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越来越明确的证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较少关注经济问题而更着眼于如何肆意行使政治权力。这对我们这些实践经济学的艺术与科学之美的人来说显然是个极为恼火的事实。但到目前为止有一个判断是不言而喻的：特朗普及其团队几乎一直在玩弄传统经济学的每一项原则。
　　在这方面贸易政策是个显眼而必要的例子。特朗普对贸易赤字与宏观经济储蓄-投资失衡之间的悠久联系嗤之以鼻，而执意用双边解决方案来解决多边问题——实际上要让中国为美国与全世界102个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逆差背黑锅。他还拒绝签署最近的七国集团公报，声称美国就像一个“每个人都在（利用不公平交易手段）抢劫”的“小猪储蓄罐”。但小猪储蓄罐可是用来存钱的，而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的国内净储蓄率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5%。这样看来可供抢劫的钱也没多少啊！
　　而财政政策也是如此。特朗普令赤字暴增的减税措施以及政府支出增加对于一个接近商业周期高峰且失业率为3.8%的经济体系来说毫无意义。此外借助储蓄渠道的反馈回路只会加剧特朗普声称要解决的根本贸易问题。由于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从现在起直到2023年之间的年均联邦预算赤字将相当于GDP的4.2%，国内储蓄将面临进一步的压力，推动本已高涨的对国外过剩储蓄需求继续增加，甚至催生更大的贸易赤字以填补其中空白。而特朗普如今还在关税方面继续加码——这实际上打折了那只足以拉美国经济一把的手。
　　所以特朗普所做的跟经济学无关，至少是跟大多数学者，政治领袖和公民所熟悉的经济学无关。当然特朗普也迅速地借鉴了经济学的一些边缘变种——比如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臭名昭著的写在餐巾纸背面的供给侧思考——但没有一个能够经受住时间和严格实证验证的考验。
　　但为何要单单把经济学提出来讲？其实针对特朗普在气候变化、移民、外交政策甚至枪支管制的看法也可以提出同样的抱怨。这其实是强权政治凌驾于以事实为基础的政策制定之上。
　　这一点其实不算是什么意外。特朗普与中国的冲突仅仅是突出了他那种路人皆知的饥渴，渴望将经济学作为他“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陪衬。与他对不公平贸易赤字的猛烈抨击相反，中国对美国的真正挑战不在经济方面，而更多是在技术和军事优势方面。
　　关于大国历史轨迹以及在这些起起落落间经常出现的军事冲突的记述已是汗牛充栋。这是经济学最终重新发挥作用的地方。地缘战略实力和经济实力一定是并存的。正如耶鲁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一直以来所强调的那样，当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投射脱离了其不稳固的经济基础时，就会出现“帝国过度扩张”的状况。
　　肯尼迪警告说，过度的国防开支使美国越来越容易出现这种过度扩张，而这一警告已经持续了30年。但随后美国的接班人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苏联解体，日本经济奇迹破灭，德国陷入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的纠缠之中。一个不再受到威胁的美国一直在缓慢前行。而当时的中国则几乎不在考虑之列。
　　此外1988年美国的国内净储蓄率相当于国民收入的5.6%，仅略低于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平均 6.3%的水平，但却是当前水平的四倍。当时，美国的国防投入为2700亿美元，不及当前7000亿美元预算的一半——而这一数字则大于中国、俄罗斯、英国、印度、法国、日本，沙特和德国这八国的军费支出之和。
　　同时中国却在迎头赶上。在1988年其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今年这一比率已接近30%——在短短三十年內几乎增长了八倍。
　　对于一个储蓄短缺而又继续承担着过大份额全球军费开支的美国经济来说，强权政治能否抵消其日益薄弱的基本面？强权政治又能否遏制中国的崛起并消除其对泛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承诺？
　　特朗普政府似乎认为美国已经到达了在经济周期中玩弄强权游戏的好时机。特朗普声称贸易战很容易取胜。他不但有可能低估了他的对手，而且更有可能高估了美国的实力。贸易战可能是一场更激烈较量中的早期冲突，在这场较量中，经济学最终将压倒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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