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起，极权主义的研究成为政治、宗教、社会、文化、哲学领域一个重要的方面。作为极权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尽管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但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1]，为思考极权主义的起因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宽阔且内敛的视角。那么，因何现代性会被视为是极权主义的一种“溯因”？现代性所形塑的现代社会究竟为极权主义提供了怎样的生存和发展土壤？
何为现代性？从对“现代”这一历史阶段的界定来看，哈贝马斯（Habermas）发现远在罗马时代和以往异教徒时代，现代就成为官方基督用语[2]，现代将自身视为是与古代性相关的变化过程和结果，是一个具有时代意识的概念。杰姆逊持类似观点认为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存在“现代”一词，现代所代表的是一个教皇时代结束但新的时代还未到来的“当代时期”。[3]汤因比则明确划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将现代时期界定为1457年至1875年间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4]。马歇尔·伯曼（Berman）认为现代的起点是从16世纪开始的，并将这场囊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过程视为是一场现代性的实验[5]。无论是哪一种阶段划分，“现代性”的讨论均被放置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范畴之下，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对“现代资本主义”（moderncapitalism）的論述构成了社会学意义上对现代性概念讨论的起点[6]。
波德莱尔独创性地命名了“现代性”，他认为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从艺术评论的角度给出的现代性定义，奠定了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变动不居的断裂与速度[7]。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性”有着更为广阔的含义和边界。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源起于17世纪的欧洲、并向全球扩散的社会生活或组织结构模式，并提出四个基本制度性维度来分析现代性：资本主义（capitalism）、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监督（surveillance）与军事力量（militarypower），与之对应的是与全球化相关的现代性表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化劳动分工以及世界军事秩序[8]。总结起来现代性包含两个特点：“去传统”与“西方化”，一方面，知识、科技、工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机制、民族国家、大众传媒成为传统向崭新现代发展的主要表现；另一方面，现代性表现为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扩散[6]。霍尔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层面解释了现代性的多重面向[9]，即在政治上表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政治权力的民主化；经济上表现为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以货币为主要的交换流通机制；社会上表现为以韦伯所提倡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为主导，社会分工的体系化，性别分工的规则化，以及家庭与社会的分离；文化上表现为世俗物质文化的崛起与蓬勃发展，现实主义代替了神学，科学理性成为了人们的信仰，并通过新的文化媒介、组织、社区等，不断产生新的文化体制。在汤普森看来，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分别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军事力量和媒介传播，分别对应经济、政治、强制和符号四大权力[10]。综合而言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族国家、社会组织形式和科层制、科学理性的盛行、大众传媒的文化机制共同形成了现代性的立体面向。
在学者的研究中，现代性被理解为一个涉及各个层面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带来的危机和后果则是现代性“发展逻辑”的另一面。
诚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只是一个方案、一项未竟的事业，早期现代性是值得肯定的，但后期却出现了问题[2]。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带来的绝对变迁速度、全球性社会的断裂性巨变、现代制度的建立，如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形成，生产的批售对毫无生气的权力系统的依赖，以及劳动产品和雇佣劳动本身的完全商品化等都是现代性的一系列后果[8]。
从其发展后果来审视何为现代性，构成了阿伦特关怀她所处时代的一种学术关切和对现代性成就背后“危机”的警醒，阿伦特认为，广义的现代开始于以自然科学兴起为代表的17世纪，经历18世纪的政治革命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300年左右时间，在这期间欧洲几千年的传统思想被颠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现代理性精神得以确立。但到20世纪，现代发展进入危机爆发的阶段，这是狭义的现代。极权主义事件则可以视为是广义现代与狭义现代的分水岭[11]，阿伦特的现代性批判同时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她肯定了现代性所包含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宪政主义等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她也指出了现代性的政治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和人的危机[12]，而极权主义是这一危机最深刻的部分，如她将极权主义视为是我们时代的重负[13]。有研究者指出，极权主义、民主政治的梦魇、平庸的恶这些蜂拥而至的现代性危机在20世纪全面爆发，现代性终于展露出了它那可怕的另一面[14]。
