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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往在临终时才开始仔细思考关于“生死”的命题，却为时已晚。当病人交给医院，尸体交给殡仪馆，但人心理的痛苦交给谁呢？在面临亲人死亡时的心理强压由谁来疏导？自己又该如何理解死亡？ 如果我们在更清醒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个话题，会有怎样的答案？
无常之门一打开，艾丽就怕了。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如此害怕“永别”。艾丽身后，10个同伴目送她。
艾丽开始哭泣，她不敢走进那个象征生死之隔的门。同伴们依旧坐在座位上，没有人起身去安抚她。有人提议，“如果不敢进去，就原路返回吧。”
艾丽刚刚被宣判“死亡”，按照死亡体验馆设置的流程，艾丽需要独自通过黑暗的通道，通道尽头是一个传送带，躺上去之后，艾丽会被送入一座模拟焚化炉。焚化炉完全封闭，拱形的LED灯会模拟火焰燃烧，炉内气温也随之升高;五分钟之后，炉门打开，艾丽将随着传送带来到一个形如子宫的纯白通道里，走出通道后，艾丽将迎来“新生”。
这是一个名为“醒来”的死亡体验项目。每场体验以12个人为限，约两个半小时。如果艾丽因为害怕“原路返回”了，游戏将直接结束。她则逆向穿过名为“生花”的游戏大厅，直接回到“人间”。
“死神面前不能作弊。”艾丽想。虽然是个游戏，但那一刻，她已经完全入戏。
无常之门关上，“活着”的同伴在大厅开始就新一轮的游戏题目进行辩论、探讨，类似“杀人”游戏，一轮游戏结束后，又会有一个人被同伴“投死”，送进无常之门。
为生者设计的“死亡”
从今年4月4日清明节开馆后，位于上海的“醒来”已经“烧”了超过2000名体验者，年龄大多在20至40岁之间。
虽然，这和真正的濒死感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但一个大活人躺在这么具有仪式感的空间里，难免会冒出“人之将死”时，还有哪些留在世上未了的心愿、愧对的人和要珍惜的事，种种感悟。
“醒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项目，它意在于通过“生命教育”的方式帮助体验者提前思考如何面对自己和亲人的死亡。
台湾仁德医护专科学校开设的死亡体验课程，学生实际模拟写遗嘱、入棺、封棺、被掩埋等死亡历程。
1969年出生的黄卫平是“醒来”的三位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国内最早介入临终关怀项目的公益人士。2008年5月，黄卫平和好友王莹在上海成立公益组织“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致力于为肿瘤末期因脏器衰竭而无法治愈的病人及高龄老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这些患者的生命一般不超过6个月。至2016年6月，他们累计服务2000多户临终者家庭。
见过太多生死，黄卫平常常觉得无力。人往往在临终时才仔细思考关于“生死”的命题，却为时已晚，那时候病人和家属最主要的是面对一连串现实难题，已无暇顾及更多形而上的东西。
当病人交给医院，尸体交给殡仪馆，但心理的痛苦交给谁呢？在面临亲人死亡时人的心理强压由谁来疏导？自己又该如何理解死亡？黄卫平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你为了一个工作准备面试还要准备好久呢。死亡总要面对，我们能不能在死亡还没有发生时先谈谈。”坐在位于上海公益新天地的“醒来”场馆门口，黄卫平说。公益新天地是上海市第一家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保留着民国建筑样式的园区内已经有25家公益组织入驻。
2012年9月，黄卫平和另一位创始人丁锐开始为“生命教育”这个抽象概念寻找落地的可能性。他们最先想到的是躺棺材，这是意识里最接近死亡的形式。但实验效果并不理想。“三分之一的人，会很有乐趣地自拍，偶尔热泪盈眶;三分之一则觉得晦气，掉头离开，剩下的人则冷眼旁观。”
黄卫平发现，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探讨死亡这个话题，包括专业领域内的。他们甚至跑了殡葬行业、相关的医疗系统，他们也仍只是专注于服务，解决问题，没有人在心理层面思考死亡的话题。
