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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激发社会不满的问题，往往是激情革命的引线，也是理性创新的改革重点。从中国发展看，“大得很”的问题集中到三条，一是收入分配不公，二是资源环境脆弱，三是社会矛盾多发
在小平南方谈话过去20周年之际，中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的今天，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了湍流期，我们面临着亘古以来没有的新形势、新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们要对改革的事业进行顶层设计，需要重提“改革是一场革命”。
理性创新对激情冒进的革命
越是矛盾多发、问题叠加、冲突加剧，越有酝酿激情革命的条件和土壤。但更大煽动性和吸引力的背后，是更容易导致社会整体失衡失序。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改革只能是政府善治，只能是理性创新。理想的改革，不仅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理性、稳妥地建设一个新世界。基于这样的判断，改革将是理性创新对激情冒进的革命。
最容易激发社会不满的问题，往往是激情革命的引线，也是理性创新的改革重点。从中国发展看，“大得很”的问题集中到三条，一是收入分配不公，二是资源环境脆弱，三是社会矛盾多发。这些问题既是理性创新意义上改革进程的关键内容，也是基本前提。
改革必须确保收入分配差距合理适度。小平同志讲“分配问题大得很”。分配领域的乱象，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激情革命也许能够迅速扫荡统计意义上的分配差距，但是却无助于良性分配秩序和规范的形成。改革的内容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着眼于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改革必须确保资源环境持续开发利用。粗放型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弱已成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资源环境领域的激情革命，无益甚至有害于这条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和保障线。改革的内容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着眼于将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倒逼机制传导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上来。
改革必须确保社会总体运行规范有序。激情革命不可能适应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巨大变化，社会矛盾的及早预防和平稳解决只能依靠理性创新的制度安排。改革的内容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着眼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开放、动态、信息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
现代文明对传统发展的革命
中国发展的实质是现代化，改革贯穿始终，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和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不能想象一个拒绝现代文明的国家能够持续实现崛起，我们必须在现代化视域中，理解中国未来的改革，把握好这场现代对传统的革命。
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拥有超过5000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大国，努力赶超欧美工业文明先发国家，同时角逐知识文明的过程，因此就要求改革必须充分考虑两种文明比较、碰撞、竞争、共生的动态调整过程，努力成为推动中西古今文明有效对接、传统文明效用最大发挥的扬弃革命。
中国现代化是后发大国实现急行跨越的过程，工业文明近300多年现代化进程中渐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短期内集中爆发，必须充分把握现代文明发展规律对改革的内在规定性，不能因为一时矛盾多发而否定改革的有效性，一时成效可喜而低估改革的复杂性，使改革真正成为接受现代文明发展规律指导的科学革命。
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国崛起的过程，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治不必同，斯于利民，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标和基本框架，自觉接受共同理想和基本原理的指导和约束，大胆借鉴先发国家现代文明的运行机理和机制设计。
开放外拓对封闭内卷的革命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近1/10、人均GDP仍未突破全球100位，中国没有理由不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和推动全球发展，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的基本使命和核心要求。扁平化的世界里，再挂各种旗号搞封闭，我们的确伤不起，也根本没有市场，中国未来的改革必将是开放外拓对封闭内卷的革命。
全球化视野下，改革的关键是推动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某种意义上，技术、资源、市场、生态、文化等战略性资源的重新开发和配置，就是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本身，也是国家基于参与全球治理和推动全球发展、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之所在。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或者核心竞争力薄弱，注定成为国际发展舞台的追随者，成为国际治理秩序的“应声虫”。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改革，绝对不能偏离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考量，必须始终坚持突出增强核心竞争力即战略性资源的开发配置能力，统筹考虑资源配置权与道德制高点，统筹考虑全球市场与技术的互通互联，努力实现从追随者到领跑者、从跟从者到主导者的革命性转身。