那么从现代性危机中诞生的极权主义具有怎样的特点？它何以成为一种政权的统治形式。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一种独特的全新现象，旧有的概念和框架都不足以解释此一现象[15]。波普尔（Popper）、雷蒙·阿隆（Aron）、塔尔蒙（Talmon）、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等均做出了阐释。[16]
极权因素的提出有助于理解极权主义产生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有助于将极权主义的考量放置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乃至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去审视。阿伦特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开始，得出极权因素（elementoftotalitarianism）的概念。她认为在没有发生极权主义运动的地方，却可能存在“极权因素”。例如，极权因素并不单单存在于德国等地方，而是植根于现代社会之中[17]。
极权因素的组成从极权主义政权的特征可以探究一二。作为一种政权或统治方式，极权主义政权政党的出现是一个新的事实。极权主义是以现代工业主义扩张为基础，以组织、交流、宣传为手段，对包括政治、精神、社会和经济生活在内的一切方面实行完全控制和集中管理的一种政权。从权力从一元性到多元性的程度、参政范围、国家意识形态的理性化程度来看，极权主义政权具有一元化的权力体系、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恐怖、动员性的普遍参与、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的特征[18]。“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模式”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总结了极权主义的六大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控制整个经济，被视为极权主义政权的经典模式。[19] 一元化的权力体系、唯一的群众性政党、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恐怖、动员性的普遍参与、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经济控制是极权因素的主要内涵。而这些极权因素之所以可以产生、发展，是由于现代性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和生存空间。
一是，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所建立的官僚体系使得极权主义的权力、政党、社会组织和控制得以实施。
吉登斯提出了考量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基于民族国家的现代主体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使得上述各种制度力量得以发挥作用。从历史进程出发，现代性使得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的主体，脱离了传统宗教来定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民族国家建立的国家理性原则，是建立在一套现代官僚制度基础之上的。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大屠杀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以此可以排除外部的非政治力量和社会自治制度成为一种合法性的权威。社会控制，一步步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他进而指出，正是现代文明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20]从这个意义上看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极权主义政权以及事件是由现代官僚体系或者它所体现的国家理性所决定的，由此构建起来的政党、社会组织和控制的方式均建立在这样的体系之上。
正是基于国家理性所规划、设计和建立起的一套官僚体系、社会管控体系、权力体系，加之借助现代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科学技术、职业分工等，极权主义政权才得以建构其合法性、权威性，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得以落地实施。在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者看来，肃清运动、社会改造、经济控制等是在国家理性基础上实现的伟大社会工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严密的官僚体系下完成的，在这样的官僚体系中个体被非人化，受害者的生命微不足道，反犹主义、大屠杀等灾难也就成了极权主义保全国家理性实现全面控制的一个途径。
二是，现代性的科学理性使得经济上的工业主义、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普遍动员参与得以实现。
科学理性精神的内在是韦伯所指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理性原则，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对知识和科学的信任，包括对认识论、对普遍性和同一性的崇尚，鼓励批判和自由创造。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确定、精准的计算掌握一切[21]。这种理性精神曾被视为是“现代性”的核心。在早期这种理性精神曾大大助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这种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却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22]。理性追求完整的整体性和自满自足的理论体系，然而，这种体系和整体性的完成却意味着精神的僵化，意味着批判和自由创造的结束，因此极易产生整体性、齐一性的全能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理性之下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也限制了人的主体性；由于“现代性”对知识、科学的崇尚导致现当代知识的信息化、网络化、媒体化，使得知识与权力交织，真正的知识、真理和参与成为虚假。由理性精神支撑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实践模式，规定着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甚至是人的思想秩序，变成一种具有内在的理性知识话语生产和自我监视的体系，约束着人的主体性。
