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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杭州人以说河南话为荣
《人在时空之间：穿越千年时空体验人文意境》
地域歧视的现象由来已久。齐国的晏婴出使楚国，楚王当着他的面说齐人“善盗”（喜欢偷东西），虽属故意羞辱，但也说明当时已存在地域歧视。
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
应该承认，长时期的贫穷和落后，的确会造成当地人群的素质下降，滋生种种劣行恶习，反映在底层贫民中往往更加严重。自古以来，一个地方的人受到歧视，基本上都是发生在这一地区由盛转衰、由富变贫、由中心而边缘之后。河南处于“天下之中”，农业发达，商贾云集，洛阳、开封拥有首都或陪都地位，其他地方人既不会也不敢歧视河南人，还以能成为河南人为荣。
今天全国不少家族都自称祖先是河南人，就显示了河南曾经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其实其中不少人根本不是河南人，或者是从外地迁入河南，从此再也不提真正的祖籍。但宋代以后，河南日益衰败，到明清人的笔下，河南人已开始成为被批评或嘲笑的对象。近代以来，河南更经常与“水旱蝗灾”连在一起，河南人的优点往往被遮蔽了。
非洲军官崇拜毛泽东
《非洲朋友的毛泽东情结》
第一次亲耳听到非洲人谈论毛泽东是在2000年。当时我（张敢,中国驻也门原武官）被派往联合国驻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维和任务区任军事观察员。我被分配到厄立特里亚一侧执行维和任务。为了配合维和团工作，厄国防部为每个观察员队安排了一个联络官小组。我所在观察员队的联络官小组负责人是比尔哈尼·内加什中校。我刚到观察员队不久后的一天晚上，他在和我聊天时突然认真地对我说，很多厄立特里亚军官都学习过毛泽东军事思想，并看过《地道战》、《地雷战》和《铁道游击队》等中国电影。
2003年7月，我被派往中国驻莫桑比克使馆工作。其间，我与坦桑尼亚驻莫使馆武官尼阿姆比布上校结下了深厚友谊。尼阿姆比布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中国军事院校学习一年。他和我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坦赞铁路。他说，20世纪60年代，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世界银行和苏联寻求帮助，修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铁路，先后遭到拒绝。后来，尼雷尔总统在访华时又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请求，没想到毛泽东主席十分爽快地同意了。
在非洲大陆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数次在不同的场合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肤色黝黑的非洲朋友用很不标准的中文认真地演唱《东方红》并呼喊“毛主席万岁！”“中国万岁！”等口号。每当这样的场景出现，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毛泽东主席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亲手培育的中非友谊之花仍在绚丽绽放！
几十年放不下三件事
日本现任天皇
《日本天皇，二十年放不下三件事》
日本天皇明仁，几十年来一直放不下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健康不佳。早在皇太子时代，明仁天皇就被检查出患有结核病。1995年，他做腹内手术，据说是摘除大肠息肉。2002年，他又被检查出前列腺癌，第二年，做了前列腺全摘除手术，并继续进行癌症对症治疗。2008年，由于治疗中使用激素，天皇患了骨质疏松症；同年，皇室又公布天皇患有胃和十二指肠疾病，心脏也有问题。明仁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天皇中进医院次数最多的。好在这已经不是明治时代，否则，天皇作为“神”，是不允许接受任何手术性治疗的。
第二件事情是怎样处理战争遗留下的负资产问题。如果对战争的谴责不够深刻，会遭到左翼和战争受害者的不满；但如果谴责过于深刻，又怕被右翼攻击。明仁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低调再低调，小心翼翼地尽量两方面都不得罪。碰上左右翼同时到场的会议，明仁就如同在火上烤一样难受。实在被逼急了，他只好大谈和平是何等珍贵，顾左右而言他。
第三件事则是天皇的继承人。太子德仁结婚晚，长期没有孩子，好不容易生了一个，还是女孩。按照日本现行的法律，只有男性才能继承皇位。根据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协助”制定的法律，日本天皇家族既不能过继，也不能纳妾，如果没有直系继承人，天皇制就要自动废除了。好在二儿子文仁体谅明仁夫妇的苦衷，其妻纪子妃在40岁时冒着胎盘前置和大出血的危险，在2006年生下一个男孩，成为目前日本皇室第三代唯一的男丁。不过，这样的结果是，文仁的妻子纪子妃也开始跟婆婆学养蚕了——这是日本皇室皇后才需要学习的技术。将来，皇位该怎样传法，实在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陈伯达在秦城监狱大闹『寻死』
《秦城监狱监管的特殊人物》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前身是功德林监狱，曾关押过满清要员、国民党将军等高级别的囚犯。监狱204区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伙食即使在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午、晚餐也是两菜一汤，一年四季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从功德林起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从1952年至1992年在秦城监狱任管教员的何殿奎撰文，回忆了他在秦城监狱监管的一些特殊人物。
1975年4月，领导调我（何殿奎）去管理陈伯达。那时陈伯达常闹监，动不动要“寻死”。经过观察，我看出陈要“寻死”是装腔作势。一天，陈伯达吃过早饭，突然叫喊“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这样下去还不如死了好”，边说边要往墙上撞。监管战士迅速把他抱住。我叫战士放开他，说：“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过了几天，我又对陈说：“你要服从管理，有什么问题可以正面提出来……”我还未讲完，陈伯达就用右手打自己的脸，边打边说：“我该死，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党，我今后决不再这样……”自此他老实多了。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同年7月保外就医离开了秦城监狱。
