，其中由中国、德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持的生态研究合作计划(Cooperat Lve Ec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CERP)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CERP是在中国开展的一项大型生态学合作研究，包括森林生态系统、水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等8个课题，分布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地点，强调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其结构、功能和动态，以及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并重视系统分析和模型方法的使用。在第一期计划期间(1987－1990年)，德国研究和技术部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信托基金方式为此项目提供了248万美元的经费(第二期计划投入资金130多万美元)。当时，这一计划的规模无论是在中德以往的合作项目中，还是在国际MAB计划中都是最大的。与一般小型合作项目不同的是，CERP包括了研究、互访、召开研讨会、培训人员、提供仪器设备等多种合作方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向中国的一些研究所、实验室和大学提供现代化的仪器以改善其研究能力，并培养一批高水平的学者，以确保研究计划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通过这一计划的实施，中德双方做到了取长补短，共同受益。中国有7个单位，1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这一计划，他们通过以上各种途径提高了自身的现代生态学研究手段和能力，还获得参加、组织和协调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经验，其中的不少人现在都已成为中国城市生态、森林生态、湖泊生态、污染生态等生态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和骨干。此外，我们还推荐中国青年学者在MAB国际秘书处进行学习锻炼和工作，现在也都做出了很大成绩。
虽然离开MAB的工作已有多年，但是在MAB工作的这段历史却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接触到的许多国家中，我也曾有機会了解到他们MAB的进展情况。从国家层面比较，我感觉中国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施方面无疑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好的一个。我衷心祝愿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能一如既往保持其活力和创新性，使之成为国际合作的窗口，人才培育的摇篮，创新思维的智库和成果交流的平台，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探索新的途径；同时，也希望我国通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开展，不仅能促进中国的生态建设以及生物多样性保育，也能为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从1978成立国家委员会到1990年在秘书处兼任秘书长的工作，其中在1986－1990年期间，还曾担任过两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和执行局主席。回想起来，人与生物圈计划不仅对我国生态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MAB工作的这段经历也对我个人的成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引领生态学研究的新潮流
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国际上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生态学方面的研究计划，以其探索解决危机的途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国际科学联合会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国际生物学计划(1964－1974年)的主旨在动员研究人员使用有效而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组成、生产力和综合功能进行基础性研究。国际生物学计划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由于其仅是在科学组织的支持下，立足于自然科学的研究，难以解决当时全球性的错综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MAB在充分总结IBP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人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人应该与自然协调相处，同时还特别强调政府在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当地生产者和决策者参与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保护与发展相结合的观念；在全球尺度上，将分散的研究构成网络，并且把研究和培训、教育结合起来。MAB改变了长期以来生态学中存在的纠缠于名词术语之争和纯自然主义的倾向，提出了生态学研究的综合性途径，培养了科学技术人员，把生态学推到解决当前生态与环境问题的前沿。这些观点和理念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采用的组织大型生态学科研的管理办法都已经成为世界自然资源研究的宝贵经验和共识，并使生态学这门学科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当代先进科学之林。MAB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计划，而是一个完整的理念以及研究技术和管理系统，起到了引导生态学新潮流的作用，并对中国生态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势利导，不断创新
MAB从其正式成立到现在已有40年的历史，这在国际生态学的研究中是极其少见的。它的存在除了自身深刻的理论基础、契合实际的研究内容、先进的研究技术和管理系统之外，还与其随着国际生态环境形势的变化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有密切关系。
MAB计划一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定位，并确定自己的研究重点。在MAB计划开展的初期，曾提出了当时生物圈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热带和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温带和地中海型森林景观等14个方面的问题。尽管要解决这些问题超出了MAB计划本身的负荷能力，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已为其后的生态环境研究的实践所证明。当全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开展资源与环境方面的研究时，MAB计划把自己研究的优先领域集中到实践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建设，并以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为依托，开展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之下，MAB不断探索当前生态环境研究的重点，并于1989年率先提出了当代生态学研究的三个热点问题。1989年6月14日至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巴黎总部举办的一次主题为”未来的科学与技术：国际合作的新面貌”的学术研讨会，包括各科技领域的权威专家、重要国际组织的官员以及国家或地区科学院的院长等84位卓有成就的个人和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我在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小组里担任主席，参加的成员还有Di Castri(法国自然资源研究中心CNRS主任，MAB老主任)，S.Evteev(UNEP常务助理总干事)、Bill Long(欧共体环境部OECD主任，UNESCO执行局副主席)等。我们经过讨论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提出了陆地生态系统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面临的三个挑战，即全球变化(Global change)，生物多样性保护(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三方面挑战的提出，对整个世界的生态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生态学会在1990年的年会上也肯定了这三方面的重要性，直到现在仍是生态学领域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
