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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2月11日，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1862-1920）怀揣母亲汇来的40英镑，头戴瓜皮帽和假辫子，从上海出发沿长江溯游而上，开始他在中国的第一次旅行。
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外国人只要能克服骄傲心理，愿意拖着一条辫子去旅行，所花的旅费只是他穿欧洲人服装的四分之一。”
这个身高1.9米的澳大利亚人，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用花体英文写下了总共一百万字的日记。用他本人的话说，“它们是远东现代史有趣而又直接的纪录，对历史学家颇有参考价值。”
时隔整整110年之后，2004年3月，这批对探究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件，运抵北京。已故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骆惠敏教授的遗孀海伦女士，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捐赠了家中收藏的全套莫理循手稿的复制件以及他们夫妇认读、整理、研究的成果，总计150箱。
莫理循是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1897年至1912年，他担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作为记者，莫理循亲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丑签约、清末新政、日俄战争、慈禧光绪之丧和辛亥革命的全部历史过程。清朝灭亡后，他受聘于第一届民国政府，从1912年到1920年先后担任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四位总统的政治顾问。作为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他帮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二十一条”的政治讹诈，推动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袁世凯称帝。
1920年5月，莫理循死于英国，死前他还计划着回中国。如今，150箱莫理循文件飘洋过海运抵北京。这个“死也要死在中国”的“中国通”，终于“回到”了他“如此体恤的中国人中间”。
中国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莫理循的研究价值，但苦于原始资料匮乏，相关研究始终未能全面展开。2002年8月，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美、日、俄、英、德设立了5个“海外工作站”，搜集散落海外的文献档案资料。莫理循文件成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锁定的重要目标之一。
莫理循留下的资料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藏于澳大利亚悉尼市米歇尔图书馆的莫理循文件；二是藏于日本东京东洋文库的西文书刊。
莫理循这个人颇有历史感，做事仔细严谨。他刻意留存了他的日记、回忆录、通信、备忘录等文字资料和图片、名片、票证等图像以及各种实物资料。莫理循文件包括255个箱子、装订册和袋子，其中有很多超出人们想象的材料，例如当时的旅馆账单和流水账本。他收藏的清末钞票中，有一张是1906年孙文签名印发的，是为当时起义购置军火用的。他收藏的中外人士名片，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北京社交名流。大红帖子印刷的名刺，密密贴了两大本。莫理循文件中的图片，就有39册（盒），其中的主体部分是几千帧老照片，大部分与中国有关。莫理循去世后，他的妻子遵其遗愿将他的全部文件、信函、日记捐赠给澳大利亚悉尼市米歇尔图书馆，名为莫理循文件。
莫理循资料的另一部分是他的私人藏书。莫理循担任《泰晤士报》记者以后，发现中国没有出版过他所需要的、介绍中国的图书。因此，自1897年起，他开始搜集有关亚洲、特别是有关中国的西文书刊、小册子、图籍等等，并为此在王府井大街他的寓所建立了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莫理循总共收藏了2.4万册图书，110种期刊和报表，成为当时东亚规模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被称为莫理循文库。1917年，莫理循把他的私人藏书以3.5万英镑卖给了日本三菱公司的岩崎久弥男爵，成为今天日本东洋文库的基础。
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献，自然成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关注的目标。
戴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成员，他承担了设法把莫理循文件转运到中国的重担。编委会之所以委派戴寅负责这项工作，除了他有多年旅澳经历外，还因为他是戴逸的儿子，而戴家和莫理循文件的捐赠者骆惠敏有着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