刘少奇与邓小平最后一次对话
《天津日报》
我（王光美，刘少奇的妻子）曾问过少奇：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做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境况中，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周佛海为国民党卧底
戴笠手稿证明
《原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笠：赴西安被软禁一度写下遗书》
戴笠，一个曾经响当当的人物，国民党特务头子,一直以来因为“保密”的原因，被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近日，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史料，在台湾正式解密。
此次公开的戴笠全部史料共59卷，共计2万余页，多数是首度曝光的一手情资。比如有传说西安事变后，戴笠曾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处理事变，一度被软禁在地下室，他以为必死无疑，还写下一封遗书。不想事件顺利解决，回到南京后还得到嘉奖。
早在2011年10月，为纪念辛亥百年，台湾相关部门就先期出版《戴笠与抗战史料汇编》，解密部分档案，让抗战时期那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情报工作公之于世。这部分档案分6册出版，包括“军情战报”、“经济作战”等，内容全部是戴笠在抗战期间的手稿。“军情战报”以抗战时戴笠所搜集、整理及呈报的各项军情战报为主；“经济作战”描述当时物资抢购、抢运、金融作战等内容，包括戴笠指挥印假钞，搞乱日本统治区金融等多个手令。
资料显示，作为国民党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戴笠光是化名就有27个之多。除“张叔平”、“马健行”等平常姓名外，他还使用双字与单字化名，如“涛”、“灵”、“余龙”、“裕隆”、“冬”、“雨”、“雷云”等。
《戴笠与抗战史料汇编》还证实了周佛海在抗战中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关系。被盖棺定论的汉奸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伪政权中的卧底。
未得一张学位证
陈寅恪留洋十数年
《民国那些范儿》
1911年，在瑞士的陈寅恪从报上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要谈革命，首先要注意的便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理所当然的。读德文版的《资本论》，陈寅恪可能是中国第一人。
初到美国留学，陈寅恪购书的豪举，让众学子难忘。他主张书要大购、多购、全购。一日，陈寅恪说：“我今学习世界史。”遂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成一全套。在他的带动下，吴宓也买了一套19巨册的各家注释汇编本《莎士比亚全集》。
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总是叫厨子做腰花，陈寅恪却一点都不吃。杨步伟觉得很奇怪，就问：“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告诉杨步伟，那是因为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在柏林读书时，陈寅恪生活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都不正式进餐。
陈寅恪留洋十数年，进入众多高等学府，然而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他完全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大多数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不感兴趣。
中国究竟欠过『苏修』多少钱
《中国到底欠「苏修」多少债》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出现“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不过，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大。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议定了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财政困难，苏联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对华贷款，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机器设备，主要以货物贸易而不是贷款交付，不过提供的技术免费。1958年“大跃进”后，我国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欠下25亿卢布商贸债。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提到：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共57.43亿元人民币。
这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1959年全国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贸易债务和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折合人民币23亿元。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不算一个太大的数额。
《人在时空之间：穿越千年时空体验人文意境》
地域歧视的现象由来已久。齐国的晏婴出使楚国，楚王当着他的面说齐人“善盗”（喜欢偷东西），虽属故意羞辱，但也说明当时已存在地域歧视。
北宋南宋之际，大批河南人随宋室南迁，由于这批河南人中包括了皇族、高官、名流、巨商、富户，在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举足轻重，杭州人非但不敢歧视，还学着说河南话，以至今天的杭州方言还带北方味。
应该承认，长时期的贫穷和落后，的确会造成当地人群的素质下降，滋生种种劣行恶习，反映在底层贫民中往往更加严重。自古以来，一个地方的人受到歧视，基本上都是发生在这一地区由盛转衰、由富变贫、由中心而边缘之后。河南处于“天下之中”，农业发达，商贾云集，洛阳、开封拥有首都或陪都地位，其他地方人既不会也不敢歧视河南人，还以能成为河南人为荣。