加速了我国生态学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早在中国MAB国家委员会成立之前，1973年和1977年我国已派代表参加过MAB的理事会会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MAB成员国成立国家一级的永久联络点，负责在本国实施MAB计划，建立和保持地区间和国际间的联系，并提出了建立MAB国家委员会的五项原则：由国家和国际公认的科学家组成；是多学科的，并且要和MAB的主要工作内容有关：应确保国家能全面参与，不仅要有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还要包括不同政府部门的代表；应与其他政府和非政府计划的国家委员会建立联系；应考虑国家的重点以及实际可能和国际的需要，就国家的需要向政府提出建议。
1978年，经相关部门研究，我国决定成立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并将这一筹建任务委托中国科学院进行。由于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具有自然资源研究的基础，又有组织多学科协调攻关的优势，所以筹建任务由综考会具体承担。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迫切需要探索国际合作的渠道和学习国际合作的经验，MAB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渠道。于是，阳含熙(时任综考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孙鸿烈(时任综考会主任)和我(时任综考会副主任)就开始积极准备。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林业部、农业部、水电部、国家环保局、國家气象局和国家海洋局等10个部委的34名委员组成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为童第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秘书长为阳含熙，我是副秘书长，协助阳先生开展日常工作。
我们成立国家委员会的消息传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他们非常重视，并派遣英国生态技术中心(ETC)主任Jeffers教授和牛津大学林学院院长Poor教授来中国介绍MAB的进展情况并考察中国的生态试验站。第二年(1979年)，MAB国际秘书处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MAB协调理事会，还特意资助我们在会前派代表团到荷兰、英国、德国、法国等地参 观访问，了解各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施情况。代表团由5人组成，阳合熙先生任团长，参加的人员还有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陈阅增，甘肃农业大学任继周(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甘肃农业大学草原系系主任、副校长等)、中科院武汉水生所的刘建康(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我也有幸加入考察团的工作。考察从1979年10月15日至11月5日共20多天。MAB国际秘书处做了非常细致而周密的安排，不仅让我们参观每个国家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和野外基地，而且还邀请了各国著名的学者进行接待并介绍情况。这次考察参观对中国MAB的发展是一件大事，让我们了解了世界各国人与生物圈计划是怎样运行的，同时也做了一次中外生态学研究的国际交流。我们与国际著名的生态学研究机构及研究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拓展了中国生态学研究国际合作的渠道，创造了国际合作的良好开端，对中国生态学发展的意义重大。
担任国际协调理事会主席的一段经历
MAB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际协调理事会(简称lCC)，由UNESCO大会选举出的理事国组成。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指导和监督MAB的实施，向成员国推荐研究项目并提出有关地区间或国际间的合作建议，协调参与MAB的成员国之间或与其他国际计划间的关系，对MAB国际秘书处的工作进行评议等。理事会设执行局，负责休会期间MAB的常务工作，由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以及一个报告员组成，主要职责是审批新提名的生物圈保护区，审批青年科学奖及其他有关的奖励，评议MAB的进展情况、活动计划，并对任何认为是必要的调整进行审议，与MAB国际秘书处商讨下一届fCC会议事宜。ICC一般每两年选举一次，除了UNESCO，也邀请联合国环境开发署，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开发署，世界气象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
1979年阳含熙先生当选为MAB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副主席。1986年换届时，本来计划由我接替阳含熙先生，竞选执行局的副主席，但秘书处与有关国家代表协商后建议我竞选主席，并得到全票通过。之所以能获此殊荣，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突出，对生态学的研究也比较重视，具有综合研究的实力和经验；同时，在前期交往过程中，我们和MAB国际秘书处以及有关国家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本着科学研究的目的，让国际方感受到中国对生态环境的真切关心和对联合国工作的真正支持。执行局主席一届两年，并在第十届换届时连选连任。
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培养人才
MAB计划在中国的推广和实施，除了促进我国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之外，通过开展项目研究和中外交流，我们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中国MAB开展的国际合作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国际示范项目，比如长白山温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江西千烟洲生态农业研究等；一是双边合作项目，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开展的中美生物圈保护区研究计划(Biosphere Reserve Programme-BRP)，通过对比中国东部和美国东北部地区相似的地理条件和阔叶林生态系统，在森林生态系统的养分循环、森林的增长与演替数学模型及倒木功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三是多边合作计划，其中由中国、德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主持的生态研究合作计划(Cooperat Lve Ec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CERP)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CERP是在中国开展的一项大型生态学合作研究，包括森林生态系统、水生态系统和城市生态系统等8个课题，分布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地点，强调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其结构、功能和动态，以及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并重视系统分析和模型方法的使用。在第一期计划期间(1987－1990年)，德国研究和技术部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信托基金方式为此项目提供了248万美元的经费(第二期计划投入资金130多万美元)。当时，这一计划的规模无论是在中德以往的合作项目中，还是在国际MAB计划中都是最大的。与一般小型合作项目不同的是，CERP包括了研究、互访、召开研讨会、培训人员、提供仪器设备等多种合作方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向中国的一些研究所、实验室和大学提供现代化的仪器以改善其研究能力，并培养一批高水平的学者，以确保研究计划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通过这一计划的实施，中德双方做到了取长补短，共同受益。中国有7个单位，100多名科研人员参加这一计划，他们通过以上各种途径提高了自身的现代生态学研究手段和能力，还获得参加、组织和协调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经验，其中的不少人现在都已成为中国城市生态、森林生态、湖泊生态、污染生态等生态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和骨干。此外，我们还推荐中国青年学者在MAB国际秘书处进行学习锻炼和工作，现在也都做出了很大成绩。
虽然离开MAB的工作已有多年，但是在MAB工作的这段历史却仍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接触到的许多国家中，我也曾有機会了解到他们MAB的进展情况。从国家层面比较，我感觉中国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施方面无疑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好的一个。我衷心祝愿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能一如既往保持其活力和创新性，使之成为国际合作的窗口，人才培育的摇篮，创新思维的智库和成果交流的平台，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探索新的途径；同时，也希望我国通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开展，不仅能促进中国的生态建设以及生物多样性保育，也能为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