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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归属是乡情，有一种诚挚是奉献乡土，有一种荣耀被称为乡贤。
企业家的回乡，是一种情感需要和文化回归，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蓝图下，他们回馈乡里，以企业家的视野与资源，重新勾画乡村的美好面貌。
胡正春：走在成为乡贤的路上
在桓台县唐山镇八里村，有一座民居博物馆，典型的北方院落，土坯墙、麦秸顶、木门窗，内有传统乡村常见的石碾台、独轮车。博物馆里还有一处当地酿醋工艺的展示，“西三益”的招牌传承了三百年。
山东智邦文物保护工程公司技术总监胡正春是这座博物馆的缔造者。1980年高考落榜的他从八里村走出去，从建筑工起步，逐步成长为瓦工、技术员、施工队长，又创立山东智邦文物保护工程公司，成为山东省建设工程评标专家、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胡正春的内心一直留有乡愁。在他看来，有一种归属是乡情，有一种诚挚是奉献乡土。
古往今来，乡村能人兴学、修路、资助贫困、建设新农村、举办社会公益，自己也概莫能外。这些年，胡正春出资修路筑桥，使八里村对外连接的道路通畅起来;还为村民解决净水工程，从组织专家论证、设备考察、施工安裝，到水质达标监控，胡正春亲力亲为。
在与乡村进一步接触的过程中，胡正春逐步认识到当代乡村在工业、农业和现代社会的变迁中呈现出的“层叠社会形态”：精英流失、空心化加重、土地撂荒，个别乡村甚至出现“刁民”群体化、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人”和“决策者”的现象，导致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快速衰落，村庄共同体本身在逐渐解体，农村治理进入困境。
在迷惘与探寻之中，胡正春想起了家乡那些耳熟能详的乡贤故事。
早在童年时，胡正春便听家长口口相传，1930年代左右，老一辈乡贤为村民兴修道路整治水利，每年还会进行义诊。及至1970年代，乡村能人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资金，为村里建起一座硫酸厂，是当时县里最先进最有规模的化工项目。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胡正春比别人更能意识到乡贤文化的能量。处于多年从事文物修复的职业敏感，他认为要留住乡愁、传承乡村文化，首要是留住其载体。
以其家乡八里村来说，这里曾是解放战役的后方基地，临时设立战地医院，当时在周边麦田与树林里形成了多个烈士墓群。解放后，有名有籍可查的烈士都归了故乡，还有六名无名烈士魂归此地。2011年，胡正春捐资把荒草丛生的烈士墓修建成一座小型烈士陵园。有人建议将其迁至县烈士陵园，胡正春却很坚持：这是八里村红色记忆的载体，留在这里才能成为历史，否则便只留传说，并最终消失。
前文提到民居博物馆也是出于此种考虑。胡正春将其一步步改造升级，最终获得了省级验收，并对乡民与游客免费开放。
今年2月，身为政协委员的胡正春提交了《关于推进乡贤文化发展的建议》。在提案中，他表示：“乡贤群体的消失，使乡村传统文化失去了传承人，乡贤文化在农村建设中由于缺乏传承载体而渐行渐远。”
胡正春不敢妄称“乡贤”，他自认与“乡贤”还差得很远。但在走向乡贤的路上，胡正春有自己的思考。
“新时代背景下，乡贤文化发展既不能违背乡贤文化发展的固有规律，同时也要重视发挥政府部门的领导、引导作用。”胡正春建议，通过组建县、乡、村三级乡贤协会或商会等社会组织形式，鼓励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同时，鼓励和支持乡贤挂职村官，参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重塑乡村文明的框架，保障农民权益和乡村文化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更新，推动中国特色乡村文明治理现代化。
望乡、归乡与“在乡”
胡正春的经历，在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普遍心理：在传统的衣锦还乡情结加持下，家乡是企业家永远绕不过去的“结”。无论在外生意做得再大，总不忘提携帮扶家乡报端就常见“某企业家投资数百万投入家乡建设”的报道。
回乡投资是第一步。小米创始人雷军多次在语言和行动上宣传家乡仙桃，还将小米全球供应商大会放在仙桃召开。同时将湖北发展成第二总部。去年6月，小米与武汉市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雷帝触网报道，截至今年7月，武汉光谷已落地了小米、金山、顺为第二总部，以及小米产业基金、西山居、金山办公等一系列项目，员工规模已超过600人。小米布局中，武汉第二总部被定位为“超大研发总部”，预计投入200亿。
