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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差阳错，本科生成了资料员
安红来自河南洛阳市郊区一个普通的村子，自杀时刚满23岁。2007年7月15日，她被人发现时，已经在出租屋里死去三天了。
安红是个内向、文静的女孩，身世也比同龄人坎坷。3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很快又给她找了个后妈，后妈还给她带来了一个弟弟。也许是在上次婚姻里耗尽了激情，后妈对她和爸爸总是不冷不热的。整天不露一个笑脸。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安红除了压抑之外，丝毫体会不到亲情的温暖。于是，她幼小的心里便埋下了脱离家庭早点出去的念头。
虽然家境不算太好，但父亲还是竭尽全力供安红读书。安红很感激父亲，从小就要强的她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让别人对她刮目相看。但在心底，她又是自卑的，她希望能用自强照亮黯淡的现实。
高中毕业后，安红以较高的分数被省城一所重点高校中文系录取了。在班里，安红的勤奋是出了名的，而课下，她自强自立的精神也让大家敬重。除了入校时学费是父亲凑出的以外，四年来，她几乎没有再让家里为她掏一分钱。做家教，为公司发广告，快餐店里打钟点工，等等，安红用艰辛的劳动为自己挣来了宝贵的求学机会。
2006年春节后，同其他即将毕业的同学一样，安红也开始了她的求职之旅。尽管此前她对找工作的难度有所了解，但几个月下来，处处碰壁的经历还是让她难以接受，甚至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
一天上午，安红又一次应聘失利，她有些灰心地坐到一家省直机关大门旁边的长椅上休息，无意中听门口的保安说，隶属于机关后勤处的资料部正在招一名资料员。
安红心里不由得一动，虽然资料员离她的求职期望很远，但想想眼下“弹尽粮绝”的困境。于是，她决心进去试试。
无心插柳柳成阴。安红的中文本科学历、娴熟的计算机水平，以及她让人咋舌的打字速度，让资料部负责人当场拍板录用了她。就这样，安红阴差阳错地成了这家资料部的一名编外聘用人员。
一个大学本科中文系毕业生成了机关的一名资料员，安红心里落差很大。但她明白生存与发展的关系，只有先干着，骑驴找马才是正确的方法。资料部的工作，安红很快就驾轻就熟了。好在这家单位是堂堂的省直机关，办公环境幽雅，工资除了糊口之外，还略有盈余。
将错就错，资料员成了“职场明星”
离开学校两个多月了，安红还没有和班里的同学联系过。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总觉得自己找的工作不光鲜，也就没有勇气和其他同学联系。其实，她很想和同学交流，她觉得上班远不如在学校快乐，巨大的生存压力让她的活力正一点点地消失，她太需要排遣心中的郁闷了。
2006年国庆长假期间，安红无处可去，一个人便到图书中心看书。没想到她在这里竟遇到了大学同学武君梅。两人聊了没几句，武君梅便问安红在什么地方上班。无奈，安红只好说出了自己上班的那家省直机关的名字。武君梅听了，嚷着让她请客：“你这家伙，到了大机关上班也不打个招呼，是不是瞧不起我们了!”看着武君梅羡慕的表情，安红有心想把事实说出来，但一时虚荣心作祟，竟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我现在还没有等到编制，有啥好说的!”武君梅说：“编制迟早会有的，就是没编制也比我做房产销售好啊，整天累得要命，又挣不到钱!”
