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2年10月1日上午11点，父亲在老家茅湖岭大队简陋的大队办公室里，右手握拳，面对鲜艳的党旗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到家，他便对家人宣布：“以后国庆节就是我的生日。”
　　他花甲那年，家里为他准备了简单而热闹的庆祝仪式。宴罢，我举着万年历，毫不留情地“揭露”他：“1944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三，您出生的那一天，公历是10月9日；1982年，您入党的那一年，农历八月二十三，公历也是10月9日。怎么看，跟国庆节都差了8天。”他激烈地辩解：“生日生日，不就是讲究个意义嘛！”谁能奈他何呢？爷爷奶奶早已辞世，关于他的生辰，他当然具有无可争议的话语权。何况，他所说的意义更是不言自明。如果我稍有质疑，他便斥责说：“你看你，书都白念了。”在他的意识里，世上的一切都自有意义如高山，它们一直就等在那里，而我必须要通过念书才能抵达。
　　2018年夏，连续两个周末，我回到家里，看见他几乎都是同一个样子：端端正正坐在松木椅上看书，戴着一副用胶布绑着的瘸腿老花镜。我简直出离愤怒了：“给您配的眼镜呢？是打算將来留给我用吗？”半晌，他回复我：“艰苦朴素和勤俭节约既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传家宝。你看你，哪里像个党员？倒像个刺猬。”
　　在动不动就要义正词严地以身份定义言行举止的父亲面前，我只能偃旗息鼓。而他，就像一个战无不胜的士兵，机敏而警惕；又像一个威仪不类的将军，自尊又自得。

二

　　1982年，9岁的我日渐茁壮。那年年底，茅湖岭大队改称茅湖岭村，父亲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此前，他在担任大队长兼信用社会计的4年里，待在家的时间就已十分有限，自从当上村支书后，他就更是一个十足的“外人”了—要么早出晚归，甚至十天半月不见人影，要么就带着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踏进家门。
　　进门的人里，不是乡里的领导，就是攒了一堆鸡毛蒜皮问题的乡亲。领导们总是理直气壮地讨论各种工作，好像我家就是他们的临时办公室，不仅没完没了，遇到意见不统一时，有些人还会把我家的餐桌或唯一的破书桌拍得“啪啪”直响。乡亲们也不甘示弱，喝茶、吃饭、聊天、吵架，个个都自在得像在自己家一样。如果他们的问题解决了，自然皆大欢喜；如果当场无法解决，无论多晚，父亲都会跟着他们起身，去现场核实情况或去找其他相关的人当面协商。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整整10年。10年间，父亲带领村民，刀削斧砍，硬是在深山密林里架起一根根木头电线杆，让每家每户从此拥有了明亮的夜晚。这些电线杆，前100根，采伐的全是我家的树；第一条线路，也始于我家的山林和田地。10年里，父亲弄回一批批树苗、药材、菌种，教全村人养蚕、育药材、种香菌和黑木耳，让平均海拔近千米的贫瘠高山村庄成功蹚出了多种经营的路子。他去镇里开会，每趟单程就要走30千米，在那条绵延起伏的山路上，横亘着两条汹涌湍急的河，而这样的路，他每个月最少得走三至四次。去住得偏远的村民家里，他常常要穿越荒无人烟的深山，要通过冷寂幽暗的坟场，要被狗追咬，要被蛇偷袭，甚至有一次还被老虎跟踪，而这样的农户，占了整个村子农户的近六分之一……
　　村民们曾饱含热泪一次又一次向我讲述父亲的经历，但这并没有抵消我对他的敌意。我看见的，只是母亲一个人的操劳—只要父亲待在家里，母亲每天至少要做5顿饭替他招待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客人。我知道的，只是父亲的无情：他的妻子，几乎没有享受到他的半点怜悯和疼惜；做儿女的，除了学费，几乎没有享受到他身为人父应有的顾念和温情。我感受的，只是身为他的家人的委屈和不幸：侍奉公婆、拉扯儿女、伺候七亩地，全部由母亲独自承担；而我们3个孩子，在不能替母亲分担挑水劈柴、耕田犁地等粗活累活的年龄，就必须洗衣、做饭、薅草、喂猪、放牛，一俟力气渐长，就不得不像母亲一样扎根农田……那10年里，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因为我家不必倾其所有招待跟随他回家的那些陌生人。夏天我可以坐在通风的堂屋里听蝉鸣，冬天我可以待在暖烘烘的火屋里看母亲绣鞋垫，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在餐桌旁正儿八经地吃顿饭、喝杯水，可以轻松愉悦地安享母亲高超的厨艺。
　　即使1984年，他突发肠梗阻，因被错诊而严重耽误病情，差点儿长眠于手术台，我还是没有因此而原谅他、亲近他。在我的印象中，有他的日子，是他严格要求我的不自由时光；没他的日子，是我最需要享受父爱的关键成长期。他在场也好，缺席也好，似乎从来就没有融入过我的人生，没有参与过我的成长。我以为，我们之间从来就横亘着难以跨越的距离。