那段时间，黄卫平和丁锐经常跑殡仪馆和火葬场，他们和入殓师成了朋友。也获得上海民政部特批，躺过一次真正的焚烧炉。火葬场的焚烧炉第一次“烧”活人。
当一瞬间鼓风机风吹起来的时候，黄卫平感觉到紧张，“就像有个人掐脖子，你快要窒息，脑子里根本想不起什么东西，那个时候你的反应是紧张，甚至不能有思考。”
黄卫平后来慢慢理解恐惧这件事。“恐惧不是生理反应，恐惧是思想上的反应。生理反应只有紧张、害怕。”
再三实验，黄卫平和丁锐还是卡在了体验游戏的设计上。一直到何一禾加入。
何一禾1996年出生，刚满20岁，他在2015年5月份加入到体验馆的团队中，此时距离黄卫平和丁锐提出“生命教育”的想法已经过去了两年半。
何一禾不是一个在社会规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何一禾的母亲是个瑜伽教练，也是“灵修界”的常客。何一禾很的小时候，就经常被迫参加各种灵修班。初听丁锐说起“死亡体验”这个词，何一禾以为又是一个“有钱人中年危机烧烧钱”的项目，嗤之以鼻。但黄卫平和丁锐的理念最终说服他留了下来，并成为体验流程的设计者。
何一禾设计的游戏主体，是让体验者在封闭空间里组成一个虚拟的临时的关系。“类似桌游、杀人游戏，只不过杀人游戏有系统赋予给你的特定身份，但在死亡体验的游戏中，体验者代入自己日常生活中真实的状态。”在给定的模拟情景里，体验者需要在两难的境遇里作出抉择，他们的选择则决定了每一轮游戏中自己的“生死”。
“把前戏做足，让大家进入一个心理的准备状态，再迎接‘死亡’。”何一禾解释说。
向死而生
玛丽34岁，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她来体验馆“死”过两次。
第一次“死”，玛丽带着内心“无边无量的恐惧”，从游戏中程就开始哭，她最害怕黑暗通道和模拟焚烧炉，靠念《心经》去抵抗恐惧。 经过一次“死亡”，并没有“叮”一下让玛丽变成另外一个人。但她在变好。
体验完的第二天，玛丽起床后去买了两件衣服。患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衣柜全是“黑色的”。她只穿黑衣服，黑裤子，黑鞋子，但那天在商场，她给自己挑了两条裙子，一条纯白，一条花色。
今年3月的一个晚上，玛丽躺在床上，突然发现绝望的情绪像潮水一样，从周身蔓延，浸没自己。“如果当时我能动弹，就自杀了，但自己完全动不了。”潮水退去后，惊魂未定的玛丽，推了推睡在身边的丈夫，“我想自杀。”
没有拥抱，也没有关切的询问，丈夫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有的时候，人只有自己。”在那个绝望的夜晚，躺在身边的爱人无法给她任何帮助，他甚至无法理解她的感受。她意识到“自己必须主动求助”。
第二天，玛丽到北京六院，做了很多检查。那天玛丽像个“傻子”，行动极其缓慢，医生询问病情，她要憋很久，才能回答。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必须有人看护”。医生还询问她，是否愿意住院，玛丽拒绝了。
症状从两年前就有端倪。
两年前家庭的变故和婚姻不顺，让玛丽有轻度的抑郁反应。但表面上，玛丽比以往表现得更“幸福”。“就是拼命觉得我自己很好，不能让别人知道。”玛丽说。她用笑容或者正能量的表达来掩盖一切，但内心的压抑像滚雪球一样，直至两年后的那个夜晚，彻底崩盘。
虽然身边人都试图帮助她，但玛丽和外界是疏离的，外人无法理解她的绝望。
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后，玛丽向单位请了病假，在家休养。她变得容易疲惫，神经敏感，起不了床，比孩子更脆弱。虽然在孩子面前努力控制言行，但孩子还是感受到了压抑。
生病之后，玛丽发现自己对死的恐惧，源于没有“真正地活过”。
玛丽所有的选择，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34岁，她一直活在规矩里，体面、安稳、被羡慕，“真性情”于她并不存在。她变得没有想法。
玛丽天性敏感，在意别人的态度，容易自责。有时候她很想放开这些束缚，重新来过。“所有对我有要求的人，当我死了。我可不可以就当作自己死了？我为自己活一天？”
“死”过两回以后，对她来说最确定的体会是，“原来我很怕死 ，现在更怕从来没有活过。”
现在，她从一整天都要在床上躺着，到已经可以开始下楼散步，或是给自己做一顿早饭。
玛丽用“死去活来”形容自己的状态。就像新陈代谢一样，她希望那个循规蹈矩的自己能死去一部分，而那个被压抑的天然的自我，能慢慢复苏。
在死亡面前，没有标准答案
“死亡体验”并不是“醒来”的独有产品。