需承认的是，一定程度上，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政权、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政权均在整合经济资源、重新组织再分配和社会生产体系方面，拯救了社会危机。但是现代性的科学理性使得经济上的工业主义、职业分工、福利分配等得以在极权主义内部发展的同时，也使得理性精神发生了变异，经济全面控制下的丧失的经济能动性、全能意识形态的极端排外主义、普遍参与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等均成为极权主义的灾难所在。
三是，现代性本身的断裂和变化与极权主义的“永远运动”形成了共振，创生出一批盲目的“大众”，产生了新的更为泛化的极权主义类型。
现代性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推陈出新消解传统的过程。伯曼曾借助马克思的话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忧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使得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解体并异化了[5]，这种断裂和变化最大的影响是使生活在现代中的个体丧失了认同和归属，造成了社会联系的割裂，形成了阿伦特所说的“无阶级社会”。
极权主义的兴起以阶级社会的解体为前提，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只能存在于“无阶级社会”。一旦阶级秩序崩溃，政党制度随即也开始崩溃，人们对原有的诸政党不再抱希望，此时政党背后原先冷漠的人群便转变为一群愤怒的无结构、无组织的人———群众既不是某个阶级的成员，也不是公民，他们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才聚合，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17]52。这些缺少社会联系和政治热情的“多余人”构成了极权主义兴起的“无阶级”的社会条件。极权主义国家寻求控制而不是合作，喜欢统治社会关系被原子化的人口。[23]达仁道夫指出，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也包括一些摇摆不定的独立职业者、小商人和传统知识分子，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现代政治的世界。他指出，既非公民，也非阶级，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他们是一些没有家园的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单一孤立化的群众[24]。马尔库塞（Marcuse）指出了另一种更为泛化的“新极权主义类型”：由于社会联系的断裂、政治感的丧失、否定精神的式微使得现代社会培养起了一批“单向度的人”，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工业社会压制了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极权主义性质的社會，它不是表现在恐怖与暴力的实施，而是一个更有效地控制人的极权主义社会[25]。
“持续变动”是现代社会与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现代社会凭借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中的形成，也削弱着社会自然进步的持续状态[26]。这样的社会，通过大众传媒的“拟态环境”、文化工业对大众的“逃离与欺骗”，[27]让生活其中的大众变得不再是一个有着稳定、持续、紧密联结的群体，而是更易于控制、易于煽动、易于放弃自主性。而这正为极权主义不断变化、不断革命的过程提供了条件，在极权主义“永远运动”的过程中包含着极权主义统治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极权统治要建立一个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唾手可得的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去发展一种新的稳定性[17]。这样的双重任务恰恰依靠的是对现代性创生的丧失思考能力、丧失传统社会联系和认同的大众群体的组织、控制和动员。
一直以来，极权主义何以发生、发展、衰落、演变是学界悬而未决的命题。阿伦特对极权主义起源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放置在了“现代社会”的语境下，为后续研究现代性与极权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起点。现代性对于传统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是“极权主义”的主要成因，现代性与极权主义形成了一对具有“反身性”意义的概念：其一，极权主义是现代性危机的一个表现，内部因应着现代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和后果；其二，现代性的纵深发展为极权主义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成为历史主体，国家理性催生了一套现代官僚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并使得现代性的理性精神广泛影响了经济生产、社会结构、文化体制、知识再造与监控、大众生活与思考方式等各个方面，这种不断变动、扩大、深化的现代过程，伴随着全球资本的扩张、市场化、城市化进程，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甚至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被视为是世界范围内发展社会学的“显性”议题，进入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议程。
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现代性是一个持续发展、依旧在进行的过程，那么极权主义模式是否还存在生存土壤，这个模式是否还在某些国家统治的内部，是否进行了一些局部的调整和变化，以部分的“极权因素”的状态存在。这些问题均值得深思。
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对“后现代”作为一个新的现代历史时期进行思考时，真正的事实可能是，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并未迎来其终点，后现代亦可以看作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其实质是对现代性后果的一种反思性方案，诚如吉登斯的“现代”与“超现代”，贝克的“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反思现代”，鲍曼的“液态现代”或“轻资本主义”与固态现代或重资本主义，拉什与厄瑞的“组织化资本主义”和“非组织化资本主义”都通过对现代性内部危机的重新审视，揭示了“现代”在时间维度上的“断裂性”延续。
借此，可以得出一个谨慎的结论，“现代”的历史发展至今，其仍然在当下发生着作用，不仅是关乎政权方式、经济生产、社会组织、文化体制、大众生活，更关乎理性、自由、民主等文明进程中的根本命题。
注释
[1]Weyembergh，M.HannahArendt. AReinterpretationofHerPoliticalThought[J].HistoryofEuropeanIdeas，1994，18（4）：633-634.
