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长篇小说《破壁记》(陈登科、肖马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而悚然有感：这是真实的纪录，这是血泪的诉说，这是对沉痛的历史教训的探求。
　　十年浩劫，墨面万家，大地沉沦，人间何世。人称是历史的大颠倒，民族的大悲剧。近年以来，许多文学作品取材于此。我想，这并非作家们有意沉湎于往事的悲怆，而是因为文学只能是生活的忠实反映，只能是作家所感所思的结晶。历遍大千世界，谁曾见这样的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大搏斗，何尝见文明与人性遭受如许酷毒的摧残。一切历史的沉渣泛起，恶臭喷天，旋舞而且升腾；一切美好事物被投入炼狱，在魔怪的狞笑中被炮烙，被车裂。然而人间的良知却仍未泯灭，人民的抗争如地下熔岩，熠熠奔流，遂有“四五”革命的大爆发。这里有恶与丑的极致，也有善与美的极致。种种世态，种种人情，无不在令人目眩心战的动荡中显出善恶美丑的本相，这自然就成为文学丰富的题材。而这一切，又并非自天而降，而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社会的原因。绝处逢生，痛定思痛，为了使悲剧不再重演，为了记取教训，清除污秽，奋然前行，人们必然要从多方面来探求。这种探求，就给文学带来了重大的主题。这方面的短、中篇小说已大量问世，于文学勃兴的大浪潮中异峰迭起。但是，在较广阔的规模上反映这场搏斗，并从历史的发展来探求生活的某些规律性的长篇小说，由于需要有较多的熔铸的工夫，一时似乎还少见。《破壁记》也许是最先出现的一部。
　　有一种说法，仿佛认为旧时代为父母守孝，也不过三年，目前需要的，应是发愤图强，高歌猛进，种种伤怀往事，又何必重提呢？我想，倘仅止于哀苦，而并无鼓舞，那自然是不足取的。然而，文学写作不同于守制，倘向严酷的岁月寻求历史的教训，激发斗争的勇气，坚定前进的信心，却仍然非常需要。
　　《破壁记》便是明证。
　　此书以被“四人帮”禁锢七年之久的某市委书记安东为线索，写他自一九七四年春获释复职，到一九七五年秋又重新锒铛入狱的一段经历，从而展开了较为宽阔的生活画面。这一段时间，正是十年浩劫中革命者和人民大众同“四人帮”交战十分尖锐激烈的日子。写这一段，更可见善与恶搏斗的执着和艰苦。为了展示某些人物的品格和命运，小说上溯到旧社会；为了探索悲剧滋生的渊源，则又回叙到所谓“一天等于二十年”，社会主义生活准则开始遭受破坏的狂热年代。这就使小说具有某种历史的深度。
　　即使是最荒诞的恶梦，也难以设想人间竟被这样地颠倒。战争年代就出生入死，献身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者，如安东，还有他的战友昔憬、程璞、周钢等人，居然忽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囚；而往昔的敌人，如特务许立、诈骗犯方绍武等人，却摇身一变，成为“革命造反”的赫赫显贵。多少勤劳善良，对人民有贡献的人，如昔憬的妻子、在旧社会曾备受凌辱的女艺术家秦斐；朝气蓬勃，一心建设新农村的田义寿；心灵手巧、多才多艺，为发展生产四处奔波的养蜂人田嫂；秉性耿直、朴质善良的生产队长耿长贵；刚直不阿，废寝忘食地苦钻革新的技术员范一舟；多少可敬可亲可爱的男男女女，无不遭到悲惨的命运。小说更以饱含感情的浓墨，写出了一代青年遭受的荼毒和戕害。如无辜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昔霁；惨遭蹂躏或备受折磨的女青年李秀萍和郑芸；以及被林贼选为“妃子”，屡受侮辱最后自毁面容并死于非命的柳萌，和因为知道“四人帮”的罪恶，终于在蓄意制造的冤狱中被灭口的青年军人史桢；真是斑斑血泪，遍地冤魂。
　　就在这狂潮恶浪中，一切奸佞卑劣之徒，蝇营狗苟之辈，却无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个个飞黄腾达，人人恣意逞凶。那个善于奉迎敏于钻营的老官僚成跛子，那个貌似温良而毒如蛇蝎的“新生力量”吴纯正，还有那个庸俗透顶贪如豺狼的坏女人方桂芝，各各在魔鬼的舞台上展示出他们丑恶的灵魂。他们不仅是趁火打劫的匪徒，更是“四人帮”得以滥施淫威的鹰犬。书中许多事情，大抵是许多读者亲历亲见或所知所闻，然而经过作家的择取，作艺术的再现，就显得更为惊心动魄。诚然，此书在艺术上可能还不够成熟，然而读时却深感作者笔下的悲愤和激情。