全球化视野下，改革的核心是推动争夺国际游戏规则话语权。历史一再重复，“制度红利”是最大的红利，制度设计与规则运行话语权是最为根本的战略性资源。作为未来全球竞争与治理的一大主导力量，中国没必要也不可能任由其他国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拥有和行使制度设计与规则运行话语权，必须着眼于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构建，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更加充分地表达对制度设计与规则运行话语权的诉求，展开对此话语权的竞争，实现对该话语权的行使。因此，国际层面争取制度设计与规则运行话语权，国内层面推动建立经济强健、政治文明、社会稳定的国家认同，这必须成为这场革命性改革的核心基点。
勇猛精进对保守僵滞的革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是持续精进的改革，就是固步自封的停滞，甚至是消极腐化的败亡，这是历史周期律的一再表现形式。事物发展都有惯性，经过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就很可能形成习惯的依赖和状态的懈怠。是停滞还是前进，是走向繁荣还是趋于没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物持续改革的意愿和能力。
中国一路走来，势头迅猛，成绩卓著，但鲜花背后也潜伏着消极懈怠、保守僵滞的危险。当前导致中国发展僵化并启动路径锁定的主要问题有三条，一是发展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二是改革转型受制于利益集团，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非持续推动改革，不足以彻底打破可能出现的僵滞状态。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未来的改革必将是勇猛精进对保守僵化的革命。
改革必须走出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消费投资出口比例失调，资源环境劳力约束强化，路径依赖隐患不时显现，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特别是，在由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期，中国改革除了要考虑“摘完低垂的果子后”的持续发展，更要考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改革必须打破利益集团的裹胁。渐进改革中形成的利益集团不再成为持续改革的真正支持者，一方面寄希望于有利于自身的暂时性、过渡性的体制因素长期化、固定化，另一方面在社会利益格局中的独享式汲取破坏改革的社会认同基础。中国改革必须考虑社会力量培育壮大，巩固推动持续改革的动力，避免落入转型陷阱。
改革必须坚决审慎地改革政治体制。尽管稳定政治秩序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强力保障，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从矛盾集聚和公众要求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明显不够。 “（政治体制）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中国改革必须尊重和依托基本政治架构，以基层民主、干部选任、公开透明为基本抓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徐艳红美编/李祥峰
在小平南方谈话过去20周年之际，中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的今天，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改革也进入了湍流期，我们面临着亘古以来没有的新形势、新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们要对改革的事业进行顶层设计，需要重提“改革是一场革命”。
理性创新对激情冒进的革命
越是矛盾多发、问题叠加、冲突加剧，越有酝酿激情革命的条件和土壤。但更大煽动性和吸引力的背后，是更容易导致社会整体失衡失序。建设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改革只能是政府善治，只能是理性创新。理想的改革，不仅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理性、稳妥地建设一个新世界。基于这样的判断，改革将是理性创新对激情冒进的革命。
最容易激发社会不满的问题，往往是激情革命的引线，也是理性创新的改革重点。从中国发展看，“大得很”的问题集中到三条，一是收入分配不公，二是资源环境脆弱，三是社会矛盾多发。这些问题既是理性创新意义上改革进程的关键内容，也是基本前提。
改革必须确保收入分配差距合理适度。小平同志讲“分配问题大得很”。分配领域的乱象，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国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激情革命也许能够迅速扫荡统计意义上的分配差距，但是却无助于良性分配秩序和规范的形成。改革的内容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着眼于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改革必须确保资源环境持续开发利用。粗放型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改变，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弱已成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资源环境领域的激情革命，无益甚至有害于这条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和保障线。改革的内容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着眼于将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倒逼机制传导到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上来。
改革必须确保社会总体运行规范有序。激情革命不可能适应我国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巨大变化，社会矛盾的及早预防和平稳解决只能依靠理性创新的制度安排。改革的内容设计和制度安排，必须着眼于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开放、动态、信息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
