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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1919年5月4日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我们此刻似乎还能感觉到回环在耳边的那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口号：“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在这一声声的呐喊中，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的怨气、怒气与志气都倾吐了出来，可谓是不吐不快。想想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的一座炮台、几杆火枪就足可以打得清政府抱头鼠窜、哭爹喊娘；想想中日甲午战争时，号称威猛无敌的北洋水师，在日本军舰面前却是如此不堪一击，以至于几乎全军覆没，大败而归。时光转瞬即逝，到了1919年，中国终于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虽然没什么实力，但终归也是个战胜国）。中国民众似乎还在心里暗暗幻想，这下咱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了吧！可谁曾想到，西方列强硬是不给中国人面子，不仅拒绝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正当要求，反而还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都转让给了日本……一个国家政府的虚弱、无助、窝囊到了这种地步，而西方列强的张扬跋扈、颐指气使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言说的呢！
民众愤怒了，知识分子绝望了。于是，他们开始努力去寻找中国为什么如此羸弱、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最终，他们找到了答案——中国之所以如此落后，如此任人宰割而无力还手，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器物、技术和制度不如人，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不如人。所以，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批判儒家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五四”的批儒话语应势而生，成为一种主流的知识分子学术话语和普通民众的民间话语。
“五四”的批儒话语以打倒儒家文化，建设新文化为己任。它驳斥儒家礼教，倡导民主、科学和自由等新观念，在当时引领了思想的潮流，在中国的现代性征途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四”批儒话语的功绩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五四”知识分子将中国文化中的阴暗面都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把我们文化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专制蛮横、封建等级等等都逐一加以批判，让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中的问题。这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五四”批儒话语对于传统糟粕的批判，为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新生提供了一个基于否定性的机遇和基础。
第二，它使国人更加重视学习西方的现代性理念，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性的开端。中国人的现代性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肇始于“五四”时期，并且在“五四”运动中逐渐走向了成熟。在“五四”运动之前，洋务运动只关注学习西方的器物制造技术，维新运动则更多地希望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到了“五四”时期，人们才终于自觉地意识到了民主、科学、自由等等现代性理念的重要性。这种现代性意识，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朦胧的意识，因为“五四”运动将“这种朦胧的表达发掘了出来，并解释和转换或者说将其激活为真正现代性的力量”[1]。可以说，“五四”运动使国人第一次自觉地意识到文化、价值理念的落伍才是中国长期落后于西方的关键，因此，中国要想强大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价值理念。这无疑是“五四”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
当然，如果说“五四”只有功绩没有错误，那也是不切实际的。古人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论多么伟大的人物也总会有他的瑕疵，无论多么伟大的事件也总会有它的不足之处。“五四”对于儒家文化的批判，对于西方文化的钦羡，虽然加快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民众对本土文化的漠视甚至仇视，导致了对儒家文化的贬斥和抛弃。在“五四”批儒话语体系的正面，我们看到了一切伟大事件所体现出来的辉煌和进步意义，但是，在“五四”批儒话语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不成熟、情绪化的一面。“五四”知识分子所持有的彻底批儒、以儒家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的姿态，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实际效用，反而可能造成民众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体失忆”。正因为如此，著名伦理学家万俊人先生才不无感慨地指出：“五四”运动出现了“文化遗忘”，它的新文化表达是不完整、不充分的，因此难以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谋划。[2]
追踪“文化遗忘”，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批儒话语背后所隐藏的另一条文化线索——大多数的中国人开始改变了自身的文化心态，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传统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急剧下降。简而言之，儒家文化开始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退隐”，中国人逐渐“遗忘”了儒家文化，而知识分子也纷纷将矛头对准了儒家文化。这种“文化遗忘”主要表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显著表征，即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肯定，对于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的全盘肯定，形成了“全盘西化”的思潮，其最有力的鼓动者和提倡者是胡适、陈序经等人。陈序经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的存在，不能说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如果是坏的，那就是整体性的坏；如果是好的，那就是整体性的好，而文化调和主义的错误正在于，他们“以为文化的全部，好像一间旧屋子，我们可以毁拆它，看看哪几块石头或是木料可以留用；他们忘记了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分析，不外是我们自己的假定，而文化本身并没有这回事”。[3]基于这个论断，陈序经驳斥了文化调和论，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如果是坏的，那它就是完全的坏，抛弃儒家文化就没有什么可惜之处；而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好的文化形态，它就是完全的好。因此，我们必须全盘西化，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文化模式，而不是局部的学习或者模仿。全盘西化论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在文化态度上与陈序经有很多相似之处。胡适也声称：“我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4]胡适在《吴虞文录