骆惠敏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教授，是国际公认的莫理循研究专家。骆氏夫妇自1960年代开始研究莫理循手稿，一字一字把莫理循的花体英文改写成印刷体英文，对莫理循日记、书信进行辨认和注解，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莫理循的手稿很难辨认，而且由于是私人记录，缺乏前因后果，很多人、事表达不清晰，即使是史学专业人士，也很难看懂。”戴寅说，“骆氏夫妇的辨读和注解，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骆惠敏夫妇的第一个研究成果于1970年代出版，他们把莫理循从1895年至1920年在中国的通信和一些备忘录编辑成两卷本的《乔治•厄尼斯特•莫理循书信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76年和1978年相继出版。此书被列为剑桥大学出版社400年来所出版的最优秀的100本学术著作之一。1986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改名为《清末民初的政情内幕》，成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之一。
就在骆惠敏对莫理循日记的辨读、研究工作基本完成的时候，2001年的一天，常年孤独地研究莫理循的他突然对妻子说，“我找不到自己的书了”，他得了老年痴呆症。此时，骆惠敏在堪培拉的新书房刚刚建好，他正要开始撰写莫理循的故事。眼看三十多年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
由于是研究清史的同道，骆惠敏和戴逸从1980年代起就成了好朋友。骆惠敏每次来华都到戴家拜访。而戴寅的任务就是陪骆叔叔买书，帮骆叔叔背书。
海伦告诉戴寅，她协助丈夫把米歇尔图书馆的莫理循手稿完整复制回来，一页一页辨读打印下来。他们还制作了数量巨大的卡片，对日记中涉及的各种人名、地名以及莫理循所陈述的事情一一做出注解。其间，骆惠敏曾向校方申请研究基金，未能获批。因此，他们夫妇完全依靠个人力量进行莫理循研究。可惜，后来骆惠敏由于身体原因，这些凝结了他们三十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至今未能出版。
戴寅告诉海伦，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有充足的资金和众多的专业人员，希望能够把骆惠敏教授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
起初，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打算派两个专职人员去骆家拍照复制，并向骆家支付一笔费用。但是经过论证，认为这种做法不切实际。因为如果不是踏踏实实沉下来做很长时间整理的话，拍照下来的东西很可能是混乱的。而且，对于海伦来说，这些凝聚了他们夫妇毕生心血的研究成果是无价的，坚决不卖。
2004年初的一个清晨，海伦做出了最终决定，她要把这些资料捐赠出来，提供给那些急迫需要并有能力使用它们的学者研究。是年3月，海伦签署了一份文件，把这些资料“给戴逸”。两年之后，2006年4月28日，骆惠敏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去世，享年84岁。
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外国人只要能克服骄傲心理，愿意拖着一条辫子去旅行，所花的旅费只是他穿欧洲人服装的四分之一。”
这个身高1.9米的澳大利亚人，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活跃在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用花体英文写下了总共一百万字的日记。用他本人的话说，“它们是远东现代史有趣而又直接的纪录，对历史学家颇有参考价值。”
时隔整整110年之后，2004年3月，这批对探究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件，运抵北京。已故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家骆惠敏教授的遗孀海伦女士，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捐赠了家中收藏的全套莫理循手稿的复制件以及他们夫妇认读、整理、研究的成果，总计150箱。
莫理循是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1897年至1912年，他担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作为记者，莫理循亲历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丑签约、清末新政、日俄战争、慈禧光绪之丧和辛亥革命的全部历史过程。清朝灭亡后，他受聘于第一届民国政府，从1912年到1920年先后担任了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四位总统的政治顾问。作为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他帮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二十一条”的政治讹诈，推动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对袁世凯称帝。
1920年5月，莫理循死于英国，死前他还计划着回中国。如今，150箱莫理循文件飘洋过海运抵北京。这个“死也要死在中国”的“中国通”，终于“回到”了他“如此体恤的中国人中间”。