[2][德]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马杰伟，张潇潇.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7][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7.
[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5，59，71，157.
[9][英]斯图亚特·霍尔.现代性的多重建构[M].载周宪.文化现代性读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ThompsonJB.TheMediaand Modernity：ASocialTheoryoftheMedia[M].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5：45—52.
[11][美]汉娜·阿伦特.传统与现代[M].载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12]陈伟.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J].学海，2004（2）：43—51.
[13]笔者注：阿伦特的成名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题名即为《我们时代的重负》。
[14]潘建屯，高继国.汉娜·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批判及其启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4）：35—39.
[15]HannahArendt.BetweenPast andFutureFightExcisesinPolitical Thought.NewYorkpenguinbook，2006.
[16][以]塔爾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等。
[17][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8]吴惕安，俞可平.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19]GuoS.Thetotalitarianmodelrevisited[J].CommunistandPostCommunist Studies，1998，31（3）：271—285.
[20][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8.
[21][德]马克斯·韦伯.（201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9.
[22]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Vol.44（1）：43—48.
[23][美]约翰·霍尔，[美]艾坎伯雷.国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8.
[24][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6][美]乌尔里希·贝克，[美]安东尼·吉登斯，[美]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7][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一、多重维度：何为现代性？
何为现代性？从对“现代”这一历史阶段的界定来看，哈贝马斯（Habermas）发现远在罗马时代和以往异教徒时代，现代就成为官方基督用语[2]，现代将自身视为是与古代性相关的变化过程和结果，是一个具有时代意识的概念。杰姆逊持类似观点认为早在公元5世纪就已经存在“现代”一词，现代所代表的是一个教皇时代结束但新的时代还未到来的“当代时期”。[3]汤因比则明确划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将现代时期界定为1457年至1875年间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4]。马歇尔·伯曼（Berman）认为现代的起点是从16世纪开始的，并将这场囊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过程视为是一场现代性的实验[5]。无论是哪一种阶段划分，“现代性”的讨论均被放置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范畴之下，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对“现代资本主义”（moderncapitalism）的論述构成了社会学意义上对现代性概念讨论的起点[6]。
波德莱尔独创性地命名了“现代性”，他认为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从艺术评论的角度给出的现代性定义，奠定了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变动不居的断裂与速度[7]。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性”有着更为广阔的含义和边界。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源起于17世纪的欧洲、并向全球扩散的社会生活或组织结构模式，并提出四个基本制度性维度来分析现代性：资本主义（capitalism）、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监督（surveillance）与军事力量（militarypower），与之对应的是与全球化相关的现代性表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化劳动分工以及世界军事秩序[8]。总结起来现代性包含两个特点：“去传统”与“西方化”，一方面，知识、科技、工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市场机制、民族国家、大众传媒成为传统向崭新现代发展的主要表现；另一方面，现代性表现为西方文明在全世界的扩散[6]。霍尔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层面解释了现代性的多重面向[9]，即在政治上表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政治权力的民主化；经济上表现为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的资本积累方式，以货币为主要的交换流通机制；社会上表现为以韦伯所提倡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为主导，社会分工的体系化，性别分工的规则化，以及家庭与社会的分离；文化上表现为世俗物质文化的崛起与蓬勃发展，现实主义代替了神学，科学理性成为了人们的信仰，并通过新的文化媒介、组织、社区等，不断产生新的文化体制。在汤普森看来，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分别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军事力量和媒介传播，分别对应经济、政治、强制和符号四大权力[10]。综合而言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族国家、社会组织形式和科层制、科学理性的盛行、大众传媒的文化机制共同形成了现代性的立体面向。
