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法律作为治体的思想家。他在《中国之司法改革》一文中，颠倒“法者治之具也”的传统观念，第一次明确指出：“夫法律者，治之体也。权势者，治之用也。”权势，即国家权力。在国家权力和法律的关系中，孙中山明确地把法律作为治国之“体”，把权力作为治国之“用”。孙中山也明确指出法律和权力的不可分离性。法治，就是法律与权势的统一。
　　他强调，“国家之治安，惟系于法律。法律一失其效力，则所尚专在势力；势力大者，虽横行一世而无碍；势力少者，则惟有终日匍匐于强者脚下，而不得全其生。则强暴专国，公理灭绝，其国内少数人，日在恐慌中，不独不足以对外，且必革命迭起，杀戮日猛，平时不能治安，外力乘之，必至灭国。”
　　他指出：“共和之根本在法律，而法律之命脉在国会。”反复强调，“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民主政治賴以维系不弊者，其根本在于法律，而机枢在于国会。必举国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举措有常轨；必国会能自由行使其职权，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谓民治，所谓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
　　孙中山先生重视法律，认为法律是人事里头的一种机器。在诸种法律中，他又尤其重视宪法，认为“政治上的宪法就是支配人事的大机器，也是调和自由和专制的大机器”。宪法是“人民公意之表示”，是“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宪法在法律中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宪法在孙中山先生“法治”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为把中国建设成现代法治国家，他很早就留意探讨世界各国的法治经验，以资借鉴。他的总体目标是：“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贯通之”，也就是“以宪法为核心”，中西结合，将中国建设成为超越东西方的现代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