现代文明对传统发展的革命
中国发展的实质是现代化，改革贯穿始终，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和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不能想象一个拒绝现代文明的国家能够持续实现崛起，我们必须在现代化视域中，理解中国未来的改革，把握好这场现代对传统的革命。
中国现代化是一个拥有超过5000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大国，努力赶超欧美工业文明先发国家，同时角逐知识文明的过程，因此就要求改革必须充分考虑两种文明比较、碰撞、竞争、共生的动态调整过程，努力成为推动中西古今文明有效对接、传统文明效用最大发挥的扬弃革命。
中国现代化是后发大国实现急行跨越的过程，工业文明近300多年现代化进程中渐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我国短期内集中爆发，必须充分把握现代文明发展规律对改革的内在规定性，不能因为一时矛盾多发而否定改革的有效性，一时成效可喜而低估改革的复杂性，使改革真正成为接受现代文明发展规律指导的科学革命。
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国崛起的过程，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治不必同，斯于利民，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标和基本框架，自觉接受共同理想和基本原理的指导和约束，大胆借鉴先发国家现代文明的运行机理和机制设计。
开放外拓对封闭内卷的革命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近1/10、人均GDP仍未突破全球100位，中国没有理由不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和推动全球发展，这就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改革的基本使命和核心要求。扁平化的世界里，再挂各种旗号搞封闭，我们的确伤不起，也根本没有市场，中国未来的改革必将是开放外拓对封闭内卷的革命。
全球化视野下，改革的关键是推动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某种意义上，技术、资源、市场、生态、文化等战略性资源的重新开发和配置，就是国际新秩序的构建本身，也是国家基于参与全球治理和推动全球发展、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之所在。缺乏这种核心竞争力，或者核心竞争力薄弱，注定成为国际发展舞台的追随者，成为国际治理秩序的“应声虫”。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改革，绝对不能偏离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考量，必须始终坚持突出增强核心竞争力即战略性资源的开发配置能力，统筹考虑资源配置权与道德制高点，统筹考虑全球市场与技术的互通互联，努力实现从追随者到领跑者、从跟从者到主导者的革命性转身。
全球化视野下，改革的核心是推动争夺国际游戏规则话语权。历史一再重复，“制度红利”是最大的红利，制度设计与规则运行话语权是最为根本的战略性资源。作为未来全球竞争与治理的一大主导力量，中国没必要也不可能任由其他国家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图拥有和行使制度设计与规则运行话语权，必须着眼于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构建，更加积极、更加主动、更加充分地表达对制度设计与规则运行话语权的诉求，展开对此话语权的竞争，实现对该话语权的行使。因此，国际层面争取制度设计与规则运行话语权，国内层面推动建立经济强健、政治文明、社会稳定的国家认同，这必须成为这场革命性改革的核心基点。
勇猛精进对保守僵滞的革命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是持续精进的改革，就是固步自封的停滞，甚至是消极腐化的败亡，这是历史周期律的一再表现形式。事物发展都有惯性，经过一段相对平稳的发展，就很可能形成习惯的依赖和状态的懈怠。是停滞还是前进，是走向繁荣还是趋于没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物持续改革的意愿和能力。
中国一路走来，势头迅猛，成绩卓著，但鲜花背后也潜伏着消极懈怠、保守僵滞的危险。当前导致中国发展僵化并启动路径锁定的主要问题有三条，一是发展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二是改革转型受制于利益集团，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非持续推动改革，不足以彻底打破可能出现的僵滞状态。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未来的改革必将是勇猛精进对保守僵化的革命。
改革必须走出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消费投资出口比例失调，资源环境劳力约束强化，路径依赖隐患不时显现，发展方式转变势在必行。特别是，在由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期，中国改革除了要考虑“摘完低垂的果子后”的持续发展，更要考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改革必须打破利益集团的裹胁。渐进改革中形成的利益集团不再成为持续改革的真正支持者，一方面寄希望于有利于自身的暂时性、过渡性的体制因素长期化、固定化，另一方面在社会利益格局中的独享式汲取破坏改革的社会认同基础。中国改革必须考虑社会力量培育壮大，巩固推动持续改革的动力，避免落入转型陷阱。
改革必须坚决审慎地改革政治体制。尽管稳定政治秩序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强力保障，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从矛盾集聚和公众要求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明显不够。 “（政治体制）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中国改革必须尊重和依托基本政治架构，以基层民主、干部选任、公开透明为基本抓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相适应。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徐艳红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