二、现代性危机、极权因素与极权主义的条件
在学者的研究中，现代性被理解为一个涉及各个层面变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带来的危机和后果则是现代性“发展逻辑”的另一面。
诚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性只是一个方案、一项未竟的事业，早期现代性是值得肯定的，但后期却出现了问题[2]。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带来的绝对变迁速度、全球性社会的断裂性巨变、现代制度的建立，如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的形成，生产的批售对毫无生气的权力系统的依赖，以及劳动产品和雇佣劳动本身的完全商品化等都是现代性的一系列后果[8]。
从其发展后果来审视何为现代性，构成了阿伦特关怀她所处时代的一种学术关切和对现代性成就背后“危机”的警醒，阿伦特认为，广义的现代开始于以自然科学兴起为代表的17世纪，经历18世纪的政治革命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的300年左右时间，在这期间欧洲几千年的传统思想被颠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现代理性精神得以确立。但到20世纪，现代发展进入危机爆发的阶段，这是狭义的现代。极权主义事件则可以视为是广义现代与狭义现代的分水岭[11]，阿伦特的现代性批判同时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她肯定了现代性所包含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宪政主义等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她也指出了现代性的政治的危机、文化的危机和人的危机[12]，而极权主义是这一危机最深刻的部分，如她将极权主义视为是我们时代的重负[13]。有研究者指出，极权主义、民主政治的梦魇、平庸的恶这些蜂拥而至的现代性危机在20世纪全面爆发，现代性终于展露出了它那可怕的另一面[14]。
那么从现代性危机中诞生的极权主义具有怎样的特点？它何以成为一种政权的统治形式。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经历的一种独特的全新现象，旧有的概念和框架都不足以解释此一现象[15]。波普尔（Popper）、雷蒙·阿隆（Aron）、塔尔蒙（Talmon）、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等均做出了阐释。[16]
极权因素的提出有助于理解极权主义产生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有助于将极权主义的考量放置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乃至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去审视。阿伦特从反犹主义、帝国主义开始，得出极权因素（elementoftotalitarianism）的概念。她认为在没有发生极权主义运动的地方，却可能存在“极权因素”。例如，极权因素并不单单存在于德国等地方，而是植根于现代社会之中[17]。
极权因素的组成从极权主义政权的特征可以探究一二。作为一种政权或统治方式，极权主义政权政党的出现是一个新的事实。极权主义是以现代工业主义扩张为基础，以组织、交流、宣传为手段，对包括政治、精神、社会和经济生活在内的一切方面实行完全控制和集中管理的一种政权。从权力从一元性到多元性的程度、参政范围、国家意识形态的理性化程度来看，极权主义政权具有一元化的权力体系、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恐怖、动员性的普遍参与、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的特征[18]。“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模式”从比较政治的角度总结了极权主义的六大特征：即人人必须遵从的官方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性政党、由政党或秘密警察执行的恐怖统治、对大众传媒的垄断、现代的人身与心理的控制技术、中央组织控制整个经济，被视为极权主义政权的经典模式。[19] 一元化的权力体系、唯一的群众性政党、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恐怖、动员性的普遍参与、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经济控制是极权因素的主要内涵。而这些极权因素之所以可以产生、发展，是由于现代性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和生存空间。
一是，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所建立的官僚体系使得极权主义的权力、政党、社会组织和控制得以实施。
吉登斯提出了考量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基于民族国家的现代主体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使得上述各种制度力量得以发挥作用。从历史进程出发，现代性使得民族国家成为历史的主体，脱离了传统宗教来定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民族国家建立的国家理性原则，是建立在一套现代官僚制度基础之上的。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指出，大屠杀很大程度上会被归咎于垄断了暴力手段和带着肆无忌惮的社会雄心的政治国家的解放，以此可以排除外部的非政治力量和社会自治制度成为一种合法性的权威。社会控制，一步步地解除所有非政治力量源泉和社会自治制度。他进而指出，正是现代文明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20]从这个意义上看纳粹政权屠杀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极权主义政权以及事件是由现代官僚体系或者它所体现的国家理性所决定的，由此构建起来的政党、社会组织和控制的方式均建立在这样的体系之上。
