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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有令秧》是笛安创作的第一部古代背景的长篇小说，也是她的突破之作，在保有笛安一切写作优点的同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其他现代小说截然不同的是，笛安在故事中完整地还原了古人的价值观，创造出那些在我们完全陌生的价值观里树立自己的行为准则的人物。通过和笛安的谈话，或许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她创造的那个世界。
“再惊心动魄的大事，也要由小细节推进”
记者：历史题材小说很难驾驭，看到你之前说为写这部小说准备了大量素材。这期间有没有感到不自信或绝望的时候？
笛安：也有过举步维艰的时候。不过你要连载总不能开天窗是吧？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你怎么想象一个古人的情境？因为古人的价值观与我们迥异，在那种观念里你要虚构出让人信服的喜怒哀乐，这是很考验人的。我个人觉得所谓小说的想象力，就是能想象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感模式，这是决定小说水平高下的。而情感模式其实就是喜怒哀乐如何配比，不同的配比会滋生很多微妙的东西。
记者：举步维艰时是如何坚持下去的？
笛安：就是得写。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经验就是写不出来也得去写，困难总会过去的。遇到“坎”的时候如果你放弃了就可能再也不会去写了。当然，一部小说完成后你会清楚还有哪些部分是你没有写好的，你明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没有做到，这绝对是有的。不过幸运的是，《南方有令秧》这部小说完成度还是挺高的。
记者：历史题材是否会束缚你？
笛安：不会的，无论现代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故事的核心冲突不会有变化。但我理解你的意思，所以我说想象必须合理，这并不容易，一个价值观和你这么不一样的人，你怎么写得令人信服，这是一个挑战。但这和故事的矛盾冲突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小说不是你经历了什么就能写进去的”
记者：你说这部小说中注入了很多现代精神，最明显的体现在哪里？
笛安：至少我在写一个女人如何实现自我。当时写这部小说时我想到徽州那种林立的牌坊，女人和牌坊是一种很沉重的关系。我想写这么一个女人：她生在那个年代，她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事业，没法像现代的女孩一样自己去选择什么。一个守寡的妙龄女子，在四百年前的命运，就只剩下了拿牌坊这一条路，那她如何把这条路走得妙趣横生？我想写一个女人在这么严酷的条件下如何试着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对一个女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这就是现代精神吧。
记者：你认为书写历史和书写当下，哪个更困难？
笛安：都困难。我知道书写当下对今天的很多作家来说都是困难的事。很多情况下不是你经历了某件事就能写成小说的，因为文学化的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如果什么东西你看见就能写到小说里，那和新闻还有什么区别？
记者：你写历史小说和这种审美有关吗？
笛安：我也忘了为何会突然写历史题材。就是那样一种女人的形象打动了我，她走到我的面前，充满了艳光。
“如果一样东西在你心中代表完美，你就要不停地接近它”
记者：对“80后”作家，人们的印象似乎还停留在青春文学的范畴。这部新小说是否有意突破社会对这代作家认知上的壁垒？
笛安：我没想过别人怎么去认知“80后”作家，我觉得每个人做好自己就够了。我认为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这个世界会美好很多。改变是自然而然的，人到了一个阶段自然会改变。
记者：前段时间《收获》杂志举办的文学与时代研讨会上，有学者称“80后”作家“以破坏者的姿态闯入文坛，但当他们度过青春期后，都成了文学的乖孩子”。这句话你怎么看？
笛安：说真的，我不太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一个人的小说如果写得足够好，是不是“乖孩子”有什么关系？可能他的立场不一样，希望有一种更革命性的力量。以我的理解，我觉得挑战每时每秒都在发生，但不一定每个人都看得到。一个人的眼睛如果只固定在某个地方，是看不到正在发生的奇迹的。
记者：你理解的“信仰”是怎样的呢？
笛安：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信仰对我是很具体的事。它是一个看世界的角度的问题。曾經我觉得世界在我眼里就像我看到的这样，但是当我有了信仰后，我再去想很多事情就像一个人第一次戴上3D眼镜的感觉。你会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
“我相信中国下一个文学大师，一定是从科幻文学里出现的”
记者：既做杂志，又做翻译，这些是否会影响到写作？它们的乐趣分别是什么？
笛安：做杂志它要提醒你还要去和人打交道，你不要丧失这种能力，跟人正常的交往的能力，维持一个良好的互动。杂志选题做得好坏取决于你和各方的协调与沟通，你能否让别人明白你想要什么。翻译呢，就像村上春树的长跑一样，让你的大脑保持一种在工作的状态。对写小说的人来说，会一门外语是非常好的。我还想再学一门外语，可能是非常小众的那种。其他的语言代表了另一种逻辑。完全的视角转换。对写小说的人来讲这种训练是必要的。
记者：现在科幻小说好像是《文艺风赏》的重头戏？
笛安：是的，你看多少星云奖的作品从我们这里出？多少国外的科幻翻译作品在我们这里首发？前两天几个研究中国科幻小说的日本作家，发现中国最好的科幻小说都在我们《文艺风赏》，这是我很骄傲的一件事，无意中做到的。
记者：你比较欣赏科幻小说的哪些方面？
笛安：想象力。你不觉得《三体》是一本伟大的小说吗？我跟刘慈欣聊天时，他说的一句话让我都要哭了，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中国文学几千年了，永远都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抬起头看月亮永远都代表了我现在的忧愁和伤感，人永远都是宇宙的中心，他认为这有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为什么不能探索一种新的人和宇宙的关系？我当时听到他这么说真的快要哭出来了，我觉得这正是我要的东西。我想要一种新鲜的审美观。其实我本人对科幻文学并不是一个粉丝，但我在乎这种不受禁锢的想象力，那种自由，打破了类型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边界。这是一股特别让人激动的力量。我相信中国下一个文学大师，一定是从科幻文学里出现的。