早在2009年，韩国人郑俊就创办了“死亡体验疗法”来应对韩国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体验者身着白袍子、写遗嘱、捧遗像、躺入棺材，享受10分钟死后的“虚无”，思考人生，解脱并重生。这种体验方式在韩国非常受当下年轻人追捧。
在国内，沈阳一家心理咨询机构的创办人汤玉龙也从2009年开始，试图用“死亡体验”的方式解决咨询者的心理问题。
汤玉龙设计的体验流程中，他通过三天的时间了解咨询者的症状，并针对具体问题设计脚本，交由有经验的咨询师扮演体验者丈夫、孩子、父母或者同事等角色。体验结束后，咨询师们会根据体验者的反馈，给予相应解答。
2014年，汤玉龙应合伙人的邀请把“死亡体验”的模式带到了上海，但合伙人希望将之做成短平快，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加之当时客户大多带着猎奇的心态，项目没有成功。汤玉龙重新回到沈阳做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体验。
而在都市的一些咖啡馆里，探讨“死亡”的人群也在扩展中。2011年，英国人约翰·安德伍德在伦敦发起了Death Café（死亡咖啡馆） 的第一次聚会。一群人（常常是陌生人）聚在一起，围绕“死亡”的主题，进行了一次对生死的探讨。
随后，他把Death Café的宗旨推上网络，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加盟的活动，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家咖啡馆，创办自己的Death Café。如今，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发起者已经举办了近3500多次Death Café的聚会。
这其中，包括在中国北京开展的17场“死亡茶社”活动。这个活动以一月一期的速度在北京进行。在8月最近一起的茶社活动中，8个20到30岁的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好奇，预习“死亡”。
黄卫平并不奢望“醒来”的死亡体验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震撼和推动，但他相信，“在人们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至少也算是一股力量吧。”
“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学生。”何一禾说，“‘醒来’只是提供一个探讨死亡的入口。”它提出问题，但不提供答案。答案藏在体验者自己的生活里。
（李丽荐自《中国新闻周刊》）
无常之门一打开，艾丽就怕了。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如此害怕“永别”。艾丽身后，10个同伴目送她。
艾丽开始哭泣，她不敢走进那个象征生死之隔的门。同伴们依旧坐在座位上，没有人起身去安抚她。有人提议，“如果不敢进去，就原路返回吧。”
艾丽刚刚被宣判“死亡”，按照死亡体验馆设置的流程，艾丽需要独自通过黑暗的通道，通道尽头是一个传送带，躺上去之后，艾丽会被送入一座模拟焚化炉。焚化炉完全封闭，拱形的LED灯会模拟火焰燃烧，炉内气温也随之升高;五分钟之后，炉门打开，艾丽将随着传送带来到一个形如子宫的纯白通道里，走出通道后，艾丽将迎来“新生”。
这是一个名为“醒来”的死亡体验项目。每场体验以12个人为限，约两个半小时。如果艾丽因为害怕“原路返回”了，游戏将直接结束。她则逆向穿过名为“生花”的游戏大厅，直接回到“人间”。
“死神面前不能作弊。”艾丽想。虽然是个游戏，但那一刻，她已经完全入戏。
无常之门关上，“活着”的同伴在大厅开始就新一轮的游戏题目进行辩论、探讨，类似“杀人”游戏，一轮游戏结束后，又会有一个人被同伴“投死”，送进无常之门。
为生者设计的“死亡”
从今年4月4日清明节开馆后，位于上海的“醒来”已经“烧”了超过2000名体验者，年龄大多在20至40岁之间。
虽然，这和真正的濒死感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但一个大活人躺在这么具有仪式感的空间里，难免会冒出“人之将死”时，还有哪些留在世上未了的心愿、愧对的人和要珍惜的事，种种感悟。
“醒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项目，它意在于通过“生命教育”的方式帮助体验者提前思考如何面对自己和亲人的死亡。