安红进了“大机关”的消息，借武君梅之口，很快在同学中传开了。接下来的几天，就有几个同学打电话给她，要她出去聊聊，给他们传传经。安红暗暗埋怨武君梅是个“大嘴巴”，把她的事情给传了出去。面对同学们的邀请，她只能苦笑着想尽办法推托。
2007年元旦前的一个双休日，留在省城的大学同班同学小聚了一下，安红也去了。大家畅谈走上社会几个月来的经历及感想。其间，几个同学都起哄着让安红介绍一下在大机关工作的感受。此时，安红倒很想把自己在单位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但几次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当时，她心想这家单位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等以后找了更好的地方再向大家解释也不迟。临分手时，她特意叮嘱大家不要到单位找她，她的解释是：“越是大机关，规矩越严，我不想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
就这样，安红在“大机关”工作的消息继续在外界传播着。安红的大学辅导员还把安红作为榜样介绍给他的学生们。
在同学羡慕的目光和老师的夸赞声中，安红的虚荣心渐渐膨胀起来。就在这时，她认识了在一家省直机关作公务员的李涛，两人谈起了恋爱。安红的恬静、内向让李涛很满意，而李涛的博学、公务员身份也被安红所看重。交往中，安红只说自己在某省直机关上班，而绝口不提其他事情。李涛也没有追问。
提心吊胆，“光环”渐成沉重负担
在大机关上班又找了个同样在省直机关做公务员的男朋友，此时的安红简直成了大学同窗姐妹们的偶像了。这一切既让安红感到满足，又给她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人们的印象中，在大机关上班的人，个个神通广大。很快，就有人求安红帮忙了。一位毕业后回老家谋职的同学，很快给安红打来电话求助。原来，这位同学家里祸不单行，哥哥罹患绝症，上高中的侄子又患了股骨头坏死症，无钱医治，面临着辍学的境地。同学恳求安红给当地政府部门通融一下，能否给侄子点救助。对此，安红无能为力，但也不好直接拒绝同学，于是，她向男友李涛求助。
李涛是个热心人，他当即给省城一家报社在安阳做驻站记者的同学打去电话，请他想法在报纸上呼吁一下。李涛的同学很快赶到向安红求助的那位同学家，了解情况后，写了一篇《谁能圆我读书梦》的报道，报道出来后，社会上好心人纷纷捐款。一家医院还把那位同学的侄子接过去免费治疗。
那位得到帮助的同学对安红感激涕零，专程到省城对安红表示感谢。自此，同学对安红的敬重又多了几分。在一片褒扬声中，安红的心有些飘飘然。不过，每每午夜梦回的时候，她想到自己的资料员身份，便多了几分惆怅。男友李涛有几次问到她工作上的事情，被她搪塞了过去，但时间长了，总会暴露身份的。她要不要向男友坦白呢?自此，安红又多了分心事。
此后，安红虽然表面平静地照常上班，但心理的压力却让她每天都活得很累。据她男友李涛后来讲，如果此时安红能坦陈心迹，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安红的虚荣心占了上风，她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只能闷在心里折磨自己。男友只觉得她每天都心事重重的，想安慰她却又不得要领。
转眼，2007年春节过去了。又一届即将毕业的学生开始了他们的求职之旅。为了给这些即将踏上社会的学子们打气鼓劲。安红原来的学校邀请了往届“职场骄子”回母校传授经验，安红也在受邀之列。
昔日辅导员打来电话时，安红 原本想推掉这个让她内心感到尴尬的邀请，但辅导员再三要求她必须到场。无奈，她只好应允了。
面对老师们欣慰的笑脸及学弟、学妹们钦佩的目光，安红心里很复杂，她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如果人们知道她只不过是大机关的“临时工”时，她肯定会被冠以“骗子”的骂名被人唾弃。这时的安红才觉得，自己的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及自尊的一个不经意的谎言，没想到会把她推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
怎堪重负，真相竟是致命的暗伤
其实，安红是想到过自救办法的。她很想再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来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地，或是到外地谋职离开这个让她烦恼多多的城市。可男友李涛不同意她离开这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而她也离不开这个对她深情款款而又率真朴实的大男孩。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让安红想不到的是，父亲竟从老家打来了电话，说过几天老家的人到省城办事，会到单位来找她，要她帮忙牵牵线，还没等安红想法推脱，父亲那边已挂断了电话。