今天全国不少家族都自称祖先是河南人，就显示了河南曾经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地位，其实其中不少人根本不是河南人，或者是从外地迁入河南，从此再也不提真正的祖籍。但宋代以后，河南日益衰败，到明清人的笔下，河南人已开始成为被批评或嘲笑的对象。近代以来，河南更经常与“水旱蝗灾”连在一起，河南人的优点往往被遮蔽了。
非洲军官崇拜毛泽东
《非洲朋友的毛泽东情结》
第一次亲耳听到非洲人谈论毛泽东是在2000年。当时我（张敢,中国驻也门原武官）被派往联合国驻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维和任务区任军事观察员。我被分配到厄立特里亚一侧执行维和任务。为了配合维和团工作，厄国防部为每个观察员队安排了一个联络官小组。我所在观察员队的联络官小组负责人是比尔哈尼·内加什中校。我刚到观察员队不久后的一天晚上，他在和我聊天时突然认真地对我说，很多厄立特里亚军官都学习过毛泽东军事思想，并看过《地道战》、《地雷战》和《铁道游击队》等中国电影。
2003年7月，我被派往中国驻莫桑比克使馆工作。其间，我与坦桑尼亚驻莫使馆武官尼阿姆比布上校结下了深厚友谊。尼阿姆比布20世纪90年代初曾在中国军事院校学习一年。他和我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坦赞铁路。他说，20世纪60年代，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世界银行和苏联寻求帮助，修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与赞比亚的铁路，先后遭到拒绝。后来，尼雷尔总统在访华时又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请求，没想到毛泽东主席十分爽快地同意了。
在非洲大陆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我数次在不同的场合看到这样的场景：一群肤色黝黑的非洲朋友用很不标准的中文认真地演唱《东方红》并呼喊“毛主席万岁！”“中国万岁！”等口号。每当这样的场景出现，我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毛泽东主席虽然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他亲手培育的中非友谊之花仍在绚丽绽放！
几十年放不下三件事
日本现任天皇
《日本天皇，二十年放不下三件事》
日本天皇明仁，几十年来一直放不下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健康不佳。早在皇太子时代，明仁天皇就被检查出患有结核病。1995年，他做腹内手术，据说是摘除大肠息肉。2002年，他又被检查出前列腺癌，第二年，做了前列腺全摘除手术，并继续进行癌症对症治疗。2008年，由于治疗中使用激素，天皇患了骨质疏松症；同年，皇室又公布天皇患有胃和十二指肠疾病，心脏也有问题。明仁是日本近代以来的天皇中进医院次数最多的。好在这已经不是明治时代，否则，天皇作为“神”，是不允许接受任何手术性治疗的。
第二件事情是怎样处理战争遗留下的负资产问题。如果对战争的谴责不够深刻，会遭到左翼和战争受害者的不满；但如果谴责过于深刻，又怕被右翼攻击。明仁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低调再低调，小心翼翼地尽量两方面都不得罪。碰上左右翼同时到场的会议，明仁就如同在火上烤一样难受。实在被逼急了，他只好大谈和平是何等珍贵，顾左右而言他。
第三件事则是天皇的继承人。太子德仁结婚晚，长期没有孩子，好不容易生了一个，还是女孩。按照日本现行的法律，只有男性才能继承皇位。根据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协助”制定的法律，日本天皇家族既不能过继，也不能纳妾，如果没有直系继承人，天皇制就要自动废除了。好在二儿子文仁体谅明仁夫妇的苦衷，其妻纪子妃在40岁时冒着胎盘前置和大出血的危险，在2006年生下一个男孩，成为目前日本皇室第三代唯一的男丁。不过，这样的结果是，文仁的妻子纪子妃也开始跟婆婆学养蚕了——这是日本皇室皇后才需要学习的技术。将来，皇位该怎样传法，实在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陈伯达在秦城监狱大闹『寻死』
《秦城监狱监管的特殊人物》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前身是功德林监狱，曾关押过满清要员、国民党将军等高级别的囚犯。监狱204区有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间。配有地毯、沙发床、桌椅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伙食即使在1960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午、晚餐也是两菜一汤，一年四季供应高档茶叶、水果。这种待遇从功德林起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初。从1952年至1992年在秦城监狱任管教员的何殿奎撰文，回忆了他在秦城监狱监管的一些特殊人物。
1975年4月，领导调我（何殿奎）去管理陈伯达。那时陈伯达常闹监，动不动要“寻死”。经过观察，我看出陈要“寻死”是装腔作势。一天，陈伯达吃过早饭，突然叫喊“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这样下去还不如死了好”，边说边要往墙上撞。监管战士迅速把他抱住。我叫战士放开他，说：“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过了几天，我又对陈说：“你要服从管理，有什么问题可以正面提出来……”我还未讲完，陈伯达就用右手打自己的脸，边打边说：“我该死，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党，我今后决不再这样……”自此他老实多了。
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同年7月保外就医离开了秦城监狱。
刘少奇与邓小平最后一次对话
《天津日报》
我（王光美，刘少奇的妻子）曾问过少奇：你是怎样提出反动路线的？少奇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
有一次我对少奇说：“你辞掉国家主席等职务，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少奇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