1969年出生的黄卫平是“醒来”的三位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国内最早介入临终关怀项目的公益人士。2008年5月，黄卫平和好友王莹在上海成立公益组织“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致力于为肿瘤末期因脏器衰竭而无法治愈的病人及高龄老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这些患者的生命一般不超过6个月。至2016年6月，他们累计服务2000多户临终者家庭。
见过太多生死，黄卫平常常觉得无力。人往往在临终时才仔细思考关于“生死”的命题，却为时已晚，那时候病人和家属最主要的是面对一连串现实难题，已无暇顾及更多形而上的东西。
当病人交给医院，尸体交给殡仪馆，但心理的痛苦交给谁呢？在面临亲人死亡时人的心理强压由谁来疏导？自己又该如何理解死亡？黄卫平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你为了一个工作准备面试还要准备好久呢。死亡总要面对，我们能不能在死亡还没有发生时先谈谈。”坐在位于上海公益新天地的“醒来”场馆门口，黄卫平说。公益新天地是上海市第一家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保留着民国建筑样式的园区内已经有25家公益组织入驻。
2012年9月，黄卫平和另一位创始人丁锐开始为“生命教育”这个抽象概念寻找落地的可能性。他们最先想到的是躺棺材，这是意识里最接近死亡的形式。但实验效果并不理想。“三分之一的人，会很有乐趣地自拍，偶尔热泪盈眶;三分之一则觉得晦气，掉头离开，剩下的人则冷眼旁观。”
黄卫平发现，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探讨死亡这个话题，包括专业领域内的。他们甚至跑了殡葬行业、相关的医疗系统，他们也仍只是专注于服务，解决问题，没有人在心理层面思考死亡的话题。
那段时间，黄卫平和丁锐经常跑殡仪馆和火葬场，他们和入殓师成了朋友。也获得上海民政部特批，躺过一次真正的焚烧炉。火葬场的焚烧炉第一次“烧”活人。
当一瞬间鼓风机风吹起来的时候，黄卫平感觉到紧张，“就像有个人掐脖子，你快要窒息，脑子里根本想不起什么东西，那个时候你的反应是紧张，甚至不能有思考。”
黄卫平后来慢慢理解恐惧这件事。“恐惧不是生理反应，恐惧是思想上的反应。生理反应只有紧张、害怕。”
再三实验，黄卫平和丁锐还是卡在了体验游戏的设计上。一直到何一禾加入。
何一禾1996年出生，刚满20岁，他在2015年5月份加入到体验馆的团队中，此时距离黄卫平和丁锐提出“生命教育”的想法已经过去了两年半。
何一禾不是一个在社会规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何一禾的母亲是个瑜伽教练，也是“灵修界”的常客。何一禾很的小时候，就经常被迫参加各种灵修班。初听丁锐说起“死亡体验”这个词，何一禾以为又是一个“有钱人中年危机烧烧钱”的项目，嗤之以鼻。但黄卫平和丁锐的理念最终说服他留了下来，并成为体验流程的设计者。
何一禾设计的游戏主体，是让体验者在封闭空间里组成一个虚拟的临时的关系。“类似桌游、杀人游戏，只不过杀人游戏有系统赋予给你的特定身份，但在死亡体验的游戏中，体验者代入自己日常生活中真实的状态。”在给定的模拟情景里，体验者需要在两难的境遇里作出抉择，他们的选择则决定了每一轮游戏中自己的“生死”。
“把前戏做足，让大家进入一个心理的准备状态，再迎接‘死亡’。”何一禾解释说。
向死而生
玛丽34岁，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她来体验馆“死”过两次。
第一次“死”，玛丽带着内心“无边无量的恐惧”，从游戏中程就开始哭，她最害怕黑暗通道和模拟焚烧炉，靠念《心经》去抵抗恐惧。 经过一次“死亡”，并没有“叮”一下让玛丽变成另外一个人。但她在变好。
体验完的第二天，玛丽起床后去买了两件衣服。患病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衣柜全是“黑色的”。她只穿黑衣服，黑裤子，黑鞋子，但那天在商场，她给自己挑了两条裙子，一条纯白，一条花色。
今年3月的一个晚上，玛丽躺在床上，突然发现绝望的情绪像潮水一样，从周身蔓延，浸没自己。“如果当时我能动弹，就自杀了，但自己完全动不了。”潮水退去后，惊魂未定的玛丽，推了推睡在身边的丈夫，“我想自杀。”
没有拥抱，也没有关切的询问，丈夫翻了个身，继续睡了。