看着家乡的“贫困和衰落”，企业家常常会想起自身年轻时的艰辛困苦，因而慷慨解囊回报家乡，就成为下意识的情感选择。2001年，山东的梁希森投资4200万元，给老家梁锥村的136户村民盖起联排别墅，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曾引起“农民生活能否现代化”的争议。17年后，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村民裴春亮外出打工创业成功后，个人出资3000万元让老家改头换面，外界对此等事情已是司空见惯。
实际上，企业家回乡的情感需要在初阶性纾解后，涌现出更深层次的需求，即在家乡为自己的祖姓建立一个有形或无形的祠堂，于是他们兴教育、办文化，做慈善。
2016年4月底，广州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将投资上亿元的恒大中学无偿捐赠给家乡政府，并减免1万余名学生的学费2000余万元;盛大网络CEO陈天桥在故乡新昌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天桥基金”，首期总额为近百万美元，主要用于奖励、资助贫困的优秀学生;山西煤改之后，汾阳市煤老板成立转型协会，拿出15亿元发展教育、文化、旅游诸多产业，其中，总投资6亿元的“教育工程”已经启动……
青岛金王集团董事长陈索斌为了保护家乡招远山里陈家村的陈家大院，一次性捐款100多万元。招远孟格庄大书铺的后代山东鲁鑫贵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光瑞，花30多万元回购了散落在民间的大书铺、二书铺的文物如雕板、匾额、书籍等近百件，以备村里建博物馆所用。
当然，更多的企业家、商人和创业者，则回乡亲自参与城镇化浪潮。近年来，“企业家当村官”成为现象，这些先期富裕起来的企业家通过乡村选举，或掌握了村民的经济命脉（如吸引就业），成为乡村资源强有力的整合者。他们充分利用自身率先致富的优势和能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脱贫致富、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村民和谐共处等难题，成为乡村经济社会新的引领者。 河北省在数年前便启动“企业家村官计划”，以改变基层党组织的力量，让基层生态中涌现具有威望和号召力的领导者。其他省份也多有此现象。如2008年11月，深圳市全顺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张全收回到家乡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被村民高票推选为村委会主任。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全村2000多人的新农合（合作医疗）所需费用他包了。2017年2月，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左溪村进行换届选举，曾连续5年获“全国十大慈善家”称号的企业家陈逢干被推选为村主任，获选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他企业规模大，更在于他的“乐善好施”、多次捐款。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北京某研究机构农民工返乡创业课题组的调查显示，河南劳务输出重镇林州市、固始县分别有16万人、50万人在外打工，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前者返乡创业人数达到近4000人，年均增幅为14%;后者返乡投资的人数接近2万人，全县工商业经济总量的2/3是由回乡商人创办的企业支撑的。
可以看出，目前参与中国乡村经济建设的回乡商人群体越来越庞大。这些“土归”在外面开阔了眼界，掌握了技术，积累了资金，回到家乡与基层政府和同样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村官”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影响乡村社会的合力。他们日渐成长为“在乡”的财资型乡贤，因村制宜，筹划出新的发展路径，实现乡村再造。
“绅商”的当代再生