安红惊出一身冷汗。她回家过春节时，父亲曾问过有关她工作的事情，她只是随口说了单位的名字，至于具体什么王作，她并没有多说。不过，一辈子和土坷垃打交道的父亲也听出了女儿上班的地方是个大机关。他在为女儿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向亲戚邻居们炫耀一番。没多长时间，“老安的女儿在省城大机关上班”的消息传遍了全村。这些事情是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安红不清楚的。
在忐忑不安中过了一段日子，并没见老家人的影子，安红心里渐渐放松了。她觉得父亲可能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并不是真的要来。
一转眼，安红的资料员生涯差不多持续了将近一年。其间，她也联系了其他工作。无奈，总不能如意。于是，这份给她带来尴尬、烦恼的工作只能继续，谎言也只能继续。
2007年“五一”前夕，安红接到了一个昔日校友的电话，让她代表她所在的班级参加省城校友联谊筹备会。她推脱不掉，只得前往。参加完筹备会后，安红心里的压力更大了。那些参加筹备会的师兄师姐们，都已经混得有头有脸，名片上不是“经理”就是“处长”，而安红连个名片都不敢印，这更加重了她内心的自卑感。
接下来，不期而至的一件事情，加速了安红心理崩溃的过程。那天是周三的上午，安红正在上班，她的父亲突然找到单位来了，跟随父亲的还有村里的几个干部。原来，安红老家村里想修一条通向镇上的柏油路，由于耗资大，县里只出其中一部分，让村里自行解决其他所需费用。于是，村里的干部想到省城活动一下，看能否争取到些援助。恰巧，村干部听说安红就在他们所要找的省直机关上班，便决定来找一下安红，想让她代为牵线。安红的父亲觉得这是好事，便义不容辞地带着村干部进了城。
当时的安红别提有多窘迫了，现在的她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父亲这时才得知，自己为之自豪的女儿不过是大机关里的一名临时工，脸上不禁写满了失落和埋怨。同来的两个村干部知道这趟路算是白跑了，也唉声叹气。安红红着脸请父亲一行吃了顿简单的午饭，并送他们踏上了失望的归途。
那天下午，安红没有去上班她回到自己的出租屋，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那一刻，她终于承受不住这长期积聚的压力，安红的精神彻底垮了，她切切实实地感到了未来希望的幻灭。于是，万念俱灰的她打开了煤气开关，然后又躺到了床上……
安红离开人世的第三天，男友李涛打她的手机无人接听，就到她的出租屋来找她，结果刚打开房门，就闻到了刺鼻的煤气味，他冲进屋里，发现了躺在床上身体己变得僵硬的安红……
安红留了封遗书，短短几行字显示出她自杀前内心的挣扎：“为什么，苦苦读书十几年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同样是人，为什么我的命运却这样不堪，我不甘心，但我无法左右自己，我痛恨自己，却又无法摆脱另外一个我，我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容身之地了……”
一个寒窗苦读十几年，涉入社会才一年的女大学生就这样走了，而且是以这种让大家心痛的方式离开。安红的死留给大家的是无尽的遗憾和思索。
郑州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周毅教授听了安红的事情后，沉默良久，才缓缓地说：“安红的死给我震动很大。近些年来，随着高等院校的一再扩招，大学毕业生这几年正遭遇到一个求职瓶颈期。大学生不愿下乡，不愿到艰苦的地方谋职，一窝蜂地挤向大城市，更加剧了求职的难度。而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心理素质不太稳定，一遇到挫折就会产生心理波动。这个时候，就需要社会及他身边的人给他(她)施以援手，对她进行心理上的援助。安红这个例子虽然极端，但也极具代表陸。希望社会能对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给予特殊的关注与关爱。”
换副“眼镜”看世界
我认为安红是死于她不健康的心理。其不健康的心理主要表现在认知出了问题，其一，大学本科生做资料员丢人；其二，大学本科生就业在大机关才是正途。正是这个错误的认知让她给自己的心灵套上了绞索，导致身体走上了不归之路一自杀。正确的认知应该是：其一，现在社会在提高文化素质，大学本科生当资料员很正常；其二，大学本科生就业应多渠道，可以自主创业，可以从最基层干起，北大毕业生不也有卖猪肉的吗?在大机关的只是少数人。且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人。