1966年11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主动找少奇同志谈话。我们在电视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长时间侧着脸同一个人谈话，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问候了我和孩子们的情况。少奇做了回答，并向主席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主席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这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少奇同志见到了小平同志。他问候说：“小平同志，怎么样？”小平同志说：“横直没事。”少奇说：“没事，学习。”这两个共产党员当时同处在委曲求全、勇担责任的境况中，没想到这寥寥数语，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对话。
周佛海为国民党卧底
戴笠手稿证明
《原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笠：赴西安被软禁一度写下遗书》
戴笠，一个曾经响当当的人物，国民党特务头子,一直以来因为“保密”的原因，被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近日，戴笠生前手稿、函电等珍贵史料，在台湾正式解密。
此次公开的戴笠全部史料共59卷，共计2万余页，多数是首度曝光的一手情资。比如有传说西安事变后，戴笠曾陪同宋美龄赴西安处理事变，一度被软禁在地下室，他以为必死无疑，还写下一封遗书。不想事件顺利解决，回到南京后还得到嘉奖。
早在2011年10月，为纪念辛亥百年，台湾相关部门就先期出版《戴笠与抗战史料汇编》，解密部分档案，让抗战时期那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情报工作公之于世。这部分档案分6册出版，包括“军情战报”、“经济作战”等，内容全部是戴笠在抗战期间的手稿。“军情战报”以抗战时戴笠所搜集、整理及呈报的各项军情战报为主；“经济作战”描述当时物资抢购、抢运、金融作战等内容，包括戴笠指挥印假钞，搞乱日本统治区金融等多个手令。
资料显示，作为国民党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当时戴笠光是化名就有27个之多。除“张叔平”、“马健行”等平常姓名外，他还使用双字与单字化名，如“涛”、“灵”、“余龙”、“裕隆”、“冬”、“雨”、“雷云”等。
《戴笠与抗战史料汇编》还证实了周佛海在抗战中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关系。被盖棺定论的汉奸周佛海早在1943年就已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党政府在汪伪政权中的卧底。
未得一张学位证
陈寅恪留洋十数年
《民国那些范儿》
1911年，在瑞士的陈寅恪从报上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要谈革命，首先要注意的便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理所当然的。读德文版的《资本论》，陈寅恪可能是中国第一人。
初到美国留学，陈寅恪购书的豪举，让众学子难忘。他主张书要大购、多购、全购。一日，陈寅恪说：“我今学习世界史。”遂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成一全套。在他的带动下，吴宓也买了一套19巨册的各家注释汇编本《莎士比亚全集》。
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总是叫厨子做腰花，陈寅恪却一点都不吃。杨步伟觉得很奇怪，就问：“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告诉杨步伟，那是因为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在柏林读书时，陈寅恪生活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都不正式进餐。
陈寅恪留洋十数年，进入众多高等学府，然而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他完全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大多数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不感兴趣。
中国究竟欠过『苏修』多少钱
《中国到底欠「苏修」多少债》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和出现饥荒后，国内曾出现“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不过，研究一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可看出当年中国所欠苏联债务数额并不大。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同斯大林议定了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苏联要求中苏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当时中国财政困难，苏联半价提供的武器算作对华贷款，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的机器设备，主要以货物贸易而不是贷款交付，不过提供的技术免费。1958年“大跃进”后，我国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欠下25亿卢布商贸债。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提到：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共57.43亿元人民币。
这在当时的国家财政支出中占多大比例？1959年全国财政支出为520亿元，1960年为654亿元。而且至1960年之前，我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这就将抗美援朝所欠的武器债务基本还清，所剩的贸易债务和旅顺苏军撤出后所留装备的收购费，折合人民币23亿元。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国家的债务在分年偿还的情况下，其总额只要不超出一年财政支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便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当时中国几乎只对苏联有欠款，数额又只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二十几分之一，实在不算一个太大的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