正是基于国家理性所规划、设计和建立起的一套官僚体系、社会管控体系、权力体系，加之借助现代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科学技术、职业分工等，极权主义政权才得以建构其合法性、权威性，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得以落地实施。在极权主义政权的统治者看来，肃清运动、社会改造、经济控制等是在国家理性基础上实现的伟大社会工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严密的官僚体系下完成的，在这样的官僚体系中个体被非人化，受害者的生命微不足道，反犹主义、大屠杀等灾难也就成了极权主义保全国家理性实现全面控制的一个途径。
二是，现代性的科学理性使得经济上的工业主义、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普遍动员参与得以实现。
科学理性精神的内在是韦伯所指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理性原则，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对知识和科学的信任，包括对认识论、对普遍性和同一性的崇尚，鼓励批判和自由创造。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确定、精准的计算掌握一切[21]。这种理性精神曾被视为是“现代性”的核心。在早期这种理性精神曾大大助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这种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却走向了它自身的反面[22]。理性追求完整的整体性和自满自足的理论体系，然而，这种体系和整体性的完成却意味着精神的僵化，意味着批判和自由创造的结束，因此极易产生整体性、齐一性的全能意识形态的控制；同时理性之下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也限制了人的主体性；由于“现代性”对知识、科学的崇尚导致现当代知识的信息化、网络化、媒体化，使得知识与权力交织，真正的知识、真理和参与成为虚假。由理性精神支撑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实践模式，规定着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甚至是人的思想秩序，变成一种具有内在的理性知识话语生产和自我监视的体系，约束着人的主体性。
需承认的是，一定程度上，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政权、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政权均在整合经济资源、重新组织再分配和社会生产体系方面，拯救了社会危机。但是现代性的科学理性使得经济上的工业主义、职业分工、福利分配等得以在极权主义内部发展的同时，也使得理性精神发生了变异，经济全面控制下的丧失的经济能动性、全能意识形态的极端排外主义、普遍参与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等均成为极权主义的灾难所在。
三是，现代性本身的断裂和变化与极权主义的“永远运动”形成了共振，创生出一批盲目的“大众”，产生了新的更为泛化的极权主义类型。
现代性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推陈出新消解传统的过程。伯曼曾借助马克思的话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忧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使得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解体并异化了[5]，这种断裂和变化最大的影响是使生活在现代中的个体丧失了认同和归属，造成了社会联系的割裂，形成了阿伦特所说的“无阶级社会”。
极权主义的兴起以阶级社会的解体为前提，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只能存在于“无阶级社会”。一旦阶级秩序崩溃，政党制度随即也开始崩溃，人们对原有的诸政党不再抱希望，此时政党背后原先冷漠的人群便转变为一群愤怒的无结构、无组织的人———群众既不是某个阶级的成员，也不是公民，他们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才聚合，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17]52。这些缺少社会联系和政治热情的“多余人”构成了极权主义兴起的“无阶级”的社会条件。极权主义国家寻求控制而不是合作，喜欢统治社会关系被原子化的人口。[23]达仁道夫指出，早期纳粹党的很多领袖的追随者来自某些特定的下层群体，也包括一些摇摆不定的独立职业者、小商人和传统知识分子，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现代政治的世界。他指出，既非公民，也非阶级，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他们是一些没有家园的群体，而不是由个人组成的单一孤立化的群众[24]。马尔库塞（Marcuse）指出了另一种更为泛化的“新极权主义类型”：由于社会联系的断裂、政治感的丧失、否定精神的式微使得现代社会培养起了一批“单向度的人”，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工业社会压制了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极权主义性质的社會，它不是表现在恐怖与暴力的实施，而是一个更有效地控制人的极权主义社会[25]。
“持续变动”是现代社会与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现代社会凭借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中的形成，也削弱着社会自然进步的持续状态[26]。这样的社会，通过大众传媒的“拟态环境”、文化工业对大众的“逃离与欺骗”，[27]让生活其中的大众变得不再是一个有着稳定、持续、紧密联结的群体，而是更易于控制、易于煽动、易于放弃自主性。而这正为极权主义不断变化、不断革命的过程提供了条件，在极权主义“永远运动”的过程中包含着极权主义统治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极权统治要建立一个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日常生活的唾手可得的和发挥作用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去发展一种新的稳定性[17]。这样的双重任务恰恰依靠的是对现代性创生的丧失思考能力、丧失传统社会联系和认同的大众群体的组织、控制和动员。