作家王安忆在著作《天香》中，描绘了明清时期上海申府创立并守护“天香园绣”的命运沧桑。江南士子申儒世、申明世及其后代上可致仕做官，下可退隐经商，名士风流辉耀乡里、风华百代。这是一个典型的绅商故事，与传承的乡贤事迹可做参照。
在中国，特别是明清以来，商人群体扮演着连接庙堂与山林的中间体。按照法国学者白吉尔在《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一文和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观点，绅商阶层是中国明清社会转型之际比较重要的一股力量。其形成轨迹是，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有才智的人渐渐被商业吸引了过去，由此，地位上升的商人与传统士人之间发生复杂的互动关系。商人普遍接受儒家观念熏陶，以儒家伦理为本发展出商人伦理，并承担起社会自治领导者的功能，从事诸如编写族谱、修建宗祠、书院、寺庙、道路、桥梁等活动。商人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总是会与儒生合作。两者在从事社会自治事业中所产生的交集，就构成了当时的绅商群体。
以历史比照中国当今城乡之间全社会所发生的现实，可以发现，一个结合了中国“道统”理念和市场经济创富思维、怀有一定公共治理意识的绅商群体已经在当代再生。
他们既广泛涉足工商经营活动，同时又附骥于官场、学界;既奉行重商主义，又受儒家思想熏陶，有一定的道德自觉和公共情怀;既可以突破同乡、同业的狭隘范围，联袂组合成商界共同体，又可以退居山林、独善其身;既能通过健全商业秩序达到商业自治，又能借助一定渠道参与公共治理。
2010年，曹德旺带着妻子和孙子回家乡福清市高山镇曹厝村定居。他花费相当多的精力捐修寺庙、重建敬老会。他请村内有德望的老人到家里做客，就是那座耗资七千万、占地六千平的房子，拿出茅台招待。一方面想方设法让乡亲们在工业不发达的高山镇生活得好一点，另一方面也是重建他记忆中的乡村传统。
曹德旺们的回乡记，是回到地缘、血缘關系上的家，也是回到精神、信仰层面的家，中国的商人们正在有意无意顺应这种潮流，回归这种传统。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将传统中国的价值、商业伦理灌注到企业管理中。
价值的饥渴乃是精神自觉的前奏。当商人们意识到金钱不再是最高的价值，他们必然会从利己主义的牢笼中走出，关注企业之疾苦，关注同行的喜怒哀乐，关注消费者的反应，关注弱势者的苦难，也关注社会秩序的好坏。这种道德自觉也会让他们具有从事公共事务的勇气，他们由此而可能如《大学》所说，成己而又成人，成为所谓的“大人”，即“君子”。
中国企业家的义利观与家国情怀，尽在此中。
企业家的回乡，是一种情感需要和文化回归，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蓝图下，他们回馈乡里，以企业家的视野与资源，重新勾画乡村的美好面貌。
胡正春：走在成为乡贤的路上
在桓台县唐山镇八里村，有一座民居博物馆，典型的北方院落，土坯墙、麦秸顶、木门窗，内有传统乡村常见的石碾台、独轮车。博物馆里还有一处当地酿醋工艺的展示，“西三益”的招牌传承了三百年。
山东智邦文物保护工程公司技术总监胡正春是这座博物馆的缔造者。1980年高考落榜的他从八里村走出去，从建筑工起步，逐步成长为瓦工、技术员、施工队长，又创立山东智邦文物保护工程公司，成为山东省建设工程评标专家、山东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
胡正春的内心一直留有乡愁。在他看来，有一种归属是乡情，有一种诚挚是奉献乡土。
古往今来，乡村能人兴学、修路、资助贫困、建设新农村、举办社会公益，自己也概莫能外。这些年，胡正春出资修路筑桥，使八里村对外连接的道路通畅起来;还为村民解决净水工程，从组织专家论证、设备考察、施工安裝，到水质达标监控，胡正春亲力亲为。
在与乡村进一步接触的过程中，胡正春逐步认识到当代乡村在工业、农业和现代社会的变迁中呈现出的“层叠社会形态”：精英流失、空心化加重、土地撂荒，个别乡村甚至出现“刁民”群体化、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人”和“决策者”的现象，导致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快速衰落，村庄共同体本身在逐渐解体，农村治理进入困境。
在迷惘与探寻之中，胡正春想起了家乡那些耳熟能详的乡贤故事。
早在童年时，胡正春便听家长口口相传，1930年代左右，老一辈乡贤为村民兴修道路整治水利，每年还会进行义诊。及至1970年代，乡村能人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资金，为村里建起一座硫酸厂，是当时县里最先进最有规模的化工项目。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胡正春比别人更能意识到乡贤文化的能量。处于多年从事文物修复的职业敏感，他认为要留住乡愁、传承乡村文化，首要是留住其载体。