以前，我们往往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会产生挫折感是由于客观事物本身所致。因此，当有青少年遇到挫折后产生挫折感，出现心理失常乃至自杀行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认为挫折条件本身是导致那个青少年心理失常乃至自杀行为的直接原因。其实并非如此，就业遇到挫折的人多着呢，为什么单单本文主人公的表现异常?新的观念认为，真正导致挫折感或者相应行为后果的不是挫折事件本身，而是青少年对挫折的看法，也就是对挫折认识的评价(比如本文主人公对就业的不正确看法)，才是导致消极后果的真实原因。
因此，我呼吁，要加强对青少年辩证思维的培养，促进他们学会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懂得如何换位思考，调节心理，学会宽容。同时，我更呼吁，全社会要树立新的健康理念，那就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赋予的新內涵：健康是包括身体、心理和社会交往在内的健全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理健康尤为重要，因为即使身体残疾了，只要心理健康，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而心理不健康，原本健康的身体也会垮掉。
(本刊总编、著名心理学家项光荣点评)
(文中除安红外，皆为化名)
责编 王 蕾
安红来自河南洛阳市郊区一个普通的村子，自杀时刚满23岁。2007年7月15日，她被人发现时，已经在出租屋里死去三天了。
安红是个内向、文静的女孩，身世也比同龄人坎坷。3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很快又给她找了个后妈，后妈还给她带来了一个弟弟。也许是在上次婚姻里耗尽了激情，后妈对她和爸爸总是不冷不热的。整天不露一个笑脸。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安红除了压抑之外，丝毫体会不到亲情的温暖。于是，她幼小的心里便埋下了脱离家庭早点出去的念头。
虽然家境不算太好，但父亲还是竭尽全力供安红读书。安红很感激父亲，从小就要强的她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让别人对她刮目相看。但在心底，她又是自卑的，她希望能用自强照亮黯淡的现实。
高中毕业后，安红以较高的分数被省城一所重点高校中文系录取了。在班里，安红的勤奋是出了名的，而课下，她自强自立的精神也让大家敬重。除了入校时学费是父亲凑出的以外，四年来，她几乎没有再让家里为她掏一分钱。做家教，为公司发广告，快餐店里打钟点工，等等，安红用艰辛的劳动为自己挣来了宝贵的求学机会。
2006年春节后，同其他即将毕业的同学一样，安红也开始了她的求职之旅。尽管此前她对找工作的难度有所了解，但几个月下来，处处碰壁的经历还是让她难以接受，甚至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
一天上午，安红又一次应聘失利，她有些灰心地坐到一家省直机关大门旁边的长椅上休息，无意中听门口的保安说，隶属于机关后勤处的资料部正在招一名资料员。
安红心里不由得一动，虽然资料员离她的求职期望很远，但想想眼下“弹尽粮绝”的困境。于是，她决心进去试试。
无心插柳柳成阴。安红的中文本科学历、娴熟的计算机水平，以及她让人咋舌的打字速度，让资料部负责人当场拍板录用了她。就这样，安红阴差阳错地成了这家资料部的一名编外聘用人员。
一个大学本科中文系毕业生成了机关的一名资料员，安红心里落差很大。但她明白生存与发展的关系，只有先干着，骑驴找马才是正确的方法。资料部的工作，安红很快就驾轻就熟了。好在这家单位是堂堂的省直机关，办公环境幽雅，工资除了糊口之外，还略有盈余。
将错就错，资料员成了“职场明星”
离开学校两个多月了，安红还没有和班里的同学联系过。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总觉得自己找的工作不光鲜，也就没有勇气和其他同学联系。其实，她很想和同学交流，她觉得上班远不如在学校快乐，巨大的生存压力让她的活力正一点点地消失，她太需要排遣心中的郁闷了。
2006年国庆长假期间，安红无处可去，一个人便到图书中心看书。没想到她在这里竟遇到了大学同学武君梅。两人聊了没几句，武君梅便问安红在什么地方上班。无奈，安红只好说出了自己上班的那家省直机关的名字。武君梅听了，嚷着让她请客：“你这家伙，到了大机关上班也不打个招呼，是不是瞧不起我们了!”看着武君梅羡慕的表情，安红有心想把事实说出来，但一时虚荣心作祟，竟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我现在还没有等到编制，有啥好说的!”武君梅说：“编制迟早会有的，就是没编制也比我做房产销售好啊，整天累得要命，又挣不到钱!”
