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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订文选集评》为明清《文选》评点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嵇康作品的评点反映了部分学人对嵇康其文其人的评价。《集评》对嵇康诗文风格的评价多与《诗品》《文心雕龙》一致，但明清时人更能欣赏其直抒胸臆、文质自然之美。《集评》对嵇康养生论的评价未能结合嵇康其人，失之浅薄；对嵇康凶终原因的探讨较为全面，但仍未触及根本。
关键词：《重订文选集评》；嵇康；诗文风格；明清《文选》评点
作者简介：张嘉慧（1993-），女，汉族，河北沧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魏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8-0-02
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和魏晋风度的名士典范，历来为士人学者所关注，风流恣肆的两晋涌动着嵇康情结，诗意盎然的唐代亦吟唱着叔夜遗韵，时逾千年，明清学人对嵇康的接受又是如何？明代文学评点蔚为大观，《文选》评点亦成为明代选学研究的主流，及至清初，余风尚存。乾隆三十七年（1722），于光华编纂的《文选集评》由友于堂首次刻印刊行，集评以何焯评点为蓝本，集取孙鑛、张凤翼、李光地等人之说；后又增补邵子湘、方廷珪、叶树藩等人的评点，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由启秀堂重刻，是为《重订文选集评》（以下简称《集评》），该本搜罗总结明清选学评点之精粹，为明清《文选》评点的集大成之作。其时，乾嘉考据学风已渐趋盛，选学领域亦然，而评点则走向没落。因而《集评》在研究明代、清初学人对六朝前作家作品的接受与品评方面有着重要价值，兹考察《集评》对嵇康作品的评点，并以此为依据，探究明清学人对嵇康及其作品的接受。
一、《集评》对嵇康作品之评价
魏晋六朝以来，文学理论与品评蓬勃发展，嵇康作为正始文坛之风标，对于其诗风文风的品评不胜枚举，其中尤以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的评价为人所熟知，几成定论。《重订文选集评》中针对嵇康诗风文风作何评价？与钟、刘二人之见又有何异同？
嵇康的四言历来为人所推崇，《文心雕龙》谓其“清峻”，失“雅”而含“润”。《文选》选录嵇诗皆为四言，《集评》中《赠秀才入军五首》文末总评云“清思峻骨，另开生面，刘舍人目为清峻，信矣”[1]，认同刘勰对嵇康四言“清峻”的评价。但对于未得四言正体之“雅”的评价则似有异议，《幽愤诗》文末总评有孙鑛评点：“笔气洞达，说意甚透，丽藻中不失古雅，堪讽堪诵，自是四言之俊”，认为嵇康四言堪称“古雅”。二者之抵牾或许源自评点者对“雅”的不同评判标准。刘勰言“平子得其雅”，则观张衡四言，如“猗猗秋兰，植被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云何。”（《怨篇》）颇具《诗经》风雅之致，刘勰或以此为雅。而孙鑛生于明代，距《诗经》的年代久矣，其所谓“古雅”，或是与唐以来的近体诗相较而言。对嵇康四言是否为“雅”的评判是《集评》评点与齐梁文论的异处之一。