　　显然，作者并不以展示种种令人悲愤的世相为满足；作者还致力于对产生这大悲剧的历史根源的探索。一切并非恶梦，也并非童话中的魔杖，一指之后，王子忽成禽兽，妖怪顿化仙姬。风起于青萍之末，舟覆于隙漏之初。书中对市委书记程璞以及他和安东之间关系的描写，是颇具深意的。程璞在“大办钢铁”的热潮中，对那种浮夸虚伪、劳民伤财的恶劣行径就曾愤然抵制，对已经出现的现代迷信就有所怀疑，对那种“脱掉了裤子进共产主义”的错误潮流就有所抗争。他理所当然地要遭到贬斥。然而他不悔，在他被调去负责农村工作以后，他一贯恪守的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和敢于直言、勇于斗争的品格自然引起了更大的风波。请看看“亩产四万三千零二十六斤”的所谓“高产卫星”是怎样放出来的罢，请听听所谓“诗歌之乡”是怎样的骗局罢，请想想“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食堂”是怎样用发臭的山芋藤来喂农民的罢，再请瞧瞧某些农村干部是怎样渎职自肥、鱼肉乡里的罢。程璞，这个在战火中百炼成钢的铮铮汉子震怒了：“照你们这样搞共产主义，就要亡党亡国了！”他的干预，理所当然地要遭到更重的惩罚，他成为“全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典型”。他在受处分后对安东说的一段话，掷地可作金石声：“是啊！共产党员是块特殊材料，特殊钢，它可以锤打成镰刀斧头；不过，也可以打成脚镣手铐……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是执政党，弄不好，这副脚镣手铐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痛哉斯言！
　　在当时，并非许多人对于党的传统作风被破坏所带来的严重恶果都有所警觉。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某些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后果，人们已经不习惯于独立地思考。程璞如此痛心疾首，却没有使安东受到震撼。他不失为正直的人，但是对大众的甘苦已经隔膜，党性开始淡薄，他在处分程璞时举了手。奉承话听起来自然较为舒服，并且要努力保住头上的乌纱。跳梁小丑们就会投其所好，他们就要象腐木上的毒菌一般滋生。那个在历次运动中不断发迹的成跛子，便是例证，他后来就是迫害安东的凶手。直到安东被投入自己当年设计的监牢，才有了真正的觉醒。过去，他从不怀疑“自己是坐在一个坚如磐石的位置上”，一旦在他当年的敌手特务许立的监视下饱受折磨，才恍然大悟：“磐石的基础下面已经被吹牛皮、说假话，借着党的威望糟蹋人民积极性的那些老鼠钻空了。”在出狱复职以后，他耳边时时都似乎听到受冤者凄厉的呼喊，于是，革命者的大智大勇又回到了他身上，他要在这场奇特复杂的新的战斗中献出自己。他有了一个新的高度。
　　安东的命运是可以想见的。他再一次被送进牢房，就证明着斗争是如何曲折而艰巨。但是他必将胜利。因为他深深感到，他并非孤立，在他周围，是善良的不屈的人民，他们同邪恶的斗争从未停息。他初次入狱后对审判者说的那些话，充溢着共产党人的堂堂正气：“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应该再重复一句，你们可以打，可以骂，可以把我折磨死，将我火化，烧成灰。可是我们的党，你们是砸不烂，打不垮的。”
　　正因为在这一切血污之上，震响着这钢铁般的声音，所以这本书虽然记载着许多人的不幸，却并不使人悲怆，而是使人振奋。
　　小说没有采用一人为主线，或几个、几组人的交错活动来结构故事的手法，也略略不同于《儒林外史》那样的虽曰长篇，形同短制，而是用大故事套小故事，以安东的活动为经，以种种人物及其遭遇为纬。这样，也许是便于展开较为广阔的描写。然而，似也有薄弱之处，即几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和精神世界，开掘不易深，缺少发展。往往使人感到论辩多于形象。作者在此书《后记》中说，有人认为它“有点象长篇报告文学”，大概也是由于主要人物不够丰满，尚有待于深化的缘故。然而书中也有虽一闪现，却颇有光彩的性格，如“快嘴李翠莲”式的人物鲍大嫂，那种带有市民味的泼辣而又温厚，善良亲切而又疾恶如仇的特征，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呼之欲出，读来神往，堪称生花妙笔。
　　读毕此书，恰好看到《剧本》上一篇文字。文中引了一位老前辈的话，说他不愿把受“四人帮”虐待的情况写出来，因为他觉得这对社会，对民族，对党，对人民没有什么好处。这种感情是很值得尊重的，而且倘仅止于个人的诉苦，的确也没有什么好处。然而论者却出来引申道：不写所受的迫害，这证明了“人民的作家在任何严峻考验的时刻，都不动摇对党的信任和热爱，都不怀疑共产主义事业的必胜”。这就使人感到，仿佛倘有人揭露了“四人帮”的罪恶，就是违背了“信任和热爱”，并且连共产主义也“怀疑”起来了。这篇文字的立意，是想说服某些青年朋友，劝他们不要停留于“忧虑和悲愤”，而要透过“四人帮”所造成的伤痕，“看到人民精神上的火光”，“看到光明，看到美”，这无疑是正确的，虽然“忧虑和悲愤”，倘并不颓伤幻灭，也不见得不能使人受到激励。但是他据以引申的话，却未必能恰当地证明这种观点。或者说，随意的引申，反而容易使人胡涂：莫非真如论者所说，倘揭示了“伤痕”，就是把“过多的悲痛带给人民”，从“社会效果”上违背了“党的利益”了吗？
　　所以，在读过《破壁记》后，我还是要说：“过多的悲痛”不必有，历史的教训却必须记取。亲爱的人们，要牢记呵，要警惕呵，要斗争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