“再惊心动魄的大事，也要由小细节推进”
记者：历史题材小说很难驾驭，看到你之前说为写这部小说准备了大量素材。这期间有没有感到不自信或绝望的时候？
笛安：也有过举步维艰的时候。不过你要连载总不能开天窗是吧？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你怎么想象一个古人的情境？因为古人的价值观与我们迥异，在那种观念里你要虚构出让人信服的喜怒哀乐，这是很考验人的。我个人觉得所谓小说的想象力，就是能想象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情感模式，这是决定小说水平高下的。而情感模式其实就是喜怒哀乐如何配比，不同的配比会滋生很多微妙的东西。
记者：举步维艰时是如何坚持下去的？
笛安：就是得写。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经验就是写不出来也得去写，困难总会过去的。遇到“坎”的时候如果你放弃了就可能再也不会去写了。当然，一部小说完成后你会清楚还有哪些部分是你没有写好的，你明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没有做到，这绝对是有的。不过幸运的是，《南方有令秧》这部小说完成度还是挺高的。
记者：历史题材是否会束缚你？
笛安：不会的，无论现代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故事的核心冲突不会有变化。但我理解你的意思，所以我说想象必须合理，这并不容易，一个价值观和你这么不一样的人，你怎么写得令人信服，这是一个挑战。但这和故事的矛盾冲突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
“小说不是你经历了什么就能写进去的”
记者：你说这部小说中注入了很多现代精神，最明显的体现在哪里？
笛安：至少我在写一个女人如何实现自我。当时写这部小说时我想到徽州那种林立的牌坊，女人和牌坊是一种很沉重的关系。我想写这么一个女人：她生在那个年代，她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事业，没法像现代的女孩一样自己去选择什么。一个守寡的妙龄女子，在四百年前的命运，就只剩下了拿牌坊这一条路，那她如何把这条路走得妙趣横生？我想写一个女人在这么严酷的条件下如何试着去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对一个女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这就是现代精神吧。
记者：你认为书写历史和书写当下，哪个更困难？
笛安：都困难。我知道书写当下对今天的很多作家来说都是困难的事。很多情况下不是你经历了某件事就能写成小说的，因为文学化的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如果什么东西你看见就能写到小说里，那和新闻还有什么区别？
记者：你写历史小说和这种审美有关吗？
笛安：我也忘了为何会突然写历史题材。就是那样一种女人的形象打动了我，她走到我的面前，充满了艳光。
“如果一样东西在你心中代表完美，你就要不停地接近它”
记者：对“80后”作家，人们的印象似乎还停留在青春文学的范畴。这部新小说是否有意突破社会对这代作家认知上的壁垒？
笛安：我没想过别人怎么去认知“80后”作家，我觉得每个人做好自己就够了。我认为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这个世界会美好很多。改变是自然而然的，人到了一个阶段自然会改变。
记者：前段时间《收获》杂志举办的文学与时代研讨会上，有学者称“80后”作家“以破坏者的姿态闯入文坛，但当他们度过青春期后，都成了文学的乖孩子”。这句话你怎么看？
笛安：说真的，我不太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一个人的小说如果写得足够好，是不是“乖孩子”有什么关系？可能他的立场不一样，希望有一种更革命性的力量。以我的理解，我觉得挑战每时每秒都在发生，但不一定每个人都看得到。一个人的眼睛如果只固定在某个地方，是看不到正在发生的奇迹的。
记者：你理解的“信仰”是怎样的呢？
笛安：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信仰对我是很具体的事。它是一个看世界的角度的问题。曾經我觉得世界在我眼里就像我看到的这样，但是当我有了信仰后，我再去想很多事情就像一个人第一次戴上3D眼镜的感觉。你会突然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
“我相信中国下一个文学大师，一定是从科幻文学里出现的”
记者：既做杂志，又做翻译，这些是否会影响到写作？它们的乐趣分别是什么？
笛安：做杂志它要提醒你还要去和人打交道，你不要丧失这种能力，跟人正常的交往的能力，维持一个良好的互动。杂志选题做得好坏取决于你和各方的协调与沟通，你能否让别人明白你想要什么。翻译呢，就像村上春树的长跑一样，让你的大脑保持一种在工作的状态。对写小说的人来说，会一门外语是非常好的。我还想再学一门外语，可能是非常小众的那种。其他的语言代表了另一种逻辑。完全的视角转换。对写小说的人来讲这种训练是必要的。
记者：现在科幻小说好像是《文艺风赏》的重头戏？
笛安：是的，你看多少星云奖的作品从我们这里出？多少国外的科幻翻译作品在我们这里首发？前两天几个研究中国科幻小说的日本作家，发现中国最好的科幻小说都在我们《文艺风赏》，这是我很骄傲的一件事，无意中做到的。
记者：你比较欣赏科幻小说的哪些方面？
笛安：想象力。你不觉得《三体》是一本伟大的小说吗？我跟刘慈欣聊天时，他说的一句话让我都要哭了，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中国文学几千年了，永远都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抬起头看月亮永远都代表了我现在的忧愁和伤感，人永远都是宇宙的中心，他认为这有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为什么不能探索一种新的人和宇宙的关系？我当时听到他这么说真的快要哭出来了，我觉得这正是我要的东西。我想要一种新鲜的审美观。其实我本人对科幻文学并不是一个粉丝，但我在乎这种不受禁锢的想象力，那种自由，打破了类型文学和纯文学之间的边界。这是一股特别让人激动的力量。我相信中国下一个文学大师，一定是从科幻文学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