此外，《集评》中多有将嵇康四言与《诗经》相比较的评点，认为其“脱去风雅陈言，自有一种新生之致”，而其“不为风雅所羁”之处在于“直写胸中语”，且“此叔夜所以高于潘陆也”。由此看来，钟嵘批评嵇康五言之“过为峻切，讦直露才”在明清评点者看来则成为嵇康四言之胜。不仅如此，在《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文末总评中亦有云“绝交字立意甚奇，彼时亦只是直吐胸臆，乃遂成一段伟迹”，盛赞其立意新奇、直抒胸臆。不可否认，嵇康五言创作确不及其四言、赋作与论说。但钟嵘所激赏的文学风格实为子建之“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从五言诗的“滋味”出发，提倡对赋、比、兴的手法要“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诗歌呈现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美感，因而不喜峻切之风。而明清学人则单纯从嵇康某篇诗文出发来评点其风格，更能够发觉其独特魅力，品味出“文质自然”之美。
除上述分歧以外，《集评》中对嵇康诗文风格的评点多与钟、刘之见相契合。刘勰言《与山巨源绝交书》“志高而文伟”，《集评》中孙鑛评其“文格宏润，亦是古今一篇大文字”，皆认为此文风格宏伟；刘勰云嵇康性格爽直故为文“兴高而采烈”，《集评》评点《养生论》有言“质率而不失其华，笔力自畅”，皆是就其兴会充沛、辞采率丽而言；刘勰称嵇康有诗文“境玄思淡，而独得乎优闲”，《集评》中亦有评点道其“洗尽宿垢”“淡而率”，皆赏其清逸闲澹之趣；憾然，《声无哀乐论》因其玄学色彩与萧统以儒为主的思想不合，未被《文选》选录，但刘勰所赞赏的嵇康论说之“师心以遣论”，亦可由《养生论》中获悉，《集评》中有批道“旁引曲证，剖析殆尽，却并无一迂语”，可见嵇康论说之别出心裁。
《集评》中所录明清《文选》评点对嵇康诗文风格的评价多与《诗品》《文心雕龙》一致，但与刘勰所谓“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不同，认为嵇康四言亦属古雅，并更能欣赏其直抒胸臆、文质自然之美。
二、《集评》对嵇康养生之评判
在文学创作以外，“肃肃如松下风”的风姿，“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竹林七贤的名士风流，曹室之婿的尴尬身份，刚肠嫉恶的性格，临刑抚琴的绝响，皆是围绕在嵇康周围的话题，明清学人如何看待嵇康其人，兹可由《集评》对嵇康的评点窥视一二。
嵇康著《养生论》，提倡“清虚静泰，少私寡欲”，但所受争议颇多。北齐颜之推曾言“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认为“养生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颜氏家训》），是谓嵇康不知避祸，终丧性命，论养生也无益。元人郝经亦对嵇康养生而不保身不以为然，并言辞激烈：“著论养生，而卒杀身，岂知养生之道哉！太上养心，其次养生，丧心病狂，身死久矣，又奚养生为？”（《续后汉书》）此外，白居易《和〈酬郑侍御东阳春闷放怀追越游见寄〉》云“生何足养嵇著论，途何足泣杨涟而。胡不花下伴春醉？满酌绿酒听黄鹂。”以诗酒人生之快意反对嵇康清心寡欲的养生自持。同时，亦有人赞同嵇康养生之论，杜甫《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云“何必走马未为问，君独不见嵇康养生被杀戮”，结合诗意，此处是谓事有出于意外者，嵇康被殺正是其养生中的意外，因而子美并不认为嵇康养生之论有何咎过。苏轼更是推崇嵇康养生，曾“以嵇叔夜《养生论》颇中余病，故手写数本”（《跋嵇叔夜养生论后》）。 《集评》中针对嵇康养生的评点与以上所述皆不相类，其中录孙执升评点：“其所谓生，不过却病延年，其所谓养，不过清心寡欲，不涉虚幻，正是不堕斫削也，透快明确，可以惑愚蒙，可以砭金石。”此评认为嵇康《养生论》中所言，不同于道教服食丹药以求长生之虚幻不实，其却病延年之目的与清心寡欲之方式皆可达到，是可取的。而陆敏树之评则将嵇康之绝尘脱俗拉回凡俗世界，“声色利欲，世所谓养生，皆其伐生者也，谁其知之，谁其知而能之”，即便人们知道声色利欲有损于身体，但又有谁能将之摒弃呢？