以其家乡八里村来说，这里曾是解放战役的后方基地，临时设立战地医院，当时在周边麦田与树林里形成了多个烈士墓群。解放后，有名有籍可查的烈士都归了故乡，还有六名无名烈士魂归此地。2011年，胡正春捐资把荒草丛生的烈士墓修建成一座小型烈士陵园。有人建议将其迁至县烈士陵园，胡正春却很坚持：这是八里村红色记忆的载体，留在这里才能成为历史，否则便只留传说，并最终消失。
前文提到民居博物馆也是出于此种考虑。胡正春将其一步步改造升级，最终获得了省级验收，并对乡民与游客免费开放。
今年2月，身为政协委员的胡正春提交了《关于推进乡贤文化发展的建议》。在提案中，他表示：“乡贤群体的消失，使乡村传统文化失去了传承人，乡贤文化在农村建设中由于缺乏传承载体而渐行渐远。”
胡正春不敢妄称“乡贤”，他自认与“乡贤”还差得很远。但在走向乡贤的路上，胡正春有自己的思考。
“新时代背景下，乡贤文化发展既不能违背乡贤文化发展的固有规律，同时也要重视发挥政府部门的领导、引导作用。”胡正春建议，通过组建县、乡、村三级乡贤协会或商会等社会组织形式，鼓励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同时，鼓励和支持乡贤挂职村官，参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重塑乡村文明的框架，保障农民权益和乡村文化的多层次、多方位的更新，推动中国特色乡村文明治理现代化。
望乡、归乡与“在乡”
胡正春的经历，在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普遍心理：在传统的衣锦还乡情结加持下，家乡是企业家永远绕不过去的“结”。无论在外生意做得再大，总不忘提携帮扶家乡报端就常见“某企业家投资数百万投入家乡建设”的报道。
回乡投资是第一步。小米创始人雷军多次在语言和行动上宣传家乡仙桃，还将小米全球供应商大会放在仙桃召开。同时将湖北发展成第二总部。去年6月，小米与武汉市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据雷帝触网报道，截至今年7月，武汉光谷已落地了小米、金山、顺为第二总部，以及小米产业基金、西山居、金山办公等一系列项目，员工规模已超过600人。小米布局中，武汉第二总部被定位为“超大研发总部”，预计投入200亿。
看着家乡的“贫困和衰落”，企业家常常会想起自身年轻时的艰辛困苦，因而慷慨解囊回报家乡，就成为下意识的情感选择。2001年，山东的梁希森投资4200万元，给老家梁锥村的136户村民盖起联排别墅，此事闹得沸沸扬扬，曾引起“农民生活能否现代化”的争议。17年后，河南省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村民裴春亮外出打工创业成功后，个人出资3000万元让老家改头换面，外界对此等事情已是司空见惯。
实际上，企业家回乡的情感需要在初阶性纾解后，涌现出更深层次的需求，即在家乡为自己的祖姓建立一个有形或无形的祠堂，于是他们兴教育、办文化，做慈善。
2016年4月底，广州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将投资上亿元的恒大中学无偿捐赠给家乡政府，并减免1万余名学生的学费2000余万元;盛大网络CEO陈天桥在故乡新昌设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天桥基金”，首期总额为近百万美元，主要用于奖励、资助贫困的优秀学生;山西煤改之后，汾阳市煤老板成立转型协会，拿出15亿元发展教育、文化、旅游诸多产业，其中，总投资6亿元的“教育工程”已经启动……
青岛金王集团董事长陈索斌为了保护家乡招远山里陈家村的陈家大院，一次性捐款100多万元。招远孟格庄大书铺的后代山东鲁鑫贵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光瑞，花30多万元回购了散落在民间的大书铺、二书铺的文物如雕板、匾额、书籍等近百件，以备村里建博物馆所用。