“有的时候，人只有自己。”在那个绝望的夜晚，躺在身边的爱人无法给她任何帮助，他甚至无法理解她的感受。她意识到“自己必须主动求助”。
第二天，玛丽到北京六院，做了很多检查。那天玛丽像个“傻子”，行动极其缓慢，医生询问病情，她要憋很久，才能回答。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必须有人看护”。医生还询问她，是否愿意住院，玛丽拒绝了。
症状从两年前就有端倪。
两年前家庭的变故和婚姻不顺，让玛丽有轻度的抑郁反应。但表面上，玛丽比以往表现得更“幸福”。“就是拼命觉得我自己很好，不能让别人知道。”玛丽说。她用笑容或者正能量的表达来掩盖一切，但内心的压抑像滚雪球一样，直至两年后的那个夜晚，彻底崩盘。
虽然身边人都试图帮助她，但玛丽和外界是疏离的，外人无法理解她的绝望。
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后，玛丽向单位请了病假，在家休养。她变得容易疲惫，神经敏感，起不了床，比孩子更脆弱。虽然在孩子面前努力控制言行，但孩子还是感受到了压抑。
生病之后，玛丽发现自己对死的恐惧，源于没有“真正地活过”。
玛丽所有的选择，都是听从父母的安排。34岁，她一直活在规矩里，体面、安稳、被羡慕，“真性情”于她并不存在。她变得没有想法。
玛丽天性敏感，在意别人的态度，容易自责。有时候她很想放开这些束缚，重新来过。“所有对我有要求的人，当我死了。我可不可以就当作自己死了？我为自己活一天？”
“死”过两回以后，对她来说最确定的体会是，“原来我很怕死 ，现在更怕从来没有活过。”
现在，她从一整天都要在床上躺着，到已经可以开始下楼散步，或是给自己做一顿早饭。
玛丽用“死去活来”形容自己的状态。就像新陈代谢一样，她希望那个循规蹈矩的自己能死去一部分，而那个被压抑的天然的自我，能慢慢复苏。
在死亡面前，没有标准答案
“死亡体验”并不是“醒来”的独有产品。
早在2009年，韩国人郑俊就创办了“死亡体验疗法”来应对韩国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体验者身着白袍子、写遗嘱、捧遗像、躺入棺材，享受10分钟死后的“虚无”，思考人生，解脱并重生。这种体验方式在韩国非常受当下年轻人追捧。
在国内，沈阳一家心理咨询机构的创办人汤玉龙也从2009年开始，试图用“死亡体验”的方式解决咨询者的心理问题。
汤玉龙设计的体验流程中，他通过三天的时间了解咨询者的症状，并针对具体问题设计脚本，交由有经验的咨询师扮演体验者丈夫、孩子、父母或者同事等角色。体验结束后，咨询师们会根据体验者的反馈，给予相应解答。
2014年，汤玉龙应合伙人的邀请把“死亡体验”的模式带到了上海，但合伙人希望将之做成短平快，可复制的商业模式，加之当时客户大多带着猎奇的心态，项目没有成功。汤玉龙重新回到沈阳做一对一的心理咨询和体验。
而在都市的一些咖啡馆里，探讨“死亡”的人群也在扩展中。2011年，英国人约翰·安德伍德在伦敦发起了Death Café（死亡咖啡馆） 的第一次聚会。一群人（常常是陌生人）聚在一起，围绕“死亡”的主题，进行了一次对生死的探讨。
随后，他把Death Café的宗旨推上网络，并将其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加盟的活动，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家咖啡馆，创办自己的Death Café。如今，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发起者已经举办了近3500多次Death Café的聚会。
这其中，包括在中国北京开展的17场“死亡茶社”活动。这个活动以一月一期的速度在北京进行。在8月最近一起的茶社活动中，8个20到30岁的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故事和好奇，预习“死亡”。
黄卫平并不奢望“醒来”的死亡体验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震撼和推动，但他相信，“在人们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至少也算是一股力量吧。”
“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学生。”何一禾说，“‘醒来’只是提供一个探讨死亡的入口。”它提出问题，但不提供答案。答案藏在体验者自己的生活里。
（李丽荐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