民众愤怒了，知识分子绝望了。于是，他们开始努力去寻找中国为什么如此羸弱、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最终，他们找到了答案——中国之所以如此落后，如此任人宰割而无力还手，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器物、技术和制度不如人，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不如人。所以，中国要想强大，就必须批判儒家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五四”的批儒话语应势而生，成为一种主流的知识分子学术话语和普通民众的民间话语。
“五四”的批儒话语以打倒儒家文化，建设新文化为己任。它驳斥儒家礼教，倡导民主、科学和自由等新观念，在当时引领了思想的潮流，在中国的现代性征途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四”批儒话语的功绩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五四”知识分子将中国文化中的阴暗面都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把我们文化中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专制蛮横、封建等级等等都逐一加以批判，让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中的问题。这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五四”批儒话语对于传统糟粕的批判，为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新生提供了一个基于否定性的机遇和基础。
第二，它使国人更加重视学习西方的现代性理念，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性之路。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性的开端。中国人的现代性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肇始于“五四”时期，并且在“五四”运动中逐渐走向了成熟。在“五四”运动之前，洋务运动只关注学习西方的器物制造技术，维新运动则更多地希望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而到了“五四”时期，人们才终于自觉地意识到了民主、科学、自由等等现代性理念的重要性。这种现代性意识，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朦胧的意识，因为“五四”运动将“这种朦胧的表达发掘了出来，并解释和转换或者说将其激活为真正现代性的力量”[1]。可以说，“五四”运动使国人第一次自觉地意识到文化、价值理念的落伍才是中国长期落后于西方的关键，因此，中国要想强大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价值理念。这无疑是“五四”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
当然，如果说“五四”只有功绩没有错误，那也是不切实际的。古人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论多么伟大的人物也总会有他的瑕疵，无论多么伟大的事件也总会有它的不足之处。“五四”对于儒家文化的批判，对于西方文化的钦羡，虽然加快了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民众对本土文化的漠视甚至仇视，导致了对儒家文化的贬斥和抛弃。在“五四”批儒话语体系的正面，我们看到了一切伟大事件所体现出来的辉煌和进步意义，但是，在“五四”批儒话语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不成熟、情绪化的一面。“五四”知识分子所持有的彻底批儒、以儒家为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的姿态，并不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实际效用，反而可能造成民众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体失忆”。正因为如此，著名伦理学家万俊人先生才不无感慨地指出：“五四”运动出现了“文化遗忘”，它的新文化表达是不完整、不充分的，因此难以完成中国的现代性谋划。[2]
追踪“文化遗忘”，我们可以发现“五四”批儒话语背后所隐藏的另一条文化线索——大多数的中国人开始改变了自身的文化心态，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传统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急剧下降。简而言之，儒家文化开始从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退隐”，中国人逐渐“遗忘”了儒家文化，而知识分子也纷纷将矛头对准了儒家文化。这种“文化遗忘”主要表征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显著表征，即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肯定，对于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的全盘肯定，形成了“全盘西化”的思潮，其最有力的鼓动者和提倡者是胡适、陈序经等人。陈序经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的存在，不能说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如果是坏的，那就是整体性的坏；如果是好的，那就是整体性的好，而文化调和主义的错误正在于，他们“以为文化的全部，好像一间旧屋子，我们可以毁拆它，看看哪几块石头或是木料可以留用；他们忘记了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分析，不外是我们自己的假定，而文化本身并没有这回事”。[3]基于这个论断，陈序经驳斥了文化调和论，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如果是坏的，那它就是完全的坏，抛弃儒家文化就没有什么可惜之处；而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好的文化形态，它就是完全的好。因此，我们必须全盘西化，全面地学习西方的文化模式，而不是局部的学习或者模仿。全盘西化论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胡适。胡适在文化态度上与陈序经有很多相似之处。胡适也声称：“我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4]胡适在《吴虞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