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中共党员，现年五十八岁。八至十二岁在本村初小读书，十三至十四岁在镇高小读书，十五岁在县一中就读(共八十天)，十六岁回庄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十七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本庄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连长，二十岁参军入伍，二十六岁退伍回乡，继任党支部副书记，后又做过产品销售、服装加工和机械配件生意、搞过科技种植等，三十九岁开始研制牙签肉，至今十八年了。应编辑老师和广大学员、读者的要求。把我的创业经历讲述出来。供读者参考。
　　
　　苦难的童年让我比别人多了一分坚韧
　　
　　我出生在冀南平原卫运河畔西岸的一个小村庄，祖祖辈辈皆为农民，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从我记事起，住的是土房，睡的是土炕，用的是土桌，坐的是土凳，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父亲识字不多，母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得，都是纯朴但又不甘心永远过着贫穷生活的庄稼人。父亲解放初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56年调任为供销社负责人，1962年被下放解甲归田，八年工龄没了，工资没了，成了村里社员；他又患有多种疾病，常年卧床不起，不能劳动，年复一年背着外债过日子。
　　我七岁在村里上幼儿园，八岁在本村小学读书。因父亲是村干部，我经常去村部玩，慢慢地学会了看报纸，以致后来越看越爱看。我十岁时，当时村里没广播，更没有电视，村民听不到国家任何新闻，我便从村部找到报纸。下午放学后我就和另外几个小同学，拿着报纸在村中央的一个屋顶上，一个人念一个人用纸卷成喇叭，大声喊着宣传报纸内容，还经常把嗓子喊哑。上高小时，我看到村里黑板报没人写，就每周回家做完作业后，把村里两块黑板报，换上新的内容。就这样，村里黑板报成了我没人布置的特殊“作业”。我看到乡亲们很喜欢看，也就坚持写了下来，这一写就是八年……直至参军入伍。
　　父母始终把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他们唯一的儿子——我的身上。为了让我这根独苗早日成材，别的孩子都在当地上小学，父亲却把我送到二十里外镇上读书。第一次出远门离开家，真的适应不了，人生地不熟。在背后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父母也怕我年龄小。因想家而影响学习，三天两头到校来看我。我说，“爸妈，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为了学习我不想家。”
　　每周两角钱是我的全部开支：五分钱买煤油点灯晚上学习；五分钱买一张大白纸，自己装订两个本子做作业，用完正面再用反面；另外一角钱是在校热干粮和每顿一碗开水的伙食费。别的同学吃白面馒头，我吃的是高粱地瓜面窝头，尽管这样，为节省几角钱订阅《中国少年报》，我不吃菜，把棉籽油过熟和食盐调和在一起，装在玻璃瓶里当菜吃。可当我看到《中国少年报》时，那高兴劲就别提了。后来我还试着向《中国少年报》投稿，尽管没上稿但报社编辑却给我回了一封鼓励信，我把那封信视如宝贝，经常带在身上没事就看，以此信激励自己好好学习。别的同学穿整洁的“洋布”衣服，我穿的是不合体的土布衣，鞋底磨透了，鞋帮露出脚趾头；别的同学几里路骑自行车每天往返，我步行二十里每周回一次家。班主任周老师，见快上课了我还没到校，就在校大门口不止一次地等我，把干粮接过去，叫我回教室上课。当时我是全校住校生唯一离家最远的，年龄最小的，不满十三岁。
　　1964年春邢台遭遇大地震，我的家乡也受到了影响。为防余震，家家户户都搭起了临时帐篷房，学校里为老师也搭了两个帐蓬，住校生人多挤不下，班主任周老师让我睡在帐篷里，他独自一人在寒冷的露天地上睡，周老师如同父亲般关怀我。使我终生难忘(至今我每年要回家去看望周老师)。当时解放军来到家乡抗震救灾，我从内心里敬佩和羡慕他们，并给解放军写了一封慰问信，表示要向他们学习，长大了也当解放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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