三

　　直到2007年12月8日，在众多同事的见证下，我右手握拳，对着党旗宣誓。也许因为是宣誓，从第一句开始，我就不知不觉使用了特别的语气却又刻意控制着力气，这让我得以清晰地听见来源于自己胸腔的声音，竟是那么沉稳和踏实。那声音似乎是一个发射场，让身体笼罩在一种奇异的磁场中；又像是大合唱，与整个身心的每一个细胞同频共振。它让我分外陌生却又异常熟悉……当最后念出自己的名字时，我突然惊醒了—这可不就是父亲的声音吗？！
　　是的，一点儿都没错，它只能是父亲的声音！要知道，自父亲年满60岁开始，每年10月1日的生日宴上，全家人举杯之前，他都会站起来，温习一遍入党誓词。他讲的是本地方言，语速慢，咬字重，听起来总是特别铿锵、激越。自然，当我和他做着同样的动作、读着同样的内容，他的声音和神情就整个儿覆盖了我，我的血液河流瞬间就被无比清晰地照亮了，我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来处。
　　那一刻，我很是惊喜，以为自己终于回归，成了父亲的女儿，以为从此就会理解父亲。可是，当他每晚看完《新闻联播》慷慨激昂地发表见解时，当他就国家取得的各种辉煌成就讲出自己的想法时，我还是忍不住，不是讥笑他的盲目自信与故步自封，就是可怜他的一叶障目与井底蛙见。
　　但他并没有被我的不以为然和嘲讽所打倒，反而越挫越勇。2019年10月1日，借着观看国庆大阅兵的激越和豪情，在全家人举杯相庆的午餐上，父亲背诵完入党誓词后，竟然要给我讲十九大报告！我当时惊呆了。那么多专家关于十九大报告的解读，我都听了、看了、学习了……母亲小声说：“他喝醉了。”好吧，看在酒的份上，我愿意体谅他的不自量力。
　　他离了席，站到沙发旁的空阔处，郑重地戴上老花镜，拿起那本他时常捧读的书，从第一页的主题开始，一直讲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来源，其间，自然夹杂着他对目前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对我们党的历史的多次回顾和感叹，以及对国家领导人高屋建瓴的决策的由衷敬服和赞赏。每每说到关键处，他还会指着里面的段落，说明该处如此表达的必要性……
　　他瘦削的脸布满了红晕，随着眼睛的开阖、眉毛的颤动，脸上的皱纹尽情地绽放开来，像奇异的花朵，连左眼下方那块大大的褐色老年斑似乎都在欢呼雀跃。老花镜松松地挂在他的鼻梁上，总是将掉未掉的样子，他也不管不顾。而他的声音，不柔软也不完全刚硬，不细腻却也不完全涩重，它带着棱角，十分有力，似乎还有嗡嗡的回响。不，这些都还不够，忘形处，他还会不由自主地摇头晃脑……他是那么自得，那么自在，仿佛世间唯有他读着的书与他同在。
　　我完全被他异常饱满的情绪给深深攫住了，被他的自信甚至是自恋严重感染了：我的农民父亲，在神农架深处，用他的执着，坚持着他纯粹的、唯一的信仰，固守着他永远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高地。
　　从这个意义上，我的父亲，几乎就是一个保边守疆的伟大英雄，因为他的所有年华，都是敬献给中国共产党的虔诚致礼！