当然，更多的企业家、商人和创业者，则回乡亲自参与城镇化浪潮。近年来，“企业家当村官”成为现象，这些先期富裕起来的企业家通过乡村选举，或掌握了村民的经济命脉（如吸引就业），成为乡村资源强有力的整合者。他们充分利用自身率先致富的优势和能力，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脱贫致富、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村民和谐共处等难题，成为乡村经济社会新的引领者。 河北省在数年前便启动“企业家村官计划”，以改变基层党组织的力量，让基层生态中涌现具有威望和号召力的领导者。其他省份也多有此现象。如2008年11月，深圳市全顺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张全收回到家乡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被村民高票推选为村委会主任。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全村2000多人的新农合（合作医疗）所需费用他包了。2017年2月，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左溪村进行换届选举，曾连续5年获“全国十大慈善家”称号的企业家陈逢干被推选为村主任，获选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他企业规模大，更在于他的“乐善好施”、多次捐款。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北京某研究机构农民工返乡创业课题组的调查显示，河南劳务输出重镇林州市、固始县分别有16万人、50万人在外打工，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前者返乡创业人数达到近4000人，年均增幅为14%;后者返乡投资的人数接近2万人，全县工商业经济总量的2/3是由回乡商人创办的企业支撑的。
可以看出，目前参与中国乡村经济建设的回乡商人群体越来越庞大。这些“土归”在外面开阔了眼界，掌握了技术，积累了资金，回到家乡与基层政府和同样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村官”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影响乡村社会的合力。他们日渐成长为“在乡”的财资型乡贤，因村制宜，筹划出新的发展路径，实现乡村再造。
“绅商”的当代再生
作家王安忆在著作《天香》中，描绘了明清时期上海申府创立并守护“天香园绣”的命运沧桑。江南士子申儒世、申明世及其后代上可致仕做官，下可退隐经商，名士风流辉耀乡里、风华百代。这是一个典型的绅商故事，与传承的乡贤事迹可做参照。
在中国，特别是明清以来，商人群体扮演着连接庙堂与山林的中间体。按照法国学者白吉尔在《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一文和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观点，绅商阶层是中国明清社会转型之际比较重要的一股力量。其形成轨迹是，随着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有才智的人渐渐被商业吸引了过去，由此，地位上升的商人与传统士人之间发生复杂的互动关系。商人普遍接受儒家观念熏陶，以儒家伦理为本发展出商人伦理，并承担起社会自治领导者的功能，从事诸如编写族谱、修建宗祠、书院、寺庙、道路、桥梁等活动。商人在从事这些活动时，总是会与儒生合作。两者在从事社会自治事业中所产生的交集，就构成了当时的绅商群体。
以历史比照中国当今城乡之间全社会所发生的现实，可以发现，一个结合了中国“道统”理念和市场经济创富思维、怀有一定公共治理意识的绅商群体已经在当代再生。
他们既广泛涉足工商经营活动，同时又附骥于官场、学界;既奉行重商主义，又受儒家思想熏陶，有一定的道德自觉和公共情怀;既可以突破同乡、同业的狭隘范围，联袂组合成商界共同体，又可以退居山林、独善其身;既能通过健全商业秩序达到商业自治，又能借助一定渠道参与公共治理。
2010年，曹德旺带着妻子和孙子回家乡福清市高山镇曹厝村定居。他花费相当多的精力捐修寺庙、重建敬老会。他请村内有德望的老人到家里做客，就是那座耗资七千万、占地六千平的房子，拿出茅台招待。一方面想方设法让乡亲们在工业不发达的高山镇生活得好一点，另一方面也是重建他记忆中的乡村传统。
曹德旺们的回乡记，是回到地缘、血缘關系上的家，也是回到精神、信仰层面的家，中国的商人们正在有意无意顺应这种潮流，回归这种传统。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将传统中国的价值、商业伦理灌注到企业管理中。
价值的饥渴乃是精神自觉的前奏。当商人们意识到金钱不再是最高的价值，他们必然会从利己主义的牢笼中走出，关注企业之疾苦，关注同行的喜怒哀乐，关注消费者的反应，关注弱势者的苦难，也关注社会秩序的好坏。这种道德自觉也会让他们具有从事公共事务的勇气，他们由此而可能如《大学》所说，成己而又成人，成为所谓的“大人”，即“君子”。
中国企业家的义利观与家国情怀，尽在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