安红进了“大机关”的消息，借武君梅之口，很快在同学中传开了。接下来的几天，就有几个同学打电话给她，要她出去聊聊，给他们传传经。安红暗暗埋怨武君梅是个“大嘴巴”，把她的事情给传了出去。面对同学们的邀请，她只能苦笑着想尽办法推托。
2007年元旦前的一个双休日，留在省城的大学同班同学小聚了一下，安红也去了。大家畅谈走上社会几个月来的经历及感想。其间，几个同学都起哄着让安红介绍一下在大机关工作的感受。此时，安红倒很想把自己在单位的真实情况说出来，但几次话到嘴边，又都咽了回去。当时，她心想这家单位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等以后找了更好的地方再向大家解释也不迟。临分手时，她特意叮嘱大家不要到单位找她，她的解释是：“越是大机关，规矩越严，我不想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
就这样，安红在“大机关”工作的消息继续在外界传播着。安红的大学辅导员还把安红作为榜样介绍给他的学生们。
在同学羡慕的目光和老师的夸赞声中，安红的虚荣心渐渐膨胀起来。就在这时，她认识了在一家省直机关作公务员的李涛，两人谈起了恋爱。安红的恬静、内向让李涛很满意，而李涛的博学、公务员身份也被安红所看重。交往中，安红只说自己在某省直机关上班，而绝口不提其他事情。李涛也没有追问。
提心吊胆，“光环”渐成沉重负担
在大机关上班又找了个同样在省直机关做公务员的男朋友，此时的安红简直成了大学同窗姐妹们的偶像了。这一切既让安红感到满足，又给她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人们的印象中，在大机关上班的人，个个神通广大。很快，就有人求安红帮忙了。一位毕业后回老家谋职的同学，很快给安红打来电话求助。原来，这位同学家里祸不单行，哥哥罹患绝症，上高中的侄子又患了股骨头坏死症，无钱医治，面临着辍学的境地。同学恳求安红给当地政府部门通融一下，能否给侄子点救助。对此，安红无能为力，但也不好直接拒绝同学，于是，她向男友李涛求助。
李涛是个热心人，他当即给省城一家报社在安阳做驻站记者的同学打去电话，请他想法在报纸上呼吁一下。李涛的同学很快赶到向安红求助的那位同学家，了解情况后，写了一篇《谁能圆我读书梦》的报道，报道出来后，社会上好心人纷纷捐款。一家医院还把那位同学的侄子接过去免费治疗。
那位得到帮助的同学对安红感激涕零，专程到省城对安红表示感谢。自此，同学对安红的敬重又多了几分。在一片褒扬声中，安红的心有些飘飘然。不过，每每午夜梦回的时候，她想到自己的资料员身份，便多了几分惆怅。男友李涛有几次问到她工作上的事情，被她搪塞了过去，但时间长了，总会暴露身份的。她要不要向男友坦白呢?自此，安红又多了分心事。
此后，安红虽然表面平静地照常上班，但心理的压力却让她每天都活得很累。据她男友李涛后来讲，如果此时安红能坦陈心迹，他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安红的虚荣心占了上风，她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只能闷在心里折磨自己。男友只觉得她每天都心事重重的，想安慰她却又不得要领。
转眼，2007年春节过去了。又一届即将毕业的学生开始了他们的求职之旅。为了给这些即将踏上社会的学子们打气鼓劲。安红原来的学校邀请了往届“职场骄子”回母校传授经验，安红也在受邀之列。
昔日辅导员打来电话时，安红 原本想推掉这个让她内心感到尴尬的邀请，但辅导员再三要求她必须到场。无奈，她只好应允了。
面对老师们欣慰的笑脸及学弟、学妹们钦佩的目光，安红心里很复杂，她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如果人们知道她只不过是大机关的“临时工”时，她肯定会被冠以“骗子”的骂名被人唾弃。这时的安红才觉得，自己的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及自尊的一个不经意的谎言，没想到会把她推到了覆水难收的地步。
怎堪重负，真相竟是致命的暗伤
其实，安红是想到过自救办法的。她很想再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来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地，或是到外地谋职离开这个让她烦恼多多的城市。可男友李涛不同意她离开这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而她也离不开这个对她深情款款而又率真朴实的大男孩。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让安红想不到的是，父亲竟从老家打来了电话，说过几天老家的人到省城办事，会到单位来找她，要她帮忙牵牵线，还没等安红想法推脱，父亲那边已挂断了电话。
安红惊出一身冷汗。她回家过春节时，父亲曾问过有关她工作的事情，她只是随口说了单位的名字，至于具体什么王作，她并没有多说。不过，一辈子和土坷垃打交道的父亲也听出了女儿上班的地方是个大机关。他在为女儿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总是不失时机地向亲戚邻居们炫耀一番。没多长时间，“老安的女儿在省城大机关上班”的消息传遍了全村。这些事情是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安红不清楚的。
在忐忑不安中过了一段日子，并没见老家人的影子，安红心里渐渐放松了。她觉得父亲可能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并不是真的要来。