与前人多结合嵇康生平命运来论其养生不同，《集评》中评点其养生专就文章而谈，因而集中于对养生之道的评判，立意较浅，此当为《文选》评点中普遍存在的缺失，因评点者并非专研于某一位作家的作品，因而難以对各位作家的各篇作品皆做到知人论世，故详于作品结构、主旨、技巧、辞藻的评点，而在总评中则不够深入。嵇康养生实际上并非仅其《养生论》中所言之清心寡欲，亦有服食之举，其所希冀的不仅是却病延年，更在于求仙问道以得超脱。究其所由，魏晋之际，社会动荡，名教虚浮，司马氏残害异己，现实之残酷无序使得嵇康等耿介之士只能将目光由外界返归于自身，由现实回避至自然，因而注重养生之道，倾慕竹林山水。但也正因其本性之刚肠嫉恶，故而对于自己不齿之事，可以选择回避却不甘于屈服，终遭杀身之祸。嵇康被杀与其注重养生并不矛盾，只是其丰富人格的不同侧面，都可归于其傲岸率真之性情。
三、《集评》对嵇康凶终之探讨
对于嵇康何以凶终的讨论，自晋以来，莫衷一是。《集评》乃针对诗文的评点，其中虽无评点专就凶终一事发表看法，但亦可从中归纳评点者的见解。
《幽愤诗》题下批道：“天下不平之事，至嵇吕一案无以加矣，司马家儿不及阿瞒父子，万万何言英雄也，安能不生阮公广武仙之叹。”嵇吕一案致使嵇康入狱，其冤情已为众人之共识，评点者在此处将过责归于司马氏，认为时无英雄而小人得道，以致颠倒黑白。此篇还有评点云“归到自警以结全篇，然龙性难驯，莫可追也”，认为嵇康虽在《幽愤诗》中自我警醒，但其性格傲慢所引发的灾祸已难以挽回。此灾祸当指嵇康对钟会之拜访不予理睬，使得钟会怀恨在心，是以嵇康性傲为凶终之由。此外，尚有与阮籍作对比者，“嗣宗至慎，卒得保身，非薄汤武，徒腾口说，亦何为哉”，阮籍在恐怖的政治局势中得以保全，是因为能够谨言慎行，口不臧否人物；而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非汤武而薄周孔”，此为二人结局迥然的原因。《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评点中有云：“非汤武薄周孔不过庄生之旧论耳，而钟会辈遂以为指斥当世，赤口青蝇，何所不至，然适成叔夜之名矣。”同样认为嵇康非汤武薄周孔的言论是导致其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非汤武”是不认同权臣以下犯上，“薄周孔”是反对名教之虚伪，皆直指司马氏政权；而钟会以此诬陷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2]则是其获罪的直接原因。
由此可见，嵇康性格之傲岸使其得罪钟会，言辞之峻切则刺痛了司马氏，嵇康凶终绝非一种因素导致，《集评》中关涉凶终之因的评点对嵇康性格、司马氏、钟会皆有所论及，集众人之力，可较为全面地梳理嵇康凶终的原因。但以上诸论仅就此事而谈，归因虽全，深刻不足，金人赵秉文以为“嵇康之死乃生不逢时，即使没有钟会挑唆，像他这般盖世才华，又加以坚决与统治者不合作之态度，亦是难逃死劫。”[3]此论不局限于嵇康一事，而是站在古今世事规律的角度，掘其根本，颇有见地，却未得《集评》评点者所采纳。
自乾嘉考据学风兴起，评点逐渐没落，在乾隆年间刻印刊行的《重订文选集评》作为《文选》评点史上唯一一部具有集评性质的著作，实际上具有总结明清《文选》评点的意义，通过其中有关嵇康的评点能够了解明清部分学人对嵇康其文其人的评价。总体而言，《集评》对嵇康诗文风格的评价与《诗品》《文心雕龙》无太大分歧，但明清学人较之南朝时人更欣赏嵇康作品的直抒胸臆、文质自然；《集评》对嵇康养生论的评价未能结合嵇康其人，失之浅薄；对嵇康凶终原因的探讨较为全面，但仍未触及根本。《集评》对嵇康评点的缺失，一方面反映了评点者对嵇康的考察不足，一方面则受文学评点乃为初学者而设的性质所限；但作为明清《文选》评点的集大成之作，《集评》对于研究明清学人对《文选》作家作品的接受及《文选》作品本身都有着重要价值。
注释：
[1]本文引用《重订文选集评》诗文及评点皆据[清]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后文不再逐一标注。