三、现代性与极权主义：未尽的反思
一直以来，极权主义何以发生、发展、衰落、演变是学界悬而未决的命题。阿伦特对极权主义起源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放置在了“现代社会”的语境下，为后续研究现代性与极权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起点。现代性对于传统社会方方面面的改变是“极权主义”的主要成因，现代性与极权主义形成了一对具有“反身性”意义的概念：其一，极权主义是现代性危机的一个表现，内部因应着现代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和后果；其二，现代性的纵深发展为极权主义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在现代社会，民族国家成为历史主体，国家理性催生了一套现代官僚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并使得现代性的理性精神广泛影响了经济生产、社会结构、文化体制、知识再造与监控、大众生活与思考方式等各个方面，这种不断变动、扩大、深化的现代过程，伴随着全球资本的扩张、市场化、城市化进程，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甚至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被视为是世界范围内发展社会学的“显性”议题，进入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议程。
由此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如果现代性是一个持续发展、依旧在进行的过程，那么极权主义模式是否还存在生存土壤，这个模式是否还在某些国家统治的内部，是否进行了一些局部的调整和变化，以部分的“极权因素”的状态存在。这些问题均值得深思。
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对“后现代”作为一个新的现代历史时期进行思考时，真正的事实可能是，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并未迎来其终点，后现代亦可以看作是现代性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其实质是对现代性后果的一种反思性方案，诚如吉登斯的“现代”与“超现代”，贝克的“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反思现代”，鲍曼的“液态现代”或“轻资本主义”与固态现代或重资本主义，拉什与厄瑞的“组织化资本主义”和“非组织化资本主义”都通过对现代性内部危机的重新审视，揭示了“现代”在时间维度上的“断裂性”延续。
借此，可以得出一个谨慎的结论，“现代”的历史发展至今，其仍然在当下发生着作用，不仅是关乎政权方式、经济生产、社会组织、文化体制、大众生活，更关乎理性、自由、民主等文明进程中的根本命题。
注释
[1]Weyembergh，M.HannahArendt. AReinterpretationofHerPoliticalThought[J].HistoryofEuropeanIdeas，1994，18（4）：633-634.
[2][德]尤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马杰伟，张潇潇.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7][美]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7.
[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55，59，71，157.
[9][英]斯图亚特·霍尔.现代性的多重建构[M].载周宪.文化现代性读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0]ThompsonJB.TheMediaand Modernity：ASocialTheoryoftheMedia[M].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5：45—52.
[11][美]汉娜·阿伦特.传统与现代[M].载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12]陈伟.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研究[J].学海，2004（2）：43—51.
[13]笔者注：阿伦特的成名之作《极权主义的起源》，初版题名即为《我们时代的重负》。
[14]潘建屯，高继国.汉娜·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批判及其启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4）：35—39.
[15]HannahArendt.BetweenPast andFutureFightExcisesinPolitical Thought.NewYorkpenguinbook，2006.
[16][以]塔爾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0；等。
[17][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8]吴惕安，俞可平.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19]GuoS.Thetotalitarianmodelrevisited[J].CommunistandPostCommunist Studies，1998，31（3）：271—285.
[20][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8.
[21][德]马克斯·韦伯.（201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9.
[22]张世英.“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Vol.44（1）：43—48.
[23][美]约翰·霍尔，[美]艾坎伯雷.国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18.
[24][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6][美]乌尔里希·贝克，[美]安东尼·吉登斯，[美]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7][德]马克斯·霍克海默，[德]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