中国学者很早就认识到莫理循的研究价值，但苦于原始资料匮乏，相关研究始终未能全面展开。2002年8月，清史纂修工程启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美、日、俄、英、德设立了5个“海外工作站”，搜集散落海外的文献档案资料。莫理循文件成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锁定的重要目标之一。
莫理循留下的资料包括两大部分：一是藏于澳大利亚悉尼市米歇尔图书馆的莫理循文件；二是藏于日本东京东洋文库的西文书刊。
莫理循这个人颇有历史感，做事仔细严谨。他刻意留存了他的日记、回忆录、通信、备忘录等文字资料和图片、名片、票证等图像以及各种实物资料。莫理循文件包括255个箱子、装订册和袋子，其中有很多超出人们想象的材料，例如当时的旅馆账单和流水账本。他收藏的清末钞票中，有一张是1906年孙文签名印发的，是为当时起义购置军火用的。他收藏的中外人士名片，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北京社交名流。大红帖子印刷的名刺，密密贴了两大本。莫理循文件中的图片，就有39册（盒），其中的主体部分是几千帧老照片，大部分与中国有关。莫理循去世后，他的妻子遵其遗愿将他的全部文件、信函、日记捐赠给澳大利亚悉尼市米歇尔图书馆，名为莫理循文件。
莫理循资料的另一部分是他的私人藏书。莫理循担任《泰晤士报》记者以后，发现中国没有出版过他所需要的、介绍中国的图书。因此，自1897年起，他开始搜集有关亚洲、特别是有关中国的西文书刊、小册子、图籍等等，并为此在王府井大街他的寓所建立了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莫理循总共收藏了2.4万册图书，110种期刊和报表，成为当时东亚规模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被称为莫理循文库。1917年，莫理循把他的私人藏书以3.5万英镑卖给了日本三菱公司的岩崎久弥男爵，成为今天日本东洋文库的基础。
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献，自然成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关注的目标。
戴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成员，他承担了设法把莫理循文件转运到中国的重担。编委会之所以委派戴寅负责这项工作，除了他有多年旅澳经历外，还因为他是戴逸的儿子，而戴家和莫理循文件的捐赠者骆惠敏有着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
骆惠敏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教授，是国际公认的莫理循研究专家。骆氏夫妇自1960年代开始研究莫理循手稿，一字一字把莫理循的花体英文改写成印刷体英文，对莫理循日记、书信进行辨认和注解，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莫理循的手稿很难辨认，而且由于是私人记录，缺乏前因后果，很多人、事表达不清晰，即使是史学专业人士，也很难看懂。”戴寅说，“骆氏夫妇的辨读和注解，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骆惠敏夫妇的第一个研究成果于1970年代出版，他们把莫理循从1895年至1920年在中国的通信和一些备忘录编辑成两卷本的《乔治•厄尼斯特•莫理循书信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1976年和1978年相继出版。此书被列为剑桥大学出版社400年来所出版的最优秀的100本学术著作之一。1986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改名为《清末民初的政情内幕》，成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之一。
就在骆惠敏对莫理循日记的辨读、研究工作基本完成的时候，2001年的一天，常年孤独地研究莫理循的他突然对妻子说，“我找不到自己的书了”，他得了老年痴呆症。此时，骆惠敏在堪培拉的新书房刚刚建好，他正要开始撰写莫理循的故事。眼看三十多年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
由于是研究清史的同道，骆惠敏和戴逸从1980年代起就成了好朋友。骆惠敏每次来华都到戴家拜访。而戴寅的任务就是陪骆叔叔买书，帮骆叔叔背书。
海伦告诉戴寅，她协助丈夫把米歇尔图书馆的莫理循手稿完整复制回来，一页一页辨读打印下来。他们还制作了数量巨大的卡片，对日记中涉及的各种人名、地名以及莫理循所陈述的事情一一做出注解。其间，骆惠敏曾向校方申请研究基金，未能获批。因此，他们夫妇完全依靠个人力量进行莫理循研究。可惜，后来骆惠敏由于身体原因，这些凝结了他们三十多年心血的研究成果，至今未能出版。
戴寅告诉海伦，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有充足的资金和众多的专业人员，希望能够把骆惠敏教授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
起初，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打算派两个专职人员去骆家拍照复制，并向骆家支付一笔费用。但是经过论证，认为这种做法不切实际。因为如果不是踏踏实实沉下来做很长时间整理的话，拍照下来的东西很可能是混乱的。而且，对于海伦来说，这些凝聚了他们夫妇毕生心血的研究成果是无价的，坚决不卖。
2004年初的一个清晨，海伦做出了最终决定，她要把这些资料捐赠出来，提供给那些急迫需要并有能力使用它们的学者研究。是年3月，海伦签署了一份文件，把这些资料“给戴逸”。两年之后，2006年4月28日，骆惠敏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去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