[2]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参看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4页。
[3]袁济喜，高丹《嵇康传笺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18页。
关键词：《重订文选集评》；嵇康；诗文风格；明清《文选》评点
作者简介：张嘉慧（1993-），女，汉族，河北沧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魏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8-0-02
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核心人物和魏晋风度的名士典范，历来为士人学者所关注，风流恣肆的两晋涌动着嵇康情结，诗意盎然的唐代亦吟唱着叔夜遗韵，时逾千年，明清学人对嵇康的接受又是如何？明代文学评点蔚为大观，《文选》评点亦成为明代选学研究的主流，及至清初，余风尚存。乾隆三十七年（1722），于光华编纂的《文选集评》由友于堂首次刻印刊行，集评以何焯评点为蓝本，集取孙鑛、张凤翼、李光地等人之说；后又增补邵子湘、方廷珪、叶树藩等人的评点，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由启秀堂重刻，是为《重订文选集评》（以下简称《集评》），该本搜罗总结明清选学评点之精粹，为明清《文选》评点的集大成之作。其时，乾嘉考据学风已渐趋盛，选学领域亦然，而评点则走向没落。因而《集评》在研究明代、清初学人对六朝前作家作品的接受与品评方面有着重要价值，兹考察《集评》对嵇康作品的评点，并以此为依据，探究明清学人对嵇康及其作品的接受。
一、《集评》对嵇康作品之评价
魏晋六朝以来，文学理论与品评蓬勃发展，嵇康作为正始文坛之风标，对于其诗风文风的品评不胜枚举，其中尤以钟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的评价为人所熟知，几成定论。《重订文选集评》中针对嵇康诗风文风作何评价？与钟、刘二人之见又有何异同？
嵇康的四言历来为人所推崇，《文心雕龙》谓其“清峻”，失“雅”而含“润”。《文选》选录嵇诗皆为四言，《集评》中《赠秀才入军五首》文末总评云“清思峻骨，另开生面，刘舍人目为清峻，信矣”[1]，认同刘勰对嵇康四言“清峻”的评价。但对于未得四言正体之“雅”的评价则似有异议，《幽愤诗》文末总评有孙鑛评点：“笔气洞达，说意甚透，丽藻中不失古雅，堪讽堪诵，自是四言之俊”，认为嵇康四言堪称“古雅”。二者之抵牾或许源自评点者对“雅”的不同评判标准。刘勰言“平子得其雅”，则观张衡四言，如“猗猗秋兰，植被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云何。”（《怨篇》）颇具《诗经》风雅之致，刘勰或以此为雅。而孙鑛生于明代，距《诗经》的年代久矣，其所谓“古雅”，或是与唐以来的近体诗相较而言。对嵇康四言是否为“雅”的评判是《集评》评点与齐梁文论的异处之一。
此外，《集评》中多有将嵇康四言与《诗经》相比较的评点，认为其“脱去风雅陈言，自有一种新生之致”，而其“不为风雅所羁”之处在于“直写胸中语”，且“此叔夜所以高于潘陆也”。由此看来，钟嵘批评嵇康五言之“过为峻切，讦直露才”在明清评点者看来则成为嵇康四言之胜。不仅如此，在《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文末总评中亦有云“绝交字立意甚奇，彼时亦只是直吐胸臆，乃遂成一段伟迹”，盛赞其立意新奇、直抒胸臆。不可否认，嵇康五言创作确不及其四言、赋作与论说。但钟嵘所激赏的文学风格实为子建之“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从五言诗的“滋味”出发，提倡对赋、比、兴的手法要“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诗歌呈现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美感，因而不喜峻切之风。而明清学人则单纯从嵇康某篇诗文出发来评点其风格，更能够发觉其独特魅力，品味出“文质自然”之美。