一转眼，安红的资料员生涯差不多持续了将近一年。其间，她也联系了其他工作。无奈，总不能如意。于是，这份给她带来尴尬、烦恼的工作只能继续，谎言也只能继续。
2007年“五一”前夕，安红接到了一个昔日校友的电话，让她代表她所在的班级参加省城校友联谊筹备会。她推脱不掉，只得前往。参加完筹备会后，安红心里的压力更大了。那些参加筹备会的师兄师姐们，都已经混得有头有脸，名片上不是“经理”就是“处长”，而安红连个名片都不敢印，这更加重了她内心的自卑感。
接下来，不期而至的一件事情，加速了安红心理崩溃的过程。那天是周三的上午，安红正在上班，她的父亲突然找到单位来了，跟随父亲的还有村里的几个干部。原来，安红老家村里想修一条通向镇上的柏油路，由于耗资大，县里只出其中一部分，让村里自行解决其他所需费用。于是，村里的干部想到省城活动一下，看能否争取到些援助。恰巧，村干部听说安红就在他们所要找的省直机关上班，便决定来找一下安红，想让她代为牵线。安红的父亲觉得这是好事，便义不容辞地带着村干部进了城。
当时的安红别提有多窘迫了，现在的她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父亲这时才得知，自己为之自豪的女儿不过是大机关里的一名临时工，脸上不禁写满了失落和埋怨。同来的两个村干部知道这趟路算是白跑了，也唉声叹气。安红红着脸请父亲一行吃了顿简单的午饭，并送他们踏上了失望的归途。
那天下午，安红没有去上班她回到自己的出租屋，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那一刻，她终于承受不住这长期积聚的压力，安红的精神彻底垮了，她切切实实地感到了未来希望的幻灭。于是，万念俱灰的她打开了煤气开关，然后又躺到了床上……
安红离开人世的第三天，男友李涛打她的手机无人接听，就到她的出租屋来找她，结果刚打开房门，就闻到了刺鼻的煤气味，他冲进屋里，发现了躺在床上身体己变得僵硬的安红……
安红留了封遗书，短短几行字显示出她自杀前内心的挣扎：“为什么，苦苦读书十几年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同样是人，为什么我的命运却这样不堪，我不甘心，但我无法左右自己，我痛恨自己，却又无法摆脱另外一个我，我只有到另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容身之地了……”
一个寒窗苦读十几年，涉入社会才一年的女大学生就这样走了，而且是以这种让大家心痛的方式离开。安红的死留给大家的是无尽的遗憾和思索。
郑州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周毅教授听了安红的事情后，沉默良久，才缓缓地说：“安红的死给我震动很大。近些年来，随着高等院校的一再扩招，大学毕业生这几年正遭遇到一个求职瓶颈期。大学生不愿下乡，不愿到艰苦的地方谋职，一窝蜂地挤向大城市，更加剧了求职的难度。而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心理素质不太稳定，一遇到挫折就会产生心理波动。这个时候，就需要社会及他身边的人给他(她)施以援手，对她进行心理上的援助。安红这个例子虽然极端，但也极具代表陸。希望社会能对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给予特殊的关注与关爱。”
换副“眼镜”看世界
我认为安红是死于她不健康的心理。其不健康的心理主要表现在认知出了问题，其一，大学本科生做资料员丢人；其二，大学本科生就业在大机关才是正途。正是这个错误的认知让她给自己的心灵套上了绞索，导致身体走上了不归之路一自杀。正确的认知应该是：其一，现在社会在提高文化素质，大学本科生当资料员很正常；其二，大学本科生就业应多渠道，可以自主创业，可以从最基层干起，北大毕业生不也有卖猪肉的吗?在大机关的只是少数人。且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人。
以前，我们往往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会产生挫折感是由于客观事物本身所致。因此，当有青少年遇到挫折后产生挫折感，出现心理失常乃至自杀行为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认为挫折条件本身是导致那个青少年心理失常乃至自杀行为的直接原因。其实并非如此，就业遇到挫折的人多着呢，为什么单单本文主人公的表现异常?新的观念认为，真正导致挫折感或者相应行为后果的不是挫折事件本身，而是青少年对挫折的看法，也就是对挫折认识的评价(比如本文主人公对就业的不正确看法)，才是导致消极后果的真实原因。
因此，我呼吁，要加强对青少年辩证思维的培养，促进他们学会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懂得如何换位思考，调节心理，学会宽容。同时，我更呼吁，全社会要树立新的健康理念，那就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赋予的新內涵：健康是包括身体、心理和社会交往在内的健全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理健康尤为重要，因为即使身体残疾了，只要心理健康，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而心理不健康，原本健康的身体也会垮掉。
(本刊总编、著名心理学家项光荣点评)
(文中除安红外，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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