除上述分歧以外，《集评》中对嵇康诗文风格的评点多与钟、刘之见相契合。刘勰言《与山巨源绝交书》“志高而文伟”，《集评》中孙鑛评其“文格宏润，亦是古今一篇大文字”，皆认为此文风格宏伟；刘勰云嵇康性格爽直故为文“兴高而采烈”，《集评》评点《养生论》有言“质率而不失其华，笔力自畅”，皆是就其兴会充沛、辞采率丽而言；刘勰称嵇康有诗文“境玄思淡，而独得乎优闲”，《集评》中亦有评点道其“洗尽宿垢”“淡而率”，皆赏其清逸闲澹之趣；憾然，《声无哀乐论》因其玄学色彩与萧统以儒为主的思想不合，未被《文选》选录，但刘勰所赞赏的嵇康论说之“师心以遣论”，亦可由《养生论》中获悉，《集评》中有批道“旁引曲证，剖析殆尽，却并无一迂语”，可见嵇康论说之别出心裁。
《集评》中所录明清《文选》评点对嵇康诗文风格的评价多与《诗品》《文心雕龙》一致，但与刘勰所谓“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不同，认为嵇康四言亦属古雅，并更能欣赏其直抒胸臆、文质自然之美。
二、《集评》对嵇康养生之评判
在文学创作以外，“肃肃如松下风”的风姿，“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竹林七贤的名士风流，曹室之婿的尴尬身份，刚肠嫉恶的性格，临刑抚琴的绝响，皆是围绕在嵇康周围的话题，明清学人如何看待嵇康其人，兹可由《集评》对嵇康的评点窥视一二。
嵇康著《养生论》，提倡“清虚静泰，少私寡欲”，但所受争议颇多。北齐颜之推曾言“嵇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认为“养生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颜氏家训》），是谓嵇康不知避祸，终丧性命，论养生也无益。元人郝经亦对嵇康养生而不保身不以为然，并言辞激烈：“著论养生，而卒杀身，岂知养生之道哉！太上养心，其次养生，丧心病狂，身死久矣，又奚养生为？”（《续后汉书》）此外，白居易《和〈酬郑侍御东阳春闷放怀追越游见寄〉》云“生何足养嵇著论，途何足泣杨涟而。胡不花下伴春醉？满酌绿酒听黄鹂。”以诗酒人生之快意反对嵇康清心寡欲的养生自持。同时，亦有人赞同嵇康养生之论，杜甫《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云“何必走马未为问，君独不见嵇康养生被杀戮”，结合诗意，此处是谓事有出于意外者，嵇康被殺正是其养生中的意外，因而子美并不认为嵇康养生之论有何咎过。苏轼更是推崇嵇康养生，曾“以嵇叔夜《养生论》颇中余病，故手写数本”（《跋嵇叔夜养生论后》）。 《集评》中针对嵇康养生的评点与以上所述皆不相类，其中录孙执升评点：“其所谓生，不过却病延年，其所谓养，不过清心寡欲，不涉虚幻，正是不堕斫削也，透快明确，可以惑愚蒙，可以砭金石。”此评认为嵇康《养生论》中所言，不同于道教服食丹药以求长生之虚幻不实，其却病延年之目的与清心寡欲之方式皆可达到，是可取的。而陆敏树之评则将嵇康之绝尘脱俗拉回凡俗世界，“声色利欲，世所谓养生，皆其伐生者也，谁其知之，谁其知而能之”，即便人们知道声色利欲有损于身体，但又有谁能将之摒弃呢？与前人多结合嵇康生平命运来论其养生不同，《集评》中评点其养生专就文章而谈，因而集中于对养生之道的评判，立意较浅，此当为《文选》评点中普遍存在的缺失，因评点者并非专研于某一位作家的作品，因而難以对各位作家的各篇作品皆做到知人论世，故详于作品结构、主旨、技巧、辞藻的评点，而在总评中则不够深入。嵇康养生实际上并非仅其《养生论》中所言之清心寡欲，亦有服食之举，其所希冀的不仅是却病延年，更在于求仙问道以得超脱。究其所由，魏晋之际，社会动荡，名教虚浮，司马氏残害异己，现实之残酷无序使得嵇康等耿介之士只能将目光由外界返归于自身，由现实回避至自然，因而注重养生之道，倾慕竹林山水。但也正因其本性之刚肠嫉恶，故而对于自己不齿之事，可以选择回避却不甘于屈服，终遭杀身之祸。嵇康被杀与其注重养生并不矛盾，只是其丰富人格的不同侧面，都可归于其傲岸率真之性情。
三、《集评》对嵇康凶终之探讨
对于嵇康何以凶终的讨论，自晋以来，莫衷一是。《集评》乃针对诗文的评点，其中虽无评点专就凶终一事发表看法，但亦可从中归纳评点者的见解。
《幽愤诗》题下批道：“天下不平之事，至嵇吕一案无以加矣，司马家儿不及阿瞒父子，万万何言英雄也，安能不生阮公广武仙之叹。”嵇吕一案致使嵇康入狱，其冤情已为众人之共识，评点者在此处将过责归于司马氏，认为时无英雄而小人得道，以致颠倒黑白。此篇还有评点云“归到自警以结全篇，然龙性难驯，莫可追也”，认为嵇康虽在《幽愤诗》中自我警醒，但其性格傲慢所引发的灾祸已难以挽回。此灾祸当指嵇康对钟会之拜访不予理睬，使得钟会怀恨在心，是以嵇康性傲为凶终之由。此外，尚有与阮籍作对比者，“嗣宗至慎，卒得保身，非薄汤武，徒腾口说，亦何为哉”，阮籍在恐怖的政治局势中得以保全，是因为能够谨言慎行，口不臧否人物；而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非汤武而薄周孔”，此为二人结局迥然的原因。《与山巨源绝交书》的评点中有云：“非汤武薄周孔不过庄生之旧论耳，而钟会辈遂以为指斥当世，赤口青蝇，何所不至，然适成叔夜之名矣。”同样认为嵇康非汤武薄周孔的言论是导致其杀身之祸的重要原因，“非汤武”是不认同权臣以下犯上，“薄周孔”是反对名教之虚伪，皆直指司马氏政权；而钟会以此诬陷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2]则是其获罪的直接原因。
由此可见，嵇康性格之傲岸使其得罪钟会，言辞之峻切则刺痛了司马氏，嵇康凶终绝非一种因素导致，《集评》中关涉凶终之因的评点对嵇康性格、司马氏、钟会皆有所论及，集众人之力，可较为全面地梳理嵇康凶终的原因。但以上诸论仅就此事而谈，归因虽全，深刻不足，金人赵秉文以为“嵇康之死乃生不逢时，即使没有钟会挑唆，像他这般盖世才华，又加以坚决与统治者不合作之态度，亦是难逃死劫。”[3]此论不局限于嵇康一事，而是站在古今世事规律的角度，掘其根本，颇有见地，却未得《集评》评点者所采纳。
自乾嘉考据学风兴起，评点逐渐没落，在乾隆年间刻印刊行的《重订文选集评》作为《文选》评点史上唯一一部具有集评性质的著作，实际上具有总结明清《文选》评点的意义，通过其中有关嵇康的评点能够了解明清部分学人对嵇康其文其人的评价。总体而言，《集评》对嵇康诗文风格的评价与《诗品》《文心雕龙》无太大分歧，但明清学人较之南朝时人更欣赏嵇康作品的直抒胸臆、文质自然；《集评》对嵇康养生论的评价未能结合嵇康其人，失之浅薄；对嵇康凶终原因的探讨较为全面，但仍未触及根本。《集评》对嵇康评点的缺失，一方面反映了评点者对嵇康的考察不足，一方面则受文学评点乃为初学者而设的性质所限；但作为明清《文选》评点的集大成之作，《集评》对于研究明清学人对《文选》作家作品的接受及《文选》作品本身都有着重要价值。
注释：
[1]本文引用《重订文选集评》诗文及评点皆据[清]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后文不再逐一标注。
[2]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参看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4页。
[3]袁济喜，高丹《嵇康传笺证》，《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